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遭遇的第一个外来医术是印度医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而医学是佛教徒的必修科目。因此，来华传佛教的高僧，大多知道一些医术。所谓皈依佛门可以治病，无非就是到和尚庙里去接受印度医的住院治疗。光靠念经打坐，是不能治病的。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在西汉的时候。从那个时候起，印度来华的僧人在向中国人传佛教的时候也传了印度医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关于印度医术在中国的作为就已经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了。近年来，一些研究佛教医学史的学者发表意见说，晋朝道士陶弘景和葛洪记载的某些医方属于印度医术，不属于中国医术，甚至还有人为此找出了确凿证据。到了隋朝，印度医术已经有不少翻译著作出版了。《隋书·经籍志》就罗列了10部从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目录。
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许不知道，有两种印度医术，我国现代的中医生依然在用。一个是金针拔内障；一个是肛瘘切除术。我国一些写中医著作的人，把金针拔内障写成“祖国医学”。这是错的。它不属于中医，而是属于印度医。肛瘘切除术，有人以为它来自西医。其实也错了。它也是印度古代医术的一种。而且，这种医术相当古老，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古印度人就已经使用过了。
古印度人发明的肛瘘切除术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我们不是十分清楚。但是，“金针拔内障”明显在唐朝就已经进入我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知道唐朝有个著名诗人叫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是这位诗人的名句。他可能接受过印度僧人的“金针拔内障”手术。他曾经写过一首《赠眼科医波罗门僧诗》，记载了这个事：
三秋伤望眼，
终日哭途穷。
两目今先暗，
中年似老翁。
看朱渐成碧，
羞日不禁风。
师有金篦术，
如何为发蒙。
这里所记载的“金篦术”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针刺拔除白内障。了解中国医学史的人知道，与刘禹锡差不多同一时代的王焘，曾经编写过一本《外台秘要》，其中有“耆（奇）婆万病丸”、“耆婆汤”，“天竺经论眼”及“金篦子术”都是来自印度的医术。
继印度医术引入中国之后，拜占庭医术引入了中国。这个拜占庭医术引入中国以后，情况就与印度医术有些不一样了。
拜占庭医术实际上就是欧洲医术。拜占庭只不过是欧洲医术传入中国的一个中介。这种医术，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叫“大秦医术”或“佛菻医术”。
大秦医术用“穿颅术”治疗眼睛失明，却是一种具有震撼性的外来医术。
早在唐太宗贞观年间，这种“穿颅术”就已经传入我国。欧阳修主持编修的《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记载说，大秦“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音省）”，也就是通过头颅开刀治疗双目失明。依据现代医学，“穿颅术”治疗眼睛失明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打开颅脑放血，降低颅内压，从而释放其对视觉神经的压迫，以达到恢复患者视觉功能的目的。
我在第二讲当中介绍过，头颅开刀手术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前的古代秘鲁。欧洲人用穿颅术治疗眼睛失明的最早文献，可见于公元前6世纪希波克拉底写的《论视觉》。其中说道：“当眼睛毫无显著病症便失明时，应切开颅骨，将脑软组织分开，穿过颅骨使产生的液体全部流出。以这种方法治疗，病人便可治愈。”从公元前6世纪到唐朝，中间经历了1200年。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医术进入我国的时候，已经是欧洲人比较成熟而且常用的一种医术了。
穿颅术传入中国以后，过了大约40年，到了永淳元年，也就是公元682年，这年的阴历11月，唐高宗李治在主持嵩山封禅后回到长安不久，在没有任何明显症状的情况下突然双目失明。唐高宗的侍医秦鸣鹤熟悉大秦医术。也有人考证过，秦鸣鹤是一位景教教徒，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基督徒。他在李治的脑袋上放出不少血出来，才使唐高宗重见光明。
像唐高宗患的这个病，如果不是落在熟悉大秦医术的秦鸣鹤手里，而是落在现在那些食古不化的中医生手里。今天扎针，明天吃药。扎针无非就是眼睛周围那几个所谓的穴位，什么睛明、承泣、鱼腰、球后；远一点的就是什么太阳、风池、翳明、合谷之类。中医文献至今还没有眼睛瞎了，要扎百会和脑户的记载。至于吃药，那些酸不溜秋的中医生，今天开个方子祛风清脾，明天开个方子利胆除湿，后天开个方子泻肝降火。诸如此类的的方子，我可以查出145个有谱名、有汤头，不带加减的方剂来，让你吃下去箩筐一担中药。我敢说，中医生如果这样折腾唐高宗，那唐高宗如果能够苟延10天，我算他龟儿子命大！
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观众看到这会，自己应该可以判断了。唐高宗的这个眼病，“标”在眼睛，“本”在颅内。要进行这样的标本关系判断，没有足够的生理学、解剖学和病理学知识，是根本做不到的。一种连“本”的位置都找不到的医术，说它可以治“本”，不是忽悠人吗？
大秦医术，除外科外，药物制造方面的先进性也非常明显。据《新唐书·佛菻传》记载，乾封二年，也就是公元667年，有一位拜占庭使节献给高宗皇帝一种叫“底也伽”的药。事实上，这种药在隋朝的时候就传到中国来了。其证据就是朝鲜刊刻的《医方类聚》曾经引述了《五藏论》里边的话：“底野迦善除万病。”《五藏论》可见于《隋书·经籍志》。可见，这种药最早是在隋代的时候进入我国的。
“底也伽”的英文叫theriaca，是一种解毒药。这种药是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由庞多斯的米特里达特四世国王（Mithridates VI of Pontus）配制的。它由鸦片、没药、肉桂、生姜、潘红花、蓖麻等混合配制而成。到19世纪的时候，这个药还在用。当时，还有人分析出里边的有效成分有64个。为了证明这个药的解毒功能，米特里达特四世国王曾经在犯人和奴隶身上反复做过试验。他先让犯人和奴隶被毒虫或毒蛇咬伤，然后再用这种药去解毒。试验的结果是屡试屡验，充分有效。以后，这个解毒药又经过了尼禄皇帝时期的一些医生做了改进，直到公元后2世纪，阿里纽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我们中国通常叫他奥古斯都，担任罗马帝国的皇帝的时候，才由罗马皇帝的御医盖伦做了最后定型。所以，后人也称这种解毒药为“盖仑丸”。
这种药不只是可以解昆虫和其它动物咬伤引起的中毒，还可以治疗其它疾病，尤其是与中毒有关的疾病。所以，欧洲人把它叫做“万应灵丹”，英文叫做universal panacea。唐朝苏敬写的《新修本草》，也就是《唐本草》，在禽兽部记载了这个药。明朝末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用汉文撰写了一部《职方外纪》，其中称：“土人制一药甚良，名的里亚加，能治百病，尤解诸毒。有试之者，先觅一毒蛇咬伤，毒发肿涨，乃以药少许咽之，无弗愈者，各国甚异之。”其中的的里亚加也就是“盖伦丸”。
事实上，唐朝的医学对外开放程度很高。许多官员都接受过拜占庭医生和景教教徒，也就是基督徒的治疗。据史料记载，唐宪宗李纯，唐玄宗李隆基，唐天宝年间的大将杜环，都是接受过大秦医术治疗过的著名人物，而且疗效很好。
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早在唐朝的时候，中医与大秦医术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已经暴露出来了。一些中医生也在向先进的大秦医术学习。比如，高宗侍医秦鸣鹤就自觉学习过穿颅术。到宋朝，国势日渐衰微以后，能够控制的领土也越来越小，诸如此类的学习过程就中断了。
南宋灭亡之后，中医遭遇了回回医，也就是阿拉伯医学。我国有人把回回医写成“祖国医学的组成部分”。其实错了。回回医是我们中国对阿拉伯医的一种说法，它属于阿拉伯医，不属于中医。有不少史料显示，回回医在中国威信曾经很高。一些中医束手无策的疾病，回回医可以轻易地解决。据元末陶宗仪所著《辍耕录》第224卷的一个记载，与唐朝秦鸣鹤做的那种穿颅手术相类似，回回医在我国做过开颅切除脑瘤的手术。这显然也是中医所望尘莫及的。不用说当时那些牛皮吹得咕咕叫的“金元四大家”完不成这样的手术，就是今天的“名老中医”也未必能完成这样的开颅手术。
从我刚才讲的这些内容中，观众不难判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早在唐朝，中医与其它民族的医术之间的差距已经非常明显了。可是，这样大的差距并没有引起中国医生的足够重视。中国的医生，其实是“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儒生，也就是读了些书以后，考不到功名，就去煞有介事地当医生。所以，中国的医生又叫儒医。这些儒医，写医书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做医学实验的热情。甚至，干脆什么实验基础都没有也在那里写书。中国儒医的这种恶习，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改变。你到书店去看看，写医学书的，绝大部分是那些搞中医的。他们什么实验都不做，全靠那支秃笔，不断地笔下生花，捏造一些莫名其妙的术语来冒充科学，攫取那些未经任何评价的病案吹牛皮。
其实，他们写医书无非就是玩弄“医者意也”的文字游戏。凡是褪皮的都被他们认为是可以治眼病的。起初用蛇蜕、蝉蜕。后来发现蚕虫也褪皮，于是，蚕蜕也被拿去治眼病。再后来，母鸡孵出小鸡以后，剩下的那个鸡蛋壳，也被认为是蕴含了“褪”的意思，也拿去治眼病。反正能够与“肝”、“目”、“木”、“褪”、“明”这样一些概念形成相关联的“意”的东西，都认为可以用来治眼病。你看荒唐不荒唐？我不说它科学还是不科学，这样搞法是不是一种对人的生命安全负责任的态度？我看，每一个电视机前的观众都能判断得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