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搬家

——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一
作者：陈永苗
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说“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民国是中华民族的重生，之前的历史是史前史，重生之后的历史，才是传统。传统具有惯例和启示的意义，未来的方向可能蕴含在其中，而史前史则是冰冷的材料。民国奠基之后所经历的一切，就是在开辟属于现代中国的传统。

民国去台不过半个世纪，而且正如我在《从台湾来的“民国想象”》中说，民国作为离现在最近的年代，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底色，虽然在底色之上，又上了五彩斑斓的其他颜色，但是底色是最强大的色彩。许多对民国问题的讨论，都会指归到当下，作为当下思潮辩论的法宝。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对中国未来的预设与憧憬，需要从在民国中开掘资源。民国史可以为我们提供社会想象。关于民国的社会想象，或许可以照亮社会前进的步伐。民国热就是当代思想界在反思和我们最为接近时代，在对民国想象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思想谱系，为当下行为和理论寻找合理性。

师承关系和文化道统还必须扎根于民国。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民国作为一个散发热力的名字，已成燎原之势。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落叶归根。迷恋民国这一题材，里面有很多寄托，能激起神往的涟漪。

中华民国的魂魄和身体，在慢慢重新回归。当今台海两岸的“一中”的表述，无疑是对孙中山奠基民国的复活。台湾把大陆当作民国的一个部分，而大陆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国的变种，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是要继承中华民国国号的。如今两岸的融合，不会归于台湾，或者归于大陆，而是归于超越台湾和大陆之上的一个整体，可以代表这个整体的，只有中华民国。只要台海两岸有一个五十年和平协议，不消二十年，台湾就不战自胜，那么站在1949年大陆主导宪政中华格局的立场，也就是一种笑料。

站在1949年大陆格局，想统一台湾的，是1949年之前革命与夺权行为的延续。尽管六十年到了，还是处于合法性上的妾身未明，还是属于“生成中”或者残缺中。尽管大陆很强大，但近是政治上的专横霸权，相当于黑社会的震慑力。就政治科学而言，1949年没有在国体层面的变革，而是政体层面延续国民党，按照其逻辑进一步深化和严酷而已。1949并不是新中国，也不是新政体。除了新的掌权者，新的朝代，什么都不新。

2003年以来，我一直致力于回归中华民国的观念思考和传播。例如书籍《待建的诸神之殿》后记《重返近代中国》，书籍《改革之死》以及数十篇文章都是如此。近几年我致力于对民国的回归，这不仅是基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实存，以及马英九的崛起，而且基于一种政治神学的虔敬。即使中华民国的国号已经消亡，台湾已被吞并，我们同样坚持对民国的回归。这是中华民族颠簸不破的真理。

以下是一位网友在李晦之新浪博客的匿名留言：

对李悔之先生在邓玉娇案上对杨恒均和陈永苗先生的言论的批评，我只能说，您错了！我最近仔细的阅读了陈永苗先生的一些文章，觉得立意很高，很有启发性，可以说其政治智慧远远高出您李悔之先生。陈先生的核心观点是言论启蒙其实早就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完成了，改革开放后走出文革式的言论启蒙更是已走到了尽头，现在道理其实都懂，可利益集团就是不肯放弃特权，我们怎么办？

从观念上来说，我们应该回到民国建国理念，否定党天下，否定权贵资本式改革。从民国理念来说，民权是自然生成的，是首要的，无民权即无民国，这样的自然正义难道还需要我们喋喋不休的做几百年的启蒙吗？民权者，平等之权利也。站在民国的高度，文革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文革的主要点是某党的内斗，而对民权的侵犯，是49后从不间断的，不是文革的特色。

这是一个极少的反馈之一。其中“回到民国建国理念”颇为切中，以民国奠基理念来审视后来的政治变革，就树立了一个绝对尺度。不同之处，例如我以民国奠基理念来反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新文化运动反了民国奠基理念），我以后改革立场告别改革，以维权运动压倒启蒙。因为我在新文化运动处看到政治精神上的衰败和堕落，看到共和之死，看到政体循环的开始，看到律法性政治宗教被道德性教士治国的替代。

改革三十年与民国至今的现代化历史，西欧的现代时期历史进程，具有同构性。都是从政治总体性下降到道德审美，然后到工业社会的。不同的是改革三十年起点的政治总体性，是道德性的，而民国与西欧的是法律性的。

改革具有逆向回归于民国的性质，当在起源——目标的整全性当中，就不会有过去的一切为当下预备的感觉。就像基督是律法的完成和总结。四五一代就有这种认识，过去的一切都为现在准备，因此感恩戴德。就从政治自由之准备条件来说，逆向回归的力度，取决于共和潮流与专政的对抗，并不取决于专政作为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张力。也就是说，一种对目的的原教旨主义道德性回归运动，并不能终结桥梁专政的无限延长特征。
  
政体循环

国共交替是资产阶级专政政体变更为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政体。政体进行循环，国体不变。而整个民国的或者整个民族作为共同体，是真实的存在，每一个人心中相信的。不能从大陆格局或者1949秩序来考虑中国问题。应该从一个应当的尺度来考虑，而不是被俘获的尺度。1949秩序与党国专制的思维，会把大陆格局等同于民族格局。

某种意义上来说，把1949年定的猪笼框架摧毁掉，对民国包括对台湾，把这个东西带回来，尤其是89年之后大陆是非常重要的。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反政治的政治力量，需要提供一个乌托邦想象。自由主义宪政是什么样子，例如我们可以看看美国。中国本身呢，也要提供乌托邦想象。用中华民国替代美国，这样排除了民族主义对宪政渴望的敌对。这样的敌对，体现在毛泽东说的外国老师对中国学生的侵略和殖民。

从民国到今天可以发现，在政治自由方面，政治框架完全是堕落的，如果今天回到民国，就可以给我们带来社会想象，这完全是保守主义的框架。我们想做的事情，把民国的历史、故事带到今天来，摧毁1949年猪笼政治叙事。

保留国体与政体的区别，以及驱赶启蒙政党国共两党对二者的混淆，对回归民国，意义重大。从民国奠基的1911年到国民党掌权的1927年之前，国体观念兴盛，政体处于未确定状态，当时孙中山以及很多民间团体，都可以通知外国使团，不承认北京中央政府。

1949年秩序是1927年党国体制的进一步延续。我们必须有前1927年国体观念兴盛的念头，前党国体制的民国念头。可以设想，即使取消了党国体制，还留有前1927年国体，然后再考虑再造政体，国不亡，政体可以再造。这样实际上是把国体从党政那里剥离拯救出来。取消国家党，保留政体与国体的分离，涵养国体，以实现共和消灭专制。   

在现代社会中，政党力求扩展自己纲领所规定的范围，有越界的内在冲动，渴望变为国家。国家党把自己等同于国家，国家机构与党的机构的混同。在国家党这种制度中，国家党会把国家职能归于自己，把自己等同于国家。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就归于国家党，对国家党忠诚，等于对国家忠诚。国家党之外，没有国家。　

由于国共作为国家党，把国体因素并入党政中来，党政的变革，看起来像国体的变革。其实不然。当站在1949年秩序里面，人按照做猪的方式思考，就把中华民族当作大陆，把民族主权放于北京，把国体层面进一步压挤殆尽。在这里，国体与政体，不再共荣共损，而是政体对国体构成一种巨大伤害或者障碍，使国体成为一种抽象物，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国体与政体之混淆造成中华民国的困境，就在于国体观念的枯萎。专政国家党对国体伤害极大，害得我们腾挪的空间很小。是不是从台湾或者民国角度考虑中国问题，更能代表民族格局？

改良或者革命，都是对国体的巩固，对政体的变革改良或者革命都有复归的内在含义，那就是回归国体所蕴含的目标。

英国传统的延续必然是对其早先成就的重构和发展，甚至相对稳定和连续的历史时期，它体现为国体巩固之下政体的循环或者革命。最激进的法国大革命，或者中共的革命，其实也是对其早先成就的重构和发展，如果我们撕开新生或者重新开端的迷云，那不过是一种无法制度化的渴望，始终无法生根于制度之中，而是作为政治神学、民情或者政治宗教的内容之一存在。也就是说不管是改良还是革命，都是不开对其早先成就的重构和发展，不同的是以自然的速度或者加速度来重构和发展。

现代化中国的历史神学

一定把民国作为社会想象或者历史技艺或者集体技艺，带到现在思考，带到学界和思想中来。我接触很多人就很难想象超越1949年，没办法想象如果没有1949年，毛泽东手一挥，根本没法想象，台湾有那种进步，对他们来说，也看不到海峡对岸。某种意义上来说，把1949年定得框架摧毁掉，对民国包括对台湾，把这个东西带回来，尤其是89年之后是非常重要的。

从民国到今天就发现，在政治自由和政治框架完全是堕落，如果今天回到民国，就可以回到我们的想象出来，这完全是保守主义的框架。我们想做的事情，把民国的历史、故事带到今天来，摧毁1949年政治叙事。

民国之自然权利奠基，因为时代久远，就脱离了自然历史条件的限制，变为无条件的。正如施特劳斯看到的美国宪政奠基于自然法之上的自然权利，经过时间之和水的淬炼，走向了完美，走向了美国宪政化。

我们近来谈民国，不单纯是一种认知，一种见识，更应该是一种建构。这种建构是对共产党扭曲民国的抵制，也是形成新的政治框架政治意识的努力。所以应该从民国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历史最大地服务于我们的政治出发，来谈论。不同的政治立场，有不同的民国。我们的反本开源之路和立法者视野，当然能够符合最本源的民国。对五四也是这样子。文化保守主义攻击五四，根本就不知道，现代中国的使命是中华民族的重生和再造，一切围绕这个展开。这是立法者的视野。

—— 原载: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