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

不信人民才需维稳

新任警务处处长曾伟雄，最近在完成到北京访问后表示，将会成立专责处理游行并主动接触示威者的五人小组，加上开宗明义为防范针对内地的恐怖袭击，由六十人组成的基础设施安保协调中心。

警方不投放资源在防止罪案，反而将重点针对示威活动，这显示香港也开始仿效内地“维稳”起来。以上就是“维稳办”的雏形。说到“维稳”二字，和《基本法》二十三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年七月一日香港爆发了举世知名的五十万人大游行，反对二十三条立法，是因为香港人看见内地异见人士遭到政府的种种打压：包括软禁、跟监、控告、定罪以及囚禁时，想及二十三条通过后，自己有天都可能因言入罪；这等同于剥夺香港的言论、学术、宗教及创作等一切可贵的自由所致。

为甚么当时要急于立法二十三条？而事隔多年，又欲重提？这是基于当权者“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基本法》二十三条是香港政府与市民的其中一道信任鸿沟。不论是中央或港府，都深明自己的权力并不是透过民主化的制度由人民授予，打从心底就不相信人民，生怕人民会组织起来反对自己，于是就订立了“颠覆国家”等一系列的罪名。亦因为同样的原因，人民自然也不信任政府。政府与人民这两块骨头之间失去了“信任”这块具缓冲作用的软组织，管治出现了重大阻力是理所当然，所以才催生了“维稳”这种代用品。

可是根据“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这种简单的物理法则，以高压手段来进行的“维稳”，只会越维越不稳。二○一一年三月六日，一百一十三位示威者以堵路方式抗议财政预算案，被警方以《公安条例》中的 SECT 18“非法集结罪名”全数拘捕。这种用强硬手段来处理政治事件就是一个好例子。及后李少光和曾伟雄的强硬言论，更等同于向民间反对声音宣战的举措。社会运动因为警方的强硬态度，由示威的十字路口转入激进抗争单程路，已是无法逆转的趋势。

警队本来是维持社会治安、保障市民的安全。可是回归十四年后，用途却转向“维稳”。即使政府吸取了教训，知道二十三条立法的问题不可与香港人硬碰，改行用实质的手段来执行“维稳”工作，以为一直以来行之有效的“温水煮蛙”可以继续奏效，意图蒙混过关，却不明瞭时代变了。这种将市民放在对立角度的行径和态度，只会激化警民间的冲突，与“和谐”二字相背而走，更遑论真正的“稳定”？香港社会的不稳定，将会因“维稳”而来。看来新旧立法会、中联办门外因经常被清街车清洗而变得格外干净，还有示威者被邀“喝茶”的日子，眨眼可期。

叶政淳
自由职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