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昧与狡诈催生共党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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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是愚昧的产物，哪里有愚昧，哪里就有狡诈，哪里就有狡诈的共产主义。狡诈的共党对幼儿园的儿童都灌输热爱共产主义党的意思，而禁绝一切相反的信息。因为一张“无知”的白纸最容易描绘出“美妙”的共产主义图画。这就是共党重视青年少儿而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原因。知识分子是最有悲天悯人的良心和怀疑精神、有独立思考能力并能提出自己的见解的一批人。马克思主张暴力革命，革命就要权威，而权威最讨厌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所以，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的天敌。马克思颠倒黑白地把穷人说成最先进的，其它阶级都被说成是反动的；因为共党要依靠盲从、容易被煽动的无产阶级来建立独裁的党国，而其它较为富裕的阶级往往保守、独立、不喜欢独裁专制，所以被马克思视为“反动”。这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来源，知识越多的人越容易识破狡诈的共产主义的骗人伎俩。
共和主义的的价值观——要素价值论——劳动、资本、土地都创造价值，意味着共享社会财富。极权主义的的价值观——劳动价值论，意味着体力劳动外的其它阶级都应被消灭，属于法西斯的范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根本就没有科学根据；完全是制造仇恨、煽动颠覆的歪理邪说。马克思编造剩余价值论，污蔑资本家剥削工人，地主剥削农民。中共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没收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私人财产，变为所谓全民所有的财产。虽然这些财产名義是全民的，但实际上被中共官僚占有、支配、享用。而工人、农民的个人收入没有随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增加，在毛泽东时代，广大工农大众的生活比1949年之前降低了，不是提高了。大陆中国人的生活比台湾中国人的生活苦得多。私有制社会，工人可以选择老板。全民所有制社会，工人不能选择老板。在毛泽东时代，所有大陆中国人都是共党的砖瓦、螺丝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共党国家反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承认非物资生产部门的劳动创造价值，只承认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劳动创造价值；说什么商业职工、银行职工不创造价值，是挪用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更不承认教师、律师等知识劳动创造价值了；还说地租、利息是剥削收入。这样，地主、资本家与店员、知识分子就成了寄生虫和半寄生虫，属于被消灭之列。
中共诞生时，有人主张消灭知识分子：“我们与其急急于倒强权，倒私有制，不如急急于化除知识阶级。如果世界上各个人的知识都在一个平面上，那其它阶级问题，不待解决就自然解决了。”陈炯明在《杀尽知识阶级的是谁》的文章中说：“共产党的政策还要灭绝知识阶级，青年学生总算知识阶级，共产党成功时，就要把知识的青年一个一个杀尽。”毛泽东执政时期就是这么干的，1957年把知识分子一网打尽了，以后又不断地斗臭老九。
其实，共党国家一开始就把自由知识分子视为敌人。1919年列宁给高尔基写信谈到：俄国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人，是一些自命不凡的资本走狗。实际上他们绝不是什么非凡的人物，而是些臭…”(《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51卷第48页)。
1919年下半年中国的《平民教育》上发表了署名为“德”的文章说，“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社会的蠹民吗？”1920年“五一节”，陈独秀对码头工人演说道，“我以为只有做工的才最有用最贵重！”1921年中共“一大”会议讨论中，刘仁静表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一般应拒绝其入党。一年后，中共“二大”决议中，仍然把知识分子排斥在党的工作范围和群众基础之外，宣称“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我们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1925年12月《革命》半月刊发表了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把知识分子分为三类：一类是“反动知识阶级”，包括一部分留学生和一部分大专院校教授和学生，属于大资产阶级，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第二类是多数高等知识分子，包括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专院校的教授和学生、律师等都属于中产阶级，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以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第三类是“小知识分子”，包括中学生、中小学教员，属于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从中可以看出，知识越高深的人，毛越不信任，即使是知识层次最低的“小知识分子”，也只是“朋友”而已。该文发表后，致使1926年部份北伐军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引起知识界的恐慌，纷纷着文质疑批驳。此文同时在3个刊物上刊出，并出过单行本。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此文是开篇，但文字删去近半，上述话全不见了，却又加上原文所没有的“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一公然伪造历史的铁证，以前未引起学界注意，连王若水的《新发现的毛泽东》也未发现。1925年10月匪党中央规定了劳动者3个月、知识分子6个月的入党候补期。那时，就有不少读书人遭到迫害，著名学者叶德辉就是被毛泽东的农民会杀害的。到了1930年代中央苏区，蔑视甚或仇视知识分子成了公开的政策。当年特委开会，与会人员都要胸前佩戴一个红布条，写明自己的出身。陈正人因为读了两年师范，实际连初中还没毕业，也算知识分子，当选特委书记就炸了锅，“不行，不行，共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当书记？重选，重选”，最后让曾做过印刷工人的谭震林当上了书记。在整“AB团”运动中，“凡是字写得好的人，讲话有条理的人”，都被当作“AB团”给杀掉。“赣西南知识分子的地方干部有95%以上是AB团分子。”“江西的党与团、政权、群众组织各领导机关，过去几乎都是地主残余富农知识分子所把持，而这些分子最大部分都是加入了AB团了。”中共中央巡视员欧阳钦ffice:smarttags" />1931年9月3日给中共中央报告中这一斩钉截铁的结论，就把江西苏区千百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送上了断头台。半个多世纪以后，康克清曾这样对党史研究者说：“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就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就有遭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文献与研究》1984年第1期）。
这说明，狡诈的共产主义害怕自由知识分子的揭露和批判。所以，共产党想尽一切办法实施信息封锁、篡改历史真相，使人们愚昧化。人们越愚昧，狡诈的共产主义越容易推行。而破除共产主义愚民的最好方法，就是上动态网，认识共党的骗人伎俩！
张五常说：到了19世纪末，地价急升。有些学者认为这些“不劳而获”的升值是要不得的，给地主享受不公平。持有这观点的首要人物是美国的亨利.乔治（H.George）；他以极有煽动性的文字写成《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提倡所有税收应该在土地上征收。孙中山是个医生，对经济一无所知，跑到美国为革命筹款，读了佐治的《进步与贫穷》，加上孔子的“天下为公”，写成了“三民主义”。孙中山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为同一物，最后联俄，终于走上了不归路。可见，中国人之所以一穷二白，无知及盲目崇拜都是原因。
阎锡山在1921年的进山会议上提出过“土地公有私种”的主张，阎氏说：“土地公有私种。凡属农民生则自种，死则归公。产业既均，人欲亦遂。”也就是说，农民对土地仅有终生使用权，而没有个人所有权，阎氏认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平、平等。阎深恶痛绝私产制度，在其个人日记中多有记述，譬如1931年7月8日记道：“私产制度之罪有三：一为强盗罪，一为杀人罪，一为扰乱罪。三罪案定，经济革命始有劲。”10月16日的日记又阐释：“各取所需是圣人制度，各取所值是贤人制度，劳资合一是常人制度，私产生息是盗贼制度。”正是由于国民党人被狡诈的共产主义理论所迷惑，从而导致了共产主义在中国泛滥成灾。“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共产主义原则；实践这种乌托邦的理想，必带来血腥和杀戮。又大又亮的钻石，谁不想拥有呢？每个人都说自己需要，能满足各人的需要吗？山珍海味，熊掌鱼翅，谁不想吃？每个人都说自己需要，能满足各人的需要吗？如果两个男人同时爱上了一个女人，都宁死也要独占这个女人，那怎么办？于是这两个男人就公平决斗。直到一个男人杀死另一个男人。奴役他人，领导他人，居他人之上，也是人强大的愿望。权力也是人的需要。能“各取所需”吗？这不引起血腥和杀戮吗？因此，“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外表美好，其实是血腥的谎言。
中共未夺政权时宣传：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到中共拿下大陆后，他们把这个原则改成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他们说：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是不同的，但工农大众是看不出这两者的区别。“按需分配”？谁来“按需分配”？自然是共党来“按需分配”。你在生产中是否尽了你的所能，不是由你说了算，而是由掌权者说了算。每个人都必须按掌权者的意志尽其所能，又由掌权者按掌权者的意志所规定的各人的需要给各人分配。掌权者差遣干部强迫每个人尽其所能，掌权者又差遣干部按掌权者的意志给各人分配各人的生活所需。这难道不是比奴隶社会还残暴吗？
中国的共党早已死亡，执政者都是没有共产灵魂的行尸走肉。中共的总理温家宝说：“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的宗旨和原则是消灭一切阶级压迫和一切阶级剥削，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是马列主义谎言。自古以来的各国都有政府，有政府就必有统治阶级。因此，永远不可能消灭统治阶级。共党把别人的统治叫做压迫，而把它自己的统治叫做领导。完全是文字游戏，愚弄民众。共党说国民党压迫中国人民，于是煽动农众推翻国民党的统治。1949年后，共党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成为有权阶级，而其他所有大陆中国人都沦落为无权阶级。共产党的有权阶级压迫无权阶级的阶级压迫仍然存在，并没有消灭阶级压迫。只不过把国民政府的统治变为中共的压迫而已。几千万中国人白白地做了毛泽东、共产党的炮灰。与国民政府相比，中共的压迫是更加残暴、无理、横蛮。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在工农干部的横蛮无理的残暴压迫下，在贫穷和恐怖中生活了几十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之后的大饥荒，5千万中国农民活活饿死。文革又是害死了2千万人。如今的强制拆迁又逼死人无数。由此可以断定：共产主义（党）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演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以下是译文）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计划经济束缚了人的能力，只有市场才能引向发展。我找到了自己为了实现同样目标的伙伴，首先是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他们为击败共产主义立下了大功。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巨大的学潮时我正在北京，当时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要垮台了。我很想对巨大广场上的示威者们讲话，告诉他们，要他们坚持住，我们同情他们，中国也必须改革。但中国领导不同意。这是极大的遗憾。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与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人类走向真正自由的道路将是漫长的，但将是成功的，整个世界应当清除共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