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57# 斯吉·利兹 的帖子
这本书应该是学术性质的吧？
在分析中国帝制社会的时候，有一部分议题是皇权和族权(P56开始)，从定义上，它们是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的，区分的准则有点像西方政治学上对于寡头政治和贵族政治的区分。但是，它们的内容具体有什么不同，似乎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可能不是皇帝们或者士大夫们所关心的问题。然而对于当代政治学来说，具体皇权和族权的权利范围是否一样，却可能是相当重要的。比如说，在中世纪，神权包含了对《圣经》的解释权，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伽利略的《对话》遭禁且受到审判是由于教会认为其侵犯了教会对圣经的解释，尽管当时欧洲亚平宁半岛以外的贵族并不完全对此卖账。文中讲述皇权遭受挑战的时候举了王莽和曹操的例子，从具体例子来分析，似乎除了对历史的解释权以外，还有政治上的决定权，这些都是绝对权力的范畴。还有一些则是相对权力的范畴，比如说，一个大前提是，权力中心成为道德中心(P64 2.2.2.2 最后)——理论上，皇帝一定是品德高尚的人(P62 倒数6行)，这是很难由统治者通过运用手中权力而改变的观点，于是不得不从对道德的解释入手。道德观念上，王莽和曹操的主要敌人是士族阶级，他们两人都无法对士族的观念产生影响(P63 2.2.2.2)，于是两人在这方面各有选择。前者为了顺应士族的道德观念而把自己打造成道德完人，后者则是采取*消极*抵抗政策，引来司马懿等士族阶级的鄙视，等等。
所以早期与族权伴生的皇权并没有对道德的解释权。
但是，文中也提到，*忠*在历史的演变中逐渐成为大众认同的最重要的道德准则(P66 2行)，考量到对道德的解释权这种东西依然存在，那么作者应该是认同这样一个观点的，那是说：最后对道德的解释权落入了绝对权力的腰包？——而皇权正在变得虚伪，通过行使这种特别的解释权来使得「皇帝一定是品德高尚的人」条件得到满足？
那么，对于道德的解释权究竟是怎么落入皇权之手的呢？似乎没有看到佐证。文中提到了宰相分权、取消丞相制度、引入科举制度等等，可是这些只能证明士族在没落，却没有说明权力的转移过程。接下来就直接是结论部分了。
所以我转头思考是否我弄错了某些语句的含义。比如说，在后期朝代，皇帝一定是品德高尚的人，未必是指皇帝必须符合社会道德规范，解释权被用来解释皇帝的所作所为，而是他本身作任何事情都是规范本身。这句话可能比较拗口，所以我用更简单清晰的词汇来表达——他拥有一国的立法权、司法权(解释)、执法权，三权合一。
这种情况下，按照文中的理论，中国的宗法伦理就是社会的一般法。于是，早期在王莽曹操的时代，执政者是没有立法权的——他是没有办法决定宗法伦理的，只能顺应；而相对的，本家的家法如何不是很重要，因为皇权依赖于士族的支持，而士族以所谓的士族道德标准来判断支持与否。后期，士族没落，统治者仅剩皇族一支，于是统治者主要需要服从家法，而对于社会的一般法，他是大权独揽的。而所谓的权利中心是道德中心部分，也做相应的变化——皇权和族权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两条主线，两者不变的原则分别是社会宗法和家法(也即 *国-家* )。前期，士族继承了宗法社会的观念，以道德为准则，实力大于皇权，所以：权利中心是道德中心。后期，族权不敌皇权，服从皇权而无权以其准则道德来衡量皇权，所以皇帝一定是品德高尚的人。
是这样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