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民顾问
第554期2012.05.07
导语：就在上周，武汉大学刚爆出副教授因未评上教授，找评委会成员“干架”的丑闻。事情尚未平息，湖南又被曝出职称评审专家公然索贿的丑闻，高校职称评审可谓乱象丛生。两件事的背后，为了评上职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还有多少疯狂举动？他们又为何为此而屡屡突破为人师表的底线？[详细] [网友评论]
有人为了它四处走关系送钱，有人则因为有了它获利不菲，高校职称评审不仅催生了种种“权学交易”式的腐败，甚至在“跑职称、要职称”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链。
如今的评职称，尽管名义上叫竞争，然而实际上丝毫没有正常竞争的意味，而是一种不是你战胜我就是我战胜你的斗争。“二桃杀三士”的权谋，被职称政策的制定者运用得炉火纯青。
于是，参与者各显神通，有关系的找关系请客吃饭，没关系的则直接将白花花的银子奉上。一如“御史在途”在微博上所展示的，一位青年老师因为某评委的房间聚集了太多送礼之人，最终没有能够打点所有的评委，为此内心十分忐忑不安。而另一位教师在得知评委临时变更之后，化悲痛为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摆平了所有评委，得以长吁一口气。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如果说这种竞争还算是良性竞争的话，那么更可怕的还在后边。职称指标是有限的，而竞争策略是无限的，你要上去，有些人势必要下来。扶一个人上去不容易，拉一个人下来则再容易不过。只要你脸厚心黑，把文化传统中秘而不宣的整人办法学到手，那就无敌于天下。整人最基本的，就是告密和揭发，揭出来对手的疮疤，你就胜券在握。只要找出对手的一篇上万字的文章中有几十个字与另一个学者的相似，你就完全可以告他抄袭，如果能找出对手的某一段话与中央的某个决议不一致，那更是百发百中。[详细]
评职称还要看成果，成果当然不能由自己说了算，它取决于发表论文的数量、期刊的级别以及完成的重大课题项目。
以教授为例，他们作为高校的高级教师，其主要工作应该是教书育人，科研只是其工作的一部分。而现实中，教授的评定，不是看教书的成绩，更不看育人的效果，而是计算有多少专著、有多少科研。这种教授评定方式，让众多高校教师荒着教书育人的地、忙着科研的田，最终使高等教育成效大打折扣。
事实上，高校教授们的成果整体不尽人意。据统计，高校每年通过鉴定的科技成果达1万项左右，而其中仅有30%左右的项目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和产业化前景，最终形成生产力的不超过15%。也就是教授们70%左右的属于没有推广价值且生产力转化难，是一种垃圾学术，这不仅伤害着教授们的身心，更是对国家财力的一种浪费，最终是教学科研两头都耽误。更严重的是，这种职称评定方式还成为高校工作人员学术抄袭和做假的根源。[详细]
一些职称评审专家之所以明目张胆地开房接受贿赂，盖因这类事在有些地方已心照不宣，成为潜规则。以网友爆料的消息分析，能打听到评委名单，能收到索贿短信，能在某个时间节点前将贿赂送进去，已经要“烧高香”了，这表明，某些高校的职称评审，已完全异化为“权学交易”。评审专家用评审权寻租，而希望能评上职称者，四处运作，“跑职称，要职称”。
需要注意的是，这是湖南省全省范围的评审，还不是一所拥有职称评审权的高校内部的评审。在全省范围内，有省教育厅的监管，评审专家尚能如此运作，一些高校关起门来进行的内部评审会怎么样？如此职称评审，评的哪是学术贡献与专业水平，分明是权力大小、金钱多少，以及运作手段的高明与否。[详细]
近日，高校评职称频频上演怪诞剧，冲突严重的甚至动起了手；因为“没能评上教授职称”，武大法学院47岁的副教授陈少林对另一教授大打出手，被打的教授则是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
职称到底有多重要，评上更高的职称又有什么好处呢？钱钟书借《围城》人物之口到处了这一玄机，称副教授好比“如夫人”（小妾），教授则似“夫人”。一个比喻，道出了职称高低在资源享有和地位高低上的鲜明差别。
不得不说，国内现行的各类职称等级都直接与位票子、车子、房子等个人切身利益紧密挂钩，凭借自己的成果谋求一个“教授”或“研究员”职称的想法，成为许多人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首先，一个人职称的高低决定了他的薪资水准，也就是说职称高一个等级的话，他每月的工资卡上将会多出不少钱。如果说这种好处是直接而又明显的，那么间接和隐性的物质利益就更多了，比如，相比“副教授”，“教授”职称势必会让一个学者获得各种政府、企业乃至学术机构举办的活动邀请势必要多出很多，也就是说，他走穴赚钱的机会多了。[详细]
其次，职称还作为一种荣誉而存在，而这种荣誉指数显然是与职称的高低成正相关的。可想而知，同等条件下，一个教授的所获得的尊重，必然会高出副教授和讲师许多。
不管基础学科、无法市场化的专业领域怎么不受待见，很多人还是想当个教授。首先，“教授”的头衔毕竟是一种荣誉，在现实中仍受到学生、普通教师甚至社会人士的尊重——尽管在网络上有些“教授”已被恶搞为“叫兽”。再者，在几乎所有高校的教学督导队伍中，能够对青年教师的教学效果作出评价、对青年教师的职称评定有一定发言权的人，也还是教授，教授仍是一种学术权威的象征。[详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职称高低还是高校工作人员分配学术资源的一个重要标准。一般来讲，助教、讲师、副教授到教授，仅仅因为职称的差别，在资源的配比上有天壤之别。现在大型的社科或自科基金项目，多由教授担纲主导，副教授就缺了不少底气。
甚至，很多学校和科研机构规定，只有教授才有资格招收博士生。而一些学问做得好，或者科研能力强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往往受限于不是教授，而只能在承担项目和科学研究上仰人鼻息，完全没有自主性可言。[详细]
钱钟书借《围城》人物之口道出了职称的重要性，认为“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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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学术体制中，只要牵涉到评审，比如评奖、评职称、评博导、评博士点、评重点学科，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以行政代学术”。用这种方式来分配学术资源，且又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势必产生学术腐败等种种乱象。
“量化”和“硬指标”让学界庸才日多人才渐少
现行学术制度采取了“量化”的办法，并规定了“硬指标”。比如评博导要有国家级或省部级课题，或者要有国家级或省部级奖励，同时还要有权威刊物论文多少篇，核心刊物论文多少篇。这些“硬指标”各校不一，但无一无之。也许“立法者”的初衷是好的，但其结果却恐怕是始料之所未及。
这种评价标准，以“科学评估”的名义和方式，为一大批庸才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进身之阶，并将由此造成整个学术界的平庸。一个庸才，并不会因为当上了教授或者博导就不再是庸才，却可以而且一定能当评委。这样的人评出来的，也一定是平庸之作和平庸之才。最后，学术界就会只剩下庸才，没有人才，更没有天才。
行政主导评审催生腐败 “权学交易”蔚然成风
无论是检审此次事件，还是考察之前大量涌现的课题申报、论文造假、学术刊物买卖版面等，可以发现这些行为是围绕在高校教师的评价体系中取得晋升来进行的，而控制高校教师晋升评价体系的正是一只“行政化之手”。
最终，以行政化的方式来分配学术资源，且又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所形成的局面必然是掌权者因为收钱而马不停蹄，青年学者因为送钱而战战兢兢，“权学交易”蔚然成风。最终导致的结果自然是“劣币驱逐良币”，整个高校缺乏对知识最起码的尊重，越来越多的教师丧失了对学术尊严的捍卫，却只剩下为各种指标而争夺，为现实利益而纠缠的激烈场景。 [详细]
“以代表作代硬指标”：评议实行“匿名与实名相结合”
易中天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理想的大学申报职称或申请职位，只需要一件代表作，而且不准说我有著作等身。“又不是卖大白菜的，讲什么堆头啊！只用一篇代表作，最多三件”。
他进一步说，申请人在提交代表作时，应说明该作品在学术上有什么意义、创见、贡献，有什么发展和创新，并按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提供相关证据。不能提供的不予受理，举证不实的取消资格，弄虚作假的严加惩处。代表作应有9人以上同行评议，而不是现在的3个同行写鉴定。同行评议采取“匿名与实名相结合”的办法，即郑也夫先生提出的事前糊名事后解密，所有评语和评审人的名字都要在适当时候公开，以保证评审人向学术负责向历史负责。
“以学术代行政”：建立以专业协会为基础的职称评定体系
说到底，要治理日益严重的学术评价、评审异化现象，关键在于取消学术行政评价、行政评审。从本质上说，目前几乎所有的学术头衔评审、科技成果评审、职称评审，其实都是行政评价、行政评审，是以行政为主导进行的学术评价行为。在行政主导之下，所谓的专家是行政机构遴选出来的，进而学术的评价，很难坚持学术标准，而会演变为行政指标和利益标准。
改变现行的学术评价模式，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机构成立能独立运行、不受行政干扰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才能阻止学术评价、评审的异化趋势。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是：建立以专业协会为基础而非以行政单位为基础的职称评定体系。例如，地质专业科研人员的职称由地质学会确定评定标准，或由地质学会评定。[详细]
在易中天看来，理想的大学申报职称或申请职位，只需要一件代表作，而且不准动则就说有著作等身。“又不是卖大白菜的，讲什么堆头啊！只用一篇代表作，最多三件”。
最后，不妨以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我为什么不参评教授》一文中的一句话作结，他说：“一个人一旦不再把心思放在追逐这种本就已经声名狼藉的教授名声和地位之上，他反而可能认清学术的意义所在，认清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保持自己的良知和底线，做一个自由的教师，自由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