红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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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诰烽：香港社会的变 与民主派的不变


文章日期：2012年9月10日



【明报专讯】文章发表时，立法会选举已经结束。这次选举中激进派气势大涨，人民力量几乎全无从政经验的3位30多岁新人表现凌厉，竟能逼迫到传统民主派大党“全线告急”，连党主席也要向选民为当日弃公投而与中共密室谈判、支持政改方案而道歉。就算这几位新人没当选，其表现已令很多人跌碎眼镜，虽败犹荣。

同时反国教科运动，由几位甘愿为后辈、为香港未来而绝食的中学生激发而转变成全民运动，令政府总部变成港版解放广场。成年人、老社运、民主派大政党被中学生领导的情势，可谓前无古人。

反常保守社会的常态化

这几年香港本地抗争激化和广化，传统民主派政党已经跟不上。这是我们这些30多岁的香港人在年少时怎样也想像不到的。20多年前，本土社会科学翘楚刘兆佳教授和关信基教授，出版了经典著作《香港华人之气质》（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他们通过问卷调查数据，指出以逃避中国战乱和政治运动迁居来港移民为主体的香港人，显露出一种保守和反政治性格，遇到问题，便会倾向依靠家庭网络解决，而鲜有透过公民组织和集体行动向政府争取。刘、关称这种性格取向为“功利家庭主义”（utilitarian familism）。

这本书在1990年代不断受到新一代学者批评（利益申报：我也是其中一分子）。批评者认为，他们有关香港人政治冷漠的观察，并不准确，而且有意无意将保守势力反对香港民主化的立场合理化。但无论如何，书中提出的“香港人政治冷漠和保守”论调，影响深远。20年来，就算连搞民主运动的老手，也多数抱有这个假设，在动员群众时，小心翼翼，提防长毛和大学生在队伍中做出“过激”行为，比提防政府打压还更用心。

其实很多当年批评该书的朋友，都忽略了书中一个不起眼但很重要的观点。刘、关指出，战后迁移来港的移民，本来就是以脚投票，离弃了共产主义与政治运动的一群人。他们特别珍惜香港的稳定环境，不愿见到既有秩序受到冲击，十分自然。所以，他们可能是整个中国人口中最保守的一个“自选样本”（self-selected sample）。

传统民主派仍保守

哪里有压迫，哪里便有反抗，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常理。香港人的保守气质，是偏离正道的一个例外。但刘、关在书中没有明言却暗示，香港人的保守性格，其实并不会长期存在。当南来避秦的一代香港人渐被土生土长的第一代、第二代取代之后，这种性格便会慢慢消退，到时香港人的气质，便应会与其他现代社会的公民气质趋同。

民主派人士一路走来，一直强调搞民主运动要和平理性、不要脱离群众，言下之意是说在推动改变时，也要顾及香港人不想改变的保守性格。所以一直以来，他们都注重一些不可能有任何实效的象征性行动，如踏单车放风筝争普选，再激一点还有推跌巨型纸骨牌。他们对于通过增加统治者管治成本，迫使其妥协和改变现状的有效抗争，例如以拉布瘫痪政府，则永远是避之则吉。现在香港社会已经不再保守，开始要求打真军、真正能打破现状的抗争。传统民主派作势要求改变现状却害怕真正改变现状的气质，渐渐与社会的期待脱节，他们在选举时自然愈来愈吃力，除了“告急”和呼吁选民念旧之外，已无什么牌可打。

今天在香港媒体和学者口中的“激进”政党发动的“激进”行为，如拉布和公投，其实只是世界各地议会政治的常态。这些“激进”行动在香港受到愈来愈多支持，只是香港从一个不正常的保守社会常态化的一个体现而已。

当然，传统民主派还可以说，虽然香港社会已经不再保守，但若香港民主运动不乖乖顺顺的，北京便会镇压，将香港完全大陆化，到时连仅有的空间也没了。但问题是不管中共有多渴望全面镇压香港，它也知道香港不能完全大陆化，因为这对中国整体发展有害。香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有角色，令北京对港进退维谷，无法完全控制香港局面。

中共的两难 香港的生机

中共建政以来，一直依赖香港作为一个接连大陆却与大陆区隔的离岸城邦特性，来解决其每个发展阶段遇到的矛盾。这些矛盾，包括中国在毛时代要实行自力更生但又需要输入战略物资、技术和外汇的矛盾；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要大举引入外资但又害怕全面开放的矛盾；今天中国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但又不愿意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和放松党国对金融业控制的矛盾。

上面最后一个矛盾，导致北京要将香港发展成人民币离岸国际交易中心的布局。香港能够发挥这个功能，全靠国际投资者对香港资讯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信心，和外国政府对来自香港货物与资金优于大陆的待遇。香港与大陆的区隔，对大陆新兴权贵阶级来说，更是可贵。这些权贵的财产在国内欠保障，转移到西方国家又较麻烦，香港于是成为他们的藏宝地或资产转移中转站（据Bloomberg报道，连习近平家族也在香港藏有庞大资产）。贸然镇压香港，破坏香港的自由法制，令香港政局动荡、金融房产市场不稳，并非这些在香港藏了宝的权贵的利益所在。

香港自治对中国经济与权贵的特殊作用，使北京在试图摧毁香港的自由法制时，表面凶狠，内里却投鼠忌器。2003年北京在巨大民意压力下搁置23条立法，至今不敢再提，便是一例。2010年北京在公投派步步进逼下向民主党做出一点让步，则是另一例。北京对香港愈来愈不放心，逼迫其民间社会的冲动愈来愈大，但其理性却不断提醒它不能去得太尽。这个两难，为反对力量的壮大和激化，提供了诱因与空间。

北京的两难和香港社会气质的变化，乃是令香港抗争不断升温的大小气候。在这个关键时刻，香港最需要的，便是能智勇双全地将这些抗争集结、导引为推动香港实现真普选、真自治的巨大能量。但偏偏传统民主派却老态毕露，仍然活在《香港华人之气质》出版时的1980年代，无法担当这个重任。香港民主运动内部，已经到了应该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作者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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