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不值得赞美
雷崇功
十天前在网上读白平教授的《喂，你别给老歌改词》后，写了两则跟贴：
雷崇功
农业合作化不值得赞美，它造就了几亿农奴，几年后又出现几千万饿殍，世界最大灾难。这种“辉煌”使人不寒而栗，不信请去问问老农民，谁不诅咒。这首歌尽管曲调优美，但也应该扫入历史垃圾堆。《社会主义好》《东方红》等也是，溃烂的破衣用再多破麻袋片也补不住，别枉费心机。
白平
雷老师，我的看法，政治和音乐其实是两回事，音乐是可以从政治中剥离出来的。
雷崇功
白老师：我敬重你的人品，钦佩你的学问，喜欢你的博客，但是对这个问题与你的看法很不相同，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对你的“剥离”说很难苟同，词和曲无法剥离，是一个整体，我举的《社》《东》等曲调也不错，但很难说它们是好作品。应该说越是曲调优美，毒害越大。我小时候闻过大烟味道，很香的，见过罂粟花，很美的。我曾在农村“改造”十多年，对农村合作化有亲身体会，恕我直言，希望大家多多探讨。
对于老歌改词，我不想再说什么，但对农业合作化我还想多说几句，因为看见网上还有许多人在赞美它的“辉煌”，还在盛赞南街村、华西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壮举，再读读中共近30年的正式文件，也一直在为它搽胭抹粉。
先说说我对那段历史的亲身感受吧。
中共建立割据政权后立即有一个“土地革命”，用“分好田好地”来获取农民支持。果然靠着农民的牺牲夺取了大陆政权，中共没有食言，进行了土地改革。用暴力夺过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农民，赢得农民的感恩戴德。当然，地主富农失去了财产和尊严甚至生命，世世代代沦为贱民，能苟延残喘就很幸运了。那时，农民的生产生活普遍蒸蒸日上，共党的威信很高，说一不二，胡作非为也没有人敢于质疑。可是好景不长，农民还只收了两季庄稼，就开始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互助组好接受，相当于换工，合作社要交出土地，改变所有制，农民普遍不愿意。政府在政策上向合作社倾斜，给单干制造困难。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不准参加，能当“社员”无上荣光，虽然经过天花乱坠的宣传和乌托邦共产主义天堂美景的诱惑，但农民也不是心甘情愿参加。当时说是避免贫富两极分化，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小农经济两极分化是自然的，这时还只有一点苗头，生产生活下降的农户不多，主要是缺劳力和有天灾人祸的。还有个奇特现象，土改积极分子，共党的依靠对象，土改往往分的好田好地，“浮财”占得最多，但一单干就不行了，有的甚至打算卖地了。这些人许多是毛泽东所说的“痞子”，也是运动积极分子，搞合作社最起劲，并且企图掌权。共党说统计结果80%合作社增产，比单干强多了，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知有没有人相信，反正我相信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不足为奇。一年下来，许多社员羡慕单干户，想要退社，这当然不可能走回头路，并且马上批判“小脚女人”，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也不再计较阶级成分，把地主富农统统赶进合作社。一入合作社，土地耕牛农具统统交公，靠工分吃饭。有老农说，还不如以前当长工和佃户。这是自然，实际已经成为没有一点自由的农奴。一年到头，完全拴在土地上，连人身自由也被剥夺，生产力非常低下，“痞子”们多是瞎指挥，有限的出产还要多吃多占。后来进入“人民公社”，遭遇大兵团作战和大锅清水汤的公共食堂，家里没有隔夜之粮，甚至锅台碗盏也砸了，谁家屋顶冒烟就会冲进来一群天煞星。农民没有一点抗拒饥荒的能力，连逃荒的自由也没有，大家都陷入绝境，无处乞讨，只有坐以待毙，造成几千万饿殍，多起的“人相食”，这在人类历史上真是史无前例的“奇迹”。历史上饥馑造成的农民起义层出不穷，但这一次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死于战火的人数，居然没有大规模的反抗，许多人归咎于中国人的人性软弱，其实这主要是中共统治有术。中共的确“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能成为笑柄。不过，擅长“与人斗”瞎折腾的共党的统治手段远远超过成吉思汗和希特勒，用血腥暴力的手段把一大批“痞子”训练成铁血团队，只需几根骨头，通过这个团队就牢牢控制着国土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散沙般的国民，实在高明。
1961年秋天，我随教师下放队到剑阁县柳沟乡改造，参加过一次人口调查统计。这时刚刚解散了公共食堂，大饥荒才过去，农民的怨气很大。调查中发现过去的三年里死亡的人很多，每个生产队至少10—20人，多为壮劳力，还有绝户。在填“死亡原因”时，我这个戴罪之人当然只敢照例填“水肿病”，可是许多农民不答应，说某某人某某人一点没有肿，临死都是皮包骨而已。我想了很久，最后创造了个医学上的新名词：干瘦病。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是谎言。在我的记忆里，至少在四川，那三年是少有的风调雨顺，其他省市也许有天灾，但不会很大，不会不可抗拒。在天府之国，尤其是成都平原，感谢李冰父子，几千年来完全是水旱保收。这个产粮大省居然饿殍最多，把最大的人祸推为天灾，老天何辜！
1962年我被遣回简阳原籍改造，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九死一生。参加了十多年农业劳动，深深感到农业合作化是一条死路，农村经济已濒临破产。一个壮劳力一天10分工，只值1角多钱，一年下来能挣够可怜的口粮钱就不错了，劳力弱点的年年成“倒找（超支）户”。这时虽已有了一点自留地，挨过了恐怖的大饥荒，但仍有很多的断粮日子，用“水深火热”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土地沙化，地力严重退化，大小树木全部砍光，生态严重破坏，这才真正年年有天灾。更可怕的是人祸，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运动不断，花样翻新，政治高压，草木皆兵，整人的和被整的都神经高度紧张，红色恐怖下政权得以维持，集体经济终于达到了“一大二公”的最高境界，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
19世纪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20世纪这幽灵又游荡到了亚洲和美洲，它与纳粹是孪生兄弟，是妖魔，人类1/3遭到浩劫，21世纪应该是噩梦的终结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斯大林、毛泽东和波尔布特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明明知道小农经济还很有潜力，还是要用暴力去消灭它。有个经典的理论：一富就变修，越穷越革命。农业合作化违背人性，违背农业生产的特点，违背农民的意愿，是对农民的掠夺和奴役。共党口口声声要破坏旧世界，连传统的仁义道德也破坏了，对农民是恩将仇报。开始使用分土地的许诺得到农民的支持，用农民的巨大牺牲取得了政权，却用“合作化”把农民刚分的土地连同原有的祖业一并收缴，自由分散的农民全部沦为农奴，低贱的“农业户口”使子子孙孙世代为奴，用“剪刀差”剥夺农民，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大量输血，大饥荒饿殍绝大多数是突变为无产阶级的农民。农民从依靠对象变为改造对象，陷入悲惨境地，应该说，中共太没良心——当然，他们说良心是资产阶级的。
这里顺带再说一件关于良心的事，80年代初，政府卖过户口，农转非，一个几千元。好些人想了几十年的“脱农皮”居然梦想成真，砸锅卖铁借高利贷也愿。因此生意很红火，无本生意的大利润不知落入了谁的腰包。不久，户口贬值，城市户口没有任何优越，反而原有的自留地承包地都被收走，竞买者才知上了大当，后悔莫及。户口生意渐渐冷清，以致收摊。假如这生意一直红火，就算低价优惠，1000圆吧，十亿农村户口，全部清仓，应该净赚万亿元，如果分给1万个官员，个个是亿元户。或许中共开始定这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就给它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留下一笔可观的财源，预设了这“阳谋”吧。这种户籍制度的后遗症阻碍了工农业的发展，当前几亿“农民工”也是世界奇迹，是什么阻碍他们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呢？
有人说，农业合作化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发展了生产力，是伟光正的，而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发展了生产力，也是伟光正的。分与合都是伟光正，这未免有些滑稽，可以说南辕北辙是可行的，因为地球是圆的。他们解释说，承包制不是单干，因为土地不是私有，是集体的，农户只有使用权。是的，农民解放了，从农奴变为了佃农，共党从奴隶主变为了垄断的大大大地主，是时代的进步。阻碍“三农”问题的解决这也是个关键，即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农民的土地被霸占了几十年，为什么不归还呢？他们说，承包只是暂时的，权宜的，将来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此言让人不寒而栗。土地不归私有，便于共党掠夺，说占就占，说征就证，血淋淋的“土地财政”当然是暴利。“2011年初，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宣布，最近5年来，中国政府从农民手中成功夺取3300多万亩，获得土地暴利7万多亿元。仅仅过去的2010年，通过毫不留情的土地抢劫和拍卖，中国政府就获取暴利达27000亿元。”（引自杜君立先生博客）
土地所有权不归农民，极大地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更无心做长远规划和维护提高土地资质，土地越来越贫瘠，生态越来越失衡，可耕地越来越少。涸泽而渔危及子孙，他日有何脸面地下去见祖宗？土地征用和流转中得暴利的是政府，得小利的是中饱私囊的村官，怪不得那么多人用重金去贿选一个小小的村官乡官。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得警惕啊！
“三农”问题怎么解决呢？合作化是行不通的，苏联、中国、红色高棉和朝鲜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农业的现代化集约化依然可以而且必须建立在土地的家庭经营模式上，发达国家已经一再证明了。鲁长泉先生开出一个药方：土地彻底私有化。他说：“让老百姓有权处置自己的土地，尽量加快土地流转的速度，把大型农业机械开进去，把劳动力带出来；大力加强社会保障，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提高劳动者素质，通过其它产业分流剩余劳动力。”我以为很精辟，很可行，完全赞成。不过我很怀疑中共的雅量，因为这不合乎它的“核心利益”，赞成私有制就不是共产党了。
2011.7.30 于岷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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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August 3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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