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朵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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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 

  2007 年的美國之遊，讀到了國內看不到的《劉賓雁紀念文集》。我一直把劉賓雁視為“當
代中國的精神象徵”，兩年前他的客死異鄉，讓我震驚，又有某種蒙羞之痛，因此而無言。
這一次讀到他的“遺言”，震驚之後，有深思，並且不能不言。
我所說的“遺言”，是指劉賓雁所遺留下來的一個問題，這是郭羅基先生在追思會上的
發言中透露的。劉賓雁問：“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在蘇聯、東歐都倒了，為什麼在中國不倒？”
“共產黨因赢得民心而在1949 年取得勝利。後來怎麼一步步失去民心？失去了民心，為什
麼還不倒？”——這個“劉賓雁的問題”，是每一個關注當代中國問題，並尋求解决道路的
人們，所必須正視，必須思考，必須回答的問題。
自然，思考、回答可以，而且必須是多方面的。比如，劉賓雁自己就偏於對中國民族文
化自身的反思；郭羅基先生這樣轉述他的回答：“因為中國的土壤中有更多的專制的土壤。
中國共產黨不是外來的移民，而是土生土長的。它的成功是適應了中國的條件”。這個說法
是和劉賓雁先生本人在八十壽辰上的即興發言相一致的；他說：“我認為根本的根本是中國
人本身的問題”，“一百年的歷史，值得我們想一想，為什麼？中國人為什麼這麼不爭
氣？”“知識份子的道路為什麼這麼窄？”劉賓雁反復要我們“看得深一點”，就是要多多
地反省“這樣一個民族！這樣一個社會！”
而我的思考是從另一個方向。《劉賓雁紀念文集》裹收有萬潤南先生的一篇文章，說到
“共產黨至今還在中國存活，不僅依靠暴力和謊言，而且因為它比其他人‘聰明’。”他舉例
說：“1989 年之後，面對蘇東波大潮，鄧小平說了三句話：一是‘不爭論’；二是‘不當頭’；
三是‘發展是硬道理’。鄧小平話不多，但能說到點子上。一是政治對策，二是外交對策，
三是經濟對策。這三句話幫助共產黨渡過了難關。如今，他們又歸纳出一套：‘捲旗不捲槍’、
‘讓利不讓權’的應對策略。反對它的人呢？有像樣的對策和策略嗎？共產黨有兩手，左的
一手和右的一手，而且‘兩手都要硬’。一方面，‘把動亂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另一方面，
又在說什麼‘關心社會弱勢群體’，‘建設和諧社會’。他們有兩套發動機：左邊陷入泥濘了，
上右的一套；右邊陷入泥濘了，上左的一套。反對它的人，自己在那裹搞‘左、右互搏’，
有意思嗎？”——這裹談了兩個方面：共產黨的“聰明”與反對者、批判者的“無力”，都
說到了點子上。
我關心的是，共產黨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即在國內文革結束，國際上冷戰結束的中
國與世界的新的大變動下，採取怎樣的對策，如何調整策略，以求自身的生存與發展？——
或許我們正可以從這裹入手，來理解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者說，“中國式的極
權體制”的特色是什麼？
“中國特色”一：既僵化又特具有限度调節功能的體制
不妨從歷史的起點談起。我在《兼論1978—1980 年中國民間社會運動》一文裹曾經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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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革結束以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改革派，為了將中國共產黨從文革
所造成的巨大統治危機中解救出來，首先需要從代表文革既得利益的“凡是派”手裹奪取最
高領導權，不得不借助於民間改革力量，因此，對當時以“西單民主牆”為基本陣地的社會
民主運動所提出的民主要求持支持的態度，因而中國的改革一度出現了體制內自上而下的改
革與民間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支持、影響、制約的格局：這其實是大有利於中國的社會進步
與民主進程的。但鄧小平、陳雲為代表的十七年利益集團，也即黨內的官僚集團，他們的改
革目標，僅在克服統治危機，進而要强化一黨專政的統治，因此他們本能地感覺到民間組織、
民間刊物的威脅，必要除之而後安，也就是說，他們要改變上下結合、制約的改革路綫和格
局，將改革的權力壟斷於一黨之手，以保證自己的永遠統治權。中國的改革也因此走到了一
個十字路口。在這樣的歷史轉折時刻，中國共產黨內部有過一次範圍不大，卻影響深遠的論
爭，據鄧力群在其自述《十二個春秋（1975—1987）》中回憶，在如何對待所謂“自發組織”，
也即要不要出版與結社自由問題上，黨內有三種意見：時為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主張“給自
發組織以合法地位”，他甚至提出要讓自發組織成為全國文代會的團體會員；以胡耀邦為首
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則提出要制定《結社法》和《出版法》，在法律框架內來解决自發組織問
題。但以上兩種意見都遭到了鄧小平，陳雲與胡喬木等的堅决反對。陳雲說了一番意味深長
的話：過去我們就是利用法律和國民黨鬥爭的，絕不能“被這些反黨份子鑽了空子我們還不
知道”，“無論如何不能讓所有的秘密的或半公開的組織和刊物登記，要讓它們處於非法地位，
禁止他們活動”。於是，最後就於1981 年2 月20 日出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處理非法
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取締了所有的民間刊物和組織。
這確實是一個歷史的關口：中共中央的一紙“指示”就輕而易舉地取代了憲法，將其貶
為廢紙，從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就被徹底地剝奪了言論、出版與結社自由。——當然，
鬥爭仍在繼續：在我看來，發生在1989 年的民主運動，其最基本的訴求，就是要求言論，
出版與結社的自由，並且打破禁令，自發地成立了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工人自治聯合會，
以及知識份子自治聯合會，而且在一個時期實現了有限的新聞自由，也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新
聞的自由傳播和結社，才使得北京發動的學生、工人運動很快引起全國範圍的響應，從而中
共統治歷史上第一次面臨着來自普通學生、工人、知識份子和市民的强大而直接的壓力，形
成了空前的統治危機。而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官僚集團所不能容忍的，正是這樣的民間壓力：
他們只習慣於對民眾發指示，下命令，要求絕對服從，完全不能想像可以、而且應該通過和
民眾的代表“談判”來解决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也就是說，他們完全不能接受不
受黨操縱的獨立民間組織，不能允許不受黨控制的言論、出版自由，而這正是1989 年的民
主運動所不能讓步的基本底綫。——當然，這兩者之間，也並非完全沒有妥協的空間；當鄧
小平為首的官僚集團拒絕了趙紫陽的在法律範圍內，用現代民主的方式，解决衝突的主張，
就只有按照共產黨的統治邏輯和習慣，用大屠殺結束統治危機。
中共的統治者自然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他們也從反面總結了教訓，或者說，他們
更加自覺地意識到自身的利益所在，以及如何維護自己的利益，因而變得“聰明”起來。其
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到陳雲的認識那裹，即絕不允許反對派用自己當年對付國民黨的辦
法來對付自己。1989 年所發生的以學生為主體的群眾民主運動，是很容易讓人們聯想起發
生在四十多年前即1948 年的中國共產黨自己所領導的反抗國民黨統治的學生運動的，毛澤
東當時將其譽為最終結束國民黨統治的“第二戰場”。共產黨是靠學生運動、社會民主運動
起家的；因此，他們也最懂得，這樣的民間民主運動對於統治秩序的瓦解、破壞作用，因而
絕不允許其發生與存在。而其中的關鍵，又有兩條：一是輿論，二是組織，這本是共產黨戰
勝國民黨的兩大法寶；對輿論和組織的空前重視，這也是一切極權體制的特點，他們依靠這
兩條將對人心與社會的控制達到空前的程度，也要防範反對派用這兩條來威脅自己的統治。
因此，他們將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與結社自由這四大自由視為心腹之患，必要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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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剝奪，不留下任何可鑽空子的缝隙，這是其維護一統天下的根本利益所在。剝奪了言論、
出版自由，也就絕對控制了輿論，不僅因傳播渠道的堵斷而在實際上扼殺了一切自由的思想，
而且即使出現反抗，也可以因信息的封鎖，將其控制在有限的範圍，避免發生連鎖效應，以
至形成全國範圍的反抗浪潮。——如前聽說，1989 年就是因為大約有一兩個星期報紙與電
台、電視對北京學生運動的自由報道，才引發了全國的響應，以至局勢失控：這樣的教訓後
來的統治者一直牢牢不忘，地方鬧事的所謂突發事件越多，就越要加强對輿論的嚴控，就是
這個道理。而對集會、結社自由的徹底剝奪，則是嚴防有組織的反抗，更是釜底抽薪之策。
當年，國民黨腐敗了，失去了民心，但有共產黨這個組織的存在，它高舉起“自由，民主，
平等，獨立”的旗幟，民心就轉向共產黨，歷史也就選擇了共產黨；而現在，共產黨腐敗了，
卻沒有任何組織可以替代，儘管失去民心，人民也別無選擇，只能寄希望於共產黨自身的改
革，而共產黨自然也總是及時發出改革的承諾，作出改革的姿態：這就是共產黨失去民心而
能繼續維持統治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腐敗了的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
就是建立在剝奪了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以後所形成的沒有任何選擇的政治格局基礎
上的。明白此，我們才會懂得，共產黨可以作任何改革，但絕不會在言論、出版、集會、結
社問題上做出任何實質性的改革：他們可以在相當廣泛的領域實行私有化，但絕不允許私營
報紙、雜誌、出版社的獨立存在；他們可以高談政治體制改革，依憲治國，但絕不包含以剝
奪憲法規定的四大自由為核心的政治文化體制的改革；他們可以高談建立法制國家，但始終
迴避《新聞法》、《出版法》、《集會法》、《結社法》的制定；而組織更成了高度敏感的問題，
必處於自己絕對領導、嚴格控制之中，不能控制則必取締之。他們把這都視為國家安全問題，
因此不惜動用國家專政機構，進行嚴格監控，以至對冒犯或試圖冒犯者實行專政。所謂“國
家安全”的內在邏輯是“朕即國家”的封建王權和霸權，其所要維護的，就是自身的統治安
全。
為了維護統治安全，絕不能放棄，讓步的，還有兩大領域，就是軍隊與黨，即趙紫陽在
其《軟禁中的談話》中所說的“不准討論軍隊國家化，黨管幹部不能變”。這都是命運攸關
的，中國共產黨的任何領導人必要將對軍隊的控制權緊緊掌握在自己手裹，這是防止內亂（黨
內之亂與社會之亂）的根本，也是制止內亂的最後手段，他們是随時準備在局面控制不住的
時候就實行軍管的。1989 年之乱的最大教訓就是沒有在局勢失控的一開始就及時軍管，以
至最後不得不開槍而造成被動。當然，要嚴防的還有軍隊本身的失控，於是又有了武警的設
置，這是第二道防綫，也是對付所謂“城市恐怖主義”的尖刀。而且並不迴避這一點：軍隊
與武警的第一職責，就是維護黨的執政地位，這都是公開明示的。
黨管幹部，就意味着要堅持等級授權體制：一切幹部的權力都是上級黨組織授予的，同
時又是可以由上級掌權者随時撤換、收回的。這就必然形成逐級的依附關係，以保證“下級
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對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是尤其重要的。因為黨已經失去了意
識形態的凝聚力，能够使黨的各級組織與成員聽命，以保證某種行動的統一和有效性的，唯
有權力。黨管幹部，等級授權就成了維護統治的“通靈寶玉”。
以上四个方面：不允許言論、出版自由，不允許集會、結社自由，不放棄黨對軍隊的绝
對领導，不放棄黨掌控的等級授權制，就從根本上保證了黨的唯一性，黨成為輿論的唯一控
制者，軍隊的唯一控制者，權力的唯一控制者，並且是唯一的具有實際意義的組織（在中國，
一切所謂“群眾團體”，“民主黨派”，實際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其經費都來自中共
領導的國家，而其領導成員都是中共組織部門决定的），也就成為唯一的可選擇者。而這五
大“唯一”就正是暴露了其一黨專政的極權體制的實質，也是中國共產黨所標榜的“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的實質性的內涵。但這是中共的命根子，是絕對不能讓步，不允許有任何鬆
動的底綫。
另一方面，在毛澤東之後，特別是鄧小平之後的中國共產黨又表現出極大的靈活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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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只要不觸動上述四個剛性的“絕不允許，絕不放棄”，五個“唯一”的底錢，一切都
可以吸取，調整與妥協。我曾經說過，冷戰以資本主義在全球的勝利為結束，其中一個重要
原因就是資本主義體制有較大的自我調節的功能，今天的資本主義事實上已經吸取了其對立
面社會主義的某些合理因素，而獲得了新的活力；而社會主義體制的最大問題就是拒絕吸取
資本主義的合理因素，一再失去了自我調節的時機，因僵化而葬送了自己。而鄧小平那一代
以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如趙紫陽所說，他們已經不再“抱有什麼理想抱負”，所關注的
只是“維護權位”，也就必然採取“功利主義觀點處理問題”。但從另一個角度說，他們也就
比較容易為了維護權位而接受任何有利於鞏固自身統治地位的觀念，體制，而不會有意識形
態上的障礙；而且他們所要維護的又首先是黨的權位，因為他們個人的權位是建立在黨的權
位即執政地位上的，因此，也如趙紫陽所說，他們之間不會有“不同的路綫之爭”，“在一般
情況下，在利益一致的情況下”，更容易“統一，採取對策共同應付局勢”。也正是這樣的實
用主義、功利主義的立場與態度，就有可能具有更大的靈活性，以吸取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
的，國際共有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儘管依然是“中學為體”，如前所說，一黨專政之
體，是絕不會放棄的；但所謂“西學為用”，其用的範圍卻是空前的擴大了的，不僅包括科
學技術的成果，管理的經驗，也包括不涉及根本的某些理念，以至管理制度。
另一方面，在對付反對派方面，除了絕不鬆動的高壓態勢，也還有盡力避免矛盾激化的
一面，會有各種妥協，以至將批判者的旗幟接過來，為我所用。這裹依然存在一個有意思的
現象：正因為鄧小平以後的領導層，已經沒有自己的理想、抱負與治國理念，只有一個一定
之見，即無論如何也要維護黨的執政地位，病急亂投醫，反而有可能更多地發揮所謂智囊團
的作用，聽取和採納來自各個方面的“治安策”。——以上兩個方面：對國際經驗的有限度
的吸取，對批判者、反對者的要求和“治安策派”知識份子意見的有限度的吸取，都使得共
產黨所要堅持的一黨專政的體制，具有了有限度的自我調節的功能。這在共產黨的統治下，
卻幾乎是前所未有的。這些年所提出的“以人為本”，“社會平等、正義”等理念，“三農問
題”，“民生問題”，等等，都是這樣的自我調節，以緩和體制性的腐敗和兩極分化而高度激
化的社會矛盾。儘管不能根本解决問題，卻又是有效的。
這樣，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就具有了它們自己所說的“硬”和“軟”的兩手：“硬”的方
面的黨控制權力、軍隊、輿論、組織的唯一者地位，就基本保證了社會的穩定：有小亂而無
大亂，有局部之亂而無全局之亂；“軟”的方面的妥協，自我調節，也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使社會危機限制在可控制範圍內：這是一個既僵化，又具有某種靈活性的體制，也構成了“中
國特色”的兩個側面。在這樣的一個體制下，當局所採取的“以發展經濟為中心”和“有條
件地向知識份子敞開大門”（下文還有分析）的“國策”，至少是取得了兩個效果：一是保持
了經濟的持續的高速發展，一是保證了對人才的不斷吸納，而有了這兩條，政權就基本上是
穩定的——這也是馬克思的一個基本觀點：一種社會制度，當它還能容納生產力的發展，還
能吸引人才，也就依然擁有一定的生命活力。我們一開始就提出的“劉賓雁的問題”，或許
可以從這一角度得到部份的解釋，而且是我們必須正視的現實。
“中國特色”二：“自救”即是“自解”的體制性矛盾和危機
但是，我們同時要注意的，是這裹所分析的“硬”、“軟”兩手，是有着雙面效應的：它
既保證了體制的相對穩定，同時，也導致了體制自身的弊病叢生，形成其根本性危機，即所
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敗都源於此。
這也是必須正視的另一面的效應，而且也都屬於“中國特色”。
其一，對言論、出版自由與集會、結社自由的硬性剝奪，就意味着剝奪了中國公民政治
生活與精神生活的自由，政治參與、精神發展的權利，也就是把人從現代社會的政治與精神

[ 本帖最后由 海棠朵朵 于 2011-11-18 13: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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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大生命存在領域放逐出去了。但人還要活着，活着幹什麼？又如何活着？這時候，“軟”
的一手，就發揮作用了：到個人的，物質的領域去發展。也就是說，這個體制，在剝奪了你
的政治自由與精神自由的同時，又給了你追求個人物質享受的誘惑（注意：是“誘惑”，製
造幻覺，而不是真正的經濟權利和自由）：這是維護極權統治合法性所必須的。這裹，似乎
有一個承諾，就是只要你放棄對政治、精神自由的追求，對剝奪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
由，黨壟斷一切的現實，保持沉默與服從，那麼，一切大門都為你敞開——這就是我們前面
所說的“有條件的吸納人才”的真實含義。問題是這樣的誘惑是有效的，而且對所謂社會精
英特別有效，這些年收編知識份子的成功，就是一個證明。其成功的秘訣，就在於成功地利
用了人性的弱點：人幾乎有一種趨利避害的本能，所謂“水往低處流”，大多數人總有一種
向阻力最小處發展的自然趨向。這個體制，既為追求政治、精神自由設置了最大的障礙，直
至實行專政，又為追求個人物質享受、名譽和地位敞開大門，人們，包括知識精英趨後而避
前，似乎是順理成章的。我們前面說過，黨的唯一化，黨控制一切所造成的沒有任何其他選
擇的政治格局，是極權體制合法性的一個基石；現在我們又看到，“人要活着”這樣的基本
生存要求，人的本能，人性的弱點，也成為極權體制合法性的另一個基石。
這裹，我們看到的是對人，人的本性，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種利用和改造：這其實是中國
式的極權體制的最大特色。但細作考察，卻似乎有兩個階段。在毛澤東時代，是把中國人改
造為純粹精神化與集體化的政治動物，以誘惑人們跟随偉大領袖去進行狂熱的烏托邦試驗；
而後毛澤東時代，則正在把中國人改造成純粹物質化與個人化的經濟動物，誘惑人們跟着黨
去追逐個人的最大物質利益。看似兩個極端，但卻有着相同的本質：都是對人性的利用與扭
曲，善的壓抑與惡的誘發；都是對人的生命存在權利的剝奪和存在方式的扭曲，其結果都同
樣導致了人的異化。而我們現在面臨的，是人的欲望不加節制的極度膨脹，對利益的追逐，
成為人活着的唯一動力，成為人與人關係的唯一聯結與尺度；如果說，毛澤東時代是為了革
命的崇高目的而不擇手段，現在變成了為了個人利益的滿足而不擇手段。這樣，社會道德底
綫的突破，民族精神的淪喪，就是不可避免的。而這樣的將影響、制約中國人和民族長遠發
展的苦果，卻是維護極權體制的前述“硬”、“軟”兩手所必然造成的。也就是說，我們今天
面臨的人的生命存在的危機，民族道德與精神危機是一種體制性的危機。
其二，以上的分析，好像有一個漏洞，或者說無法解釋一個現象：中國的所有的官方宣
傳，以及黨的所有的文件，並沒有公開宣傳物質至上，利益至上，倒是相反，在不厭其煩地
大談“精神”、“無私奉獻”、“維護集體利益”，以及“思想、言論自由”、“政治民主”，等等
等等。但任何生活在中國現實中的人，不僅是普通老百姓，而且包括體制內所有的人，從基
層到最高層的幹部，知識份子，都明白：實際的生活的邏輯是物質至上，利益至上。前者只
是宣傳，後者才是必須遵循的，如果真按宣傳口號去行動，那是要付出代價的。這樣的講與
做的分離，宣傳的邏輯與行動的邏輯的分離，正是極權體制的特色。也就是說，中國人的交
流方式有兩種：私下的交流可以說真話，或部份的真話，而公共的交流，則必須說謊話。這
也是一些不了解中國實際國情的外國人所難以理解的：他們會發現，幾乎在所有的個別談話
和私人聚會中，所有的中國人，不論在朝還是在野，都會對中國的現實有尖銳的，直言不諱
的批判與嘲弄，但一旦到了正式場合，也都會突然變了一副正統的，忠誠的面孔，講出一套
套標準化的千篇一律的宣傳語言。我們强調這是“中國特色”，是因為這也是中國的文化傳
統：魯迅早就說過，中國是一個“文字的遊戲國”。而中國當今的極權體制可以說把這樣的
社會生活的遊戲化，政治生活的遊戲化，發展到了極致。以至形成遊戲規則，甚至無須規則，
而自然成為習慣，成為本能的反應，即所謂集體無意識。
我們要追問的是，這樣的習慣性的不假思索的說謊與遊戲態度，是怎樣形成的？這就需
要談到當下中國的普遍社會心理：幾乎所有的人都缺乏安全感。當黨成為唯一者，也就意味
着，你（所有的各階層的中國人）的一切都是黨給你的，或得到黨允許的；那麼，這同時也

[ 本帖最后由 海棠朵朵 于 2011-11-18 13: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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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黨也可以随時，以随便什麼理由，收回給予你，或應許你的一切。人們最害怕的，
就是黨的政策的多變，而且只要黨决心要變，不管變什麼，怎麼變，都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
阻止的：這是一種不受制約，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這樣，所有的各階層的中國人（不論富
人還是窮人，精英還是平民）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時時生活在惶惶不安中：不僅對黨所
不給予的（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沒有任何爭取的餘地，就連給予或許諾給予的
（如基本的生活保障與福利）也有随時被剝奪的危險。可以這樣說，今天的中國正是出現了
全民性的安全危機。随之而起的還有全民性的信任危機——不僅政府和公民之間，而且各階
層、各行業之間（醫生和病人，老師和學生，老闆與僱員，上級和下級，以至父母和子女之
間，等等等等）都缺乏基本的信任，“他人即敵人”的邏輯已經滲透於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
生活在這樣一種社會氛圍之中，人們要生存，就必須學會自己保護自己，而保護自己的一個
基本規則，就是盡量把自己的真實思想，特別是有異於黨的思想觀念，都隱蔽起來，盡可能
不觸犯遊戲規則。心裹想什麼與公開場合說什麼的分離，就是這樣必然產生的：這同樣是一
種體制性的說謊與遊戲態度。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極權體制也並不關心人們在想什麼——
權力再是無所不及，也不能禁止人思想，也就乾脆不管；它們所要的，就是不要公開說出來。
我們要强調的是，這樣的不安全感，以及所造成的自我掩飾的說謊的偽善，是越到上層
越為嚴重的。這使我想起了陳良宇事件曾經引發的震驚與思考。事件剛發生，網上就見到了
新華社《內參》的材料，引發了兩大“想不到”：一是想不到作為政治局委員，陳良宇的私
下講話和他的公開言說差距如此之大；二是想不到他的私下言行早巳被秘密一一記錄在案，
說明他也時時處在國家警察的監控之中。這就意味着，位居越高，越沒有安全感，越需要自
我掩飾，自我保護。黨的每一個官員，無一例外地都必須把自己的言論統一到黨的公開宣言、
話語（也就是人們說的套話）中，自己的一切行動都必得籠罩在這樣的黨的話語下，才取得
合法性。稍有觸犯或突破，就會在黨內鬥爭中授對方以把柄。黨是唯一控制者的體制是一個
無個性的權力結構，這是一隻有形無形的手，即使是最高領袖、領導集團也是受其控制的，
他們也必須生活在謊言中。
其三，如前所說，黨成為唯一控制者的體制，是建立在等級授權制基礎上的，這就意味
着，維繫整個黨及其統治的，唯有權力；黨也就因此成為一個赤裸裸的利益集團：保證執政
地位就是一切，權力就是一切，以權謀利成為天然與必然。而這樣的權力，又是建立在剝奪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的基礎上的，這是一種不受監督，不受制約，不受限制的權力，
按照官場潛規則的說法，就是“只要把上級糊弄好，什麼事都可以幹”。這樣的權力結構，
就决定了黨的腐敗，以及社會結構上的兩極分化，都是必然的結果：這是一種結構性的，體
制性的腐敗與兩極分化。不管“反腐敗，防分化”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實際上離開了腐敗與
特權，這個權力體系的統治，是一天也維持不下去的，連基本的運作都會有問題。任何反腐
敗的舉措，只要一觸及既得利益，就必然受阻，越反越腐敗也就成為必然。到最後，反腐敗
成為黨內鬥爭的一種手段，被“反”出來的“腐敗”者，都是黨內鬥爭的失敗者：這已經成
為人人（從上到下）都明白，只是不說破的中國現實。——不說破，也是前面所說的遊戲規
則。
前文說的糊弄上級，這也是一個觸目的官場現象。它實際上是反映了代表全黨長期、根
本利益的中央與地方黨的整體利益的地方領導，和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具體官員之間的矛
盾。如前所說，黨的中央領導集團從維護黨的執政地位的根本利益出發，表現了一定的靈活
性，作了許多讓步，調節，這也必然要觸犯某些既得利益，對其有所限制。這是從大局出發
的不得不採用的舉措，但對具體的官員而言，他們並沒有這樣的大局觀，因為他們越接近基
層，越了解實情，就越對共產黨能否長期執政沒有信心——我說過，其實對體制最沒有信任
感，沒有信心的反而是各級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瀰漫於官場的末路感，頹廢情緒，是不
了解內情、實情，不免有些天真、尚存幻想的圈外普通百姓和知識份子所絕難想像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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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所要的只是眼前利益，即所謂“有權不用，過時作廢”，一切都是短期行為，追求的也
是短期效應，管它以後洪水滔天，只求今日苟且偷樂：這是官場的普遍心態。在這樣的利益
驅動與心態下，中央所採取的所有的有可能觸犯既得利益的讓步政策，都會在各級官員那裹，
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而更多的情況是變形走樣，即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形形
色色的對策的操作下，最初意在對老百姓讓步，以求緩和矛盾 減少民怨的政策，實行的結
果，不是形式主義走過場，就是變成新的擾民，引發新的民怨：這樣的政令不通，事與願違，
也構成了中國現象，中國特色，而且也是體制性的，是無法避免，也糾正不了的。這樣一個
一切建立在權力與利益基礎上的體制，也决定了執政者與民眾的關係，也變成了赤裸裸的以
利益交換權力的關係。而這樣的完全靠利益來維繫的權力結構，是極其脆弱的。當權者一再
强調“與民分利”，一再告誡各級官員要關注民生問題，並竭力作出親民姿態，其實都是危
機意識所驅動；但到了未必有這樣的危機意識的大小官員那裹，就變成了“與民分利者，話
一句耳”：這些都不說了。其實真正的危險在於，民眾對政權的認可，只在於利益，如前所
說，今日的體制統治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經濟的發展，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生活，
並給予了生活水平還會不斷提高的預期這樣一個前提與基礎上；這同時就意味着，一旦出現
經濟危機，或分配不公的問題長期不能得到解决（而如前所說，這是體制所然，是不可能根
本解決的），民眾既不會和執政者共同承擔、分解危機，也不可能長期忍受利益（首先是經
濟利益）的備受侵害，在這樣一個以經濟為中心的體制下，經濟問題随時可能變成政治問題，
經濟危機更會直接發展為政治危機，並進一步形成統治危機。這就是前面所說的，“成也經
濟，敗也經濟”。
其四，必須注意的，還有今天的中國，是世界的中國。在全球化的時代，一切國內問題，
都是全球問題。特別是從鄧小平時代開始，已經以開放代替了毛澤東時代的鎖國，發展到現
在，融入世界已成為執政的基本理念與追求。這樣，中國式的極權體制，也就必然具有新的
特點，必須置於全球化的背景，才能得到科學的認識與說明。這裹，存在着好幾個層面的問
題。
首先，今天的中國，所面臨的是一個冷戰結束以後的世界，這是和毛澤東時代最大的不
同，也就是說，它不再有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作為依托，而相反，在蘇、東、波相繼採取
了西方民主體制之後，中國堅持一黨專政的體制，就幾乎成了一個世界的孤島，並且因此承
受着意識形態和政治、軍事上的巨大壓力：美國布殊政府就從不掩飾其輸出美式民主體制，
推動“顏色革命”或和平演變的意圖。我們在前面所討論所謂“硬、軟”兩手，這是一个重
要的國際背景。這是一種新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硬”的方面，始終堅持黨控制一切
的體制不動摇，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旗號下，更加嚴密地控制所謂異見人士，將一切異見組織
消滅於襁褓之中，對顏色革命與和平演變保持高度警惕，並以此煽動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
緒，作為新的意識形態的核心，也作為其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之一。這是其“軟”的方面吸取
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國際資源的前提與基礎，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後果。
堅持黨控制一切的唯一性的極權體制，對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的剝奪本身，就
是對普適性的人類文明的基本原則，如自由、民主原則實質上的拒絕與背離。而體制不變，
就意味着魯迅所說的“染缸”依存，也就必然如魯迅所說，“每一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
傳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團，化為濟私助焰之具……”（《花邊文學·偶感》），
在黨專政的官僚體制不變前提下所吸取的國際“先進經驗”，即便是西方社會行之有效，有
價值的管理理念，技術，經驗，制度，也都極容易被同化而變質，也就是說，所謂“西學為
用”，用到中國這個體制內，就走樣成為“濟私助焰之具”了。何況借用來的，有許多還是
西方資本主義體制，消費工業社會本身的弊病，如物質至上、個人至上、拜金主義、消費主
義等觀念，以及必然造成的兩極分化，等等。這些弊端在西方世界早已遭到質疑——馬克思
主義本身就是對資本主義弊端的批判的理論，並在逐步得到調節，其調節的一個重要方向，

海棠朵朵

意味着，黨也可以随時，以随便什麼理由，收回給予你，或應許你的一切。人們最害怕的，
就是黨的政策的多變，而且只要黨决心要變，不管變什麼，怎麼變，都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
阻止的：這是一種不受制約，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這樣，所有的各階層的中國人（不論富
人還是窮人，精英還是平民）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時時生活在惶惶不安中：不僅對黨所
不給予的（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沒有任何爭取的餘地，就連給予或許諾給予的
（如基本的生活保障與福利）也有随時被剝奪的危險。可以這樣說，今天的中國正是出現了
全民性的安全危機。随之而起的還有全民性的信任危機——不僅政府和公民之間，而且各階
層、各行業之間（醫生和病人，老師和學生，老闆與僱員，上級和下級，以至父母和子女之
間，等等等等）都缺乏基本的信任，“他人即敵人”的邏輯已經滲透於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
生活在這樣一種社會氛圍之中，人們要生存，就必須學會自己保護自己，而保護自己的一個
基本規則，就是盡量把自己的真實思想，特別是有異於黨的思想觀念，都隱蔽起來，盡可能
不觸犯遊戲規則。心裹想什麼與公開場合說什麼的分離，就是這樣必然產生的：這同樣是一
種體制性的說謊與遊戲態度。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極權體制也並不關心人們在想什麼——
權力再是無所不及，也不能禁止人思想，也就乾脆不管；它們所要的，就是不要公開說出來。
我們要强調的是，這樣的不安全感，以及所造成的自我掩飾的說謊的偽善，是越到上層
越為嚴重的。這使我想起了陳良宇事件曾經引發的震驚與思考。事件剛發生，網上就見到了
新華社《內參》的材料，引發了兩大“想不到”：一是想不到作為政治局委員，陳良宇的私
下講話和他的公開言說差距如此之大；二是想不到他的私下言行早巳被秘密一一記錄在案，
說明他也時時處在國家警察的監控之中。這就意味着，位居越高，越沒有安全感，越需要自
我掩飾，自我保護。黨的每一個官員，無一例外地都必須把自己的言論統一到黨的公開宣言、
話語（也就是人們說的套話）中，自己的一切行動都必得籠罩在這樣的黨的話語下，才取得
合法性。稍有觸犯或突破，就會在黨內鬥爭中授對方以把柄。黨是唯一控制者的體制是一個
無個性的權力結構，這是一隻有形無形的手，即使是最高領袖、領導集團也是受其控制的，
他們也必須生活在謊言中。
其三，如前所說，黨成為唯一控制者的體制，是建立在等級授權制基礎上的，這就意味
着，維繫整個黨及其統治的，唯有權力；黨也就因此成為一個赤裸裸的利益集團：保證執政
地位就是一切，權力就是一切，以權謀利成為天然與必然。而這樣的權力，又是建立在剝奪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的基礎上的，這是一種不受監督，不受制約，不受限制的權力，
按照官場潛規則的說法，就是“只要把上級糊弄好，什麼事都可以幹”。這樣的權力結構，
就决定了黨的腐敗，以及社會結構上的兩極分化，都是必然的結果：這是一種結構性的，體
制性的腐敗與兩極分化。不管“反腐敗，防分化”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實際上離開了腐敗與
特權，這個權力體系的統治，是一天也維持不下去的，連基本的運作都會有問題。任何反腐
敗的舉措，只要一觸及既得利益，就必然受阻，越反越腐敗也就成為必然。到最後，反腐敗
成為黨內鬥爭的一種手段，被“反”出來的“腐敗”者，都是黨內鬥爭的失敗者：這已經成
為人人（從上到下）都明白，只是不說破的中國現實。——不說破，也是前面所說的遊戲規
則。
前文說的糊弄上級，這也是一個觸目的官場現象。它實際上是反映了代表全黨長期、根
本利益的中央與地方黨的整體利益的地方領導，和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具體官員之間的矛
盾。如前所說，黨的中央領導集團從維護黨的執政地位的根本利益出發，表現了一定的靈活
性，作了許多讓步，調節，這也必然要觸犯某些既得利益，對其有所限制。這是從大局出發
的不得不採用的舉措，但對具體的官員而言，他們並沒有這樣的大局觀，因為他們越接近基
層，越了解實情，就越對共產黨能否長期執政沒有信心——我說過，其實對體制最沒有信任
感，沒有信心的反而是各級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瀰漫於官場的末路感，頹廢情緒，是不
了解內情、實情，不免有些天真、尚存幻想的圈外普通百姓和知識份子所絕難想像的。因此，
205
他們所要的只是眼前利益，即所謂“有權不用，過時作廢”，一切都是短期行為，追求的也
是短期效應，管它以後洪水滔天，只求今日苟且偷樂：這是官場的普遍心態。在這樣的利益
驅動與心態下，中央所採取的所有的有可能觸犯既得利益的讓步政策，都會在各級官員那裹，
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而更多的情況是變形走樣，即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形形
色色的對策的操作下，最初意在對老百姓讓步，以求緩和矛盾 減少民怨的政策，實行的結
果，不是形式主義走過場，就是變成新的擾民，引發新的民怨：這樣的政令不通，事與願違，
也構成了中國現象，中國特色，而且也是體制性的，是無法避免，也糾正不了的。這樣一個
一切建立在權力與利益基礎上的體制，也决定了執政者與民眾的關係，也變成了赤裸裸的以
利益交換權力的關係。而這樣的完全靠利益來維繫的權力結構，是極其脆弱的。當權者一再
强調“與民分利”，一再告誡各級官員要關注民生問題，並竭力作出親民姿態，其實都是危
機意識所驅動；但到了未必有這樣的危機意識的大小官員那裹，就變成了“與民分利者，話
一句耳”：這些都不說了。其實真正的危險在於，民眾對政權的認可，只在於利益，如前所
說，今日的體制統治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經濟的發展，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生活，
並給予了生活水平還會不斷提高的預期這樣一個前提與基礎上；這同時就意味着，一旦出現
經濟危機，或分配不公的問題長期不能得到解决（而如前所說，這是體制所然，是不可能根
本解決的），民眾既不會和執政者共同承擔、分解危機，也不可能長期忍受利益（首先是經
濟利益）的備受侵害，在這樣一個以經濟為中心的體制下，經濟問題随時可能變成政治問題，
經濟危機更會直接發展為政治危機，並進一步形成統治危機。這就是前面所說的，“成也經
濟，敗也經濟”。
其四，必須注意的，還有今天的中國，是世界的中國。在全球化的時代，一切國內問題，
都是全球問題。特別是從鄧小平時代開始，已經以開放代替了毛澤東時代的鎖國，發展到現
在，融入世界已成為執政的基本理念與追求。這樣，中國式的極權體制，也就必然具有新的
特點，必須置於全球化的背景，才能得到科學的認識與說明。這裹，存在着好幾個層面的問
題。
首先，今天的中國，所面臨的是一個冷戰結束以後的世界，這是和毛澤東時代最大的不
同，也就是說，它不再有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作為依托，而相反，在蘇、東、波相繼採取
了西方民主體制之後，中國堅持一黨專政的體制，就幾乎成了一個世界的孤島，並且因此承
受着意識形態和政治、軍事上的巨大壓力：美國布殊政府就從不掩飾其輸出美式民主體制，
推動“顏色革命”或和平演變的意圖。我們在前面所討論所謂“硬、軟”兩手，這是一个重
要的國際背景。這是一種新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硬”的方面，始終堅持黨控制一切
的體制不動摇，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旗號下，更加嚴密地控制所謂異見人士，將一切異見組織
消滅於襁褓之中，對顏色革命與和平演變保持高度警惕，並以此煽動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
緒，作為新的意識形態的核心，也作為其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之一。這是其“軟”的方面吸取
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國際資源的前提與基礎，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後果。
堅持黨控制一切的唯一性的極權體制，對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的剝奪本身，就
是對普適性的人類文明的基本原則，如自由、民主原則實質上的拒絕與背離。而體制不變，
就意味着魯迅所說的“染缸”依存，也就必然如魯迅所說，“每一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
傳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團，化為濟私助焰之具……”（《花邊文學·偶感》），
在黨專政的官僚體制不變前提下所吸取的國際“先進經驗”，即便是西方社會行之有效，有
價值的管理理念，技術，經驗，制度，也都極容易被同化而變質，也就是說，所謂“西學為
用”，用到中國這個體制內，就走樣成為“濟私助焰之具”了。何況借用來的，有許多還是
西方資本主義體制，消費工業社會本身的弊病，如物質至上、個人至上、拜金主義、消費主
義等觀念，以及必然造成的兩極分化，等等。這些弊端在西方世界早已遭到質疑——馬克思
主義本身就是對資本主義弊端的批判的理論，並在逐步得到調節，其調節的一個重要方向，

海棠朵朵

就是對社會主義因素的吸取。而耐人尋味的是，我們這個打着“社會主義”旗號的極權體制，
在吸取資本主義的物質至上、個人至上、拜金主義、消費主義這些馬克思所批判的腐朽的意
識形態方面，竟是毫無障礙，資本的邏輯竟是如此迅速地被極權體制所吸納，成為新意識形
態的實質性內核。這就必然造成了中國意識形態的巨大分裂與混亂。這樣的無障礙吸取，和
對自由、民主觀念的斷然拒絕形成鮮明對比，當然不是偶然的：它正是控制一切的黨的既得
利益集團所需要的，這個集團已經官僚資本主義化了。哈維爾曾經把當年的捷克社會稱為“獨
裁統治和商品社會（按：哈維爾的另一個說法是“消費工業社會”）之間的歷史性遭遇”。這
也適用於當今的中國社會，用我的說法，就是“最壞的資本主義和最壞的社會主義的惡性嫁
接”。前者是有別於毛澤東時代的傳統的中國社會主義的新創造，後者是對傳統的中國社會
主義的堅持與繼承，兩者的結合，就構成了改革的中國社會主義的最大特色。並且已經帶來
了嚴重的後果，這就是人們經常說的，在極短的時間內，曾經是最狂熱地鼓吹精神至上的中
國（這樣的狂熱同樣給中國帶來災難），竟然物欲橫流，對物質、金錢的崇拜，統治集團的
奢華、腐敗連資本主義國家也都望塵莫及；曾經是最强調平等的社會主義原則的中國（這樣
的原則的强調事實上也沒有給中國帶來真正的平等），竟然成了世界上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
家：這樣的在兩個極端之間的擺動，本身也是中國特色。
以上所討論的，是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對西方與國際經驗的吸取和拒絕的主動方面，其
實還有另一方面：既然與國際接軌，回到了國際大家庭，那麼，也就必然要接受某種制約。
當年毛澤東之所以要採取鎖國政策，其重要原因，就是可以不受制約、随心所欲地“自力更
生”地“走自己的路”，用他的話來說，關起門來，就可以“無法無天”。但他的後繼者，既
要打開大門，就沒有了這樣的絕對自由。也就是說，後毛澤東時代的極權體制，其極權是受
到限制、制約的。即以它們視為必須死守的禁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的底綫而言，
這樣的禁止也是有限的，因為在打開大門以後，就無法禁止國際範圍內的思想、文化的交流
與傳播，及反過來對國內思想、文化的影響。現代科學技術的新發展，特別是網絡的發展與
普及，更是形成了對其思想、文化、輿論控制的巨大衝擊，並且給民間組織的發展提供了新
的空間，黨事實上已經無法成為唯一者。中國的極權體制可以，事實上已經採取新的對策，
也依然有效，但它要回到原來那樣的無缝隙的密封式的控制已經不可能了。
我還想强調的是，現代生活本身的邏輯力量。中國的當權者為了自身的統治利益，必要
引導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使中國人逐步進入現代生活，儘管它們依然可以進行意識形態的
控制，拒絕接受現代民主、自由的觀念，體制，但現代生活所內含的包括民主、自由的現代
理念與邏輯，卻是阻擋不了的；這樣的滲透於日常生活中的現代生活邏輯，是比意識形態的
灌輸或拒絕，更有力的，而且事實上構成了對極權體制的消解力量，强化了它的控制力的有
限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極權體制與世界的關係，還有更複雜的一面。這是因為中國是一
個大國，特別是當西方經濟的發展遭到自身弊端的制約，中國的經濟卻出乎意料地得到高速
的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可忽略，甚至越顯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說，中國首先參與了
世界經濟秩序的新格局，並且和西方經濟形成了相互依存的關係：一方面，随着中國經濟的
發展，越來越依靠外資，從而在事實上失去了獨立性，這正是當年毛澤東所要竭力堅守的；
另一方面，中國也成為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重要的貿易夥伴，中國廣大的市場，更是對
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西方世界產生巨大的吸引力。這樣的經濟的相互依存關係，就必然要引
起政治關係的變化。經濟利益的邏輯，是遠比意識形態的邏輯更為有力的。
儘管西方社會，特別是美國，不會放棄輸出民主的帝國邏輯，中國這樣一個極權國家越
是擁有日趨强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就越會成為它們的心腹之患，它們也必然要利用其對中
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來對中國的極權體制施加壓力與影響；但從另一個更加實際的考慮，中
國的極權體制的穩定，帶來中國社會的穩定，也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所需要的。而且美
207
國要維護其在世界的領導地位，實現其帝國夢也需要一個穩定的中國的支持。而中國的極權
體制也正需要依靠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支持，作為自身統治穩定的外部因素。他們現在連解
决自己的內政問題，例如台灣問題，也不能離開美國了。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十分有意思的
現象：在更加看重意識形態的西方左派加强了對中國極權體制的批判的時候，更注重經濟利
益的西方右派卻成了中國極權體制的默許者與支持者。於是，就有了這樣的相互承諾：中國
公開宣佈“絕不挑戰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美國則把中國列為“利益攸關方”，這就在實際
上宣佈：東方最大的極權國家，和西方最大的霸權（這也是一種世界極權）國家，成了“利
益攸關”者。這就意味着，中國的極權體制得到了或一程度的世界默許或認可，而中國也就
在事實上參加了美國領導的世界新格局，新秩序的構建，成為其重要成員。
當然，中國在這樣的國際新格局、新秩序裹，扮演什麼角色，卻還會有一番博弈。近年
的“大國崛起”論，大概是一個信號：中國似乎要走出鄧小平的韜晦之路，重振毛澤東的“中
國應對世界作出較大貢獻”的雄心了。這樣，中國重回非洲，也都是重顯和毛澤東的極權體
制所特有的所謂“世界領導責任”（骨子裹的中華中心主義）意識的繼承關係，自是意味深
長。而正在被竭力煽動和鼓勵的大國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成為新的國家意識形態，更是值
得關注。不過這還是偶而露崢嶸，以後如何發展，會引發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怎樣變化，也都
還有待觀察。
其五，最後還要討論一個問題。前面說到，中國執政者所採取的讓步政策，所表現的有
限度的靈活態度，所具有的有限度的自我調節功能，都是為了鞏固執政地位，維護極權體制；
但也不可忽視其可能有的積極意義。
我首先要强調的是，這樣的讓步與妥協，是一個相互博弈的結果，是民眾和黨內外知識
份子以不同的形式進行抗爭的結果。我在總結1957 年自下而上的民間社會民主運動的歷史
經驗時，曾經談到了這樣的一個“中國現象”：“先驅者的思想終於在某種程度上被他的批判
者所接受，並且在批判者手中得到或一程度的實現。當然，批判者是在自己的利益驅動下去
實現的，這已與先驅者無關。而且先驅者的歷史污名也未必因此而得到洗刷，更不用說他們
應有的歷史地位的恢復與確認。在大多數人的眼裹，甚至在後代人的心中，他們依然是有罪，
至少是曾經有罪之人。——這樣的結局，無論對先驅者自身，還是當年的批判者、後來的遺
囑執行人，都是無情而無奈的”（《不容抹殺的思想遺產》）。這裹談到的“批判者、鎮壓者是
被批判、鎮壓者的遺囑執行人”的現象，在中國的改革中是屢见不鲜的：民間的反抗，從表
面上是被鎮壓了，但它所表達的民間意志與訴求，卻是任何有現實感的統治者不可能不考慮
的，他們不能不感到有形無形的壓力；而它所提出的理念，因為是反映了客觀的歷史要求，
經過種種曲折的途徑，也遲早會被它的鎮壓者事實上所接受與實行，當然會從統治利益出發，
經過改造和變形，歷史也會因此有所變革與前進。但光榮依然歸於當年的鎮壓者，他們甚至
被賦予“改革的先驅”的美名；而真正的先驅，那些民間的反抗者卻依然背着歷史的污名。
這是中國極權體制下，歷史的進步所採取的特殊的扭曲的形式，也是民間抗爭的歷史作用的
特殊的被扭曲的實现形式。它是以先驅者的犧牲與被抹殺為代價的，自有其殘酷性。中國民
間的反抗就是以這樣殘酷的方式實現其意義與價值的。從另一方面說，儘管殘酷，其意義和
價值卻是無法、也不會被真正抹殺的，因為它已經銘刻在歷史的進步中了，儘管用的不是個
人的名字。如果我們所有的人，在極權體制下，都如它所要求的那樣，保持沉默，沒有任何
反抗的聲音，那麼，連起碼的讓步也不會有的，也不會有任何的改革與進步，歷史的黑暗將
把我們每一個人都徹底淹沒。因此，我們今天在這裹討論讓步的意義，並不是為歌頌執政者
的明智，寄希望於新的明君，而是要肯定真正決定讓步，及其可能達到的廣度與深度的民間
的不同形式的抗爭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努力的歷史作用，我們真正寄以希望的，是普通的民眾，
有良知的知識份子，以及我們自己。
當然，這是一個長期博弈的過程。每一次讓步，都會有兩方面的效應：它既會有助於極權體制生命的延續：這正是執政者選擇讓步的初衷與目的；但同時也會產生其無法預計與控
制的另一個作用：極權體制的鬆動與新的抗爭的空間的擴大。這也是極權體制的內在矛盾所
在：它的每一個自救措施，都在同時消解着自己；每一個成功，同時又是失敗的因素。比如
前面提到的，經濟的發展與人才的吸引，是中國極權體制的兩大成功，有效地支持了這個體
制。但極權體制下的經濟發展，是必然以環境的污染、發展成果分配的不均等等為代價的；
而這樣的代價不僅制約着經濟的繼續發展，而且還直接威脅着極權體制的統治自身。而人才
的吸引，也同樣有着巨大的風險，因為越來越多的受過現代教育的人才進入體制，儘管體制
如魯迅說的“染缸”，自有其同化力，但其效也有限，不可能消弭一切獨立思想，而獨立思
想正是這個極權體制的天敵，其消解力量的鬱積，就有可能形成體制的自噬危機。
而有意思的是，這一切，都是以人們難以覺察的方式發生，蔓延；同時也就難以控制。
這也是這個極權體制使然：因為缺乏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因此，一切都在默無聲
息中進行，而且分割成數不清，甚至摸不着，但卻頑强存在着的單個反抗的原子，原子群；
在體制的謊言世界裹，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的真實思想、真實立場遮蔽起來，越是體制裹的人，
越要隱身，蒙面，各級領導機構裹，從地方，到中央，都佈滿了面貌不清的人。——這樣的
沉默，存在着又摸不着，這樣的面貌不清，正是最令統治者恐懼和不安的：它孕育與預兆着
沒有任何迹象的分崩離析，這正是極權體制的外强中乾之處。
2008 年1 月11 一15 日

[ 本帖最后由 海棠朵朵 于 2011-11-18 13:4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