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搬家

序《上海女囚》
作者：张伟国 文章来源：上海女囚 更新时间：6/4/2011 5:23:49 PM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事件过去21年了，这已经超过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社会分化，大浪淘沙，岁月的沉淀，水落石出，但离真相大白依然遥远。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愿意相信：社会历史的演变仍有其无法逃避的规律，当年青年学生的民主运动虽然遭到了血腥的镇压，但是中共当权者也成了灵魂出窍的惊弓之鸟，21年来寝食难安，在六十余年一党专制的历史上，足足有三分之一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恐惧中度过的！期间，不断炮制大大小小的“天安门事件”成了中共执政能力、行为方式的写照。由此，一个看来毫无合法性来源、随时应该崩溃的政权，靠了这个“秘密武器”居然还能维系着统治，天理何在？如今“杀20万太平20年”的时限已过，与日俱增的恐惧已然成了灭顶之灾的催命符。

当年，我也有幸躬逢其盛——因“《世界经济导报》事件”入狱20个月。自忖在江西五年半的插队落户生活和华东政法学院四年的学习，再加上后来当律师和当记者的所有经历加在一起，都远远及不上这20个月让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那么深刻。这个认识概括成一句话便是：中国是一个大监狱！

在中国，监狱内外只是围墙有形与无形的区别。在获释时我曾告诉别人，自己是出了小监狱，进了大监狱。不管是在监狱里面还是在监狱外面，但凡你只要是一个中国人，只要“被”中共一党专制，你就丧失了最起码的公民的人格和尊严，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就是人世间最大的谎言。

中共当权者的专横独裁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自称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其实是秦始皇加斯大林；后继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发展出了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其所谓的执政，其实就是把整个国家当作监狱一样来进行管理，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作监狱里的“犯人”；尤其是胡温当政这些年来，他们用“以民为本”作幌子，把“维稳”当作头等大事，以致国家的“维稳”开支大大超出了巨额的国防经费，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屁民、蚁民。

放在中共大肆吹嘘的“崛起”、“盛世”背景上看，中国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监狱，充其量只是被不惜血本地装扮得更加富丽堂皇而已，然而，本质一点也没有变，监狱还是监狱。

21年来，中南海用亿万人民的血汗编织了一块美轮美奂的遮羞布，迷惑了无数人；政府动用整个国家机器的刻意掩盖六四事件的真相、和整个国家仍是一个大监狱的本质，让六四似乎从老百姓的记忆和话语中消失了，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韬光养晦的伎俩成就了“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下一步的逻辑发展便是用蹂躏中国人权的铁蹄，践踏整个人类文明，取代美国的超强地位，独霸天下。

如今的中共活脱脱一个成功的希特勒纳粹，哪天它“一统天下”的梦想成真，中共势必成为人类文明的终结者。对此危险的严重性，已经被越来越多有识之士所警觉，现成的对策是，拒绝遗忘、揭示真相。

孙宝强的《上海女囚》，相当细致地记叙了六四后自己在上海监狱内的经历。当年曾有传说，上海当局处理六四与北京不同……其实，上海镇压所谓的“暴徒”下手比北京早得多；更何况，在中共的权力斗争中，后来的上海帮就是六四事件最大的得益者。相对而言，写上海六四题材的文字却不多见，所以《上海女囚》有它的特殊意义。在中共的发祥地、先后孕育了四人帮和上海帮的大本营，出一位孙宝强这样的巾帼英雄，实在是上海人的骄傲。

也可以这么说，一部完整记叙六四事件的历史，就是每一个参与者回忆的细节的总和。21年来，中共掩盖、抹杀这段史实，无疑是在实行“第二次屠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拒绝遗忘是与极权专制斗争的一个极其有效的方式。《上海女囚》体现了作者在当今中国大陆的社会环境下，拒绝遗忘的实践、勇气和意志。正是由于作者的这种努力，该书掀开了中共遮羞布的一角，读者可以对中国监狱有一个较为感性的认识。

在回顾一九八九年那段历史的时候，有越来越多的人指出：当时被称为“暴徒”的市民群众，才是六四事件中牺牲最大的承担者！作者作为其中的一员来记述这段史实，这对于还原真相，提供了有价值的细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经过21年艰辛磨难和千锤百炼，作者对中国社会大监狱的认识更加深刻，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更加坚定。《上海女囚》向我们展示的是：作者事实上已经从一位当年民主运动的自发的参与者，变成了一颗自觉的自由民主的火种。

只要有火种在，民主自由的希望就绝不会熄灭。

2010年6月

《上海女囚》，孙宝强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11年6月出版

菜鸟搬家

作者：孙宝强 文章来源：上海女囚 点击数：205 更新时间：6/2/2011 10:59:37 PM  

1992年3月27日，我走出提篮桥的小监狱，却走进了社会的大监狱。1992年夏天，上海炼油厂厂魁史济平，拒绝了乍浦街道主任要求为我落实工作的请求；1997年，以史为核心的党委，再一次拒绝虹口法院要求为我落实工作的呼吁。

出狱后街道曾给我安排二个工作，一个是和“二劳”释放人员熨台布，一个是送报纸。我选择了第二个工作，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走街串巷。一个雨雪天，我摔了一跤，街道立即拿出一份合同，合同上写：“由于不可预知的灾难而造成的伤害，一概由本人负责。”面对这一份冷酷甚至卑鄙的合同，木讷的丈夫愤怒了，他一把撕了合同，也撕去了我的工作。我送了半个月报纸，却连一分钱都没拿到。

数月后，我到虹口技协搞管理，月薪是240元。从此，丈夫不但戒烟，还在工作之余拼命接活。有一次在维修空调时，从脚手架上摔下，肾受到伤害，只能靠中药来调理。

为了给丈夫治病，我拼命工作，有时打二份工，有时打三份工。早上8点到街道做财务，下班后赶到饭店收银到11点。没有休息天，没有节假日，二份报酬之和是900元。

2003年，已过了我退休年龄，但没有一个组织过问此事。鉴于嘉定社保局的多次刁难，我胸贴状纸直奔上海市社会保障局。幸遇信访办同志鼎力相助，我才拿到退休金。但我从1968年到1989年的21年工龄被一笔勾销，以至我现在的退休金，还不到炼油厂退休金的一半。

1989年“六四”前，澳洲的语言学校已录取了我丈夫。我入狱后，丈夫的出国成泡影，儿子也成“小暴徒”。学校的宣传栏里，贴着“共和国卫士”和“暴徒”的照片；上政治课时，讲的是卫士的“牺牲”和暴徒的“残忍”。从此，活泼天真的儿子，成了孤僻的自卑者。儿子的额角，至今留着被同学用石头击打的伤疤。有一次我责怪他不好好读书，他冲我嚷着：你为什么要参加“六四”？害得我家一贫如洗；害得父亲受伤；害得我失去欢乐……看着儿子的眼泪，我心如刀绞。

儿子工作后，曾在IT领域任主管。有一次总经理问家庭情况，儿子如实说起我的判刑，结果合同不再续签，儿子只得开个工作室聊以为生。由于被单位开除，我被剥夺上海炼油厂的分房权利，仅有的房给儿子做工作室后，我和丈夫只能借房栖身，四处迁徙。但国保如幽灵，如影随形，我们只得一次次地迁徙流浪。21年了，政治上的高压，经济上的拮据，丈夫的疾病，儿子的被扭曲，压的我透不过气来。我判的不是三年，而是无期徒刑啊！判刑是鼠役，破坏了健康的家庭，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判刑是核泄露，留下永远不可逆转的后遗症。

1994年我去市里抗议对我的判刑。接待员乜着眼：既然“六四”中你儿子没受到枪杀，你瞎操什么心？你的灾难咎由自取。我说：在屠杀前的沉默，是绥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协同犯罪。今天我来抗议政府对我的判刑！

1996年我冲到虹口法院楼上，我嚷着：我究竟有什么罪？你们凭什么判我刑？房门大开，一个个法官气势汹汹冲出来，一听我是“六四暴徒”赶紧进门关门，然后打电话叫来保安，把我“请”出大楼。

1996年，得悉安全局正在查我笔迹，我马上给殷行警署写信：孙宝强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现在就呈上我的真迹。

1997年我提出申诉。虹口法官面对我的质问，支支吾吾理屈词穷。最后竟用买卖的口吻说：“煽动这条罪不算，就算你扔篱笆这一条。”我说：扔篱笆一般罚款，最多就是行政拘留。判刑是对法律的亵渎。他一愣：形势所迫嘛！我问：刑法治罪还是形势治罪？他又一愣，突然嚷着：朝前看，朝前看！总能等到你盼望的那一天。

1997年，我举着判决书去市委，上访者簇拥着和我握手。接待员如临大敌，又是复印，又是摄影摄像。一小时后，片警把我接回。一月后，我再次去市委抗议，凶狠的警察把我打倒在地。我写信到香港。自由亚洲电台的谷季柔二次电话采访了我。

1999年，区里来拆所谓的“违章建筑”，我带领群众和如狼似虎者进行抗争。警署署长找我谈话，我说，当官的房厅成群，我把天井搭成蜗居让儿子栖身，何罪之有？他说，有困难可以找政府。我说，从监狱带来的伤久久不愈，我宁可用烙铁摁上去，也绝不求政府。

2000年初，频繁前来造访的片警发现我在写狱中回忆录，赶紧汇报上去。女国保多次找我谈心，让我交出文稿。我说，回忆录既不涉及机密，也没盗取情报，凭啥上交？她说，你可以不考虑自己，难道也不考虑你儿子？威胁之意溢于言表。一星期后，儿子在过横道线时，一辆车向他撞来，幸亏他就地打了个滚，这才化险为夷。

2001年国保再次找我。我说，今天六月四日，我丈夫穿了白衬衫，我也穿了白衬衫，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祭奠亡者，抗议政府。难道你的亲属中。没有因运动而罹难的吗？我确实被你们打倒在地，但绝不匍匐在泥水里。他听了颔首不语。
2001年，我给自由亚洲的谷季柔写信，信被拦截。国保又一次找到老板给我施压。

2003年的感恩节，我给中级法院齐院长写信（他曾因反对四人帮而入狱，1997年我写申诉信时曾得到他的帮助），让他在感恩活着的亲人时，感恩死去的亲人（他姐在他被捕后自尽，给他留下了终身阴影）。同时提醒他不要助纣为虐，从一个受害者蜕变成施害者。

2007年，《上海女囚》（原名“红楼女囚”）登上博客中国，先是留言功能被关闭，最后干脆“和谐”了；

2009年5月初，小乔对我的访谈录即将刊发在“民主中国”网站，公安拦截邮件，找到老板逼我撤稿；

2009年5月31号，就在我准备在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网络大会上发言时，三个国保破门而入。他们逼我就范，我不肯。国保冷冷地说：你可以不考虑自己，难道不考虑你儿子？我只得含泪放弃演讲；

2009年6月3日，警察把我堵在家里，警车全天候停在门口；

2009年8月，我在呼吁释放维吾尔族学者的呼吁书上签名，再次受到威胁。他们还通过居委会，让房东逼迫我搬家。

2010年，国保一次一次找我同学，让我停止出版《上海女囚》；挪威诺贝尔颁奖会时，他们又找我丈夫……20多年了，我时刻生活在高压下；我的亲人时刻生活在恐惧中。

解放前，我公婆开了一家酿造厂。公私合营后，成了共党的产业。1964年四清时，婆婆成了富农，被赶出自己亲手建造的工厂。文革时，掘地三尺，搜去所有金银珠宝，只以98元一两的价格赎回部分黄金。我公公在追讨一笔被贪污的补发工资时，由于惊恐而走上黄泉路。我的作品《上海版高老头》，忠实地纪录了他们悲怆凄惨的人生。

我的父母，都是上海卷烟厂的地下党员。父亲还是解放后杨浦区的第一任区长。母亲也是卷烟厂的“巾帼英豪”，解放前夕，任翻译的大舅准备搭机到台湾，母亲揪出坐在吉普车里的大舅，甩了他二个巴掌，让他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上海解放后，舅舅准备偷渡到香港，但母亲向组织揭发了他，于是大舅进了大牢。文革中，大舅在劳改农场自杀。消息传来，亲人中没一人敢收尸，结果尸骨都没留下。

母亲在反右时，仗义执言为人说话。我永远记得这一幕：大姐领着弟妹去接母亲，瓢泼大雨中有个落汤鸡走来，她手上有伞，却硬生生淋在大雨中。母亲脸色发白嘴唇颤抖，原来组织通知她，她将荣幸地成为右派。

母亲后来没打成右派。这不是组织发善心，而是右派名额够了。逃过一劫的母亲变成唯唯诺诺的女人。为了向组织表忠心，她辞了保姆，还把房子上交给组织。
父亲在一次次运动中降级，最后降到杨浦区饮食公司经理的位置上。1963年，父亲在单位悬梁自尽。正读初二的大姐，辍学到饮食公司上班，帮助母亲养活弟妹。

我18岁时母亲去世，于是我分到炼油厂。就是在家庭悲剧迭出时，我都没抱怨过共产党，只对它发动的运动颇有啧言。我曾在厂报和石化报上，撰写了大量的时评、杂文。1989年一声枪响，彻底打破我的梦想。从此我走上了反思反省，否定之否定的道路。

二十年前，借助大屠杀大逮捕而拿“血卡”的精英散布全世界。二十年后的今天，商海搂钱者有之，“老婆孩子热炕头”者有之，明修栈道暗送秋波者有之，沽名钓誉的政客有之。他们很忙，有人忙得连一年一次的“六四”烛光晚会都不参加。如果说忘记是遗憾，那么抛弃就是背叛，背叛坦克下的战友，背叛曾经的信仰。背叛者轩昂而猥琐，得志而可怜；背叛者是成功的失败者，是高贵的卑微者。最让我愤怒的是曾经的学运领袖，竟和当局做“金盾工程”的器材生意。这个无耻的商人，将和刽子手一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六四”二十周年时，儿子阅读了小乔对我的访谈录，消弭了对我的怨恨，让我重拾儿子对我的尊敬；我又在小乔力荐下，加入了独立中文笔会，让漂泊20年的心有了港口；小乔又四处联系，将《上海女囚》出版，圆了我多年的梦。她的帮助，给我冰冷的心带来温暖。在此，我和我的亲人对小乔表示深深的，诚挚的感谢。

21年了。每一个死难者和“暴徒”的背后，都有一群受尽磨难伤痕累累的亲人。他们需要关注，需要帮助。遗忘他们，就是遗忘历史，帮助他们，就是救赎自己。在这里，我感谢伸出援助之手的海内外同胞，同时也希望“精英”心存良知，帮助曾经帮助过你们的同盟者！

孙宝强
2011年2月

《上海女囚》，孙宝强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11年6月出版

菜鸟搬家

序孙宝强《上海女囚》
作者：彭小明 文章来源：上海女囚 点击数：135 更新时间：6/2/2011 10:47:26 PM  

从网上看到孙宝强的作品，就想起了唐代骆宾王的楚囚五律《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

骆宾王是唐代的谔谔之士，敢于讨伐则天武后。孙宝强则是当今时代的谔谔之士，敢于谴责天安门的屠杀者。更加不同的是，名字颇像一位男子，却是一位好学深思的女子。

孙宝强曾经是相信共产党的青年。直到六四惨案的前夕，她仍是党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命运之神还来不及给她戴上党员的乌纱，天安门罪恶的枪声已经响了。号称母亲的共产党，号称人民子弟兵的军队，竟然屠杀了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孙宝强悲愤交加走上街头，发表演讲控诉杀戮，设置路障抗议镇压。她大声疾呼，坚决要表明退出这个食言自肥、血腥无耻的党。国安录下了她的讲演，拍下了她的行为。一位石化单位的优秀职工，一位经常在企业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忽然间变成了被判三年的“六四暴徒”。

被解往著名的提篮桥监狱服刑后，角色身分的转换，理想主义的破灭，令孙宝强晕眩。“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孙宝强所面临的一党专政，比一千多年前的封建女皇更严密而无孔不入，无微不至。从物质到精神，即工龄、住房、求职、养老到尊严、婚姻、亲情乃至儿子的思维和性格成长，无不受到伤害。

然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孙宝强自有她的信念，也有她的夫君和家人、朋友的支持，她走出了黑洞般的思想困境。我自信高洁，我自表余心。当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时代，中南海的杀人犯们逍遥法外，上海滩的抗暴者们却被押入黑牢的时候，她的文字表达欲望，她的灵性才情突然愤激奔涌。她没有陷于小妇人式的哀怨悲愁，却睁开了眼睛去观察监狱中的点点滴滴。这个独特的视角是历代古今中外作家皆不易获得的。而孙宝强以她的青春、幸福为代价，于无意中得之。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说，这是宝强一家人的悲惨不幸，万万分的不幸；从文学史和现实主义文学的角度说，又是中国历史文化不幸中的万幸：中国文坛上留下了一位共产党黑暗时期的铁窗文学女作家，赢得了一部全新的纪实铁窗新文学作品。或许有人说，恐怕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已经有了一大批大墙文学的作家作品，如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白玉兰》等等。但是区别是明显的。“大墙文学”定义开宗明义就说了，大墙作品表现的“是一群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狱内同四人帮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也就是说，他们的前提还是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即血腥专政的合理性的。不过是因为极左路线造成了偏差，党的意识形态需要决定了大墙文学的政治界限，从根本上说，这一批作品也就到此为止，后继无人，也难有进一步的前景。而《上海女囚》所代表的铁窗文学却是完全自由的文学。它已经超越了所有意识形态的界限，彻底踏翻了党政需要的樊篱，百无禁忌。嘲弄和调侃党的套话和教条成了宝强作品的重要语言特色之一。也正因为这样，作品决不看当局的脸色，决不顾左右而言他，所以中国大陆的出版社没一个敢出版这样的作品，个别上海作协的友人曾经努力尝试也都终归失败。这样倔强的文学在当代中国无独有偶，就是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其余大概只有北大才女林昭的遗诗、遗书，庶几近之；但是迄今为止，林昭的遗稿或遭销毁，或遭散佚，而小说故事更付阙如。此外，以陈凤孝《梦断未名湖》和王书瑶《燕园风雨铸人生》为代表的黑色文库，还有巫宁坤震撼中英文世界《一滴泪》，也描写了中国监狱的黑暗和恐怖，但是仍以陈述和分析为主旨，不属于文学故事。海外尚有齐家贞的小说《自由神的眼泪》和《红狗》。所不同者，齐家贞已经逃出了一党专制的铁幕，生活在自由的澳大利亚，不必担忧作品是否能够出版，更不用担忧分分秒秒的监控和骚扰。

我们回看二十一年漫漫的黑夜，发觉孙宝强的行程是一道闪烁光芒的历史轨迹。六四枪声大作，她的政治良知驱使她误入了中国的政治禁区；牢房暗无天日，从政治禁区里，她的文学良心又推动她义无反顾地踏入了中国的文学禁区。当她大踏步地跨越了精神樊篱之后，境界豁然开朗。金钱、名利、党籍、地位、教条、刑期、乃至生死，都不再遮挡她的视野，她的目光直视爱心和人性。在刑事人犯中她看到了“维纳斯”坐等12小时所表现的诚心，在看守中她领略到了朱队长“多一分钟是一分钟”所给与的关爱。上海的监狱系统应该是中国最现代化的监狱之一，可是在孙宝强的笔下，真实地记录了虹口看守所和提篮桥监狱中的酷刑和虐待。其它省市县乡的羁押单位中的反人性虐囚惨剧就不难想像了。张爱玲不仅有她的言情小说，而且留下了《赤地之恋》和《秧歌》两部描写土改真实历史的长篇，早已成为令所有国内知识分子汗颜的描述土改悲剧的文学绝唱。孙宝强的作品也将为中国、为上海留下六四惨案的文学记录。政治迫害远没有停止，她从提篮桥小监狱出来，回到了上海滩大监狱。跟监、骚扰、打压、恫吓，无日无之。三年的徒刑早已刑满，无形的无期徒刑维持至今。描写提篮桥小监狱的铁窗文学《上海女囚》出版了，描写上海大监狱的当代专制社会文学《上海版高老头》、《猥琐的上海人》描写和剖析当代中国人性格扭曲和思想犬儒的系列作品正未有穷期！

另外，《上海女囚》的语言独具特色，是不同于北方文学的上海文学。上海是吴方言的中心重镇，传统上曾经产生过《海上花列传》这类方言文学精品。孙宝强的作品让人们再一次领略了现代上海方言的语言特色。这也是孙宝强作品在文学意义和文化意义上贡献之一。

备注：

彭小明： 德国《欧华导报》编辑，德国学联主席

《上海女囚》，孙宝强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11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