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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走私“强国”朝鲜

毒品走私“强国”朝鲜


西林:朝鲜——毒品走私“强国”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qgc/article_2012060561177.html


发布时间:2012-06-05 09:49 作者:西林 字号: 点击:2711次







  在朝鲜耀德劳改营外,大片的罂粟花在阳光下妖艳地盛开着。像耀德劳改营一样种植罂粟的劳改营在朝鲜还有很多。


 




  毒品贸易在朝鲜是一个“亮点”,在官方的主导下,它与导弹出口一起成为朝鲜获得外汇的重要手段。这两个贸易此消彼长,在2006年对朝鲜贸易被禁运后,出售导弹的收入大幅减少,毒品贸易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与朝鲜接壤的中国东北是毒品贸易走私的重灾区,通过东北中转站,朝鲜的毒品被走私到俄罗斯、中国、韩国、日本乃至全世界。



  政府支持下的毒品繁荣



  与世界上其他毒品产区不同,朝鲜能在毒品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与政府的支持分不开。



  20世纪90年代,在朝鲜国内制造业崩溃后,朝鲜陷入严重经济危机。朝鲜在金正日的指导下开始大规模生产和制造毒品。金正日认为,海洛因能快速弥补出口下降带来的财政亏空。他命令,每一个集体农庄都要拨出12英亩的农田种植罂粟。



  美国反毒品局数据称,朝鲜每年生产40吨鸦片,是世界第三大鸦片出口国和第六大海洛因出口国。美国国会调查局2004年的报告《毒品交易和朝鲜》称,最近两年,朝鲜每年出口5亿美元的毒品,其中一些收入用于军费等。该报告还透露,朝鲜劳动党第39号室主导毒品交易。



  与其他毒品产区不同的是,朝鲜的毒品种植和生产,被普遍认为是官方行为:朝鲜几乎没有私人经济,除了官方和军方,没有任何人有能力经营毒品。



  一位前平安北道的校长说,在1984~1991年间,在政府的命令下,他经常带领学生种鸦片。“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分配了种植鸦片的地块。政府所有的东西则被他们偷偷地运往国外。”一位老师说,在收获的季节,学生还会偷一部分成熟的作物去卖。



  考虑到朝鲜的多种因素,多山、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散落着很多废弃工厂--它是制造毒品的最佳地点。韩国韩世大学的犯罪学家和助理教授尹珉宇将韩鲜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进行了对比,在后两个国家,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无法赚取足够的收入。



  根据尹等人的分析,朝鲜的毒品生产集中在咸兴,这是二战时期日本人建的一个复杂的化学工厂群,这里聚集了很多化学家,也是饥荒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除了生产毒品受到政府的支持,朝鲜政府还会通过外交使团或者政府官员运输毒品,从而躲避海关检查。



  根据美国国会的研究报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50多名朝鲜外交官或者政府官员,在20多个国家,因为运输毒品而被抓获。



  例如在1977年,因为从事毒品交易,委内瑞拉政府将朝鲜驻该国大使馆人员全体驱逐出境。1993年,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港口附近,拦截了一艘朝鲜货轮“Pongsu”。货轮装载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毒品。朝鲜在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外交官,也因为被发现携带毒品或者销售毒品遭到驱逐。



  从朝鲜叛逃的人士,其中包括国家安全官员说,由于朝鲜海洛因产量激增,那些外交官们不再仅仅运输毒品,而且还和俄罗斯的黑社会及日本流氓勾结,把毒品销往世界各地,而朝鲜政权也得以进一步扩大毒品产量。



  朝鲜的海洛因生产规模变得如此令人瞠目,但朝鲜毒品问题并没有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原因何在?因为除了毒品还有更大的议题吸引着国际社会的关注,如朝鲜出售核材料和技术。



  “在过去十年间,这个问题竟然乏人关注。”兰德公司的布鲁斯·贝奈特说。由于朝鲜政权的保密,无法确切知道他们生产毒品的利润。但据估计,朝鲜每年出口海洛因的收入在5亿~10亿美元之间。



  “要知道,朝鲜每年正常的出口贸易额才10亿美元左右。”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布鲁斯·科林格纳说。



  “毒品共和国”



  这些毒品除了用来换取外汇,也成为高管们的消费品,而近几年来,吸毒开始从上层向下层扩散。



  《朝鲜日报》报道称,2008年6月,朝鲜保卫司令部要员因为误吸另一高官的含有毒品的特殊香烟,当场中毒昏迷,很快死亡。该报引用韩国对北消息人士表示:“北韩生产毒品已持续20年以上,毒瘾可能已经扩散到军方和党高层人士。但是,必须向最高领导人隐瞒这一事实。”



  在朝鲜内部,吸毒开始向下层扩散。在韩国的朝鲜流亡媒体DAILYNK,直接将朝鲜称为“毒品共和国”。该媒体访谈的朝鲜咸兴居民称:“你就想在咸兴稍微有点钱的人大部分都在吸毒就可以了。搞贸易的人最多。驾驶长途大客或搬运集装箱的司机也很多。甚至保安署的保安员也吸毒。”



  毒品在许多朝鲜民众心中也成为治病良药。“癌症患者会使用它。这种毒品已经成为他们唯一的药物。”一位NGO的工作人员说,他在过去的三年中采访了数百名叛逃者。一位前自行车走私贩在2009年叛逃后说,他曾看见过一位医生用冰毒给他的一个朋友的父亲治病。“他服用之后就可以说话了,而且5分钟之后手也可以动了。因为这种疗效,很多老人真的把它当药了。”



  一位在朝鲜工作数年的中国人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在朝鲜拉肚子,当地人就用鸦片熬汤当药给他喝。一些朝鲜外贸官员似乎也有销售毒品的压力,曾经多次问他能否“带货”去中国。



  近年,迫于国际舆论、制裁的巨大压力,朝鲜有计划地缩减了罂粟种植面积,但同时大力发展新型毒品的生产加工,令毒品生产结构发生根本变化。



  从2005~2007年间中朝边境缴获的不同类型毒品数量变化来看,海洛因从15.88千克下降到3.25千克,冰毒却从13.33千克一跃到59.87千克。



  被“攻陷”的东北三省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东北成朝鲜毒品国际中转站。但是考虑到中朝关系,中国一直没有公开朝鲜毒品走私问题。



  在吉林省的东部,延吉是一座荒凉的城市,距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边境河50英里。它跟中国的任何地方一样,到处都是斯大林式的建筑和瓦房,但再仔细一看,朝鲜语的标志牌、朝鲜咖啡店和遍布城市四周的朝鲜卡拉ok酒吧都显示了跨境的影响。这个地方成了难民、走私者、妓女、机会主义者和福音基督徒的家乡,成了迷失无救的人们的集市。



  在过去的十年半里,冰毒在延吉和吉林省很多地区泛滥。大量证据表明,来自朝鲜的毒品,尤其是冰毒,在东三省泛滥成灾。靠近朝鲜的边境地区,更是沦为重灾区。



  新华社曾于2010年报道称,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已成为毒品主要走私通道、中转站、集散地和消费地”。



  20年前,延吉只有44个登记的瘾君子。根据2010年布鲁金斯协会的一项报告,去年这个城市登记了将近2100个瘾君子,他们90%的人对冰毒或类似的合成毒品上瘾。当地的官员承认这很可能只是粗略计算的一小部分,实际数量也许会高出五六倍。“吉林省不仅是从朝鲜进入中国的毒品的最重要的转载点,而且它本身有着中国最大的一个甲基苯丙胺类兴奋剂市场。”



  布鲁金斯报告中称,“很显然,来自朝鲜的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在近几年中已经成为了对中国的威胁。”



  延边大学法学院教授崔俊勇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定大量延吉的非法毒品是来自朝鲜。去年一支边境巡逻队就高调逮捕了6名北韩毒贩子,其中有一名毒贩名叫“金大姐”,这可以算印证了他的观点。“虽然消息人士估计一克冰毒在北韩的成本大约是一公斤水稻价格的10倍,约15美元,但是它仍然比中国的便宜得多。”



  一名朝鲜脱北者向媒体公开了一名疑为朝鲜边境警备队军人的男子接受采访透露中朝边境毒品交易内幕的视频。



  他说:“一个小队的警备队有30名左右的军人,大概有5个人从事边境走私。军官们则是基本工作。”他随后从口袋中拿出冰毒说:“这是A级,1克130元,拿到中国可以卖150~180元左右。冰毒主要从咸兴、平城购入,只要有钱,多少都能买到。”



  也许是因为中国政府和朝鲜是盟友,中国在指责朝鲜方面特别地小心,有报道委婉地称吉林省的毒品是来自“某毗邻国家”。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吉林省的禁毒单位的官员说:“我们不宣传毒品是来自朝鲜,因为这会触及中朝之间的良好关系。”



  西林根据《新闻周刊》、《经济学人》、《凤凰周刊》综合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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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卫星危机之前,美国同意以朝鲜暂停核活动换取24万吨食物援助,中国则从2012年2月启动6亿元人民币的对朝鲜粮食无偿援助,如今成了悬念。

  同期,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再次将朝鲜列入“面临粮食危机的全球34国”名单。而对当下朝鲜的具体缺粮情况,各方的估计数字一如往常般,显得混杂而离奇。

  据FAO今年3月份发布的报告,尽管有所增产,朝鲜依然严重缺粮,缺口预计达74万吨。而世界粮食计划署(以下简称WFP)驻华官员近期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透露,朝鲜今年粮食缺口41.4万吨。但如果今年夏天朝鲜发生水灾的话,这个数字会相应变化。

  缺口的粮食规模对应着多少虚弱的民众也是统计不一。WFP的评估团建议国际,需为朝鲜300万脆弱民众提供粮食援助。此前一年的10月,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瓦莱丽-阿莫斯则称,朝鲜大约600万人面临粮食短缺风险。如果属实,这个数字占了朝鲜总人口的1/4。联合国2010年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朝鲜人口总数在2008年为2405万。

  1995年前后,朝鲜大饥荒曾经饿死上百万人。此后情况虽有好转,但始终未能彻底摆脱饥荒的威胁。但由于朝鲜极度封闭和排外,那片神奇土地上什么是真情,始终令国际社会纠结。

  慢性饥饿的国家

  1990年代中期,朝鲜发生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根据叛逃韩国的已故朝鲜领导人黄长烨的记载:到了1995年,平安北道发大水,粮食危机变得日益严重起来。街上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抢粮食而引发的杀人、强盗事件也越来越多……只要稍微离开平壤市中心,就能看到饿死的人,往郊外去,更是成堆的尸体。

  黄长烨引述朝鲜党内组织部的说法称,1995年共饿死50万人,包括5万名党员,到1996年11月中旬已经饿死约100万人。军需工业的工人约50万,其中就连那些技术最高超的工人也饿死了超过2000人。有一半的人,饿肚子无法干活,只能躺着。

  韩国统一研究院2004年的研究成果认为,1994-2000年间,朝鲜因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至少63万-69万,最多在58万-112万之间。

  大饥荒过后,朝鲜虽然也经历了数次粮食危机,但未再出现先前的惨烈景象。但饥荒似乎从未离开朝鲜半步,只是变成了日常而缓慢的饥荒。这让中国人难以想象,1959-1961年的国内“大跃进”,似乎已是对饥荒惨状的记忆极限了。

  朝鲜的饥饿人口,在90年代初约为420万人,90年代中期增加到700万人。之后经历了10年以上的漫漫粮食危机,到了2007年,33%的国民,即780万人处于营养失调状态。这在亚洲,独一无二。

  世界粮食计划署驻朝鲜地区总代表让-皮埃尔-迪马杰瑞2007年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分析,朝鲜缺粮有许多结构性的原因。

  “一是朝鲜可耕地比例低,朝鲜国土面积虽然有12万平方公里,但可用于耕种的土地只有18%,这个比例在世界上也是最低的之一。还有,朝鲜缺少足够的化肥、生产设施和农业机械,灌溉和抗自然灾害能力也弱。每年夏天,朝鲜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水灾,还有春季的干旱和秋季的台风,这些都是造成朝鲜农业很容易减产的原因。”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的一份报告称,朝鲜从1996年到2010年,共经历了15次灾难。其中,因设施不足或人为失误而造成的人灾多达9次,比自然灾害多。

  贫困的直接原因往往比较清楚,无需做太多分析,但其最终原因模糊不清,还远远没有定论。

  联合国的《2010世界粮食不稳定状况》报告将朝鲜列入22个慢性粮食危机国家。该报告称,粮食危机国家的国民营养不良比例要高出发展中国家的3倍。通常,每人每天平均所需的最低能量为1800大卡,长时间无法保障这一能量的人可列入营养不良或慢性饥饿状态人群。

  事实上,认识饥饿与贫困,根本不需要精心设计的判断标准和精巧的度量。

  《凤凰周刊》记者2010年4月在朝鲜看到,从新义州到平壤之间的粮食主产区。铁路两侧满眼是一直蔓延到天边的田地,极难看到树木。因此显得有些怪异。

  朝鲜人显然在尽最大可能去开发能种粮食的土地。除了砍光树木,就连铁道路基旁、河堤旁等斜坡,以及河流中央一小块露出水面的土丘,也全部被勤劳地翻土,梳理成田地。

  田地里,一群群的农夫随处可见。但真正在干活的,似乎并不多:许多人一排排地蹲在那里,或是拄着锄头,看着远方。但有一种人是勤劳的,对几米外行驶的列车也视而不见。他们通常是妇女,衣着破旧,身材矮小,头发凌乱,背着个小口袋,手持一把小铲子,斜着趴在地上,或是蹲在地上,细致地找着,挖着。

  这样的场景,从南部的开城,到中部的平壤市中心,再到北部的新义州,都可以看到。据知情人士介绍,这些妇女是为应对朝鲜粮食短缺而被迫挖野菜充饥。每年这个时候,在朝鲜被称为春荒,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本刊记者进入朝鲜的两个月前,有中国船员在清津港口见证了饥饿的迹象。中国船只靠岸后,手机被统一封存。岸上的朝鲜士兵持枪站岗,不允许他们靠近。但岸上饥饿的人们拍打着自己的肚子向船上的船员们招手,希望对方能扔些吃的东西。但没有人敢这么做。一些朝鲜人弯着腰,在港口的地上仔细地扫,寻找可能漏下来的米、面等食品。

  朝鲜到底缺多少粮?

  如何计算朝鲜到底年产多少粮,又缺多少粮,对于国际社会是个大问题。延边大学朝鲜问题专家金强一教授认为,估计连朝鲜政府自己也不确切掌握。

  以2006年为例,韩国各界对朝鲜粮食产量的估算差别巨大。韩国农村振兴厅数据是448万吨;韩国对朝鲜活动组织“好朋友们”社团理事长法轮认为最低产量约为280万吨;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权泰真则认为是450万吨左右。此外还有350万吨、490万-500万吨等不同版本数据。

  对于朝鲜到底缺多少粮,各方数据同样差别巨大。2008年就曾为此发生争论。当年,WFP认为粮食缺口为167万吨,650万人生存受到威胁。“好朋友们”则预计,5、6月期间或将饿死20万人。而美国Newsweek杂志则在当年5月18日报道中严重质疑WFP的数据,“据我们分析只缺少约10万吨,处在危机‘开始’的局面。”并认为“联合国机构反复夸张和强调朝鲜粮食需求处在严重的危机状态,这反而恶化了局面”。

  5天之后,韩国表达了和美国同样的看法,其国家情报院在国会报告上表示:“据判断,朝鲜的粮食情况并不是像90年代中期那样发生20万名以上饿死者的严重粮食危机。”

  WFP通常会派出调查团赴朝鲜实地调查,并公布调查报告。但由于并无行动自由,因此调查准确性也曾受到质疑。

  2006年,WFP的调查团在朝鲜9个道的40多个地区、郡进行了秋收后实地调查。但高丽大学柳浩烈教授认为,WFP调查团所发表的调查报告里“对于朝鲜粮食生产量的推测,部分内容并不恰当,调查的地区也专挑收成不佳的地方”。

  2011年3月,WFP的调查结果再次遭到质疑。WFP在朝鲜数十个郡实施调查并公布了报告。根据这份报告,2010/11年度(2010年11月-2011年10月)的粮食进口需求为108.6万吨。预计进口量为20万吨,缺口高达88.6万吨。报告建议为610万易受影响的人群提供总额为29.7万吨的粮食和13.7万吨的高营养混合食品。

  3月24日联合国以WFP的调查结果为基础,表示600万名以上的朝鲜居民正处于需要国际紧急粮食援助的状态,并劝告国际社会为朝鲜援助43万吨的粮食。

  韩国媒体援引韩国政府人士的评论称,“WFP称朝鲜的粮食状况变严重了,但这都可能是朝鲜当局特意制造出的假象,很可能是朝鲜为让WFP误认为朝鲜的粮食状况很糟糕而故意减少了粮食供给。并且朝鲜居民们还通过集市等买粮,仅凭配给量减少这点,很难认为朝鲜的粮食状况确实变坏了。”

  而朝鲜向WFP报告的大米脱皮率(脱皮后产大米的比率)是65%,这点也有争议。“脱皮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就能多保证40万吨的粮食。”上述韩国政府人士称,“WFP报告说,朝鲜最近正在全国展开‘捐献军粮运动’。如果朝鲜粮食状况真的很紧迫,那么他们国家的人哪里还会有余地来参与军粮捐献运动呢?……考虑到这些理由,听过WFP简报的各国政府相关人士均认为‘很难把朝鲜看做有严重饥饿状况的国家,朝鲜提出的粮食援助要求很荒唐’,并‘怀疑朝鲜不是因为饥饿而需要粮食,而是要用来庆祝强盛大国的庆典’。”

  除了极其有限的实地调查和推算,外界了解朝鲜粮食危机的重要渠道是朝鲜的粮价浮动情况。

  如果价格上涨,表明粮食出现短缺,如果价格下降,表明粮食供给充足,如果价格保持稳定,表明粮食供求基本平衡。

  由于玉米价格相对较低,如果粮食出现短缺,人们可能会舍弃购买大米而转向购买玉米,那么玉米价格的上涨可能会显著。而在每年的青黄不接等特殊时期,粮食也会出现上涨。

  根据丹东一位对朝贸易商人今年3月21日介绍的最新情况,平壤的粮食价格大约是大米每公斤朝币2800元;玉米每公斤朝币1500元;面粉每公斤朝币2200元(1美元兑换3700朝币)。这一价格并未明显波动。即使出现波动,也有可能是受中国市场价格的影响。

  “缺粮是肯定的,并且普通朝鲜人一个月工资至多只能买2公斤大米,买不起是主要问题。”该商人介绍,“外界统计的是粮食缺口,实际上还可以吃草等其他食物。”此外,还可以改变饮食习惯,比如晚上八九点钟才吃晚饭,防止夜里饿得睡不着。

  该人士称,朝鲜人已经习惯了艰苦,不能以中国人的饮食标准来衡量朝鲜的食物匮乏程度。目前,朝鲜的草尚未长出来,等草、土豆等长出来,食物短缺会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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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吃到援助粮?

  尽管几十万吨的粮食缺口对于正常国家来说几乎不值一提,但对于始终处于慢性饥饿之中的朝鲜民众来说,却有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区别。而在朝鲜内部,不同阶层的人,吃到粮食的机会完全不同。国际社会的援助粮同样如此。处在食物链最底层的人始终缺粮,这也是困扰国际社会的一大难题:有可能最需要国际社会帮助的人群,却是最没可能吃到援助粮的人。

  韩国媒体DAILYNK今年3月5日的报道称,“食品支援?居民们连在旁边看的份儿都没有。”美国对此次食品援助提出了严格监督要求。食品支援的对象也限制在了5-7岁间营养不足的儿童,据悉会支援玉米与大豆的混合食品、植物油、营养失调幼儿用补品等。

  但最近进入韩国的咸镜北道高层“脱北人士”并不认为如此这般,居民们就能拿到食品。该人士称:“2008年有1万吨级的船只装载着玉米、大米进入了清津港,但是变成了军粮。”因此朝鲜民众虽然会听到“装载玉米的美国船只进港”等传闻,但(由于不会进行分配)实际并不关注它。

  他介绍,如果有船舶到达清津港,那么最先装载货物的火车保卫人员实际上是换了便装的黄海道(2军团)、江原道(5军团)的军官们。此外,干部盗取物资现象严重。

  2011年4月韩国相关组织对500名“脱北者”进行的问卷调查中,仅有1人回答一般居民也得到了国际社会食品支援,仅有10人表示分配给了弱小阶层的幼儿。

  问卷调查显示,得到物资的有军队(73.6%),党、军部(69%),政权机关(48.8%)等特权机关。

  2006年美国朝鲜人权委员会的报告认定,“韩国援助的大米中大部分被利用为朝鲜军军粮。”委员会指出对朝援助粮的90%以上被作为战时储备粮或者发放到各个部队作为军粮,其他10%依次分配到属于军备经济的第二经济委员会管辖下的机关、企业和党政机关等。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马得勇研究后也做出类似判断,朝鲜的粮食总量上即使达到最少需求量,也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获得与最少需求量相等的粮食。因为朝鲜的粮食分配机制是有优先顺序的。

  此外,对朝援助团体“好朋友们”强调,朝鲜是把粮食分为四等级进行配给的。也就是党中央机关、各级党委员会成员和居住在平壤中心地区的居民为供应第一位,军队和跟军队有关的人员为第二位,特级企业(大企业)员工为第三位,一般居民为第四位。

  “好朋友们”估计第一位有100万名(占总人口的4%),第二位约有150万名(占总人口的6%),第三位约有400万名(占20%),第四位约有600万名(占30%),此外不能纳入到配给体制的农民阶层人口约有800万名(40%)。

  马得勇分析,第一、二位的人口为中心阶层,任何时候都会无条件供给粮食,因此对外援助有无并不会对他们有太大影响。但是若按照联合国的人均每日正常需要量标准,这一阶层的人仍有缺口。因此外援粮食中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可能会被分配到这一阶层。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第三位次的人群将出现营养失调,第四位次中400万名将面临严重营养失调,但是大批饿死的事件将不会发生。以2006年为例,若加上外部支援的粮食90万-100万吨,那么按照分配顺序,处于第四位的人口将获得部分粮食,营养失调的状况不会很严重,饿死危机不会出现。假定朝鲜2006年粮食产量为430万吨,那么外部援助必须再增加100万吨以上,才有可能缓解脆弱阶层的粮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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