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

“6.4”谎言挽救了共党
时至今日，百度“张作霖”的解说词和大帅府纪念馆解说词，仍然说是日本人暗杀了张作霖。日本人背了一个世纪的黑锅，懒得较真；中国人被共党愚弄了一个世纪，导致了人种退化，罪莫大焉！张作霖是1928年6月4日晨被苏联特工炸死的。苏联曾将此事密告中共，但中共没有告诉张学良！苏共嫁祸日本，目的是把中国人的仇恨引向日本，挑起东北军与日本火并，以便火中取粟、渔翁得利；同时也掩盖了共党的无法无天的流氓本相！

正是由于张学良不知其父被共党炸死，才导致后来联俄联共。张学良加入了有杀父之仇的共党，并帮共党绑架蒋介石，是被共产党彻底愚弄了。假如张学良知道其父是为共党所杀，他会像赵紫阳晚年一样觉醒，不会搞祸国殃民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时，中共只剩两万红军，但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发展到120万军队（增60倍）。西安事变不仅使红军绝地逢生，还被正式列入国民政府军编制（八路军和新四军）而获得军饷，从此发展壮大。胡适曾对此感叹：“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日本历史学家松本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中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新生、发展而取得天下。”所以“中共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由此可见，是谎言欺骗、隐瞒真相挽救了共党。所以，共党依然要继续谎言下去，谎言是共党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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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仇视奉张，由来已久，盖因张作霖（1875-1928年）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助日驱俄。张作霖1916年始担任奉天督军，他长期统治东北、华北地区，一个重要方针就是联日抗苏。托托根据解密档案著的《张氏父子与苏俄关系之谜》（远方出版社2008年1月版）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契卡”（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之所以视张作霖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根本原因是张作霖反苏反共，处处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作对。十月政变后，失败的沙俄白卫军大约有30万人逃到我国东北境内，其首领是海军上将高尔察克、陆军将军基捷里赫、谢苗诺夫以及一些高官、贵族成员，他们得到了张作霖的庇护，经常组织小股部队深入苏联境内，开展暗杀、偷袭，对苏维埃政权构成很大威胁。苏联外交部还就此向当时的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张作霖根本不管这些，不但支持白卫军的“反苏复国”行动，还把白卫军成建制地收编到奉军中，让他们在参加军阀混战中打头阵。张作霖成为白卫军的后台，构成了对苏维埃政权的威胁，他成为“契卡”要除掉的目标，也就不奇怪了。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公开声明：中东铁路“归还中国，不受任何报酬”，这就是后来被中共不断宣传的“苏中友谊的开端”。然而，这一冠冕堂皇的声明从来都没有兑现过，在骗取中国人的好感之后，苏俄政权很快收回他们的诺言，再不谈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中共的喉舌却没有将此一变化告诉过它的愚民。
历史的事实是：斯大林掌权后收回了列宁的承诺，声称“为中东路不至于为帝国主义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权保留在苏维埃政权之手”。他进而加强了对中东铁路的控制。在帝俄时代，中东铁路的盈利由两国政府分成。从1925年起，苏联独吞了中东铁路全部赢利。1924年9月20日，张作霖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东铁路条约》，中东铁路将由苏中双方共同管辖。但是，随着直系被赶出北京政府，苏联政府开始把张作霖当作它侵略中国的主要敌人。在交纳中东铁路费用时，张作霖与苏方发生纠纷。苏共乃通过李大钊等策划了1925年12月郭松林举兵反叛张作霖，旋遭日军干涉而失败。奉张军队枪毙郭氏夫妇之后，又将他们暴尸三日；之后又妥为二人更衣入殓，再着郭氏族人移棺回乡入葬。比起几十年后，有的地方还要被毙犯人家属缴交子弹费、绑绳费，真有天渊之别。
1925年底苏共支持的冯玉祥国民军与奉军开战，苏联因拒绝奉军利用中东路运兵南下，奉军护路司令张焕相一度拘捕苏联中东路局长伊万诺夫，苏军则向满洲里集结，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3日内放人。后经日本调停，张作霖下令释放伊万诺夫。苏联政府试图对张作霖施加压力，并暗示张，日本一些有影响的团体正在物色新的人选取代他，希望张不要在这种时候与苏联把关系搞僵，以免失去可靠的支持者。但是，苏联政府的努力化成了泡影。1926年孙传芳、吴俊升、张宗昌、阎锡山等16人联名通电全国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对抗北伐。奉军的实力达到空前的地步，仅东北国防军就有18个师之多（最多时编制达20个师，后缩为14个师），拥有全国首屈一指的海空军实力。1926年7月，张作霖在北京会见了吴佩孚，与其讨论了共同对付共产运动问题。在张作霖拒绝妥协的情况下，苏联于1926年8月命令军事情报局采取暗杀行动。
当时，苏军情报局将暗杀张作霖的任务交给了特工萨尔嫩和布拉科夫。根据暗杀计划，萨尔嫩将在张作霖官邸大宅内埋设地雷。有消息说，9月底，在张作霖官邸将举办一次音乐会。届时，萨尔嫩应安排乐队人员将地雷偷偷带来，将其埋设在张作霖居住的大宅院，并将地雷定时。布拉科夫主要负责护送地雷过境。9月24日，布拉科夫化名舒金在边境火车站与萨尔嫩派来的梅德维杰夫和弗拉先科接头，准备移交地雷。但是，他们的行踪早已处在张作霖特工人员的监视之下。车站巡警立即对布拉科夫携带的行李进行了搜查，并发现了地雷。于是，布拉科夫、梅德维杰夫和弗拉先科被巡警逮捕。随后，苏联政府立即声明，布拉科夫是白匪，暗杀张作霖完全是由移居中国的苏联侨民策划的。在苏军情报局暗杀张作霖的第一次行动失败后，张作霖开始与莫斯科疏远，并采取了许多敌视苏联的行动。
1926年张作霖主政北京时，制造了一系列反击苏帝的事件，与苏联的关系更加恶化。张作霖发表了《反共宣言》并在东北散发的传单中称：“苏联布尔什维克（共党）是毒蛇和猛兽，只有安国军才能拯救东北人民。”同时，张作霖积极支持蒋介石清党，并断绝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1927年1月，鉴于北阀军北上作战十分顺利，张作霖开始对驻东北三省的苏联机构进行搔扰，以防在东北三省发生武装起义。1927年3月1日，张作霖军队在南京扣留了苏联货轮“纪念列宁号”，逮捕了3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的夫人鲍罗廷娜，并企图强迫鲍罗廷娜说服丈夫鲍罗廷签订南北停战协定。3月11日，张派人搜查了苏联在哈尔滨的商务代表处；3月16日，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3月31日，搜查了天津法租界苏联几家商行和中东铁路驻京办事处；4月6日，搜查了苏联驻北京领事馆，，逮捕了15名苏籍人员、60名中共党员，其中包括李大钊和他的两个女儿。张作霖亲自下令杀害了李大钊等19名中共党员，其余41人判了徒刑；并指责大使加拉罕收买学生、制造动乱，将其驱逐出境。4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就中国军警搜查使馆，违犯国际公例、侵犯使馆尊严，向中国当局提出抗议。9日，苏联政府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郑延禧递交最后通牒和抗议照会。10日，苏联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 同时，张作霖军队参与了镇压上海的共党武装起义，怂恿万国商团包围苏联驻上海领署，并在南京组建了以胡汉民为首的新临时政府。随后，苏联顾问团被迫撤离了中国。6月25日，张作霖致电蒋介石，希望与其签订一份“共同反对共党”的协定。苏联政府认为，张作霖的所作所为已经威胁到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命令苏军情报局与国家保安总局联手尽快暗杀张作霖。负责暗杀任务的，是埃廷贡和曾参加过第一次暗杀行动的萨尔嫩。为了把暗杀视线转向日本政府，苏联政府命令萨尔嫩领导的东北三省特工小组做好这项工作。此时，张作霖的政权也难以维系。1927年12月-1928年初，他被迫与北伐军作战，部队伤亡惨重。
“皇姑屯事件”发生于1928年6月3日夜至4日晨。此前，行动小组的4名苏联特工，早就以不同身份潜入中国。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富有对华情报工作经验的萨尔嫩，拉脱维亚人，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的处长，1926年被派到中国，以军事顾问身份为掩护，实际是驻中国特工站的站长，从事间谍工作。具体执行人是有“冷面杀手”之称的埃廷贡、兵器专家维纳罗夫以及维纳罗夫的妻子、军事情报局密码报务员列别捷娃。
1928年春，行动小组成员陆续从莫斯科、北京、沈阳等地聚集到哈尔滨，后转移到沈阳，住在苏联驻奉天领事馆内。爆炸张作霖的专列是首选预案。人员前期任务分工是：维纳罗夫准备爆炸装置，埃廷贡负责地点、线路的选择，萨尔嫩负责找协作的亚裔特工。
解密档案证实，4名特工还进行了秘密宣誓，誓词是：“我十分珍惜党和祖国对我的信任。党和祖国把我派往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最前线的决定，使自己万分激动。作为党和祖国的儿子，我甘愿牺牲自己，也绝不会暴露秘密，出卖组织。我以自己的生命做保证，宣誓：我要求永远忠于布尔什维克共党，忠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忠于伟大的苏联人民。”
宣誓后，他们向莫斯科密电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可以随时实施“清除”行动。莫斯科总部命令埋伏在张作霖手下的“线人”不间断提供有价值情报，及时向行动小组通报消息说：“由于北伐军步步紧逼，张作霖正准备撤出北京，返回老家沈阳，并拟实施‘满洲独立密约计划’”（《克格勃档案》第一卷）。行动小组要求莫斯科，回电告知“张作霖返沈的具体日期及所乘的具体交通工具”。5月30日夜，莫斯科回电：“张作霖拟在6月3日从北京站出发，所乘交通工具是火车。你们要缜密行事”（戈尔巴基迪、普罗霍罗夫《克格勃下达暗杀令》下同）。此电还特别指示：“再次提醒你们，在实施‘清除’行动时，一定要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导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华的相关媒体，做好宣传引导工作。”为了确保“清除”行动万无一失，莫斯科于6月2日、3日又连续发出电报，把有关情况作了更细致的介绍。6月2日晚间的电报是：“确认此前密电内容，并告：张作霖所乘之列车将于6月3日凌晨（时间待定）从北京站出发，走京奉路，约在6月4日凌晨（时间待定）到达奉天新站。该车共22节车厢，张所乘坐的车厢为第10节，其明显标志为蓝色的花车。”为了将这次暗杀行动嫁祸于日本政府，苏联特工小组特意把炸弹埋在了由日本关东军警戒的铁路架桥上。
6月2日张作霖以安国军大元帅名义发出通电，声明退出北京后，政务交国务院，军事归军团长负责。此后国事听国民公决。王士珍等组成北京治安维持会，使馆区晚间宣布特别戒严。6月3日凌晨1时，张作霖离北京顺承王府私邸，1时10分抵前门车站，1时15分专车启行，同行有潘复、莫德惠、刘哲、于国翰等外，尚有日籍顾问町野武马与嵯峨诚也。专车过天津，潘复、町野下车，常荫槐加入，专车共18辆，张作霖座车本在第三辆，车过山海关时加入吴俊升专车，因此张的座车排在第四辆。张作霖出关的这一天，卸任总统黎元洪在天津病逝。他的去世不为人所注意，因为北方大局正在大变。
6月3日专列开出北京站几分钟后，远在奉天的萨尔嫩又收到加急电报：“张作霖所乘之列车已于6月3日凌晨2时30分整从北京站发车，预计将于6月4日凌晨3时30分抵达奉天新站。”接到一道又一道命令，特工们忙碌起来，埃廷贡带领两名亚裔特工，于3日夜间在皇姑屯老道口三孔桥下布好了炸药，只等专列到来，就按动手中的起爆器。由于在山海关停车延长了时间，张作霖专列到达皇姑屯那座三孔铁路桥的时间，比莫斯科的预测晚了两个小时。但是，锲而不舍的特工小组没有改变计划，坚持等列车到来而果断下手。
6月4日晨5时30分张作霖专车进入沈阳皇姑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桥下，轰然一声巨响，吊桥桥板塌下，刚好压在第三、四、五辆车厢上。吊桥桥板分为三节，支以石柱，柱外包以钢骨水泥厚六尺，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爆炸物，不可能发挥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同时火车通过桥下，若非用电流计算时间，亦不可能如此准确。火车被炸后，现场尸骸枕藉，惨不忍睹，吴俊升登时殒命，张作霖重伤，日籍嵯峨顾问足踝微伤。其他车厢均系随行人员，见老帅出事，乃迅速抢救，将交道口出事地点警戒，不准人接触现场。并用汽车送张作霖返沈阳。张因重伤，于上午9点多去世，享年55岁。当时，专列中还有17人死亡。
成功地“清除”张作霖后，苏联鼓动中西方媒体，利用中国人对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关东军的积怨，推波助澜，把“凶手”的帽子戴到了案发地管辖人——南满铁路段监护人日本关东军头上。真正的凶手萨尔嫩等人，已经被莫斯科总部调回国内，授予奖章，给予表彰，再一个就是当局反复告诫他们不得吐露任何有关消息。
日本陆军部有关人员于爆炸4小时后赶到现场，进行了详细调查，后发表声明，质疑爆炸系国民党便衣队所为，并称责任在中方警戒不严，与日军无关。
最具戏剧性的是，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本政界要人冈田启介揭发，“皇姑屯事件”系关东军上校参谋河本大佐所为，河本大佐作了《我炸死了张作霖》的供词。其实，这也是苏联人导演的一出戏。冈田、河本二人都是苏联情报机构收买的情报人员。解密的苏联军情档案记载：“首次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出语惊人地招供：‘皇姑屯事件’系日本关东军河本大佐所为的冈田启介，已在去东京作证之前，就被苏联国家安全部（即克格勃前身）所招募。其实，更早的时候，他就已经被藏身在东京的功勋特工佐尔格发展成苏联秘密情报人员”（《苏联军事情报局：组织与人员》）。审判开始前，冈田收到莫斯科发来的密电，要他“在日本关东军存活的人员中，寻找心理和精神状态良好的弟子或下属”，出面作伪证，并保证“永远关照他的命运”（莫洛佳科夫主编《东京审判之秘密实录》）。不久，冈田找到了他的弟子，战败后正走投无路的河本大佐，一出伪证之戏就这样上演，骗了无数人。1940年代末，日本政府矢口否认参与了暗杀张作霖行动，并称日本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指使关东军暗杀张作霖。1990年代初，俄罗斯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史实材料。
然而，暗杀张作霖并没有给苏联政府带来任何预期的结果。在张作霖死后和失去对中国北部地区控制之后，日本政府于1931年占领了东北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并将关东军部署在中苏边境，从而使苏联在东北三省失去立脚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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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保卫苏联侵华
中东铁路又称东省铁路、东清铁路，是沙俄侵华的产物。1896年俄国从清朝政府手中取得横贯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以缩短西伯利亚铁路的路程。根据1896年贿赂李鸿章签订的《中俄密约》，建筑通过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的铁路，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开始修筑满洲里经哈尔滨到浽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后来又根据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约》，修筑了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即今哈大线（哈尔滨-大连），然后向西通至营口，向东通至鸭绿江的丹东。由主线和支线组成的中东铁路，铁路从1897年开始修建至1903年建成，全长4607公里，穿行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成为沙俄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侵略的工具与基地。沙俄除独揽经营大权外，还夺取了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政管理权甚至司法管理权，以及一系列的经济特权，仅伐木一项一年就砍伐原木3、4亿元，中国人反而不能在沿线伐木，松花江航线被帝俄垄断，占据了大量土地。于是在东北的心脏地带出现一个远比普通租界规模庞大得多的不受中国管理的“国中之国”。日俄战争爆发后，俄国在沿线驻军达10余万。该铁路和中国铁路路轨宽度不一样，不能同中国的铁路接轨。
1904年，日本与沙俄为争夺中国东北而爆发日俄战争，沙俄战败后，于1905年和日本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将中东铁路长春至旅大一段转让给日本，这就是日后俗称的南满铁路。从此，中国东北以长春为界，分别成为日俄的势力范围。
1917年俄国十月政变以后，中东路仍为流亡中国的沙俄残余势力霍尔瓦特中将所控制，基本仍维持“国中之国”的状态。1917 年12 月哈尔滨中东铁路路区发生了布尔什维克暴动，在俄方请求下，北洋政府派兵干预，解除了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并部分收回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与监督权，为撤侨工作及不久后的出兵提供了保障。1919 年8月，北洋政府宣布在哈尔滨正式成立警察总局，从俄国人手中收回了大部分警权。北洋政府不承认苏联，并同华俄道胜银行订立《管理东省铁路合同》。1918年至1920年春天，在日、美、法、意等武装干涉下，中东路还一度国际共管，但实际上主要由中国管理。1920年协约国陆续从俄国撤兵，中东铁路的国际共管局面即将结束。由原沙俄政府任命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为了对抗日本人扶持的谢苗诺夫政权，公开发布告示，宣称由他负责中东铁路范围内“俄民之国家统治权”。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立即向霍尔瓦特发出通牒，中东铁路完全属于中国领土，绝不容有第二国施行其统治权。在中央支持下，双方展开十余次谈判，中方工人开始全面罢工。当霍尔瓦特计划调动俄国护路军镇压罢工工人时，鲍贵卿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俄军俄警的武装必须一律解除。霍尔瓦特试图反抗，但鲍贵卿迅速派军强行解除了俄国护路军及哈尔滨市俄国军警的所有武装。这是近代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依靠武力收回国家主权。
苏共为邀买人心，1919年7月25日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终止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将中东路权无偿地归还给中国”；但在1920年9月27日，苏俄发布第二次对华宣言，提出对于中东铁路经营一事要与中国政府另订新条约，表示了中苏共管中东路的意向。但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不承认苏联，对宣言没有接受，因此中东铁路仍被沙俄残余势力控制。苏联政权发布了两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攫取的在华特权。这曾经被讴歌为苏联的伟大情谊，而实际上，其所宣布放弃的特权，大多已经被北洋政府在此期间实际收回，苏联即使不放弃，也无法实际行使。新生的苏联那动听的“主义”之歌，只是其在国际孤立、四面楚歌状态下的缓兵之计和“合纵连横”之策。实际上，其脚跟尚未站稳时，远东苏维埃政权就悍然宣布，中东铁路界区为苏联领土。
从1923年开始，苏联政府曾先后3次派人来华，与北洋军阀商谈两国复交等事宜，中苏开始进行建交谈判。北洋军阀在1923年对苏态度发生转变，主要原因如下：第一，1923年1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越飞同孙中山共同签署的《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公表，北京政府担心苏联会弃北而就南。第二，苏军肃清内乱后，将大量军队集中于中苏边境驻扎，北京政府害怕苏军会集中武力夺取中东路。第三，“临城劫车案”引起各国的联合干涉，有重现八国联国侵华的阵势，北京政府也急需友邦支持。于是，就任命王正廷为中俄事务督办，为中苏重开谈判作准备。1923年9月，苏俄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代理外交部长）加拉罕来北京。在与北京政府外交部总长顾维钧的会谈中，他提出中苏互相承认，再开始交涉，顾维钧则坚持先谈判中苏间的悬案，再承认苏联。双方长期不能达成一致。与此同时，加拉罕与王正廷也开始了非正式的接触和谈判，焦点问题仍是外蒙问题、中东路问题和庚子赔款用途等。1924年3月，双方好不容易达成妥协，草签了一个协定，双方都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却因此引来一场轩然大波，按一般惯例，协定草案应先向外交部长汇报，并经内阁全体会议讨论罢方可签字。王正廷可能是疏忽了，竟忘了这道程序。北京政府宣布王正廷越权，提出中苏顾维钧与加拉罕之间直接进行。苏方对此作出强烈反应。3月16日，加拉罕下最后通牒，限北京政府3日内承认草案。三天期满后，他又转达苏联政府的指示，说中苏之间的正式谈判已宣告结束，如要重开谈判，中国必须立即恢复与苏联的邦交。
此时，北京政府日子相当难过，国内各社会团体在苏联的收买下纷纷通电，要求政府承认苏联，签订协定，北京学联更是以火烧赵家楼的旧事来警告顾维钧，而顾维钧家中确实有人送去过炸弹，结果误炸了管家和厨师。另一方面，国民党一大上正式确立的“联俄”方针，使北京政府有苏联会同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建交的担忧。同时国际上也出现了竞相承认苏联的热潮。这一切，使北京政府恍然觉察，与苏联恢复邦交已事不宜迟。5月31日，顾维钧与加拉罕代表中苏双方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包括正文及七个声明、一个照会，还有《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前者规定，两国立即恢复正常的使领关系，并在一个月内举行会议，商议解决悬案的详细办法，废止帝俄与中国及第三国订立的一切有损中国主权利益的条约，包括将来或现在的条约；苏联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和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租借地，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中东铁路由中国赎回，在没有赎回之前，铁路业务由两国共管；苏联承认外蒙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一旦中苏会议上商定有关问题，驻外蒙的苏军将全部撤退。后者规定：中东铁路纯系商业，营业事务实行两国共管，其余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事、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外）等，均由中国政府管理，苏联政府将允诺中国将来可以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之一切财产，并允诺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归中国，两国政府承认对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中俄解决，不许第三者干涉。协议还规定：中东路设理事长，为最高决议机关，理事长为中方，副理事长为俄方，设路局局长一人由俄方担任，副局长二人，俄华各一，均由理事会委派，由各国政府核准，正副局长职权由理事会规定；路局各处正副处长由理事公委派，如处长为华人，则副副处长为俄人，反之亦然；路局各级人员按中俄两国各半任用。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的1922年5月5日宣布“自治”，1924年他宣称：自1924年5月1日起，一切北京订立关于东三省、蒙古、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为了争取张作霖对有关中东路协定的支持，苏联又于同年9月与东北地方当局签订了《奉俄协定》，除重复《中俄协定》之内容外，苏方还作了进一步的让步，中东路无偿全部交给中国的期限从旧俄时代规定的80年缩短为60年，并在此期间内允许中国赎回。《中俄协定》同《奉俄协定》是继《中德协约》后中国与大国缔结的又一平等条约。
《奉俄协定》签定后，苏联就更换了中东铁路的主要负责人，掌握了中东路的经营管理大权，从而使沙俄在我国的特权由苏俄得以维护。中苏仍存在着以下争执：①员工问题：用人方面，根据协定双方对等分配，但中东路的2700多名职员中（职员不是指职工，主要指管理人员），中国职员仅占400人，且大部分为翻译或低级职员。协议规定人员配备是华人为正，则俄人为副，如俄人为正，则华人为副。但实际操纵实权的东铁管理局局长一直是由俄人担任，几个大处的正处长也是俄人，如机务处、车务处、商务处、财务处。一些本应由华人担任的职务，以华人不懂技术为借口改为雇用无国籍的白俄人担任（白俄原指流亡在中国的沙俄残余势力，他们没有苏联国籍，也可泛指在华无苏联国籍的俄人，这里指的后者），如理事会的技术处，以白俄为正处长，这些白俄人当然听命于苏方。②归还中国权益问题。中东路铁路不仅仅是一条铁路那么简单，还经营着大量航运、电信、农场、矿山、学校等，《奉俄协定》规定不属于铁路经营的电报、电话、农场、矿山、学校等按规定应一律归还中国政府，却没有交还。张作霖先后强行收回松花江航行权、中东路苏方所设电报电话、中东路教育权（1926年9月4日，东省特别区教育管理局局长李绍庚率警封闭中东铁路管理局学务处，强行收回中东铁路沿线教育权）、接管了东省路管理局的全部大小船只及附属财产以及大量中东路的大量财产，苏方对此虽然通过外交方式提出多次抗议，不过仍采取默认的方式。③财务问题。中东路经营所得以卢布结算，并存入苏联远东银行，经争取，改为存在远东银行和中国银行各一半，原东省特别区的教育经费也由苏方承担一半。④俄文报纸问题。奉俄条约签定后，苏方在东北创办了相当多的亲苏报纸，内容难免宣扬社会主义，奉系对此监察甚严，每年以“宣传过激”遭到停刊的达十余份之多。⑤其它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苏方支持中共、通过东北向南方邮寄革命报刊（如1926年3月4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指令哈尔滨戒严司令部，将苏联寄往广东省俄文马列主义书籍103捆、《前进报》225捆扣留）、哈市政权问题（哈市公议会长期由俄日英等国控制，俄人占优势，经多次要求将正式文字改用华文、增加华人议员、交涉无效，1926年4月30日，张作霖下令取消哈尔滨市公议会，组设市自治临时委员会，被沙俄侵占28年的哈市政权得以收回，但遭到驻哈外国领事团一致质问）、苏方成立的中东路职工会被奉系称为非法、东北军使用中东路运兵的费用问题。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民国初获统一。1929年，张学良下令回收中东电话权，苏联予以默认，但苏联驻奉天领事库兹涅佐夫就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收回中东路电话权问题，向张学良提出抗议，要求偿还百万元安装费。4月，张学良召集张作相、张景惠、吕荣寰等讨论中东铁路的问题，苏联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允许华人担任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处处长，但要求中国方面承认中东路苏联工会。张学良故此认为苏联态度软弱，不久即收回中东铁路哈尔滨气象观测站，苏联亦予默认。
苏俄为侵占我东北，为方便指挥中共叛乱，竟将它驻哈尔滨领事馆、中东路以及驻我国东北的商业机构，作为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据点，中共亦于此时建立了满州地下组织，从事颠覆活动。1929年5月27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因接到报告，认定苏共于哈尔滨领事馆内召开中共地下人员秘密会议，张景惠遂派军警前往搜查，因果然查获众多中共人员和苏俄指示中共实行武装叛乱的许多文件，东北地方政府遂监禁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领事，逮捕了正在里面开会的39名中共党员。29日，张景惠下令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31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此即为“中东路五.二七事件”。
6月5日，海参崴当局要求释放其在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人员，表示愿意以缩小中东铁路局长权限作为交换条件。13日苏联增兵海兰泡，吉林省当局亦调兵赴瑷珲增防。17日苏联增兵满洲里附近，万福麟派第三旅增防呼伦贝尔。6月22-25日，张学良在沈阳召开对苏会议，决定改编陆军屯兵吉蒙边界，接收中东路方法等问题。7月7日，张学良抵达北平与蒋介石会晤，商谈有关中东路的对策。7月10日，东北军政长官张学良命令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按照《中俄协定》免除俄人局长职务，并解除苏籍共产党份子高级职员59人的职务，搜查俄人用作间谍活动的职工联合会、国营贸易局等机构，逮捕苏联人200余名；并根据1919、1920年苏联政府曾公开发表的《放弃一切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所有特权》的声明，宣布接管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管理权”，封闭了苏俄于我境内开设的苏联国家远东贸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业机构，将捕获之重要分子押送满洲里递解回国，不允许再进入中国。从而打击了苏俄深入中国的侵略势力。
1929年7月13日，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发出为期3日的最后通牒，誓言要保护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它在中东路的利益。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自7月13日起经由轮船发往萝北、瑷珲、乌云、奇克、逊河等县公文邮件，均被苏军扣留。15日中东路货车停驶，乌苏里铁桥被苏方破坏，吉林、黑龙江军队开往五站、满洲里。
1929年6月，刘少奇出任满洲省委书记，直接指导中东铁路工人拥护苏联、反对国民政府占领中东路的斗争。192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东路事件满洲省委的指示信》。指出“中东路事件不是蒋介石或张学良某一军阀的单独行动，而是他们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共同行动，中苏共管中东路，在于不使中东路单独交给国民党政府，作为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根据地，国民党军阀所谓收回中东路自管，是欺骗群众，真意是想利用中东路事件掩盖其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动，从而转移群众视线，使群众走上反苏的道路。”指示信要求，省委必须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对付这一事件。1929年7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就中东路事件写给中央的报告指出，经过几次讨论，省委认为：1）中东路事件虽然是由国民党军阀出头，但它仍然是帝国主义对苏联武装进攻的开始；2）那种认为帝国主义加紧同苏联的矛盾，会减轻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的观点是不正确的；3）这一事件的前景会促进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战争的准备时期更加缩短。7月22日，省委把对形势的分析意见写成政治通讯，发给各级党组织，并责成各级组织和党员除了秘密的宣传、鼓动外，还要利用公开的可能，通过出版刊物、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各种形式扩大宣传，以“启发群众的觉悟”。
1929年7月16日，民国政府复照苏联称：中国在中东路所采取的措施，是“维护主权”和“维持中国社会安宁”所不得不采取的适当之处置。7月17日，苏联宣布与国民政府绝交，撤回苏联任命的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等方面供职的人员；停止与中国的铁路交通；并警告中国当局，中东路如不恢复原状，中国将有莫大危险，战争至此已不可避免。
就在1929年7月16日这一天，共产国际执委号召各国共党要不畏一切的牺牲，来拥护苏联和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的堡垒——苏联。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明确把“保卫苏联”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应“有义务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并用一切方法保卫苏联不受资本列强的侵犯”。
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不承认自己以前的宣言和声明，同时调集8万军队集结于中苏边境，为入侵中国，又在西伯利亚召10万人入伍，还从俄内地派来7千的秘密警察。特别远东军的司令员是布柳赫尔元帅，也就是北伐军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他曾是蒋的首席军事顾问，蒋对他评价极高。苏军在东线使用空军进行空袭，东线轰炸了绥芬河、穆棱两车站，西线的苏联远东红军进攻满洲里及扎贲诺尔，抢去机车，轰击车站。7月20日，苏联在黑龙江上扣留中国海城号、宜兴号两艘轮船。21-23日，苏联驻齐齐哈尔、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黑河、绥芬河领事及海关职员和侨民经满洲里回国。7月28日，苏军步兵1个团、铁甲车3辆、炮4门，到18里小站，割断通满洲里电线，勒令中国军警撤退。该站驻军1个排和4名警察，因寡不敌众，于晚7时撤退。29日，苏军炮击中国密山县当壁镇。7月31日苏军又出动20架飞机在中国军队上空盘旋侦察。8月6日，中东铁路细鳞河站铁桥石墩被炸坏两个。此后，破坏铁路，炸毁隧洞等事时有发生。8月8日，苏军百余名携大炮两门、机枪三挺，在鸥浦县街南门外与中国陆军交战，互有伤亡。苏机5架在绥芬河市上空盘旋，鸣“空炮”200余响，在东山陆军防所附近及国界三道洞子各投弹一枚，后又来苏机27架在中国领空飞行数周而去。午后四时左右，苏军百余人占领满洲里红山嘴子。夜间进至三卡（即额尔德尼托罗辉卡伦）。8月9日，苏军40余人在距萝北县三十里之古站设卡两道。遮断交通，掳劫行人。同日苏军300余名及军舰两艘占据距同江90里之胡家柈厂。8月11日，密山县当壁镇烧商东源茂，请来民团40名，连同所雇“护勇”共有枪80余支。当晚与苏联骑兵400余名交战，被苏军打败，赶出商号。 8月12日，北兆兴镇三间房、绥滨中兴镇、李家油坊等处被苏军两千余人分头占领。苏军四十余人乘小船八只到乌云县柳河屯登陆，打死保卫团多人，返回彼岸。8月13日，苏方用大炮攻击鸥浦县城，14日早县城失守，文书档案被焚毁。8月14日，扎兰诺尔煤矿苏联职工破坏矿内设备，鼓动罢工，并在河水暴涨时挖开土坎、淹灌煤沟。
1929年8月14日，苏联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8月15日，张学良下达对苏作战动员令，派兵6万，任王树常、胡毓坤为东西两路总指挥，增防国境。苏军炮轰东宁，激战一夜未曾攻入，次日黎明苏军撤退。8月17日，中国国民政府发表对苏联交战宣言。8月19日，苏军攻陷绥滨县城。9月19日，俄军炮毁我吉林绥滨城。同时，在三江口、同江、富锦、桦川、满洲里、扎兰诺尔、密山、绥芬河等地都进行激烈的战斗。
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用武装暴动和进攻中心城市的革命行动来牵制中国政府，以帮助苏联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斯大林指示：“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保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1929年9月26日，斯大林给中共下达命令：要求中共坚决“武装保卫苏联”，并明确指出，“武装保卫苏联就是要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斯大林的这个命令，收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十卷》里。可见，“共产国际”乃是苏俄侵略他国的工具。
当中国军队为反抗苏联侵略浴血苦战之际，中共却奉斯大林之命发起了“武装保卫苏联”的运动。他们高喊：“使蒋介石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李立三、恽代英等头目，更公开发表文章拥苏反华。中共还发表了《中央通告第41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2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9号：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等重要文告，公然以所谓的“阶级的共同利益”取代国家民族利益，推行卖国暴力。
中共的倒行逆施受到全国的一致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都发出声讨赤俄肃清共党的宣言通电，主张一致对外。匪党创始人陈独秀良知尚未泯灭，尽管他已被免职，他于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央，称中共的做法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对此，中共于8月3日复函陈独秀，严厉指责陈“站到了资产阶级立场，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并进而组织对陈的批判，指控陈是“反苏”份子。

                   （钱币反面   发行日期1931）
1929年10月26日，当苏联已经对我国东北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并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北大片领土时，共产国际又借发出反对中国国民党改组派的信，不仅“从十个方面分析中国已经陷入全民族的危机之中”，并且向中共发出了五条指示，命令中共里应外合，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叛乱，颠覆中华民国，出卖中华民族，以保卫苏联。1929年11月，当时的中共党魁李立三立即在中共江苏省“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60号通告，它的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中共党史专家说：“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发动武装暴动的一系列指示，就是要适应苏联对中国中东路战争的需要”。
李立三建议：为了尽快地实现社会主义，苏联应立即对日宣战，蒙古应立即调兵打中国，而且苏联应该武装在西伯利亚的几十万华工，让他们打回中国；李立三号召全国所有城市都举行起义。为此，取消了中国的工会、共青团和党组织，而成立了准备进行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而蒙古共党则宣布，与中共的中华苏维埃结成联邦，并派出军队进攻中国北方地区。此时，周恩来、刘伯诚、叶剑英等人，由俄国人每月供应3000万卢布，从俄国到中国东三省，召集中国、日本、朝鲜的共产党徒，组织义勇队，参加俄国的侵华战争。
1929年10月2日，苏军步兵千余人向满洲里进攻，双方战斗激烈。10月10日，贝加尔方面苏军3万人向中国东北边界进发。10月12日，爆发了著名的三江口中苏海战，同江县城失守。此战役中国海军江防军全军覆没。11月17日，苏俄军出动飞机、大炮、坦克，猛袭扎兰诺尔。驻守扎兰诺尔的东北军第17旅7000余官兵在激战后伤亡殆尽，旅长韩光等全部阵亡。中国军人死伤及被俘人员9000余名（伤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据苏方统计，苏军被击毙281人，受伤729人。美、英、法等国见中国军队败北，立即出面调停。
1929年12月22日，张学良在美方的调停下与苏联签署了《中苏伯力会议协定书》，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对此协定国民政府并不承认，并称以张学良为首的地方代表无权参与国与国之间的谈判，这是一项超越了东北军代表权限的谈判。南京方面一直持反对态度，蒋介石本人也是不同意的。杨天石介绍说，宋霭龄曾经劝蒋介石，让他承认了这个协定，以便苏联能把蒋经国送回中国，但蒋介石没有答应。
南京政府后改派莫德惠与苏联交涉，苏方要求莫去苏之前，将引起中东路事变的祸首东省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去职，在张作相的相劝之下，张学良将张国忱免职。张国忱毕业于哈尔滨商业学校。该校是帝俄在哈尔滨办的学校，华人学生从小在俄人家里寄住，所授的课程也全是俄文课本，由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但俄语很好，就是生活习惯和世界观也是帝俄那一套，对帝俄时代的将军有特殊的崇信。张国忱有一个白俄顾问是帝俄时代的将军，名叫托玛夫斯基，他建议说：“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共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时发难，共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时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
然而，当苏联的侵华战争已经因斯大林重新夺取了它在中国的特权而停止以后，但苏联并没有按照《中苏伯力会议协定书》撤出东北，而是在重新获得了铁路权益后强占了水上关隘黑瞎子岛。这一占就是79年。1929年以前黑瞎子岛上（350平方公里，加附近海域共450平方公里）驻有中国张学良的军队。张学良所部三艘军舰全被苏海军击沉，占领了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黑瞎子岛等三个岛屿，并将岛上的居民用绳索绑到轮船上送回南岸。
黑瞎子是东北土话黑熊的意思，黑瞎子岛位于东北黑龙江省抚远县境内，黑龙江与乌苏江汇合处，又称抚远三角洲，由银龙岛、黑瞎子岛、明月岛3个岛系及93个岛屿和沙洲组成，是中国最东北角，中国的版图像母鸡，那么母鸡的嘴尖位置就是黑瞎子岛。该岛总面积约327平方公里，大小跟地中海岛国马耳他相近，约为香港的1/3，或12个澳门，或500个珍宝岛。黑瞎子岛是一块冲积而成的三角洲，地势平坦三面环水，全岛大面积是湿地。目前，不但俄人在该岛建有一万多间别墅，还建有从俄国城市伯力（俄称哈巴罗夫斯克）跨越主航道到该岛的浮桥。该领土争议一直持续到2004年以协议方式，使中俄各得到黑瞎子岛领土的一半。2008年10月14日，半个黑瞎子岛正式由俄罗斯归还中国。
1929年斯大林对中国的战争还产生了一个至今仍然困扰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苏联剥夺了中国在图们江上的航行权，封闭了中国前往日本海的出海口。近十来年，中国为获得在日本海的出海口费了很大的劲儿，但难以成功。由于在日本海没有出海口，中国在地缘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与外界的运输不得不依赖运力已达极限的铁路和遥远的大连港和营口港，这对两省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苏联武装侵华停止后，苏俄不仅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不能变，甚至更进一步地命令中共要继续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扩大武装叛国。1930年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在《无产阶级在远东的胜利》一文中指出“把中东铁路冲突的顺利解决看成是结尾，看成是终场，那将是极大的错误。这一冲突不是戏的结尾，更象是一场戏的序幕……”1931年7月31日，因中共进攻长沙曾一度得手，苏联《真理报》乃立即发表社论，称之为“中国革命的巨大成就”，并称：“建立苏维埃政府在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提上议事日程的任务……武汉、上海和整个中国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应当起来投入战斗。”共产国际的《国际通讯》立即转载了这篇社论。对于这一段不光彩的卖国行径，中共攫取政权后将之视为史学研究不可接触的“禁区”，企图从中国年青一代的脑袋里完全抹掉这段可耻的历史。但历史的记录还是明明白白：中共一边打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崇高旗帜，一边却拿着侵略者的资助；它听命于侵略者，在侵略军杀害中国军民的时刻，公开宣布武装保卫侵略国，并以武装暴动进攻本国政府，配合侵略者的军事战略。这就是匪党卖国的铁证。
中共在苏联侵略我东北时，积极维护苏联利益，赢得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赞誉：……在群众的前面，提出“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号召并组织群众去进行英勇的斗争，去反对自己的政府、中国的军阀和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中东路事件中，表示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模范。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历史上最光荣一页，而且也是共产国际和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1933年红四方面军进入通江后，在原张爷庙的台基和左侧石墙上从右至左横排楷书阴刻“武装拥护苏联！”标语1幅。刻制单位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此标语在红军撤离后被国民党军队部分毁坏，建国后恢复。

第6节   挑起“七七事变”诱使日本打中国
苏联的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张学良东北军的迅速溃败，暴露了东北军外强中干的虚弱，坚定了关东军在东北采取行动的信心。

自幼

蒋介石自中原大战后，在1930年10月10日，于南京发表《告全国同胞文》，指出“肃清匪共”为当前要务之一。中华民国政府于1930年12月19日至1931年1月3日、1931年4月1日至5月30日，发动了对中共江西匪区的2次围剿，因不谙剿匪策略而失败。他1931年8月22日在南昌时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在1931 年7月1日至9月20日，蒋介石所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已经接近成功的时候，日军制造了“9.18”事变。张学良知道自己的军力无法对付苏联和日本，一味地避战来保存实力。国民政府不得不停止剿灭红军，立即抽调部队北上，以便做全面抗战的准备；因此江西的兵力空虚，1931年11月14日，中央红军所属的红三军攻陷江西会昌，12 月，张国焘领导的红四军攻陷湖北黄安；由于中共的策反成功，江西的第26路军两万多人在宁都投入红军队伍。“9.18 事变”后不到两月，在苏联十月政变纪念日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这是一个正式国家，“苏维埃”从俄文而来，主席是毛泽东。随后日本于1932年3月1日趁势成立了满洲国，企图与苏俄卵翼下的中共瓜分中国。1932年1月1日至4月9日，国军的第四次围剿本可大功告成，又因日军攻我榆关及长城诸口，政府军为“长城抗战”而只能再一次停止围剿。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开展了第五次围剿。1933年的12月，蒋介石、李济深率领卫立煌、胡宗南等部进攻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节节推进；由何应钦、蔡廷锴、罗焯英等部进攻中共的江西苏区，红军已经开始败退。但是1934年2月21日，日军两个师团猛攻热河，3月4日攻陷省会承德，北平、天津吃紧。蒋介石匆匆北上，不得不抽调部队北上打日本，于是罗焯英部主力被共军歼灭，师长也被俘；4月3日，共军攻陷新淦，从而控制赣江下游，威胁南昌、抚州，蒋介石于是立即从北方飞返南昌督师……在南北夹击下，国民政府军南北都战败。直到今天，中共还在谴责国民政府丧失热河等要地，但是从来不提及共军与日军南北夹击国军的事实。
由于德、意、日勾结，苏联受到德、日夹击的威胁，异常恐惧。斯大林为缓和来自日本的压力，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于1935年3月，单方面把中东铁路廉价地（1.4 亿日元）卖给“满洲国”，以取媚于日本。苏联想方设法摆脱自己的困境。苏俄采取的策略是，不断鼓励日本向中国南部扩张，同时指示中共宣扬“抗日”、挑起中日战争，以便坐收渔人之利：一是中国抗日，就可牢牢牵制住日本，使日本泥坑深陷，根本不会去威胁苏俄；二是，中国抗日，中共既非日本亦非国府的打击对象，便能在权力的真空中疯长起来。1935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会上提出在各国要建立“人民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8月1日，中共代表陈绍禹（王明）在会上以中共中央及中国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蒋抗日，史称《八一宣言》。这是后来毛泽东叫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由来。问题是：中国抗日或不抗日或何时抗日，这是中国的内政，根本无需他国干涉和鼓励。
军阀混战的乱局，不但给了共党起事的可能，而且保证了它从来不是统治者的主要作战对象，使得它获得了武装割据的可能。当时真想镇压中共的，只有蒋介石与个别军阀如何键。其他军阀都把蒋视为比红军更现实的威胁，常常与中共结盟共同对付国府。因此，在抗战爆发以前，蒋介石从未能腾出手来，心无旁骛地持续全力打击中共。围剿不但是断续的，而且动用的不过是部份兵力。为了控制西南军阀，蒋介石甚至采用杨永泰之计，故意放走中央红军，借追剿为名，将国府统治延伸至西南。即使如此，当蒋介石得以比较认真地对付红军时，中共革命便立即走上了末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溃逃到陕北时，兵员占不到来围剿的国民党军队的1/15，处于空前险境。抗日无能、暗结中共的东北地方军阀张学良，非但未能一举而灭中共叛国之残兵，却在中共一再相机策反之下，听命中共为一己图存而策划的“联张反蒋抗日”阴谋，于1936年12月12日阴谋发动武装政变。西安事变时，中共只剩两万红军，但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发展到120万军队（增60倍）。西安事变不仅使红军绝地逢生，还被正式列入国民政府军编制（八路军和新四军）而获得军饷，从此发展壮大。胡适曾对此感叹：“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日本历史学家松本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中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新生、发展而取得天下。”所以“中共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
由于日本是战败国，战前的档案已全部公开，“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策划的阴谋已毫无疑问，但现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发芦沟桥事变的证据。在战后远东国际法庭上明确判定“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人所挑发，但并没有断定芦沟桥事变是日本人挑发的。
1937年7月，毛泽东见时机成熟民气可用，就密令华北局搞事，乘夜绑了个日本兵，引诱日军搜查宛平城，偷放鞭炮让国军误以为日军开枪。卢沟桥守军深夜听见鞭炮声，却没有日军演训的信息，同时又得到日军搜查宛平城的情报，谁都扛不起9.18“不抵抗将军”骂名，心一横就打响了。当年那个被绑走的日本兵，1960年代在杂志作了一个访谈。他说是找地方小解，堵到地方“土匪”武装，事情过了放他回去。
2005年7月3日北京电视台的《社会透视》播放了“七七事变”专辑，惊爆了不少内幕。当时，驻扎在北京的中国守军为29军，原属冯玉祥（冯的夫人李德全是共产党的老卧底，后曾担任中共卫生部部长）系人马。其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或者与共党有密切的人员，如吉星文（吉星文是吉鸿昌的侄子，吉鸿昌因与柯庆施领着上万大军攻打国民政府控制的北平被枪毙了）、张克侠（1929入中共，时任29军副参谋长）、何基沣等（张、何两公1948年在淮海战役时期率部起义）。北京台记者采访了张克侠将军之子，他说：1929年，张将军就已入党，他直接受党中央领导，不发展横向关系；当时刘少奇指示张克侠要“主动进攻”，“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不久，举世震惊的“七七事变”爆发了，事变里死的第一个军官就是中共地下党。……芦沟桥事件，那是中共为了执行共产国际“保卫苏联”的命令干出来的。特别是中共中央在芦沟桥事变发生数小时后就发出了号召全面抗战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让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经预知芦沟桥事变的发生，所以才会这么迅速地作出反应。
据日本人调查，刘少奇领导的中共北方局派出特工在芦沟桥开枪，这才引起日寇全面入侵。发动“七七事变”的日本驻屯军8400人，宋哲元部的29军有10万人。8400人，这是查遍了这段历史所有的记录所采取的最高的数字。29军的军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今天还在唱；可当年的中国10人砍一个日军，竟然没有抵抗到一个月！
中日全面战争使莫斯科欣喜若狂。外交部长李维诺夫(Maksim Litvinov)当即对法国副总理布拉姆(Leon Blum)说，他和苏联“都对日本向中国开战感到开心极了，苏联希望中日战争打得越久越好”；以便渔翁得利。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有限的援助，以不把苏联卷入中日战争为前提。无论国民政府如何恳求，苏联坚拒对日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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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陆军部有关人员于爆炸4小时后赶到现场，进行了详细调查，后发表声明，质疑爆炸系国民党便衣队所为，并称责任在中方警戒不严，与日军无关。


最具戏剧性的是，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本政界要人冈田启介揭发，“皇姑屯事件”系关东军上校参谋河本大佐所为，河本大佐作了《我炸死了张作霖》的供词。其实，这也是苏联人导演的一出戏。冈田、河本二人都是苏联情报机构收买的情报人员。解密的苏联军情档案记载：“首次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出语惊人地招供：‘皇姑屯事件’系日本关东军河本大佐所为的冈田启介，已在去东京作证之前，就被苏联国家安全部（即克格勃前身）所招募。其实，更早的时候，他就已经被藏身在东京的功勋特工佐尔格发展成苏联秘密情报人员”（《苏联军事情报局：组织与人员》）。审判开始前，冈田收到莫斯科发来的密电，要他“在日本关东军存活的人员中，寻找心理和精神状态良好的弟子或下属”，出面作伪证，并保证“永远关照他的命运”（莫洛佳科夫主编《东京审判之秘密实录》）。不久，冈田找到了他的弟子，战败后正走投无路的河本大佐，一出伪证之戏就这样上演，骗了无数人。1940年代末，日本政府矢口否认参与了暗杀张作霖行动，并称日本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指使关东军暗杀张作霖。

1990年代初，俄罗斯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史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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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可以收买孙中山，并把宋庆林收买成苏共党员，为苏共服务
宋庆龄事实上堕落成了汉奸

当然苏联也可以收买日本人，来背“皇姑屯”爆炸的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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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5月初，宋庆龄从莫斯科移居德国柏林时，斯大林曾会见过她。



1929年6月1日，南京政府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孙中山灵榇安置墓穴正中后，宋亲手将墓门“敬谨严扃”，史沫特莱报导了国葬。此时宋庆龄再次公开谴责国民政府，称：“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可见，宋庆龄业已沦为苏共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1929年7月，苏联与中国断交，7月20日，苏俄大军侵入我东北。1929年8月，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曾向法国巡捕房控告宋庆龄家装有秘密电台，她没否认。可见宋庆龄把中华民国的国家机密告诉了苏共。因宋庆龄的汉奸言论鲜有人支持，她只得再次离开中国，前往欧洲。1931年宋回国后，曾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工作站负责人、著名的特工佐尔格相配合，营救共产国际上海情报站负责人牛兰夫妇。


据廖承志回忆：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家后，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突然神秘地出现在母亲的客厅……当时，只剩下我两个人了。她面色凝重，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我今天不能待久。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国际！”她说，随后又补充：“共产国际。”“啊！”我几乎叫出声来——当时廖承志无疑异常吃惊。“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我回答：“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后，她……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条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走出了公馆大门。廖承志写道：“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廖承志《我的回忆》）。



苏联解体后公开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亦可以看到宋庆龄不仅早有入党要求，而且早在1930年代初，就已经加入过共产党了。这份文献，是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位代表，在1934年5月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负责人谈话的备忘录。谈话的最后部份，特别提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宋庆龄的关系。报告人称：“关于孙新林（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共产国际当时直接负责中国共运的远东局成员对她的工作和忠诚评价很高。



1936年，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就设在宋庆龄的朋友、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中。而宋庆龄也就是通过这部电台，保持了与莫斯科的联系，并为共产国际向中共传递必要的信息。“西安事变”前后那段时间里，中共对待事变的态度之所以发生180度的转变，就与宋庆龄传递的电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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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遍布中国的间谍机关和间谍




　　谈到在中国的间谍，中国人立马想到日本的特高课，想到土肥原和荒岛川子。土肥原不过是个大佐，相当于大校。在中国的日本专职特务中，他可能是最大的官了。但是，苏联在中国的间谍机关和间谍，其级别、数量，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远不是日本可比！苏联在中国的大使馆、在重大城市的领事馆、对外贸易局、银行、通讯社、研究所等等，等等，民间的、官方的，几乎全是间谍机关。“这些机构‘只是开展地下活动和情报工作的晃子而已’”（《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2007年7月 共军出版社 第111页——请注意！以后，出于同一书的资料，只注明页码。）




　　早在中、苏没有建交的时候，从1919年起，苏联就在北京和哈尔滨建立了间谍网，最高负责人是达夫强。 1921年苏联派A、越飞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由他和北洋政府谈判。因为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出，谈判要以苏联从外蒙撤兵为条件，双方谈不拢。越飞转而谋求和孙中山谈判，1923年1月25日，两人发表《孙越宣言》。后来，“越飞经上海赴日本治病，被达夫强留任作他的副手”。（85页）据资料，越飞是俄共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人物！（《百年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第87页）后来，达夫强和越飞回国，他们的特务工作由加拉罕接替。1924年两国建交后，加拉罕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自1925年春季起，苏联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协调并领导在华全部工作（显然也包括情报工作）的‘中心’。中国委员会还决定‘运送部分武器归加拉罕同志支配，无赏援助将军们。’温施利希特通知，业已运出的武器数量是日本造步枪和德国造步枪各2000支，以及相应数量的子弹。……价值估计为771万卢布 ”（86页）这个“中心”就设在大使馆内，实际就是大使馆的秘密升级，原大使加拉罕成为“中心”的最高指挥。他们利用国家的财力，出手大方。令人深思的是，送来的武器竟有一半是日本货。 “苏联驻中国的谍报机关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奉天、哈尔滨、长春等市。”（81页）其他城市也不少。




　　二、张作霖对苏联间谍活动的打击




　　张作霖，胡子出身的军阀，东北的土皇帝。他的基本倾向是亲日，反苏、反共。苏联想侵吞东北，自然和张作霖是生死对头。1926年，张作霖打败了冯玉祥，成为中国势力最大的军阀，被推为北洋军阀的“盟主”——安国军总司令，坐镇北京。他的如意算盘是，先当这个总司令，然后扩充力量，再做陆海军大元帅。





　　1926年，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北伐，目标指向北洋政府。张作霖和国民党处在敌对的位置上。这时，北京城里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由于得到情报，张作霖对苏联大使馆进行了突然的武装抄查:“1927年4月5日夜间，在使馆区警卫协助下及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大使知悉的情况下，由张作霖的士兵和警察组成的匪帮洗劫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




　　据巴拉克申回忆，此前不久，苏联武官助理试图潜入英国大使馆时被捕。看来中国警方掌握一些中共党员躲在苏联大使馆的情报，这些共产党员卷入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张作霖元帅的多次起义。苏联大使馆遭袭击时，大使馆人员未及烧毁的463个卷宗总共3000多份文件被劫掠一空。警察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20名住在大使馆内的中国人，以及武官处的工作人员通基赫和利亚科。……




　　苏联政府立即表示最严厉而坚决的抗议，认为对苏联大使馆的袭击“是对最基本的国际准则前所未有的践踏，而那些被抢掠的文件是张作霖的警察精心伪造的东西。”作为对这一声明的回答，张作霖命令报刊登载所获文件的一些照片。（95页）张作霖还指责驻华大使“加掠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祥）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199页）注意“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这句话，不知是诬陷，还是事实？




　　在很长时期里，我国的一些研究者, 追随苏联政府，论证张作霖在报纸上公布的材料是伪造的。但是，俄罗斯出的这本书，在不同的段落，或直接地，或婉转地承认，几乎全部材料都是真实的。这次抄查苏联大使馆导致了严重后果: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反苏浪潮，苏联在中国的谍报工作有了一些收敛。同时，国民党受到苏联军事支持的事实，得到了实物的证据。据台湾学者的研究，蒋介石为了表示和苏联划清界线，阻止美、英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北伐。最终在4月12日，也就是武力抄查大使馆后的第六天，下最后的决心，反俄分共，屠杀共产党人。这就是史称的“四一二政变”。




　　而且，张作霖开了这个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和国外，“阶级异己”的反动派，就经常抄查苏联的大使馆、领事馆和苏联的其他机构。纠纷不断，苏联的外交机构近于瘫痪，真正的外交工作无法展开。这样，苏联的外交部长“李维若夫坚决要求政治局立即禁止共产国际在各大使馆的谍报机关继续开展工作。”（232页）他只达到了部分目的。




　　6月18日，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不久，搬进了中南海的丰泽园——后来的毛泽东住所。这是张作霖的最后辉煌，因为，他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他不知道，死神在向他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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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败：分裂中国




　　苏联的间谍工作很有成效，尽管也有许多失败。失败的原因很多，如中国的反抗，日本、英、美等国的捣蛋，等等，并不能说明他们的间谍工作的水平低、质量差。最大的失败，是分裂中国。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十月革命后，他们很快在哈尔滨市秘密建立了苏维埃。“哈尔滨苏维埃1917年12月尝试照列宁亲自下达的关于夺取中东铁路（在中国的）区域权力的指示，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未获成功。”（98页）




　　第二个例子是：几年后，苏联企图分裂整个东北。“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将杨卓将军提升到中东铁路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岗位。杨卓还是孩子时，被著名的斯拉维扬斯卡亚带到俄国。杨卓在俄国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俄语，十月革命后开始和情报机关合作。后来苏维埃情报机关招募了张作霖元帅的参谋长杨武经将军。杨武经受命举行奉天起义，夺取政权，逮捕政府官员，控制军队。拟订的计划安排杨卓担任满洲人民共和国首脑。但是，这些计划被张作霖的人揭露，杨卓和杨武经这两个密谋者都被处死。”（107页）




　　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苏联还利用盛世才和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分裂新疆。最后当然失败，但“东土耳其斯坦”，尾大不掉，直到今天还危害中国。




　　四、成功：祸水南引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特权的取得，主要在前清时期。辛亥革命以后，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化符合日本的利益，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亚洲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必要的。中、日关系虽有磨擦、有走火，中国也有利益的损失，但总的还算平稳。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当然，一小撮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一直对中国存在侵略野心，也有行动，但他们在日本高层并没有取得主导权。而且，日本和苏联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更深。1917年11月 7日俄国共产党（布）革命成功，1918年8月12日，天皇亲自点兵，任命大谷大将为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官，出兵西伯利亚，对刚成立的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




　　日本的干涉很快失败。1922年7月15日，列宁通过共产国际在日本组建共产党。同年11月，日共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日共在党的纲领草案中，明确提出“废除天皇制度”的口号。日共在遭到镇压后，于1924年3月解散。两年多后重建。1932年 5月，共产国际发表《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又称《三二年纲领》），指出打倒天皇制是日本革命的战略目标。所以，日本皇室和上层统治者恨死苏联，在国策上把苏联定为第一假想敌，是日本用兵的首要目标。 1924年—1927年，苏联在哈尔滨的情报站，从源源不断的情报中，知道日本的基本国策，是对苏联和外蒙古发动战争，时间迫在眉睫。（125页—130页）对此，他们不是把情报在报纸上大加宣传，号召苏联青年仇恨日本，举行抗日的游行示威，而是秘而不宣，不动声色，积极地做防止战争的准备——把战争的祸水引向中国。




　　一方面，他们向日本提供中国倒向美、英，反对日本的情报；同时，讨好日本政府，多次派代表去东京，要求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就像苏联和德国法西斯在 1926年4月签订的、共同侵略别国的条约一样。但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在中国的爱国者眼中，这很可能被认作是软弱的买国行为。因为他们喜欢响当当、硬梆梆的抗日英雄。和敌人谈判，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统统是汉奸行为！另一方面，通过间谍机关，向中国政府、向张作霖、甚至直接向中国的新闻媒体，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大造舆论，制造两国民间仇恨，为已有的矛盾雪上加霜。




　　这里有两个大行动：




　　（一）谋杀张作霖，嫁祸日本




　　应该指出，过去一直认为，是日本人炸死张作霖的。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几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历史线索。《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作者采用了综合说法:“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的专列启程开往奉天。早晨6点钟发生爆炸，专列被炸毁，车上的元帅和所有乘客全部遇难。为了引开怀疑的视线，日本当局在事发现场抢毙了两位偶然被抓到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但是，日军驻中国北方的司令部仍然受到怀疑（尽管有传言，其它国家，包括苏联的情报机关可能与此案有关）。”（201页）





　　当然，作为历史，这个问题还可以进行研究。不过作者认为，苏联谋害张作霖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张作霖是反苏亲日的，做的一些事让苏联人恨入骨髓：不但武装抄查苏联大使馆，差不多同时还抄了苏联在哈尔滨的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 “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又搜查了中东铁路局苏联工作人员的机构；张作霖军队在南京扣留了一艘苏联船只，逮捕了3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的夫人博罗金娜，强迫博罗金娜说服丈夫签订南北停战协定。张作霖拖欠苏联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不但不还钱，还以要收回中东铁路威胁苏联。东北军甚至阻拦列车，抢夺货物。在苏联人看来，张作霖罪行累累。暗杀张作霖不但能出口恶气，而且，嫁祸日本，还能挑拨张作霖的东北军对日本的仇恨，能起到转移矛盾，避免战争的效果。




　　（二）制造“田中奏折”的假情报，挑起中国民间反日高潮




　　苏联既向日本提供中国反对日本的情报，又向中国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其中真假难辩。最有影响的是所谓“田中奏折”。据说，当年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为了确定外交政策，秘密召开了一次“东方会议”。会后，田中根据会议的意见，写了一份给天皇看的“奏折”，说:“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明确提出消灭中国的计划和步骤。苏联的间谍宣称，他们搞到了这份高度机密的“奏折”: “哈尔滨谍报机关工作的最大成就是获得《田中奏折》。……




　　但是，还存在另一种说法:“《田中奏折》是明显的伪造，这从《奏折》的语言本身和公布它的刊物即可看出。 ……，1929年，正值中国国内反苏运动猖獗之际，中国杂志《中国评论家》在俄罗斯特工机关的帮助下，登载了《田中奏折》。这一奏折的公布在外交界引起了最广泛的反响，对那个时期以及以后多年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20页）




　　《田中奏折》的伪造迹象明显:第一，二战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皇家的全部档案，但是，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任何与田中奏折有关的旁证。第二，在当时，与《田中奏折》有关的人，都否定有“奏折”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政治形势改变，他们也说坚持，确实不知道有奏折的事。日本对中国友好的学者，“左派”，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认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第三，《田中奏折》中有大量可笑的、低级的错误，说明这是个伪造的文件。如奏折说，田中在欧美旅行的归途中，在上海遭到刺客袭击，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田中遭刺是去马尼拉的归途中。田中作为文件的作者，对于这种受过皮肉之苦的事件，写错是不可能的。




　　按理，《田中奏折》是重要的、高级的战略情报，任何情机关得到它，只能通过秘密途径，在高层的少数人中传布。但它的制造，是以宣传、动员中国的群众为目的，所以出笼后，在中国廉价抛售，在大众媒体上广为宣传。这年，中国民间的反苏浪潮，很快就被反日高潮淹没。这样，苏联取得了最终的战略性胜利，并导致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这时（指1931年）日军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万宝山事件期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西部满洲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张学良部下狂热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枪杀了他。被指控的凶手最后于1931年9月18日被带到沈阳，而且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但是太晚了。因为9月18日是沈阳事变之夜。一小撮关东军军官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不到半年，全满洲落入日军手中，并被从中国分离出去。（[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第1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应有的“苏日之战”被“中日之战”代替。从此，中日关系在一团乱麻上，打上了一个死结。





　　苏联在中、苏、日的关系上，继续左右逢源。于是，1937年7月7日，发生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1939年，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协定》，双方结束军事行动；1941年，又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变相承认满州国。此后，苏联和日本的政府和国民，基本恪守条约，和平相处:苏联也收回了抗战初期对中国的一切“支援”，直到日本投降前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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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永恒的秘密我们的“爱国”抗日学者




　　为了解释为什么日本的皇家档案中没有《田中奏折》，说奏折原件在美国轰炸东京时，被火烧掉了。而且，很凑巧，一切旁证刚好也烧掉了！但是，火烧是随机的，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把原件和有关的旁证全部烧掉。难道美国投的是智能炸弹，会作选择性的破坏。不过，《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却用过硬的材料证明，苏联的间谍却真正有选择地烧毁档案。




　　当年，张作霖公布了苏联的间谍材料以后，苏联政府向张作霖提出了严重抗议，声称材料是张作霖的警察伪造的。听口气，简直气壮如牛，但内心非常恐慌:“1927年5月12日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听取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所作的中国问题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其中一些专项内容是:（十一）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发出密码电报，要求在工作中和消毁损害名誉的文件时，采取紧急保密措施……”




　　20世纪20年代曾在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工作的苏联情报员A·阿加别科夫回忆:“通电命令检查这些机构的档案文件，销毁那些可能损害苏联国外政权机构声誉的文件。全权代表处和商务代表处立即着手清理档案。挑出了一堆堆该烧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全权代表处的院子里烧了整整一个星期。以致市政府以为苏联全权代表处发生了火灾，打算派消防队去救火。我们收到了更加严厉的命令。莫斯科命令销毁所有档案文件，今后只保留最近一个月的来往信件，保留的条件是:要使大使馆一旦遭受袭击时，能够立即销毁一切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材料。从如此匆忙的举动可以看出，莫斯科的惊慌失措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231页—232页）




　　这个措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1927年12月13日，张发奎抄查广州的苏联领事馆，同年12月26日，汪精卫抄查汉口的苏联领事馆，都一无所获，因为苏联人拖延开门时间，文件被全部销毁。（239页）从此以后，人们能得到的，全是苏联政府“伟、光、正”的材料，因为，那些说明苏联“丑、暗、邪”，即所谓“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都被销毁。它们的内容，在历史上成了永久的秘密。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在苏联解密档案中，找不到如制造“田中奏折”，这类损害苏联政府形象的文件的原因。





　　六、列宁为共产国际制定“推翻邻国有理论”




　　共产国际又称为第三国际，是列宁在1919年建立的。从一开始，列宁就重视它的理论建设。“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从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这种角色出发，开始积极利用‘革命合理’的推断，将那些法律规范和其他规范视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规范，一概予以排斥。”（第22页）这大概就是司马南所要的“普世价值的命名权”了，有了它，就能否定世界的“普世价值”，即各国都得遵守的国与国间的国际准则，“列宁的党”想推翻哪个国家，就能“合法”地推翻它，甚至解释成，这是他们的神圣权利。他们制定了“‘革命的权利’、‘革命的合理性’、‘革命的良知’等至高无上的观念，对于他们毫不客气地对待国界和民族关系有着重大影响。这也影响到如何为正在建立的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别国的支部）所展开的革命宣传等活动提供经费的问题”。（22页）“共产国际的目标:运用一切手段，甚至拿起武器，开展推翻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22页）聪明的苏联政府，有了“正确的”理论和漂亮的口号，在实践上又把那些“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统统烧光，来个死不认账。所以，人家说话的架势，和西方资产阶级不一样，总是站在道德的顶峰上，义愤填膺, 振振有词，谴责国际“反动派”，当然，包括中国的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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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2086/10353/944493.html

自幼

苏联政府认为，张作霖的所作所为已经威胁到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命令苏军情报局与国家保安总局联手尽快暗杀张作霖。为了把暗杀视线转向日本政府，苏联政府命令萨尔嫩领导的东北三省特工小组做好这项工作。此时，张作霖的政权也难以维系。1927年12月-1928年初，他被迫与北伐军作战，部队伤亡惨重。此前，行动小组的4名苏联特工，早就以不同身份潜入中国。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曾参加过第一次暗杀行动的、富有对华情报工作经验的萨尔嫩，拉脱维亚人，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的处长，1926年被派到中国，以军事顾问身份为掩护，实际是驻中国特工站的站长，从事间谍工作。具体执行人是有“冷面杀手”之称的埃廷贡、兵器专家维纳罗夫以及维纳罗夫的妻子、军事情报局密码报务员列别捷娃。1928年春，行动小组成员陆续从莫斯科、北京、沈阳等地聚集到哈尔滨，后转移到沈阳，住在苏联驻奉天领事馆内。爆炸张作霖的专列是首选预案。人员前期任务分工是：维纳罗夫准备爆炸装置，埃廷贡负责地点、线路的选择，萨尔嫩负责找协作的亚裔特工。
埃廷贡，名纳乌姆，1899年出生在白俄罗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是由母亲一手拉扯大的。埃廷贡18岁时，距家乡很近的彼得堡爆发了列宁领导的十月政变。1918年12月，苏联红军解放了埃廷贡的家乡。1919年9月，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组织。返回故乡后，埃廷贡被选派到当地布尔什维克党新成立的“特别行动小组”。在“特别行动小组”工作一段时间后，埃廷贡又被选进了“契卡”。第二年，就当上了当地“契卡”局的副局长。1923年，埃廷贡被调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东方部工作，随后又被派到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所属的军事科学院，从事间谍业务学习。1925年年底，作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ИНО”派出的特工、埃廷贡首次来到中国。1928年，在萨尔嫩、维纳罗夫等人的参与下，埃廷贡成功地实施了“清除”张作霖的暗杀计划；1940年8月20日，亲自招募并指挥“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梅耳卡德尔在墨西哥城成功地“除掉”了反斯大林的苏联著名政治家托洛茨基。1951年11月，埃廷贡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安全部(即克格勃前身)第一局(即情报局)副局长(以上材料引自俄《军事情报局：人事与档案》)。
维纳罗夫于1896年2月24日出生在保加利亚的一个工人家庭。1921年，维纳罗夫在从事地下活动时被捕，1922年从狱中逃出，进入苏联境内。1922年底，经共产国际“秘密国际联络处”头目皮亚特尼茨基的举荐，维纳罗夫被招募到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向境外调配武器，武装那里的特工人员和地下工作者。1924年，维纳罗夫接受特工与谍报专业学习，次年4月，受命秘密潜回保加利亚，并与战友一道，成功地暗杀了正在索菲亚大教堂做祷告的保加利亚皇帝。1926年元月，应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中国站负责人萨尔嫩的请求，具有丰富的兵器及暗杀经验的维纳罗夫被总部派到中国，协助萨尔嫩工作。与维纳罗夫同时到达中国的，还有他的妻子、军事情报局密码报务员列别捷娃。在执行“清除”张作霖的任务中，许多绝密电报的收发都由她完成。
乌索夫在《苏联特工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一书中记述道：1928春，由从北京来的拉脱维亚人萨尔嫩、保加利亚人维纳罗夫和从莫斯科来的年轻特工埃廷贡等人齐聚哈尔滨，组成了一个特别小组。他们以商人为掩护身份，在俄国人列昂尼特.维加德卡开办的罐头食品厂落脚食宿。该小组的密码报务员为与丈夫维纳罗夫一同从北京赶来的女特工加丽娜.列别捷娃，她的掩护身份为“哈尔滨远东银行”职员。后来，这个特别小组的所有成员一下子从哈尔滨消失了。解密的档案材料证实：考虑到张作霖经常乘火车回奉天的习惯特点，特别行动小组决定把“清除”行动锁定在沈阳，采取中途起爆的方式。炸弹由兵器专家维纳罗夫备制，而地点、线路选择则由埃廷贡负责。萨尔嫩负责挑选亚裔特工，做协助及外围工作。潜入沈阳后，他们聚集到苏联驻奉天领事馆“安乐窝”小楼，举行了秘密的宣誓仪式。
其誓词全文为：我十分珍惜党和祖国对我的信任。党和祖国把我派往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最前线的决定，使自己万分激动。作为党和祖国的儿子，我甘愿牺牲自己，也绝不会暴露秘密，出卖组织。我以自己的生命做保证，宣誓：我要求远忠于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忠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忠于伟大的苏联人民(见《克格勃档案》第一卷)。
宣誓仪式结束后，他们向莫斯科总部发去密电：一切准备就绪，可随时实施“清除”行动。莫斯科总部领导人明白：萨尔嫩与埃廷贡等人正在等待暗杀张作霖的最佳时机。于是，他们命令在张作霖身边工作的“线人”，要不失时机地密报张作霖的行踪，以配合萨尔嫩等人的行动。不久，报务员列别捷娃收到来自莫斯科的密电，上面写道：“由于北伐军步步紧逼，张作霖正准备撤出北京，返回老家沈阳，并拟实施‘满洲独立密约计划’”（《克格勃档案》第一卷）。萨尔嫩对列别捷娃命令道：“请总部说出张作霖返沈的具体日期及所乘的具体交通工具。”5月30日夜，莫斯科总部发来密电：“张作霖拟在6月3日从北京站出发，所乘交通工具是火车。你们要缜密行事”。在该密电中，莫斯科总部再次提醒：在实施“清除”行动时，一定要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导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华的相关媒体，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关于这一点，戈尔巴基迪与普罗霍罗夫在《克格勃下达暗杀令》一书中有如下的解释：“之所以选择萨尔嫩再次领导这次‘清除’行动，是因为他在满洲地区发展了多名中、俄及其他亚裔的特工人员。这样，在日管区实施行动时，由于有这些人的化装参与，就可成功地把们的视线引到日本人的身上。”
按照莫斯科总部的要求，特别小组紧张而有序地工作起来。维纳罗夫负责准备炸药。在很短时期内，他就备妥了120公斤黄色炸药。为便于携带和隐藏，他把这120公斤炸药分解成40个小袋，每个小袋仅重3公斤。小袋的外面标上了“洋灰粉”或“涂料粉”的字样。兵器专家出身的特工，干起这种事来，可谓得心应手。埃廷贡负责选择行动的地点和线路。经过几天的化装踩点，他最终选择了京奉列车必经之路的京奉路（即京沈线）与南满路（即长大线）交叉处的老道口。其优点是：1）它距皇姑屯车站很近，而且还有一个便于隐蔽放置炸药的三洞桥，由于两侧的路基凸凹不平，更便于摇控引爆并迅速撤退；2）最关键的是，该地段处于日本人管辖区，但平时又不太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这样，就很容易把爆炸嫌疑引到日本人身上；3）老道口两侧属于居民区，居住人员成分复杂，便于实施人乔装进出。
为了确保“清除”行动万无一失，莫斯科于6月2日、3日又连续发出电报，把有关情况作了更细致的介绍。6月2日晚间，萨尔嫩又收到一份密电：确认此前密电内容，并告：张作霖所乘之列车将于6月3日凌晨（时间待定）从北京站出发，走京奉路，约在6月4日凌晨（时间待定）到达奉天新站。该列车共22节车厢，张所乘坐的车厢为第10节，其明显标志为蓝色的花车。接到该密电后，萨尔嫩下令维纳罗夫再次逐个检查40小袋炸药的质量与外包装；埃廷贡与精心挑选出来的亚裔特工则充分休息，以保持充足的体力。
6月2日张作霖以安国军大元帅名义发出通电，声明退出北京后，政务交国务院，军事归军团长负责。此后国事听国民公决。王士珍等组成北京治安维持会，使馆区晚间宣布特别戒严。6月3日凌晨，张作霖在国务总理潘复、各阁员及侍从武官等人的陪同下，从中南海西门分乘4辆汽车驶往前门火车站。凌晨1时30分，在水泄不通的警戒中，张作霖一行出现在月台上。深夜，警卫队的刀枪发出熠熠闪亮。凄凉的军乐，挽歌般地响起。张作霖的左手紧抓着佩剑，行举手礼与送行者告别。同张作霖一起同车返奉的有随行人员、卫队、六太太、三子张学曾、好友莫德惠等，以及两名日本高级顾问嵯峨诚也、町野武马。专车共18辆，张作霖座车本在第三辆，车过山海关时加入吴俊升专车，因此张的座车排在第四辆。张作霖出关的这一天，卸任总统黎元洪在天津病逝。他的去世不为人所注意。
6月3日凌晨2时30分整，列车启动。几分钟后，远在奉天的萨尔嫩收到了如下内容的密电：确认此前密电内容，并告：“张作霖所乘之列车已于6月3日凌晨2时30分整从北京站发车，预计将于6月4日凌晨3时30分抵达奉天新站。”收到该密电后，苏联特工紧张起来。埃廷贡带着两名亚裔特工，于3日子夜前将维纳罗夫准备好的40袋炸药秘密地摆放到老道口三孔桥下，然后在夜色掩护下躲藏到10米外的路基下伪装起来，只等几个小时后京奉线列车开过时，按动手中的引爆器。按照埃廷贡事后的说法，当时他已做好了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准备，如果炸车不成功，他也会挺身冲向张作霖。
6月4日晨，专车抵达皇姑屯车站时，奉天站的官员张景惠、刘尚清等都到车站来迎候。而张作霖的家人及留守的文武官员则在奉天新车站敬候。离开皇姑屯车站时，已是凌晨5时20分，这比密电中预测的时间大约晚了两个小时。由于在山海关停车延长了时间，张作霖专列到达皇姑屯那座三孔铁路桥的时间，比莫斯科的预测晚了两个小时。但是，锲而不舍的特工小组没有改变计划，坚持等列车到来而果断下手。5时30分，张作霖乘坐的那节特征明显的蓝色花车里，有张作霖本人，还有奉天留守司令吴俊升、保卫处长温守善，以及正从前节车厢里走过来的日本高级顾问嵯峨诚也。张和吴望着车窗外熹微的晨光和春绿的庄稼，边看边谈。正当这节花车穿行于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桥下，轰然一声巨响，吊桥桥板塌下，刚好压在第三、四、五辆车厢上，烟尘滚滚，砂石纷飞，正好把这几节车厢砸碎。吴俊升脑袋上被扎进一颗铁钉，当时就死了，躺在车厢一角。张作霖被炸出约3丈远。当时没死，内伤看不清，只见咽喉处有很深的一个窟窿，流了很多血，污染领襟。吊桥桥板分为三节，支以石柱，柱外包以钢骨水泥厚六尺，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爆炸物，不可能发挥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同时火车通过桥下，若非用电流计算时间，亦不可能如此准确。其他车厢均系随行人员，见老帅出事，乃迅速抢救，将交道口出事地点警戒，不准他人接触现场；并用汽车送张作霖返沈阳。当人们把浑身是血的张作霖抬进大帅府时，他已奄奄一息，之后，胡乱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便气绝身亡了，享年55岁。此时是6月4日上午9时30分。
事后统计，这个由苏联特工一手策划、埃廷贡亲自实施的“皇姑屯炸车事件”，共炸死53人。除张作霖外，还有随车的亲属、文武官员。另外，爆炸还使同车厢的保卫处长温守善、卫队团长于恩贵及日本高级顾问嵯峨诚也等人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成功地“清除”张作霖后，苏联鼓动中外媒体，利用中国人对日本人尤其是对关东军的积怨，推波助澜，把“凶手”的帽子戴到了案发地管辖人——南满铁路段监护人日本关东军头上。退一万步说，即使日军要秘密清除张作霖，有必要在日本人的管区内公然实施震惊中外的爆炸方式吗？与张作霖同车被炸的还有日本高级顾问嵯峨诚也，有必要杀自己人吗？
在世人一片斥责日本的痛骂声中，莫斯科总部悄悄地把真正的凶手萨尔嫩、埃廷贡、维纳罗夫等调回国内，并企图永远封锁其中的内幕。几年后，当“皇姑屯爆炸案”的实施者已经被确认为日本人后，苏联党政高层又秘密地重奖了自己的特工英雄。萨尔嫩因“忠实地完成了极特殊的使命”，而被授予苏联英雄金质奖章，并破天荒地得到一块足赤金表；埃廷贡则因“极特殊的贡献”，而被授予苏联政府最高奖章——“列宁勋章”；维纳罗夫因参与“共产国际特殊使命”，而被以后的保加利亚政府授予“社会主义劳动勋章”。虽然苏联最高当局一再告诫不得吐露任何有关消息，但若干年后，当这些功勋特工退休后，就不愿保持沉默了，他们会有所暗示地谈论一下自己过去辉煌的功绩。比如，埃廷贡在1975年写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的亲笔信中说：1925年底，在受命去中国之前（这是我第一次去境外执行特殊任务），我被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外国部部长特里利瑟尔同志领到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办公室。在那里，捷尔任斯基同志向我宣布了派自己到中国执行特殊使命的决定。之后，他语重心长地向我赠言道：“去做一切对革命有利的事情吧！”当时，我就表示：“为了捷尔任斯基的赠言，我甘愿到那里去，献出自己的生命。”事实是：为了苏联共党与苏维埃政权利益的需要，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录纲要》）。
“皇姑屯爆炸案”发生后，东京极为震惊。当他们听说案发地属于关东军所属的南满铁路管辖区后，便急令日本关东军速去现场调查，并尽快公布调查结果。6月4日上午8时，日中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共同调查。下面是中方交涉署科长关庚泽呈交给其署长高清和的现场调查报告：张作霖专列共20辆。被炸车厢在中部，即第9-12辆。第9辆车厢上部及门窗，均被石块、枕木所毁，后部尤重，车身向北倾斜，后左轨道脱轨。车厢内发现男尸一具，查明系参谋长于国翰的车夫。第10辆大包车，是张作霖、吴俊升等所乘，车身几乎全被毁坏，仅剩前门框，后部车轮脱落向右倾斜并有火烧痕迹。在这里又发现焦尸一具，查明系山海公司饭厅仆役。第11辆是饭车，破坏最重，所有机轮都已损坏，又遭火焚。车前北方侧有女尸一具。第12车厢为睡车，前部损坏较重，也遭火焚。上述情况证明：凶犯们操纵爆炸时间，十分准确地结束了张作霖的生命。关于勘验桥洞被炸情况：轰落铁桥一座、副桥两座，南北两侧护桥石垛都被崩毁。现场证明是用炸药爆破的，从破坏力估量，绝不是用手投掷所可办到的。装置炸药地点，在石质桥座上方或铁桥桥脚与桥座连接处，引爆使用电流。
6月4日上午10点30分，日本陆军部发表“皇姑屯事件”声明，以示清白。6月12日，日本陆军部用中日两种文字发表《关于老道口现场调查报告》。该报告除公布以上内容相同的调查结果外，质疑爆炸系国民军便衣队所为，并称责任在于中方警戒不严，与日军无关。7月1日，以田中义一为首的内阁做出决议：日本人与暗杀张作霖无关。但因发案地属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管辖地段，所以关东军负有守备责任，因此对相关人员给予了行政处分。如，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大郎被编入预备役，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与满洲守备队司令官水野竹三被撤职思过，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等被停职反省。对他们的处分文件上写道：“这只是关东军在警备上的一种疏忽。”随后，田中首相以“张氏案调查，关东军幸告无罪”为结论，上奏日本天皇（见岛田俊彦、关宽治《满洲事变》）。1932年，国联派出以英国勋爵李顿为首的专案组专程来华，调查“皇姑屯事件”。但数月后，竟一无所获。李顿的结论是：“张氏遇害之责任，迄今无法判明。惨案内幕仍在雾里中。”
1937年6月3日，张作霖去世9周年之际，日本政府为张作霖举行了隆重的送葬仪式。他们将其灵柩在奉天举行“慰灵祭”后，由奉天开出一列专车，直达石山车站。参加人员除众多的日本军队官兵外，还有僧道、喇嘛等人。送葬行列摆了有一里地长，其中挽联、花圈、万民伞、万民旗等仪仗齐全。由奉天陪送的僧侣鼓乐，以及由锦州迎接的僧侣鼓乐合在一起，待灵柩起行时，一齐吹打起来，场面甚是壮观。
最具戏剧性的是，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本政界要人冈田启介揭发，“皇姑屯事件”系关东军上校参谋河本大佐所为，河本大佐作了《我炸死了张作霖》的供词。其实，这也是苏联人导演的一出戏。冈田、河本二人都是苏联情报机构收买的情报人员。该供词实际上是由河本大作的恩师冈田启介精心策划完成的。
被解密的苏联军情档案有这样一段叙述：有充分证据证明，首次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语出惊人地招供：“皇姑屯事件”系日本关东军河本大作等人所为的冈田启介，已在去东京作证之前，就被苏联国家安全部（即克格勃前身）所招募。其实，更早的时候，他就已经被藏身在东京的苏共特工佐尔格发展成苏联秘密情人员（《苏联军事情报局：组织与人员》）。1946年1月19日，当时的“东京盟军最高统帅总部”发布了特别通告，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由于该法庭声称，将会再次审理由前国联李顿勋爵为首的专案组判为悬案的“皇姑屯爆炸案”，这就引起了苏联的担心。为防止该案件的调查追查到真凶——苏联特工身上，苏联国家安全部决定主动出击，让已风光不在的关东军残兵败将作伪证，承担炸死张作霖的责任。1946年初，冈田启介收到了一份来自莫斯科总部的密电：请在日本关东军存活的人员中，寻找心理和精神状态良好的弟子或属下，把我们的对对方生命有益的合作意图说清，使之同意：该案件系自己势力所为。具体人员由您来物色。需要指出的是，您不仅需要物色好“坦白者”，而且要为其准备令人信服的坦白材料。坦白材料必须明白无误地说明：该爆炸案是由自己领导并组织实施的。该“坦白者”及所准备公布的“坦白材料”，必须经НКВД（即苏联军情外委会）审核批准后，方能启用实施。我们的目的，是只追求过程，不追求结果。请相信，在我相关人员的努力之下，该次审理将不会偏差。只要合作人员永不反悔，我们除履行我们的义务外，还会永远关照他的命运（见B.莫洛佳科夫主编《东京审判之秘闻实录》）。接到莫斯科的密电后，经过一段周密的思考与调查，冈田启介选定了自己任海陆军大臣时举荐到日本关东军任上校参谋的弟子——河本大作。他通过秘密渠道与对方取得了联系。而此时正躲藏在中国华北地区且走投无路的河本大作，见到因此能受到强大的苏联军情机关的保护，不仅能保命，且还能得到永久关照，就同意了冈田启介提出的与苏方合作的建议。于是就有了众所周知的《我炸死了张作霖》的供词。
但是，面对冈田启介的举报与河本大作的招供，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专家们虽然做了深入研究与调查，还是认为他们的说法不能令人信服，且由于没有佐证，所以决定不对“皇姑屯爆炸案”做专门立案审理。这样，“皇姑屯爆炸案”仍为悬案。那位被举报而且已经“招供”的河本大作本人因不受法律制裁，而被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视为无罪人员。这一结果也正合苏共“只追求过程、不追求结果”的长期隐瞒“皇姑屯事件”真相的目的。
1940年代末，日本政府矢口否认参与了暗杀张作霖行动，并称日本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指使关东军暗杀张作霖。1990年代初，俄罗斯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史实材料。

自幼

少帅不知杀父仇
少帅当时蒙在鼓里，故有驻陕之后亲自秘密前往延安，派人赴疆联络苏联之举。为了促成苏联尽早冰释前嫌，予其饷械支援，张学良鲁莽地向斯大林递出了投名状——发动捉蒋扣蒋西安事变。不料斯氏却不领情，宣布少帅此举乃为汉奸行为。少帅喃喃自语：「我对他们这么好，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他们」自然保括中共——中共没对他尽责，说服斯氏对他改变看法，胸脯自是白白拍了一通。这也就是少帅至死，也不愿返回大陆的真实原因。出于人道主义，我们今天应当关心：少帅死前，有无得知苏联炸死其父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