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伯钊之死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5月28日 转载)
长剑倚天外，匹马定中原——这是辛亥革命军事领袖黄兴送给耿伯钊（觐文）的诗句。
耿伯钊，辛亥志士，民国将军，湖北安陆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六期生，1905年在东京首批参加同盟会，从此为推翻清帝出生入死，为建立民国立下不朽功勋。再以后，护法、北伐、抗战无不奋勇当先。1949年与李书城等人组织和平运动，促成武汉和平解放。
中共建政后，任湖北省参事室主任。
1957年，耿伯钊被打成右派小集团头子，（小集团成员胡复是著名新闻工作者刘衡的父亲，刘衡撰有《父亲与我同划右派》一文，摘抄如下：
“父亲被划右派与耿伯钊有关。
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由极有威望的耿伯钊担任，……1957年6月初鸣放期间，他和当时新华社记者曲一凡有两次谈话，前后共6小时，谈话后被曲一凡整 理出来，全文发表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耿伯钊在谈话中特别批评了党政不分的问题。他说：‘时期内，以党代政的现象普遍而严重。领导党有责任对国家大 事适时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检查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发号施令，发号施令是行政部门的事。我们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发布某一 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现了省委与省人委、地委与专署、县委与县人委等一系列的党政联名发号施令的事情。实际上，这样做法必然助长党政不分，其结 果则是以党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钊还特别提出了要‘加强法制工作’。他认为，开国8年，国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和人民的迫切要求。他说：‘宪法有了，但宪法不能代 替具体的法律和法规，法律不是几条精神、原则能代替的。现在，除了婚姻法，几乎没有别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旧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 的东西来代替。……必须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树立了守法的观念，就不会盲动而犯法。’耿伯钊还在谈话中提出了要反对‘大党主义’，他认为，储安平向 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提得很好，是给新闻界增了光。他认为，共产党英明伟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个共产员，个个以领导者自居，以战胜者自居，盛气 凌人，忽视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
参事室的所有民革成员如晏道刚等，不管他们有没言论，都一网打尽，统统划成右派。”
耿被打成右派头子后，承受着狂风暴雨的斗争，大会小会报纸，批他是“向共产党进攻的急先锋”，“漏网大地主”，“老奸巨滑”，“向党放毒箭”……他万分冤 屈，向中央统战部、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封又一封信申诉信，都石沉大海，不见回音，他只得向在北京的老友李书城写了一封信，诉说心中的冤和苦，说自已从来 不曾反对过共产党，自已的弟弟是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杀害，刚刚（1957年5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等等。
就在他翘首盼望李书城回信的时候，湖北省参事室潘哲夫付主任（共产党员，参事室真正的领导）来到他家，严厉地训斥了他和他夫人刘瑛（此时刘瑛已处于神经崩溃边缘），原来是李书城电话告诉湖北这边，说耿不老实服罪，还在到处写信告状……
潘走后，耿于悲愤中自杀。安陆之子民族将星就此坠落。
八十年代，有记者为李汉浚的题材采访李书城的夫人薜文淑，说到李汉浚被捕之事时，薜竟说：李汉浚被捕后，“我立即去找耿伯钊(即耿丹之兄，当时任汉口的一个局长)他当时表示没有什么办法可想，看样子他很害怕”……。
真是胡言乱语。耿伯钊为人最是无畏，湖北国民党元老中敢当面顶撞蒋介石的只有他和孔庚。其实在李汉浚被捕后，李书城与孔庚也被捕，耿伯钊竭力参与营救。
薜文淑只不过想减轻李书城出卖耿伯钊之罪过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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