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之叹
荆楚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中华民国100周年。回顾历史，感慨良多，遂为《辛亥百年之叹》。
一、第一可叹者，民国先贤和五四先知们，对民主制度，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民国先贤和五四先知们，由于没有基督文明之信仰，没有基督文明的基本学养，他们看到民主制度能带来国家富强，所以要追求民主。
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带来国家富强？那是因为：以基督文明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西方国家，本着基督文明的四大核心理念——自由、尊严、平等、人的有限性，用法治和制度建设，来保障人的自由、尊严、平等和基本人权。并秉持人的有限性的理念，对政治权力进行制衡、限制、监督、防范，以免政治权力堕落为奴役人民的暴政。从而使西方社会迸发出巨大的活力，使西方社会的人们，在思想、文化、科学发明等领域，获得空前的自由，才带来文化科学的昌明，才带来物质产品的丰富，才带来国家富强的结果。
国家富强是民主制度派生出来的结果，而不是民主制度的根本目的。
民国先贤和五四先知们，将民主制度所派生的结果，当成终极价值来追求。并对其进行急功近利的解读。这就产生了一种大谬不然的思想文化体系——舍本逐末，不知其所以然也。
这种对民主制度的“舍本逐末，不知其所以然”的理解，遂产生两种结果：
其一，既然民主制度是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手段。一旦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那么民主制度就变得可有可无的了。
其二，当民主制度在整合社会秩序没有专制权力那么快速有效时，中国的知识者，便纷纷抛弃了对民主的信仰，转而支持专制了。如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支持共产党对全国人民施行全面专政等等，就是这种“舍本逐末，不知其所以然”的结果。
在这种对民主制度的“舍本逐末，不知其所以然”的文化结构上，遂使中国的知识者，在人类文明发展轨迹的探索上，总是找不着北。从而带来了一百年的社会震荡和战乱，付出了血流成河、白骨成山的代价，至今仍然在唐德纲教授所说的“历史三峡的漩涡”中，被旋转得晕头转向，而看不到中国走向民主、文明、进步的出路。
其实，归根结底，民主制度是基督文明这棵参天大树上所结的果子。中国的众多知识者，只想摘这颗果子吃，而恨不得把基督文明这颗大树连根铲除……连孙中山临终遗嘱的最后一句话——“告诉国人，我是一个基督徒”，都被民国先贤删去，怕引起国人的误解和排斥心理也。
直到今日，中国知识者的认识水平，仍然停留在民国先贤和五四先知的水平上。甚至经过几十年指鹿为马的欺骗宣传和洗脑教育之后，认识水平还远远不及民国先贤和五四先知。
究其原因，乃是中国人的身子虽然被近代文明裹挟着，极不情愿地进入了近代社会。但其脑袋仍然停留在“大一统，击缶上首功”的暴秦时代。
回顾一下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历史，鸦片战争打开满清皇朝严密封闭的国门，促使少数中国人首先醒悟，使先知先觉的中国知识者，不再沉迷于“天朝上邦”的自造神话之中，遂进行反思和弥缝补漏。认为是“船不坚、炮不利”所致。乃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保留专制政体的前提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乃造枪，造炮，造船，购舰，来自强武备。
然而甲午一战，号称亚洲第一强的满清舰队，竟为“撮尔小国”的日本打得一败涂地，全军覆亡。
继之，“撮尔小国”的日本，又把素以蚕食鲸吞中国领土为快事的沙皇俄罗斯，打得一败涂地。遂刺激了更多的中国知识者反思和醒悟，乃得出结论，是制度不如人也。然后才有戊戌变法和国民革命运动。
经过多年的变法争鸣和武装革命实践，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殖民中国267年的满清皇朝，顿时土崩瓦解。国民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
由于中国知识者没有基督文明学养之根，“以美为师”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只学到一点民主制度的皮毛，而学不到民主制度的核心价值观，学不到民主制度运作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因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民主根基十分脆弱。
二、第二可叹者，孙逸仙是民国之“父”，也是民国罪人。
孙文秉持国民革命说，数十年如一日，发动十多次武装起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无论是造声势，还是艰苦卓绝，锲而不舍，所付出的先烈热血，都是当时革命派、君宪派、改良派、北洋派、开明缙绅士大夫的先驱。故民国建立，孙文尊显，被后世尊为国父，虽有僭越之嫌，然情有可原也。孙中山这个基督文明的半桶水，到了中国，就被民国先贤惊为天人了。
因为民国开基，是革命派、君宪派、改良派、北洋派、开明缙绅士大夫、知识者（特别是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鼓吹呼号）妥协共赢的结果，其中有满清皇室和摄政王载沣及裕隆太后的顺时因变，顺应民情历史功绩。中华民国，绝不是国民革命派一家的禁脔。再说，国家是国民的公器，绝不允许私产化。把孙逸仙视为民国之父，在国家理念上，有私产化之嫌。
后来，袁世凯在萨镇冰变相率海军“反水”之机，逼退清廷，“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从而避免了战火荼毒，居功阙伟。继之袁世凯为中华民国首任伯里玺坦特（今日误译为“总统”者），思为中国的华盛顿也。
平心而论，袁公当国，在内外交困的国际情势下，在俄、日、英等国竞相争夺中国领土的险恶外交态势下，他忍辱负重，左支右撑，以夷制夷……维护着国家利益和安全，可谓呕心沥血，难为外人道也。
然而中华民国制度设计上的先天不足，加上袁世凯民主价值观和宪政学养上的欠缺，使得行政奇才的袁世凯，行政理乱起来，亦感力不从心，颇多尴尬窒碍。遂以为中国的国家制度，于共和制不善，应以君主立宪制为宜。继之谋当君宪制下的“洪宪皇帝”，终至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也。
袁世凯没在“阿麦利康”（America）生活过，余以为，尚情有可原。然而在“阿麦利康”长大和求学的孙逸仙，也比袁世凯强不了多少。
宋教仁遇刺，这本来是一个通过司法途径，来寻求社会公正和惩治犯罪的问题。民国先贤既然“以美为师”设立了最高法院，国会也任命了大法官。但孙逸仙却视最高法院和大法官如无物，只想到用枪杆子去讨个公道，遂发动二次革命，叛乱民国，否定民国。在民主基础十分脆弱的民国政体內，打开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潘多拉魔盒，把魔鬼释放到中国……此一罪也。
平心而论，民国北洋政府时代，是中国文化获得长足进步，经济、文化、政治群星灿烂的年代。也是生产力获得突飞猛进，社会相对安定，人民相对富足，国人的精神面貌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然而国共双方都出于私心，把这段历史极力予以掩盖、歪曲和抹黑，难为众人所知也。
袁世凯洪宪称帝，在举国反对、亲信反戈、大兵压境的情势下，披皇袍仅83天，遂含羞气绝而亡。民国政府相继为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入承大统。
在这种政治情势下，凭着孙逸仙等民国先贤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完全可以成为在野的强大压力集团，引导和监督民国政府，逐步完善制度建设，以“积小步成大功”的谋略，而行推进中国的民主、文明、进步之大计。
诚然，北洋国民政府时期，有诸多不如意的地方。这些“不如意”的地方，正是民主制度逐步完善的标的物。
而一惯秉持“毕其功于一役”的孙逸仙，并在“阿麦里康”长大和求学的孙文，仍然难以适应民主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而不能跳出中国历史上的丛林法则——“成王败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维惯性，难以理解民主社会“步进积累、立法完善”的思维方式，从而视北洋民国政府为中华民国之完全失败也。
于是，孙逸仙急功近利，在苏俄对中国政府的两面三刀的外交欺骗下，为了取得苏俄的卢布和军械支持，不惜发表任何“北洋军阀”都不齿的“孙越声明”，鼓动部分“终身议员”赶赴广州，又在广州设立“军政府”，自任大元帅……
孙文此举，带来共产邪灵寄生于国民党肌体之中，就像癌细胞扩散，最终使中国大陆沦陷于苏俄傀儡之手，给中华民国带来了无尽的血泪和累累白骨……此为孙逸仙破坏民国之罪二也。
三、第三可叹者，一代笔走风云的才子梁启超，也强化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丛林法则。
一代才子梁启超，其为《李鸿章传》，竟引得日本名相伊藤博文能大段背诵。伊藤博文情不自禁，边朗诵边哭泣。为其精神导师李鸿章忍辱负重、饱受艰辛屈辱、却被思想简单的国人骂为“卖国贼”而痛，亦为才华盖世的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而泣。
后来，在民国政府中，梁启超为进步党领袖，率群伦与第一大党——国民党相抗衡。
梁启超的笔底风流，为世人倾慕。其笔下有“气吞万里如虎”之势。其笔端带有浓浓的感情，真气沛然，超凡脱俗。其走笔如火山之喷发，如波涛之汹涌。他的笔端充满魔力，令时人如醉如痴，趋之若鹜。以致时人教子动辄曰：为文当学梁任公。他才思敏捷，竟能边打麻将边口授报纸社论。口授稿亦成为一篇行云流水的佳作美文。
袁世凯绸缪洪宪帝制时，曾徵求过梁启超的意见。并对梁启超的笔力深为叹服。遂送去一张30万银元的支票，示其写一篇赞成帝制的文辞。
也许梁启超深知袁世凯洪宪称帝之举，已成覆水难收之势。乃明里许之，而暗中阴连学生蔡锷，准备举兵反抗之。
袁世凯洪宪皇袍加身，梁启超却以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来公开宣言反对之。并将30万银元支票原物奉还。
後来，梁启超的学生蔡锷，首先在云南发难，举枪相向，天下群起响应。遂推举梁启超担任护国讨袁军大都督，指挥各路大军，浩浩荡荡，杀向北京。
袁世凯在举国反叛、作茧自缚的洪宪称帝后，羞愧无地，急火攻心。遂一病不起，一命呜呼。
袁世凯临死之前，曾以曹孟德之词哀叹：天下无孤，将有多少人称王？将有多少人争霸？天下生灵，将遭百年涂炭矣！
以后的历史证明，袁世凯的临终哀叹，被其不幸言中了。
洪宪称帝失败后，思想简单的中国学界，于是又诿过于古德诺教授。指责其鼓吹帝制，罪无可逭云云。
为此，唐德刚教授又专门找来古德诺教授之原文，与中文翻译稿仔细核对。这一核对，让唐德刚教授悲从中来。
原来，古德诺教授作为民国政府聘请的宪政顾问，书生气颇重，不愿尸位素餐，乃思为中国政制改造有所参详。于是为文论述君主、共和、宪政之优缺点，以为兴利除弊的比较也。
但中国的翻译者，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只选取对帝制有利之言辞翻译之。以便挟洋自重，以为洪宪称帝造势。古德诺教授不擅中文，遂被欺骗之。只好卷起铺盖，回美继续教书。
由此可见，言论封禁，单向性灌输，不但蠹国害民，当轴者亦深受其害，被深深误导欺骗而不自知。可谓历史一叹也。不知道今日党国中宣部，对此有所醒悟不？
今天看来，梁启超明里支持袁世凯披上洪宪皇袍，暗里却绸缪举兵反抗之。这种损招，实在太阴了。为正人君子所不取也。
我以为，既然袁公对他信任有加，倚重异常。就该尽朋友之义，对袁公黄袍加身之举，据理谏之争之。以免朋友犯下历史错误。惜哉梁启超却是背道而驰之，强化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土匪逻辑。
四、第四可叹者，中华民国之大陆锦绣江山，竟落入苏俄傀儡之手，给大陆人民造成了无穷之血泪。
随着原苏联和共产国际档案的逐步解密，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斯大林谋划于密室的一个国际阴谋的一颗棋子。是苏俄用卢布豢养起来，专门用于破坏中华民国的复兴，以免强大了的中华民国，向苏俄讨要被沙俄非法掠夺的北方领土。
一些认贼作父的奸侫小人，在这种国际阴谋背景下，投入了共产国际的怀抱，以打倒帝国主义为口号，专门在中华民国之内进行颠覆煽动，并一以贯之实施武装叛乱。
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搜出了苏俄指派李大钊等人破坏中华民国的诸多文件，才将李大钊绞死。李大钊真是死有余辜也。
孙逸仙组织南方军政府，实行“连俄容共”的政策，实为苏俄提供卢布和武器支持的条件。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的命令下，集体加入国民党，才找到邪灵附体躯壳。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步步控制这具躯壳，以发展壮大自己，最终取而代之。
嗣后，中国共产党趁中华民族与日军血战之机，在后方养精蓄锐，与日军暗通款曲，狼狈为奸，联手打击抗日军队。并在后方大种鸦片，积聚反叛实力。
待到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行宪，试图与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组成联合政府之时，一直以夺取政权为最终目的的中共，却没有任何诚意。指令其一直躲避抗战、破坏抗战、打击抗日部队的中共匪军，纷纷从山中钻了出来，来抢夺胜利果实。不惜大打出手，发动内战。
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共军队在苏俄的暗中支持下，日益壮大。而一直支持国民政府军抗日的美国佬，却在此关键时刻，来了个釜底抽薪。战场的实力对比，迅速发生了转化……
经过三年异常惨烈的国共内战，在2000多万同胞血肉纷飞的情形下，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共产国际支部、苏俄傀儡的中国共产党，竟夺得了大陆的锦绣江山。嗣后又有8000多万大陆同胞，死于毛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之中。
这个结果，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更是全人类的惨祸。
五、第五可叹者，今日之国民党，已落为台湾的国民党，而没有恢复民国、反攻大陆的雄心壮志了。
国民党到了台湾，熏染日久，逐渐衍生出一种小国寡民的意识——只要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别管大陆人民的血泪和苦难了。
如果说在蒋介石时代，国际形势尚不明朗，历史机遇尚不成熟，让他反攻大陆的大业，只能望洋兴叹，最后含恨以终的话。那么到了今天，民主潮流日益显明，独裁专制政权已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当局反而对中共政权畏之如虎，实在不应该。
其实，在头上挂着一柄断头的悬剑的情况下，谋求自己一亩三分地上的丰收。一旦头上的悬剑落下，小命都要玩完。这时候，何谈自己一亩三分地上的丰收？
因为红色恐怖暴政，已到了歇斯底里最后疯狂的时候了。在这种情势下，只要台湾人民给予大陆人民反抗暴政的必要支持，埋葬红色恐怖暴政的速度，就会加快很多。
因为现代通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已不具备陈胜吴广“荷锄为兵，揭竿为旗”推翻暴秦的社会条件了。那么在当前的情势下，大陆人民反抗红色恐怖暴政，特别需要国际力量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血浓于水的台湾同胞的理解和支持。
没有这种理解和支持，大陆人民反抗红色恐怖暴政的大业，就会艰难得多。尽管民主终将战胜红色恐怖暴政。
而大陆人民反抗红色恐怖暴政越是激烈，台湾这面民主的旗帜就越是安全，就越是成为大陆人民的精神向往，越是巍然屹立于东海之滨。
我希望台湾的选民和领导人，能克服那种狭隘的小国寡民意识，能明白大陆人民反抗红色恐怖暴政与谋求台湾安全的内在联系。
吾以为，将来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当以寓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国旗。
六、第六可叹者，中国的知识者，何时才能爬出历史三峡的漩涡？
经过百年战乱和剧烈的社会震荡，付出了白骨成山、血流成河的惨痛代价后，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者，仍然没有获得多少精神进步。仍然在精神流浪的旅途上，做了一群迷途的羔羊。在某种程度上，经过数十年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愚民教育和欺骗宣传，他们在精神上和灵魂上，甚或是大踏步倒退了。
今天的中国人，有坚持制度决定论者，有倡言回归传统儒学者，有痴迷毛式恐怖暴政者……
撇开等而下之的新儒学和毛左派，纵然是等而上之的“制度决定论”者，他们仍然认为：中国的落后、愚昧、贫穷，是专制制度带来的结果——他们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康有为的水平上。
回顾一下中国融入文明世界的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讨论到文化层面，就因为国家危亡，“救亡压倒启蒙”，不得不戛然而止了。可以说，新文化运动还没有看到中国融入文明世界的门槛。
其实，有什么样的信仰体系，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系统。有什么样的文化系统，就有什么样的世道人心和政治制度。
当然，“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与“有什么样的政府，也养成什么样的人民”，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颇于某一方面。在现代民主大势日益显明的国际环境下，没有基督文明底蕴的国家，也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民主制度建设，来迎头赶上。这已是另外一个论题了，此处搁下不表。
我以为，只有了解到基督文明的基本理念，才知道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人的有限性等基本价值观的来源，才能理解“人权神圣”的“神圣”二字，才能产生价值坚守、真理执着的坚定和勇气。
否则，中国的民主人士，仍然像百年前一样，只是一些功利主义者，甚至是一些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组成的中国知识者群体，何谈推进中国的民主、文明、进步？
写于2011年9月18~28日
发表于《北京之春》2011年10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20/201110218015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