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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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
月号动向总310期 2011年6月号动向总310期

中南海的精神分裂症

编辑者言

在大陆的维权人士和他们遭受打压的案件里，要数艾未未和赵连海这两个最受港人的关注。 艺术家艾未未代表了社会硕果仅存的良知，本期有报道星星画展时期的老战友王克平对艾未未的回忆和评价他的案件。赵连海守护的结石宝宝，乃人性的底线，即便有海外舆论和港人的大力声援，中共依然有恃无恐地把他的家“也弄成监狱”，证明维权运动已“退无可退”。本期对赵连海的专访，可以让读者对大陆人权极度恶化有更具体的了解。

自从茉莉花革命兴起后，中共当局把所有社会上的反对力量用专政手段控制起来。但是共产党一手遮天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和平理性的呼吁请愿被全面封死后，民间抗争的暴力化呈现不可阻挡的趋势，钱明奇的连环爆炸案获得阵阵喝彩，体现了“杀官文化”复活。“专题：导火线着了”、“恶法黑幕”、“中共大庆”、“大厦将倾”等栏目，和“冤有头，债有主，现在流行炸政府”的网民议论，从不同的侧面证明了“正与定时炸弹赛跑”的大陆政局。当把这样的时局放在“六四”二十二周年大背景里，自有一番非同寻常的意义。

面对乱局，中南海峰层以“乱世重典”作挡箭牌，正忙于权坛攻城掠地，其中以薄熙来和温家宝的言行、动向最吸引人的眼球，特稿《中共的“薄熙来难题”》揭示了胡锦涛养虎为患，结果是人还未下台，自己的“政治风格”已经被判了死刑。温家宝的进退，茅于轼和辛子陵的遭遇，也反映了中共“权力斗争半公开化”。 此外，《中国崛起，间谍先行》和对六四人物方政的报道两文，也是编辑向读者特别推荐的。

精选之页

中共的“薄熙来难题” 

权力斗争半公开化──党内开明派拟推举温当总书记 

中共向美国示弱？
──塞防与海防的艰难权衡 

“杀官文化”复活──抚州爆炸案的深层社会原因 

与定时炸弹赛跑 

钱明奇“一个人的起义” 

走向变局的中国──和平转型还是暴力革命到了十字路口

中共破产临界点！
──从北京坦克到上海集卡 

家破国难保──中国进入人伦惨案频发时期 

为了这份责任，我无法停下脚步──公民、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访谈

中共公然坦承敌视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与“小康社会”之辨析 

中共刻意贬读美国国债 

中国应否发展航空母舰 

活的烈士艾未未──王克平谈三十多年的老朋友

政治与艺术──陈维明“凝固的火焰”和“石化的海浪” 

维园里的大陆青年 

港府修法堵公投歪理连篇 

中国崛起，间谍先行

武力威胁与外交打压──中共对台政策的两大坚持 

藉毒风涤荡转变“塑化人生” 

健康、正常、乐观、有尊严地活着──记六四屠杀中被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政 

“跟踪赵紫阳”
——亲密接触一本“民史”侧记

假如茅于轼获诺贝尔奖…… 

辛子陵的软禁生活 

与辛子陵一席谈 

中共为何还没封江平贺卫方的嘴巴

博讯记者孙林监禁四年获释 

请移“九十大庆”到洪湖 

回光返照─中共的九旬大庆 

“两坝”崩溃险情 

三峡工程毁坏了立国根基

[ 本帖最后由 红灯记 于 2011-7-13 19:00 编辑 ]

红灯记

（大陆）尚　家

那边厢“瘦肉精”、“地沟油”等恶性事件还没全部处理完，这边厢又发生了“染色馒头”、“猪肉变牛肉”。这还不是中国食品安全事故的全部，毒奶粉、毒鸡蛋等等，咸鸭蛋里吃出了苏丹红、银耳里含有硫磺、牛奶里有三聚氰胺、螃蟹饲养用避孕药、售出的大米经过矿物油润色……，中国的食品安全事故层出不穷、花样繁多且屡禁不止。

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大概令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耐不住了，他大声疾呼：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诿过道德 放弃政府责任

单就中国这许多恶性的食品安全事故的直接原因，的确如温家宝所言是社会道德、社会诚信的普遍缺失。可是，中国社会道德、社会诚信怎么会普遍缺失呢？

中国社会的道德传统、诚信意识正是被中共在其统治的几十年里有意识地破坏殆尽。毛泽东统治的前三十年里，不但将传统道德批得一钱不值，而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把各种尚存一点道德之心的各色人等一个也不放过地整得死去活来。历史上大部分坚持自己道德底线的人们，譬如坚持不损害他人、坚持不迎合上司、权贵、坚持不说假话，确是需要付出代价，相反则可能得到好处，譬如升官或者得到一点意外之财。可是在毛泽东统治下坚持这些道德底线，付出的往往是生命的代价。这样的选择在一九四九──一九七八年的中国大陆一个人可以遇到好多次，能够坚持的人们基本上都熬不过这三十年，因此中共统治三十年后的中国社会还能有道德传统吗？

无论邓小平还是江泽民、胡锦涛包括温家宝甚至以后的习近平，都不可能承认中国的传统道德、社会诚信是被毛主席共产党彻底摧毁的，中共统治下也难以重建中国社会道德和社会诚信。明白了这一点，再来听温家宝对当今中国食品安全事故严重而责怪社会道德的愤激的呼声，不仅感到阵阵凉意，中国食品安全没指望了。因为中国社会道德和社会诚信缺失的状况短时期内不会好转，那么中国食品安全也是遥遥无期？温家宝这一次作秀似乎有点演砸了，作为政府难道准备放弃在食品安全上的责任而诿过于社会道德？

监管部门渎职卸责

每一次食品安全事故曝光之后，社会舆论总是异口同声地谴责政府的监管机构。

据说中国现在有二十多个政府监管部门在监管食品安全，可是这二十多个监管部门就是不能管住中国的食品安全。猪肉监管有十八道关，十八道关挡不住吃了瘦肉精的生猪，终于被双汇集团加工成熟肉进入市场端上市民的餐桌；上海生产“染色馒头”的盛禄公司根本没有一个象样的食品生产场地，整个生产流程及个人卫生、环境都不符合章程，可它居然卫生许可证、QS标志等什么合法的证件都有；使用“牛肉膏”将猪肉变牛肉“在行内不是新鲜事”，在小吃店是公开的秘密，可广州的质监局却“不清楚牛肉膏为何物，是否食用添加剂，会否对人体有害”；上海有监管部门反映，有些食品小厂商小摊贩根本没有执照，而没有执照不是正式企业，他们根本不知道，所以也不会去检查、监管……。

中国政府监管部门的这些失责、漏责、渎职，有些是敷衍塞责的结果，有些是大陆官场一贯的不作为混饭吃的结果，也有些是“官匪一家”、“猫鼠勾结”的结果，更多的是政府“支持”、“照顾”的结果。

譬如有些小厂商小摊贩没有执照不是正式企业，卫生、食监部门确有难度针对性检查，但是没有执照的食品企业、摊贩，工商局是要对之取缔的；再譬如，是谁发给生产“染色馒头”的上海盛禄公司卫生许可证和QS标志的？监管人员只要去过盛禄公司的生产场所，只要不是存心为其打掩护，怎么能够发给其卫生许可证和质量合格证呢？

中国的食品监管是没有哪个人需要对哪件食品安全事故负责的。只见每次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之后，各监管机构大张旗鼓的开展检查，可是这种“运动式”的工作模式正是中共领导已成惯性的思维方式的反映。古代中国官场中还有个追责制，某官犯法，要追责之前举荐他的官员，即使该官员没有与之沆瀣一气，但在中共体制下是没有这种制约和制度的。

作为政府，中共未必存心保护那些制假企业，但是中共各级政府是真心保护那些大企业，即使那些发生了食品安全事故的大企业。上市公司双汇集团是中国最大的肉类企业，更是河南省漯河地区最大的企业。如果双汇垮台，不仅可能使漯河地区经济垮台甚至将严重影响河南经济。因此当地政府无论是从政绩还是个人利益考虑，必定全力保护双汇。双汇“瘦肉精”事发之后，漯河政府急于了结事情的心情溢于言表。依靠这样的政府及政府监管部门去监管食品安全，能安全吗？

政府掺合其中 市场规律不灵

无论什么地方依靠健全的市场监管，食品安全才是最可靠的。可中国的市场缺乏这样的功能。

市场是个链条，如果消费者个人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无法识别安全的食品，那么作为市场链条一环的渠道商应该是能够识别的。

以上海的“染色馒头”为例。“染色馒头”的市场链中一环是渠道商──华联、联华超市和迪亚天天超市。顾客虽然没有足够的食品专业知识，但是顾客相信华联、联华和迪亚天天超市，相信这些超市的商品是合格的，才来此放心购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渠道商才有权有资格向供货商索取高额的进场费。可是，联华、华联超市等偏偏放弃严格检查商品进场的责任。

按照一般市场规律来说，庞大而真实的市场需求是推动进步和创新的最有效最有力的动力。中国现时对牛奶和瘦肉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照理应该培育出中国企业专利的高产高质乳牛和瘦肉型生猪，就像国际上有“荷兰良种乳牛”和日本“红富士苹果”等著名品牌，可是现时的中国却只能搞出三聚氰胺和瘦肉精。中国现时仍有庞大的白酒需求，可是现时中国已经搞不出类似祖宗的“茅台”，只能出假酒！

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企业不能像外国人或者自己的祖宗那样，在庞大的市场需求刺激下，创出新牌子呢？原因很简单，搞假的来钱快。试想一下，通过高科技的种群改良技术，经过无数次的杂交、嫁接，将普通的乳牛和苹果培育成“荷兰乳牛”和“红富士”，需要投入多大的研发成本？经历多长的时间周期？又要承担多大的失败风险？……而三聚氰胺和瘦肉精，几十块钱就可以买一大麻袋，往奶粉里和饲料里一掺……省时、省力又省钱，暴利随即滚滚而来。两者如何能相提并论呢？

可为什么荷兰人和日本人不也都去搞些三聚氰胺和添加剂，而是偏要吃力不讨好地培育良种乳牛和红富士呢？莫非他们的道德比中国人高？或许他们比现在的大陆中国人道德修养高些？但更重要的是，在市场体制比较规范的国家里，企业，尤其是像食品企业这样的事关国民身体健康的企业，一旦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它基本上就不会再有为自己辩解或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倒不是说政府会用行政命令强行关闭它们，政府的确会课以重罚，但那对企业来说通常并不足以致命；关键是各种消费者权益组织的无穷无尽的索赔官司，特别是媒体的持续曝光等，使企业今后不可能再有任何市场生存空间。因为企业根本犯不起错误，于是就非但不敢主动坑蒙拐骗，还必须克勤克俭地时刻进行着自我检查，以防疏漏。

如果中国也能实行西方国家的赔偿制度，譬如引进美国股市中的集体诉讼制度。在“染色馒头”一案中，联华、华联超市现在按照“以一赔十”的比例赔了六千多顾客。如果借用集体诉讼制度，那么在该超市的目标销售范围内的所有居民都有权利要求索赔，证据由被证明售假的超市提供，即索赔依据不是由顾客拿出收银条或者商品本身，而是超市拿出该顾客确实没有在本超市购买过有问题商品的证明，才可以将他排除在索赔范围之外。如此，任何一个胆敢制假售假的企业面临的都是破产的风险。

然而，中共领导的政府愿意制订这样的保护食品安全、保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规则吗？以“染色馒头”为例，上海市政府可以将制造“染色馒头”的盛禄公司关闭，拘捕其主要责任者，但决不让联华、华联超市破产，甚至不会让联华、华联超市遭受严重经济损失，因为联华、华联超市是上海市政府控股的。

中国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只能继续严峻下去，各种匪夷所思的食品安全事故还会层出不穷的出现。

[ 本帖最后由 红灯记 于 2011-7-14 13:45 编辑 ]

红灯记

（大陆）申　渊

衡量中国贫富不均的基尼系数已达零点四六。按照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判断，基尼系数零点三以下是稳定线，零点四是警戒线，零点五则是危机线。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远远超过警戒线，迫近危机线了。而因学致贫和因病致贫，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评估，在全世界一百九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财政支出中，医疗卫生支出的比重，中国排名第一百八十八位，倒数第三名。平民百姓有病看不起，有药买不起。城镇里有百分之三十二点一四的病人因经济原因不敢上医院，百分之六十三点一三应住院的患者不敢住院。近十年来，中国人的患病率提高了百分之七点三，而医院的就诊率反而下降了百分之十八点八。

吊瓶王国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二○○四年全世界共有一百六十亿次注射，其中中国有五十亿次。在近日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联组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说，二○○九年医疗输液一百零四亿瓶，平均十三亿人口每人每年挂八个吊瓶，远远超过国际上每人每年二点九──三点三瓶的水平。

一八三一年，英国医生汤马斯发明了静脉注射技术，是为了挽救一位濒死的霍乱病人。直到今天，在国际上，输液是医生最后的“给药方式”，通常只有急救、重病和不能进食的患者才打吊瓶。不论在欧美、日本、澳洲或港澳台，不到万不得已，医院和医生不轻易给病人挂吊瓶。

可是在中国却大不一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分诊台前，一幅一人多高的海报上印着“输液治疗不等于好得快”几个大字。可惜这种海报没有起到宣传作用，挂吊瓶的病人已塞满病床。这家医院当值主任医生说：“不管是上班的，上学的，伤风感冒或是拉肚子，一进门就要求打点滴。打点滴在中国成为灵丹妙药，包治百病。”当然医生更乐意打点滴，既方便又有高额利润。

事实上，任何病患都有自己的发展周期和治疗规律。在消化吸收方面，口服药和输液的效果相当。在疗效相当的情况下，口服药的价格比输液治疗要便宜得多。如一盒左氟沙星药片价格十二元，可以吃三天；而静脉注射一天超过一百元，三天就要四百元，相当于口服药三十倍。

病人扎堆儿在医院打点滴，是中国不正常的医患关系的一个缩影，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吊瓶王国”。二○○九年中国医疗卫生费支出二千四百九十九亿人民币，占当年国家总支出三万四千亿的百分之七点三五。一百零四亿吊瓶每瓶以一百元计，总价一万零四百亿，大大超出医卫费的四倍。

实际上，享受医保的中国居民需自行支付医疗费百分之三十──五十。所以仅吊瓶费一项，即使中国的医卫费全部用来支付吊瓶费也只能支付四分之一，其余七千九百零一亿要由居民自行负担，平均摊派到十三亿人头上，每人每年负担六百零八元。

从美国回来探亲的方舟子先生说，看到国内医院扎堆儿打点滴，到处是一片“吊瓶森林”，着实吓了一大跳。方先生走遍世界，从来没有见识过这种场面。他认为：“打点滴在国内泛滥成灾，应该有文化的因素。患者去医院看病，就想要尽可能接受先进、彻底的治疗，而缺知少识的人误认为打点滴要比吃药更先进、更彻底。”

本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吊瓶王国”，便是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医疗卫生的权贵资本主义本质以及因病致贫的原因。

医疗服务等级森严

国务院研究院社会政策司司长朱幼棣最近出版一本反思中国医改的书《大国医改》。他说：“在中国（公立医院），有无须回报的政府投资，有固定资产、运营费用和一定的人员工资补贴等优惠政策，有国有银行的大量贷款可用于发展。同时，还有种种检查收费、卖药暴利，可充分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怪不得有人称卫生部长是中国医院的‘总院长’，或中国‘公立医院集团’的董事长兼经理。”

　　他又说：“中国五百多万医务人员中，少说也有几十万人能从处方中拿到好处，一年每人从数千元到数万、十数万、几十万不等。”以药养医的局面不改，医疗卫生资源主体──各级公立医院的体制和机制仍不脱计划经济轨迹，为行政寻租、集中垄权和扩张行政权力铺道。
中国医疗机制由小区（村镇）卫生服务中心、二级和三级医疗机构组成。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率在沿海与内地、城乡与行业之间，存在巨大差别。至二○一二年，京沪穗可达百分之九十左右，在内地及农村则在百分之六十以下。

医疗服务等级森严。根据在职或退离休、行政级别、城乡居民的不同情况，分别可报销百分之三十──五十，离休干部和权贵阶层百分之一百。他们极少数人在三级医院里还享有“高干病房”、“特供（需）病房”、“外宾病房”的全免费特殊服务。如北京的三○一医院，上海的瑞金医院、华山医院，省部级以上高干甚至连染发植发、拉皮除皱去眼袋等美容手术都可报销，因此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也完全权贵资本主义化了。三级医院在设备、专家、服务、护理等方面存在巨大等级差别，高干、特供、外宾病房普通人连张望一下都要被赶走。

对于平民百姓，则是“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无钱莫进来”，或者是“小毛病花大钱，住院赛过无底洞”。二○一一年全国各区县人均小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仅二十五元，还是争取目标。全国最发达城市上海市在二○一一年也只有争取达到人均五十元。挂号贵，检查贵，住院贵，配药贵，吊瓶贵，由此可见二千四百九十九亿医疗卫生费的大致去向，留给平民百姓还能有多少呢？

多开药，开贵药，以药养医       

在大陆各级医院，有些医生为了争业绩、拿回扣，便拿病人“开涮”。病人发烧，还没验血，量过体温，医生便让病人直接去打“三素”，即抗生素、激素、维生素混合在一起的静脉注射药液。退烧快，但药物过敏反应等的潜在危险却更大。

药店和医院的药品售价是药厂批发价的五──十倍。糖尿病常用药盐酸二甲双胍片，医院卖四十七元一瓶，附近药店仅售九元。医疗行业在药品流通和销售环节中处于垄断地位。在中国，百分之八十的药品必须由医院消化。改革开放后，国家拨款只占医院开支百分之十五左右，其余靠医院自筹，因此产生“以医养医”和“以药养医”的怪现象。

中国共有制药厂六千多家，小企业占百分之七十，企业规模小，低水平重复生产，生产安乃近有三百多家；生产诺氟沙星达八百多家。中国全部药厂一年销售额仅相当于美国或德国一家大厂。

近年来医药行业总产值每年以百分之二十五速度快速增长，至二○一一年总产值可达三千九百五十亿人民币。除少量外销，将在国内市场销售，其中大部分暴利由缺医少药的贫苦百姓承受。医药行业是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一。

商医勾结的药品推销手段令人发指。业内人士总结了医院药品回扣的猫腻：

打通医院药剂师，通过他向临床医生推荐，一年好处费不下六位数；

拉拢使用药品的医生，招待他们和家属在国内外名胜古迹召开研讨会，实际上游山玩水发红包；

买通主管领导，有位医院院长仅在采购一台进囗“核磁共震仪”中就收到八千美元的“技术咨询费”；

贿赂采购、统计和财会人员，为进货、统方（统计处方）和结账收款铺平道路；

让处方医生多开好药贵药，给予百分之十──二十的好处费，一个医生每月开药十多万，回扣可达几万。

然而中国医药卫生行业的集中程度偏低，行业管理不便，政策法规不易到位，从而构成了极大的暴利空间。

权贵医疗体制的恶果       

在北京三○一医院住进一位三八式抗日老战士，动手术前，好心人提醒他给主刀医生送红包。可是他没有钱，进了手术室他冲着主刀医生叫道：“我没钱送红包，你把我宰了吧！”医生没有宰了他，贫困杀了他。手术后要打二千元一针的进口针，因买不起只好改用二百元的国产针，达不到疗效，慢慢地死去。

在这家医院另有一位团级干部，久病住院，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上级迟迟不予报销。他想反正早晚是个死，盛怒之下，开枪把主管他的将军打死了。

这便是中共权贵医疗体制的恶果。

[ 本帖最后由 红灯记 于 2011-7-13 23:46 编辑 ]

红灯记

（大陆）乐尚嘉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可信度一直很低，其出的各项经济数据也一直被人质疑。现在国家统计局调整了CPI（消费者物价指数）权重，本来想这下出来的数据总可能更接近事实吧？没想到，这样出来的数据更让人弄不懂了，离事实也越来越远。

迎合当权者的统计

　　国家统计局公布一月份CPI为百分之四点九，低于之前专家们预测的百分之五点四，也低于普通百姓的感受。物价问题是未来几年的问题，前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及全球气候异常带来农产品减产，大宗商品还有继续上涨空间，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滞后效应等因素均表明，未来通胀是个长期现象，CPI在今年会居高不下。种种事实都表明今年一月的通胀指数高于百分之五，然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就是这个低于百分之五的数字。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一向为人怀疑，其公布的通胀数据非但常常和社科院等其它权威机构和专家的数据不一，而且在通胀的年月里，统计局公布的CPI数据通常都要小；而在通缩的岁月中，统计局的数据通常要大。普通百姓虽然不会计算CPI数据，但是居民物价指数CPI毕竟是从居民的实际生活中得来的，居民生活的真实感受还是有的。

　　当然不能一味责怪统计局的数据不精确。统计局数据不精确，首先，中国一向有“新闻记者的乐园，统计学家的噩梦”之称。中共建政之后的假大空在毛泽东时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造假恶习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所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为了政治目的和官员政绩而伪造数据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统计局采样的原始数据就含太多的虚假成分。其次，统计局本身的腐败和迎合当权者。这是中共官场的老把戏，在新时代中依然如此。只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没有毛泽东那样狂妄那样空想，所以中国公开的经济数据不会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离谱，但是为了中共的稳定统治，各种经济数据还是会自动配合的。最后，统计局调查的方案和统计的方式也有一定问题。

　　统计对象、统计者、统计方法三者都错

　　中国的统计对象、统计者本身以及统计方法三者都错，前两者是不可能改的。今年一月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整了CPI调查方案，调整了权数构成，实际上就是改进了统计方法。具体是食品权重降低了二点二一个百分点，而居住权重提高了四点二二个百分点。在此之前，食品价格权重为百分之三十二至三十三，包括租金和建筑材料成本在内的住房价格权重为百分之十四点六九。

　　虽然在现在这个当口推出新的统计方案确有蓄意压低CPI数据之嫌，因为目前正是食品价格大涨而房价止步不前之时。这实在有点不公平，目前食品价格大涨的主要原因正是之前房价及其它物品大涨传导过来的。难道国家统计局又是为了迎合当局刻意降低当前通胀的严重局面？

　　不过这没关系，只要回过头去看一看去年五、六、七、八月期间房价大涨时，按照新的CPI统计方案统计的数据，那时的CPI数据应该是比当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高许多。通胀真相还是会大白的。

　　可是，按照新的CPI统计方案，非但一月份相比旧的统计方案计算只增加零点零二四个百分点，就是去年逐月按照新旧两种统计方案计算也是相差无几。真不知道统计局是按什么来调整统计方案的？怎么调整与不调整的结果基本一样。而实际生活中食品和居住支出的比例早已发生巨大变化。

　　国家统计局告诉我们，调整统计方案是要对比基期的。首轮基期是二○○○年，二○○五年是第二轮，现在是第三轮，为的是与五年规划同期。换句话说，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还是为了迎合五年规划，为了迎合五年规划的制定者们，而不是相反：五年规划需要精确的经济数据，五年规划的制定者──中共统治者需要精确的统计数据。中国的经济数据不是为了更完善的执行五年规划，或者是为了给调整五年规划提供依据。

　　恩格尔系数上涨时调低食品权重

　　中国人民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在吃上面的支出，要占其全部支出的大部分，而中国的CPI中权重构成，也正是依据那时的状况形成的。以后的改动也只是在此基础上的调整。依国家统计局的说法就是对比基期，调整幅度是极小的，且完全不顾实际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也应该是计算CPI中食品权重的重要依据。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二○○三年，正是中国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降的时候，可是统计局CPI统计中基本没有变化，只是在二○○○年做了对比基期的些微调整。二○○三年至二○○九年中国恩格尔系数基本不变，到了二○一○年由于食品消费类价格大涨，中国恩格尔系数倒退性的上涨，从百分之三十七左右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九点六，而这时统计局反而降低CPI中食品价格的权重。

　　另一方面，统计局口口声声说，房价不在CPI统计构成之中，这是全世界惯例，因为商品房是投资品，不属普通居民的基本生活物价中的。可是在中国大陆城镇，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商品房大大普及，而房价年年大涨，房价在居民的实际生活支出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试想全世界哪个国家的老百姓像中国百姓那样与商品房的关系如此密切，商品房对普通居民的影响如此巨大而深远？在这十几年里，统计局的调整只有不及时的两次，而提高居住权重只有区区四点二二个百分点。这样的调整能够统计出精确的数据吗？

　　指望中国统计局拿出正确的统计数据，恐怕没门！

[ 本帖最后由 红灯记 于 2011-7-13 23:45 编辑 ]

红灯记

（大陆）麻　子

人均GDP低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主任、印度财政部前任首席顾问预测：在二○五○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将先后成为超级大国；全球经济和权力平衡将呈现出美国、中国和印度三足鼎立的局面。仔细看，原来谈的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二○五○年前，中、印GDP将赶超美国。

　　GDP高就是世界第一了吗？为什么不按人均GDP排名呢？人均GDP不是更客观吗？

　　以下是中国GDP高速增长背后的真相：

　　第一，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增长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如中国二○○九年为百分之八点七，美国近年来都在百分之一至三左右徘徊），虽然可喜，却不容盲目乐观：西方发达国家是在人均GDP数万美元的基础上增长，而中国是在人均数千美元的水平上增长，百分比再大，人均GDP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仍只是满足温饱而已，不足以沾沾自喜。

　　人才、财富流失的社会

　　第二，经济增长快，并不等于中国的纳税人是直接受益人，君不见展现于世界的是盛世大逃亡：近例有携带亿元巨款潜逃境外的鄱阳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某，当然他只是众多外逃贪官中的一个罢了。二○○○至二○○九年中国连续十年是加拿大的首个移民来源国，虽然以技术移民为主，但投资移民的人数却在稳步上升。八九十年代名为考察，实为公款旅游的中共官僚们如今早已演变为出国豪赌、豪买奢侈品和购买名车豪宅的巨富了，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的财富和人才在以各种方式流失。盛世大逃亡揭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的结构上的缺陷仍然在作祟：私有产权不明确，没有法制系统保护私有产权。世人只恨贪官、奸商，殊不知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提供合法致富的渠道，让守法的官只能当一个清贫的焦裕禄，不行贿的商人连执照都拿不到，那就只能是遍地的贪官与奸商了。反过来说，富官则一定贪，正因为如此，一旦官场失意，就有人财两空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有大量的外逃贪官和投资移民。技术移民在一个腐败的社会中难以施展才华并得到公平回报，也只好携家带口移民他国。许多人的父母将毕生积蓄带到国外与子女团聚，除了亲情，也是为了躲避国内老人养老与医疗困难。生生不息的偷渡客显示农民工缺少工作机会、劳动保护与工作保障。与此同时，国内物价飞涨，环境日益恶化，中国成了世界廉价塑料用品、纺织品等的主要生产基地，有关苹果计算机供货商员工中毒、牛仔裤染料污染河流与地下水、计算机监视器回收与拆除过程的污染等等事件更是层出不穷。一个各阶层的人都在逃离的社会不能不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

　　缺少自己品牌的社会

　　第三，经济繁荣的背后，是没有自己的品牌的危机。而更可怕、更可悲的深层次的危机是全民以进口品牌为荣！如果你留心观察，就会发现许多奥运建筑从设计师到材料都是进口的；高速列车也是进口；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女儿、全国政协委员李小琳二○○八年出席“两会”期间围着的是粉红色法国名牌LV围巾；在曾子墨的采访中，就有一段有趣的描述：“李小琳很坦诚，她说：‘今天我穿的是St. John，因为是做电视采访。’接着，她停顿了一下，特意加重了语气，‘我知道子墨你也非常漂亮，所以我想选择比较职业、比较女性的服装。另外香港推介那天，我穿的红色套装则是新一季的Gorgio Armani，Armani对我来说非常合适。’”参加奥斯卡的电影明星穿的是国外的名牌晚礼服！中国没有自己的品牌！当然，中国以其巨大的市场作为交换条件，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生产了不少自己的品牌，但外资方一般不会将最先进的技术出口，如GE的主席伊默尔特（Jeffrey Immelt）就坦率地承认中国的工程师们在涡轮发动机的生产上至少要落后两代。中国的官员也指出：“现在外国人同意告诉我们在哪里打洞和如何打，但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何要在那里打洞。”奇怪的是国外的名牌制造公司里不乏中国人，甚至主要是中国人，如微软中国总部，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自己成立公司，创建自己的品牌呢？要知道一条Levis牛仔裤在中国的成本也就几美元，在北美却卖几十上百美元，大头被外企赚了。没有自己的品牌的经济繁荣就如一个由花瓶中的鲜花装饰起来的花园，没有持续的鲜花供应，芳香绚丽之后就是凋零。即使外资方将最先进的技术出口给中国，中方如果不能在此基础上创新，从买来的那一天起就已经落后了，毛泽东说过：“落后是要挨打的”。

　　各阶层都作假的社会

　　第四，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品牌？同样的猪和牛，为什么LV的皮包就要卖几百几千美元一个？为什么中文软件，从设计到编程序都是中国人做，却要打着微软的牌子，而且高额利润被微软赚了，中国人只得一点工资？这又要回到前面提到的社会结构缺陷：私有产权不明确，没有法制系统保护私有产权。投资方与技术设计人员的利益不能受到保护，谁也不会干赔钱的买卖，也就不会有自己的品牌了。不但没有自己的品牌，而且整个社会充斥着水货品牌，甚至发展到毒奶粉、毒酱油、毒黄花菜，拿假文凭的高官，剽窃他人作品的学者、教授等等。一个各阶层的人都在作假的社会不能不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

　　低层次的“和谐盛世”

　　“和谐盛世”不过是与温饱都不能解决的毛时代比较而言罢了。目前制度化的贪污将社会贫富差距拉得更大，既得利益集团在海外挥金如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他们本身是对在国内投资没有信心。这样一个内部充满冲突、力量互相抵消的危机四伏的社会，如何能在三十九年内走完美国花了一百多年才走完的强国路？既然中国不可能在三十九年后与美国势均力敌，为什么中美官方和民间都在鼓吹二○五○年美国、中国、印度将三国鼎立呢？政治需要罢了：美国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经济起飞，二战后苏联这个强敌成了其强大的军工产业继续蓬勃发展的借口。九一年苏联和东欧垮台后，美国急于找到一个新的、强大的假想敌，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再合适不过了。美国民间也希望保持军工业与其相关行业的高额利润和就业，也希望找到一个新的、强大的假想敌。中国官方无法在体制内解决其内部结构的不合理性，也希望用“超英赶美”的远大目标显示其“伟大、光荣、正确”，从而达到转移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目的。看看苏联的下场就明白了。中国不能再失去改革政制的时机了，从“三国鼎立”的春梦中醒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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