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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八百万人是被谋杀的,不是被饿死的

三千八百万人是被谋杀的,不是被饿死的

2012-10-20 14:02作者: 小试锋芒来源: 摘自炎黄论坛

在本文中,本人证明“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的真凶是‘粮食大量出口来换取武器大量进口’”,用国家自己公布的权威资料《中国统计年鉴》,本人仰首挺胸走在大街上也不担心。

我前几天看到了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大为震惊,我将用国家公开公布的数据说话,来证明:三年困难时期,若无此批巨量的粮食出口,而是将此批粮食在三年内平均分配给饿死前的“饿殍”们,他们本可以一个也饿不死。

(1)、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到底出口了多少粮食?

请大家翻开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见1950~1960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情况,1950年净出口115.89万吨,1951年为197.11万吨,1952年152.87万吨,1953年181.16万吨,1954年168.10万吨,1955年205.12万吨,1956年250.20万吨,1957年192.58万吨,1958年265.99万吨,1959年415.55万吨,1960年265.41万吨。十年合计2409.98万吨,其中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即1958~1960年期间,中国净出口粮食重量为946.95万吨。

(2)、如果依据杨继绳先生调查得出的饿死人数,假设此批粮食不出口,中国将会死多少人?

将946.95万吨粮食三年内平均分配给3800万人,则每人每年可以获得的粮食重量(单位:斤)为:(946.95*10000*2000)/3800/10000/3=166.1斤,每天可以获得的粮食重量(单位:斤)为:166.1/365=0.455斤。如果按照一斤米煮2斤半的饭计算(网上有人说三斤,有人说两斤多,折中公平一点,同时考虑其他次要因素,那就取两斤半吧),则每人每天可以吃到1.14斤左右的食物,同时,他们在饿死前也不是一点粮食也没有的吃,饿死是真,但是并非是没有一粒米进肠胃,往最少里估计吧,就算是0.5斤吧,那加上分配给他们的粮食,那就是1.64斤,一个成年人,一天的主食量也就是大约1斤出头,加上菜的量,胃小的人撑不撑得慌,咱们不敢说,但是饿不死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况且这是将饿死的几千万人全部考虑为成年人计算的,如果加上那些婴幼儿、儿童、少年、老年人,可以想象,如果将这么多的粮食硬生生喂给他们吃下去,那可以肯定地说:不仅一个人也饿不死,而且将会有大量的人因为食物太过充足而被撑死!

(3)、如果依据国家公布的数据,说是仅仅饿死了一千万人,那么假设此批粮食不出口,中国将会死多少人?

国家公布的数据说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只”饿死了一千万人左右,意思也就是说:仅仅四川饿死过人(仅四川三年饿死人数就高达一千万人),其他省份一个人也没有饿死。这么地吧!就以他们的说法,我们来计算一下,如果没有此批粮食出口,中国将会死多少人?

有了第2步的基础,计算这个就是轻而易举了,各位网友,上面得出的计算结果还记得吗?下面继续:1.14斤?.8/1+0.5=4.832斤,意思就是说,如果按照国家公布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人的总量,同时假设这批粮食不出口的话,饿死的这千万人本可以一天吃接近5斤粮食,意思就是说即便是这批粮食不出口,他们也活不了,也得死,只不过是——撑死!因为食物太多了吃不了,而被活活撑死!

我的这篇文章引用的全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公开公布的信息资料,无一数据是杜撰,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是巨量向海外出口粮食,中国三年困难时期根本不会饿死一个人。

以下引号内文字为引用《三年大饥荒谁来为受害者恸哭流泪?》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

“在这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政府还拿出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别的“兄弟友好”国家。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豪地宣布:在困难时期,我们不仅基本还清了外债,“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在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外援机构,数额也在这一年激增。其中1961年至1964年的外援总额为35?5亿元。

事情非常清楚,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原因,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苏联逼债,而是人祸。是中国政府1957年以来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食堂化等等一系列违反自然规律、违反人民意志的错误方针政策(包括对农民超限度的强征粮食),造成了这场大劫难。”
“军队国家化是新中国的基本国策,党卫军是法西斯和蒋介石才干的事情,是欺骗人民的卑鄙手段。”——《新华日报》1944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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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大捷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首次胜利,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本来,我军并没打算死守徐州,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刺激了蒋介石的求胜欲望,于是否定了李宗仁与日军打运动消耗战的策略,增调部队,大打阵地消耗战,至使第5战区在徐州附近地区进行了逐次激烈的抵抗,但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徐州处于日军四面合围的险恶形势下。这时,冷静下来的蒋介石才意识地日军的目的要围歼国民党最精锐的50个师,若这支部队被围歼,将来谈何抗日?于是下令撤军。

我五六十万大军,在李宗仁将军的部署下,突破敌人的封锁,撤退过程中竟没一个师遭敌人歼灭,且向敌后退却的部队,都如入无人之境,事后安全而归。后来郭汝瑰将军在回忆录中总结道:足见敌人虽构成战略包围态势,然而地广兵稀,到处都是空隙。我在国内作战,有人民协助,化整为零,随时可以安全脱险。

然而为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9日下令在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大堤,虽然日军被迫向黄泛区以东地区撤退,但黄泛区内据当时中央社报道:滔滔大水,由中牟、白沙间向东南泛滥,水势所至。庐舍荡然,罹难民众,不知凡几。洪水所致,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多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魄荡魂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寻,往往横尸道路,亦九死一生。艰辛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花园口下的中牟首当其冲,全县三分之二陆沉。
“军队国家化是新中国的基本国策,党卫军是法西斯和蒋介石才干的事情,是欺骗人民的卑鄙手段。”——《新华日报》1944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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