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

李普那句话——“共产党不亡，天理不容”。我们知道，天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意义有些像西方的自然法，它是指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正义的基本法则，永恒不变，至高无上。其中主要一点就是作恶者要受到惩罚要受到报应。只不过由于很多中国人并不相信有天堂有地狱，也不相信大自然会区分善恶，通过自然的力量去惩恶扬善，因而在很多中国人那里，天理没有承担者，落不到实处，似乎有些虚无缥缈。其实，很多中国人说的天理，就是指人心，指人心中固有的分辨善恶的能力，对善的追求和对恶的憎恶；而这种分辨和爱憎是普遍的，是共同的。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屈服于恶的压迫，但是我们从心底里对恶总是拒绝的。我们知道，恶有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我们坚信恶决不可能得逞于永远。战胜恶的办法说来很简单，那就是发扬我们心中的善，让我们心中的善充分彰显；那就是说出我们的真心话，无权者的力量就是语言，就是言论。共产党的暴政貌似强大，其本质却是十分虚弱的，因为它经不起言论自由。不久前，中共刊物《求是》发表文章，说“舆论失控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催化剂”。可见，专制统治者自己最清楚哪里是它的致命弱点。

自幼

李锐之女李南央在纪念李普的文章提到：在2001年夏天，李南央去探望李普夫妇，问李普夫妇道：“我知道唐荣枚在美国入了教会，戈扬也很痛苦，她们都觉得自己一辈子走错了路，浪费了一生。你们怎么看自己的一生呢？是不是也觉得自己一辈子都白活了呢？” 李普的夫人沈容想也没想：“白活了，我一辈子都白活了。白白当了一辈子共X产X党的宣传工具，没有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李普没有接腔，李南央随即转向他问道：“李普伯伯您呢？您也和沈容阿姨一样吗？”李普伯伯满脸通红，一声大吼：“共X产X党不亡，天理不容！”李南央写到：“仅此一句话，李普的晚年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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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演说：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以下是译文）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计划经济束缚了人的能力，只有市场才能引向发展。我找到了自己为了实现同样目标的伙伴，首先是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他们为击败共产主义立下了大功。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巨大的学潮时我正在北京，当时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要垮台了。我很想对巨大广场上的示威者们讲话，告诉他们，要他们坚持住，我们同情他们，中国也必须改革。但中国领导不同意。这是极大的遗憾。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与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人类走向真正自由的道路将是漫长的，但将是成功的，整个世界应当清除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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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的人民就遭殃！
1917年11月25-27日，俄国举行了历史上最自由的一次选举，结果社会革命党以明显优势击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共党仅获得23.82%的选票。共党声称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可得到选票是少数，说明了共党是谎言大王。恼羞成怒的列宁公然露出暴君的嘴脸，狂叫：“依靠民意，但也不能忘记步枪！”列宁的军队于1918年1月18日用机枪把庆祝选举获胜的游行的100多人打死。接着又让士兵们把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们抓起来，以后又把他们统统毙了。列宁解释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典型的共产魔鬼！列宁枪杀立宪会议后，遭到有良心的正义人士的反抗，俄罗斯内战由此而起，1500万人死亡。从1826到1905年80年间，沙皇政府处决的政治犯共894人；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数十万。1917-1918年，苏共掌权14个月，就有100万人被列宁的共党处决。沙皇专制给俄罗斯人造成的苦难与苏共极权造成的灾难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共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抢劫银行，种毒贩毒，无恶不作。俄罗斯人被列宁害了，全世界的人都被列宁害了。共党到了朝鲜，朝鲜人民到今天都在饥寒交迫，每年饿死数十万人。共党到了柬埔寨，柬埔寨全国人民被共党屠杀了1/3。共党到了阿富汗，阿富汗从此内战不断。共党到了中国，中国人民从此受尽了苦难，中国人的素质因此而严重的退化，被共党的歪理邪说欺骗而深受毒害。没有共党的台湾、香港，比大陆中国幸福得多。
在1910年代，中华民国只有零星的内战，死得人很少。到了1920年代，中国内战规模日益扩大，战祸越来越严重。原因是苏联共产党所为。苏共先是支持曹锟吴佩孚击败了收复外蒙、唐奴乌粱海的段祺瑞、徐树铮，由于段祺瑞、徐树铮是反击苏共侵略中国的民族英雄，所以就被共党丑化为“投靠日本”。接着，曹锟政府也反对苏联侵占外蒙，于是1924年苏共就支持张作霖、冯玉祥来推翻曹锟吴佩孚政权。1925年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送给冯玉祥的国民军800多万卢布的军火，调拨价值74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温施利赫特和博尔特诺夫斯基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绝密）》，转引自《吴廷康》，P233注1）。在“731部队”之前，冯玉祥就用苏共的毒气弹毒杀中国人了。苏共想把冯玉祥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冯玉祥果然不负苏联，不但逮捕了段的智囊曾毓秀、姚震，1925年12月30日还命令部下张之江谋杀了曾经收复外蒙的徐树铮将军，为苏共报了仇。
为了乘势打垮亲日反苏的张作霖，苏联外交人员四出活动。苏联代表秘密与江浙军阀孙传芳等进行接洽，承诺为其提供军火。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奉，10月16日攻占上海，11月7日占徐州，奉军退守山东。1925年10月22日斯大林亲笔签批：“拨给孙传芳100万发德国造子弹，条件是，孙允许其辖区内的工人运动合法化，并对拨予子弹之事严格保密，决不可牵涉到苏联政府。”目的显然是帮助中共通过工人运动来掌控上海等地。10月26日又签署命令催督该批子弹“尽速调运”。须知，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正是孙传芳，斯大林两边给武器就是要挑起中国人自相残杀！中国人死得越多，对魔鬼共党越有利！此后，斯大林故意挑起中国人与日本人相互仇杀，由此引发抗日战争。一位现居北京某干休所的“三八式”老干部说：“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充当汉奸，通敌卖国，损公肥私，破坏捣乱。”

1924-1927共党屠杀的国民党的追星族远远超过国民党屠杀的共产党的追星族。必须强调的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存心来捣乱夺权的，作为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不宣传三民主义而一个劲鼓吹“打土豪分田地”的共产主义，这不是在明目张胆地贩卖精神鸦片吗？共党一直污蔑国民党蒋介石4.12杀光了共党，所以他们才南昌起义杀人！事实上，1926年12月1日，朱德、刘伯承、陈毅等在四川泸州、顺庆（今南充市）地区策动川军起义，就屠杀无数的国民党，此举远在1927年“4.12”之前数月，而且屠杀的人数远远超过“4.12”的死亡数。苏联顾问曾密令武汉政府暗杀蒋介石，蒋是被迫反击邪恶的共党！1950年初春，毛泽东与斯大林签订密约，斯大林要毛泽东减少中国一亿人口，毛泽东超额完成了斯大林交给任务，杀地富反坏右历史反革命数千万，饿死农民4千多万，一亿中国人被共党消灭了。这就充分说明：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的人民就遭殃！《东方红》说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其实，共党是反人类的大灾星，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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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不亡  天理不容
1938年就加入中共的李普大吼：“共党不亡，天理不容！”
64之后，原来有“改革派”、“保守派”之分的中 共高层干部中，又分出一个“党内民主派”。他们的圈子不大，因为社会公认的门槛极高，不仅要求有自由民主的理念，还要求有理论和学术上的建树，第三，还有一个很多人迈进但又迈出的政治门槛，就是支持八九学运，谴责64屠杀。最早为人所知的是因为联名反对64流血，“不予党员登记”的4名中顾委委员：杜润生、李昌、于光远、李锐；有征集人大常委签名，反对开枪的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副主任胡绩伟；有批示给学运拨款的全国总工会第11届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朱厚泽；有“不在枪口下当官”，愤而辞职的原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胡绩伟和朱厚泽因为拒绝检讨，都被罢官，胡绩伟还受到连续3次“留党察看两年”的严重处分。李普就是一位中共党内民主人物，而且是“零八宪章”签署者之一。
李普，原名李前管，曾用名杨壬练、李凤展等，李普是他在《新华日报》撰稿的笔名，沿用至今。1918年9月30日出生在湖南湘乡（今涟源市）金石镇和合村。早年在双峰高等小学堂读书，初中二年级时，转学至青岛市立中学。后因病回湖南，进入长沙广雅中学读高三，改名李壬练。高中毕业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加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1938年春加入中共，任育英小学教师，同时担任长沙县地下党嵩北区委书记。同年10月，在省委半公开的机关报《观察日报》发表《长沙大火中的幢幢鬼影》，这是他的第一篇新闻稿。1939年初受命为《观察日报》特派记者。1940年起任中共的《新华日报》社记者。
沈容1922年出生在苏州的一个大家庭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她于1938年跟随父母内迁长沙，年仅16岁的她在李普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中共。沈容的父亲沈泽苍，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上将的一名亲信，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的少将书记长。他虽然没有实权，却可以接触到国民党的绝密文件。从事地下工作的沈容，利用父母亲在客厅里与朋友打牌应酬的机会，多次从父亲的公文包里窃取抄录“绝密”情报。1945年8月，钱大钧被蒋介石任命为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市长，沈泽苍跟随钱大钧赶赴上海接收日本人留下的残局，任市政府人事处长。已经是中央大学外文系学生的沈容，随后脱离家庭进入新华日报社当翻译，并且与该报记者李普自由结婚。1946年初，新华日报社派遣刘白羽、周而复、李普作为特派记者，到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参与国民党与共党的和平谈判，沈容也奉调到执行部任外事组翻译。当时的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叶剑英是李普的妹夫（李普之妹李刚与叶剑英于1949-1955年结婚，生1子1女）。1946年11月李普、沈容夫妇到刘、邓大军充当随军记者。1947年刘、邓大军准备过黄河时，新华社晋冀鲁豫野战分社社长李普随军南下，沈容被撤下来安排到新华社临时总社外文部工作。在河北东柏坡，她遭遇了第一次残酷斗争：“1948年刘少奇在平山召开了土地会议，并在农村搞起了整村干部的群众运动，在机关里也进行了整风。外文部的整风重点竟落在我和石风两人的头上。对我的批判，主要是家庭出身。……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李慎之和他的妻子张贻对我的批判。”1948年7月，新华社中原总分社成立，李普任采访部主任。1949年8月底，李普奉命由新华社武汉中南总分社调到北平总社，所接受的任务是与李千峰一起进驻中南海怀仁堂，全程参加9月21-30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以及10月1日亲身登上天安门城楼采访开国大典。10月2日《人民日报》的第一版，刊登的就是李普采写的关于开国大典的新闻报道。开国大典之后，李普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兼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新闻秘书，主要从事财经报道。
1953年，李普调任中宣部宣传处任副处长。1955年内部肃反，李普因为受到亲属中的两个冤假错案的株连而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以“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的借口被调往北京大学，先任教员，后筹建政治系，为政治系第一任系主任。1949年蒋介石、钱大钧逃往台湾，沈泽苍选择留在大陆。1957年春，好出风头的沈泽苍响应号召大鸣大放，夏天被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判刑入狱，没等刑满就变成瘫痪，1978年含冤去世。
1959年，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制片处副处长的沈容，到广东拍摄关于水灾的新闻纪录片，与新华社临时总社时期的老同事田蔚重逢。田蔚的丈夫王匡，是李普任新华社晋冀鲁豫野战分社社长时的老同事。1960年，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部长的王匡向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推荐了属于“控制使用的干部”的李普，李普得以调往广州任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因受共党指派在国民政府工作的经历而受到揭发批判。王匡任广东省委候补书记期间，兼管过港澳地区的地下工作，家中存有一些港澳书刊。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些港澳书刊因为红卫兵抄家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成为无法解释明白的地下阴谋活动。更加严重的是，在王匡书桌玻璃下压着一张新华社野战分社全体人员的老照片，照片背面写着每个人的名字，其中只有两个人没有名字，而是写着报务员和译电员。在造反派眼里，这张照片自然就成了有重大特务嫌疑的王匡、李普等人，秘密从事有组织的特务活动的铁证，此案也因此被定性为中南局第一大案。时任中南局宣传部副处长的沈容受此案牵连，先被软禁在办公室里，后来被发配到广东连山县劳动改造。据沈容回忆，这桩特务嫌疑案被彻底查清，得力于专案组中某些有良知的同志，特别是李普所在政策研究室的年轻同事苏如试和黄书泰。他们主动请求到外地调查李普、沈容的历史问题，结果证明沈容确实在重庆时期向延安提供过秘密情报，并且得到过党中央的表扬。
1973年，李普从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上被调回北京，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沈容也从广东电视台台长任上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76年10月针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的政治斗争中，李普作为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出面接管新华社。1977年11月被任命为新华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1978年5月至1982年4月任新华社副社长。1982年12月离休。李普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书记处书记。著作有《光荣归于民主》、《开国前后的信息》、《风雨鸡鸣集》等。
晚年的李普大彻大悟，鼓吹自由民主不遗余力。1980年代中期和沈容共同写刘伯承传《记刘帅》。当时就有人问：“你为什么写刘伯承不写邓小平？”李普回答：“刘伯承对干部好，对士兵好，是个全才军事家。”“邓小平是干大事的人，但他不读书，整人。”在89民运中，一天李普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夫人沈容也一起站起来，半个世纪的相濡以沫，他们的默契达到了一个人所思，就是另一个人所想的境界，李普说：“该我们行动了。”沈容说：“我们上街去。”这一对新华社的老记者、离休的新闻界高官，就一同走出家门，走进新华社的游行队伍，走在第一排。夫妻之间能够如此琴瑟合鸣，在老干部中，也是极少见的。1989年6月，新华社副社长李普说：“大规模的坦克上街，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六四’这样的事情，慈禧太后不敢干，北洋军阀不敢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京不敢干，国民党的军队也不敢干，唯有共产党的军队这么干，这不是耻辱吗？”李普是1989年上街支持学生的两位部长级干部之一，因此受到过批评，后来在李瑞环等人的建议下才勉强过关。 64后，李普数次前往赵紫阳家，看望这位遭到软禁的前总书记，他最佩服的就是赵紫阳。李普说：“赵的问题，我反映过，我曾给中央写过信，可是人家不理我，从来没有答复。”
李锐之女李南央在纪念李普的文章提到：在2001年夏天，李南央去探望李普夫妇，问李普夫妇道：“我知道唐荣枚在美国入了教会，戈扬也很痛苦，她们都觉得自己一辈子走错了路，浪费了一生。你们怎么看自己的一生呢？是不是也觉得自己一辈子都白活了呢？”李普的夫人沈容想也没想：“白活了，我一辈子都白活了。白白当了一辈子共党的宣传工具，没有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李普没有接腔，李南央随即转向他问道：“李普伯伯您呢？您也和沈容阿姨一样吗？”李普伯伯满脸通红，一声大吼：“共产党不亡，天理不容！”李南央写到：“仅此一句话，李普的晚年光彩照人”。
众所周知，天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意义有些像西方的自然法，它是指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正义的基本法则，永恒不变，至高无上。很多中国人说的天理，就是指人心，指人心中固有的分辨善恶的能力，对善的追求和对恶的憎恶；而这种分辨和爱憎是普遍的，是共同的。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常常屈服于恶的压迫，但是从心底里对恶总是拒绝的。恶有可能得逞于一时，但人们坚信恶决不可能得逞于永远。
李普的长女李欲晓的丈夫杜高先生本是文艺界才子，少年成名，1957年被打成右派，劳改22年，1979年才获改正。接下来杜高很快入了党，还先后担任过剧协和电视协会的党组书记。在那时，杜高的讲话和文章都显得很左，譬如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他曾经参与过对白桦的剧本《苦恋》的批判。以杜高22年右派的痛苦经历，怎么还会那么左呢？原因就是他给整怕了，没有摆脱那种“囚徒的恐惧”。1998年，作家李辉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厚厚几摞卷宗，原来竟是杜高的档案，其中不但有别人对杜高的揭发批判，还有杜高自己的坦白交代和思想改造汇报。李辉把这份档案给杜高看过，经杜高同意，将之整理出版，书名《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杜高读到自己的档案，直面那压迫着他、使他生命窒息的巨石，杜高才鼓起勇气，走出恐惧的心牢，找回真正的自己。杜高本人也写了一本书《又见昨天》，根据档案的材料，现身说法，揭示出一个知识分子遭受政治迫害，备受艰难屈辱，灵魂被折磨扭曲，“我不再是我”的详细过程。杜高战胜恶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心中的善充分彰显；那就是说出他自己的真心话。
共党的暴政貌似强大，其本质却是十分虚弱的，因为它经不起言论自由。不久前，中 共刊物《求是》发表文章，说“舆论失控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催化剂”。可见，专 制统治者自己最清楚哪里是它的致命弱点。1999年青年教师笑蜀搜集1940年代《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数十篇评论，编辑出版，起名为《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段庄严承诺》，其中收有李普《一切光荣归于民主》等两篇文章。结果竟然遭到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查封，2002年这本书到香港出版，李普专门写序《还要走很长的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真心话》，他认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任务至今没有完成，这是制度方面或者体制方面的问题。他写道：“我们要建立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能够管住掌权的人，使他们不可能耍手段说假话欺骗人民，使他们不可能站到“法”之上来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必须这样小心谨慎、步步设防。”
到了晚年，李普写下了《洋女婿土老帽》等反思作品。李普评价文革是“邪教大骚乱”，说毛泽东是“大流氓”。李普说：“我认为毛泽东那些滔天大罪，周恩来要负一定责任。如果没有周，例如什么大跃进，什么文化大革命等等，也许闹不得那么大，也许不可能持续那么久。”“毛和周对中国人民，各人有各人的欠账，他们两人都对中国人民欠了账。”
沈容2004年秋天病重住院，出院8天，2004年12月15日沈容去世，终年82岁。12月18日，在八宝山举行沈容遗体告别，赵紫阳小儿子赵五军送来父母的花篮，李普立刻让把官方的大花圈挪开，把赵紫阳、梁伯琪的花圈和挽联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半个月后，沈容的回忆录《红色记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是沈容回顾性散文的集成，记录了她从投身革命到晚年的经历，又以红岩村、西柏坡、钓鱼台三地的记忆为主，记叙了从革命到和平时期的历史风云变幻，展现了高层领导人的活动片断。有记录，有反思，更有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因而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她在书中披露了，共产共妻的“临时夫人”现象。有两位在延安工作的苏联人，要求组织给他们找两位“临时夫人”，只限他们在延安期间有效。他们竟然如愿以偿的办到了！每人得到了一位如夫人。他们回国时，就给每位夫人发了“复员费”。而这“复员费”竟然成了沈容同伴们打秋风的对象。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就写到毛曾经问他是否需要一个“伴侣”。连日本共党领袖野板参三先生在延安时也找了一位“临时夫人”。李德在井冈山就有“临时夫人”，后来生了儿子，“临时夫人”不愿满足其兽欲，就离婚了，另找一个中国女人；离开中国的时候，李德是裸身一人走的。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主张的“公妻制”的实践，共产主义就是兽道主义。《红色记忆》旋即遭禁，后在众人的呼吁下、在沈容的部下的推动下，《红色记忆》又被中宣部解禁。
2005年1月，赵紫阳去世，李普频繁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电话采访最早，也是历来李普接受采访讲话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法广为李普编制了连续三天的节目。他的小女儿李亢美在《文如其人》中这样记述：直到有一天“上面”来人找父亲“谈话”。来人很客气，说：“李老，您有看法可以向上反映，不要对外国记者说嘛，这样很容易被外人利用呵，现在闹得影响很大喔。”来人用手指了指屋顶，“跟您老谈话是上面的意思，我想您明白我的意思，其实也是为了您好。今后不要再接受外面记者采访了。”李普始终没有承诺对方的要求。2008年10月，刘晓波请一批党内民主派老人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并请人打印三份宪章文本草稿给李锐、胡绩伟和李普送到家。李普说《零八宪章》写得非常好，签了名。李锐要另搞一个民主宣言。胡绩伟说：“这些内容我们四十年代都提出过，都做过了。”刘晓波被判刑后，李普和胡绩伟等5人联名发表文章“为刘晓波鸣不平”。2010年10月中旬李普还曾联同李锐、胡绩伟、沙叶新等23名中共退休老干部联名发表题为《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预审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公开信。这明显是冲着刘晓波以言入罪但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事而发的。2010年11月8日李普在北京病逝，终年92岁。可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生命已逝，自由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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