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利益结合是特区深层次矛盾 ／卢子健
文章日期：2012年3月7日
【明报专讯】特首选举连连爆出丑闻，再加上近日曾荫权的接受富豪款待事件，把特区政府的“阴暗面”集中地呈现在公众眼前。总而言之，是一片乌烟瘴气。我们所见到的似乎不是所熟悉的香港。
这一片乌烟瘴气，其实是很好的公民教育。近年无论中央领导人也好、本地论者也好，经常谈及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但不是语焉不详，就是没有简单明确地说明这个词的意义。
一场特首选举战，让沉渣泛起，把“深层次矛盾”推到台前，让香港人目睹简单的道理：回归后香港日走下坡，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相结合，而又缺乏民众监督这个“深层次矛盾”。无论现在建制派的特首候选人说得天花乱坠，不会改变这个矛盾。直至香港建立全面民主政治，直至香港公民社会有制衡当权者和富豪的力量，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乌烟瘴气不会消散。
回归前，富豪和商界在政治上有影响力，但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有一段距离。因为政治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港英手上，他们以公务员为政治工作的主要骨干，而社会上的政治活跃分子包括亲北京的左派阵营及代表本地公民社会的民主派，他们在经济领域内都是“弱势社群”。富豪与商界满足于港英政府的重商和亲商政策，并没有积极参与政治。
回归后，多个重要发展令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结合，成为尖锐社会矛盾的重要成因。
首先，回归后的政治体制确立了经济既得利益集团制度上的影响力。
立法会内的功能组别以商界及专业为主体，而在专业界别中，除了教师、社工、医疗及医护等界别外，其他都与商界利益有千丝万缕关系。在这些与商界利益密切的专业界别中，只有法律界是比较例外地始终推选民主派的代表，其他的大体上都是支持建制派的代表。
回归后政治体制
确立既得利益集团影响力
功能组别本来应该是过渡的选举群组。按照《基本法》，功能组别最早可于2007年取消，但现在不单没有取消，最少还可延续至2020年，而且还有很多人千方百计把功能组别变成千秋万代。经济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占了政治权力的甜头，死不情愿放弃特权。
回归后特首选举机制扩大了经济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特权。选举委员会的四大界别内，第四界别即政界基本上是由中共及其盟友乡议局垄断，而第三界别即基层和社区则除了社工及部分宗教代表外，基本上是与中共关系密切的社会团体来主导。以今届特首选举的1200个选委席位来计算，在第三和第四界别的600席中，中共及其领导社会团体与盟友掌握差不多500票，这是他们的铁票。
余下的600个选委议席由代表商界的第一界别和代表专业的第二界别来瓜分。如前所述，专业界别内会有一些分组与经济既得利益集团关系并不密切，这亦是民主派候选人何俊仁提名票的主要来源，但他在商界内一张提名票也没有！何俊仁在这600张选委票中，得111个提名。撇除一些没有提名何俊仁也并非代表经济既得利益集团的选委，第一和第二界别内最少有450票、或七至八成选委代表这些集团的利益。
两个建制派候选人当中，梁振英塑造自己是挑战商界利益，而唐英年被视为商界代表。其实他们只不过代表经济既得利益集团内的不同人士。唐英年和梁振英在选委会第一及第二界别内分别取得205个和120个提名。可以说，前者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主流力量，而后者则是想通过这次特首选举的权力争逐，改变既得利益集团内的势力平衡。建制派内讧造成的惨烈战，正因为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会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再分配！
其次，回归后中共的重商和亲商政策比港英更严重，加强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结合，使这个“深层次矛盾”恶化。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共对资本主义不了解，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就要由资本家阶层亲自执政，才会出现在制度上维持并扩大富豪和商界政治特权的安排。
回归后，中国国情本身出现巨大变化，在内地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快速结合。资本家可以入党，人大政协内有众多富豪巨贾。中国本身朝这个方向走，香港亦步亦趋。
前文论及，在选举委员会中，中共能够直接影响的票大约一半，其余一半当中，民主派势力顶多只有15%左右，剩下来的三成半选委是经济既得利益集团代表。在首三届特首选举中，他们都“衷诚”合作，让中共及其在港支持者逐步增加政治影响力，而他们会对经济利益集团投桃报李，让他们享受更大的经济利益。
这种不健康的发展是今天大量社会民怨的基础。而曾荫权以公务员出身的背景，在替代董建华时，社会以为这种政经利益结合的安排有改变的机会。实际情大大走样，反而因为除了公务员团队外，曾在社会上本来没有什么个人网络，于是更积极地为有权力野心的中共支持者和有经济欲求的既得利益者大开方便之门。今日香港政治和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比董建华年代尤甚。
梁振英看准这个民情，以“非主流派”面貌出现，再加上唐英年受个人丑闻所累，现在形成梁的选情看好，有些良好愿望的人可能以为曾荫权年代的一些问题可以解决，这就正如当年董下曾上，有人以为曾荫权能够解决董建华年代的问题一样，都是一厢情愿。
既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又怎可能在体制不变、中共重商亲商政策不变的情下，矛盾可以解决？善良和善忘的香港市民必须醒觉，要以自己的努力争取体制的改善，要以公民社会的发展来制衡政治和经济既得利益者的“专政”！
卢子健
公共事务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