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

文章日期：2012年8月21日



【明报专讯】过去一个星期，传媒处理保钓新闻手法，可说铺天盖地，但细心观察，香港民间的反应，完全不成比例。

上一次较大规模保钓运动，已是1996年，陈毓祥为保钓牺牲，当年上万人自发上街示威，反观今次保钓，人们除了对保钓勇士肃然起敬，大部分经历过上次保钓运动的人都无动于中。

老一辈保钓人士，不是对钓岛主权问题的信念有所动摇，而是对两岸政府的冷漠心灰意冷。捍卫领土的事，国家机器都不管，一般庶民以血肉之躯，有何作为？

十多二十年前，大家还勉强可以理解，祖国海军实力薄弱，无能力兼顾外海的领土，但到今天，官方的宣传机器都说我们崛起了，中国进入盛世了，每年7000亿天文数字的军费，究竟花在哪里去？

香港人已算幸运，可以自由表达不满，在内地，保钓人士一直是国家安全系统监控的重点对象，就连每年纪念日本侵华的各项活动，他们都要像地下组织一样，用暗号方式互传资讯。政府有需要时，才放松一下，让他们“有秩序”地出来展示“民间力量”。他们单纯的爱国热情，长期被政府用作调控民情的工具。

中国政府经常强调走自己道路，领导人口中只讲一般人不甚理解的所谓大战略，外交政策亦都是一样，政策制定后，国民的一言一行，都要服从于国家的总路线、总策略，结果，当民众跟政府谈领土问题，她说要顾全大局；民众要政府有风骨，官员说要谋略；跟领导说要站起来说不，他们说局势复杂；跟外交官员说钓岛形势危急，他们说已“严正交涉”……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模式，当执政者说服不过人民，就把民众激烈的反应视作愚昧和低层次的民粹，官民之间的鸿沟，就是这样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