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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身边的卧底:没想到他是“最大共谍”

蒋介石身边的卧底:没想到他是“最大共谍”

中新网9月24日电  一个出身书香世家的黄埔子弟,一个备受老蒋器重的嫡系中将,居然是“最大的共谍”。日前,凤凰卫视《风范大国民》栏目做了一期节目“卧底将军郭汝瑰”,讲述郭汝瑰的一生传奇。

  以下是节目文稿节录——


  “天子门生”睹国军黑暗 想联系共产党苦无门径


  马鼎盛:郭汝瑰出身将门,先为黄埔五期,再入陆军大学。在抗日战争中,率旅参加淞沪会战,与日军反复争夺七天七夜而阵地不失,名扬军界,备受陈诚赏识;长沙会战中又得薛岳青睐,成为蒋介石眼中的军界精英。谁知老蒋贴身的红人,居然是中共秘密党员,抗战时期就同董必武建立联系。在国共决战的生死关头,郭汝瑰进入国防部作战厅长,经常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听取指令,有机会将大量最高机密送交共军。他多谋善算,受最高当局信任,连杜聿明也扳他不倒。在国民党步步溃败中始终官运亨通。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兵团司令,防堵共军入川。郭汝瑰在宜宾 通电起义,破坏了蒋固守大西南的计划。蒋介石到台湾后曾说:“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台湾有报纸写道“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然而一个出身书香世家,以黄埔子弟备受老蒋器重的嫡系中将,怎会是“最大的共谍”呢?










  解说:他就是号称“传奇共谍”郭汝瑰将军的独子——郭相操,今年63岁的郭相操曾任重庆市北碚区环保局工程师,1997年郭汝瑰去世后,他带着女儿搬进了这所位于重庆北碚的老屋,努力保留着父亲留下来的一丝丝回忆。


  马鼎盛:郭汝瑰1925年考上了黄埔军校第5期,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吴 玉章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学校任职,并公开宣传共产主义。郭汝瑰深受影响,立志成为共产党员。不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开始“清共”。此时,郭汝瑰 暂时安身在杨森部队,他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暗中筹划组织“兵变”。暴动失败受重伤,当师长的堂兄郭汝栋送他去日本进士官学校。他的组织关系也由此中断。从 日本回国后,郭汝瑰又考进陆军大学,当时蒋介石自任陆大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郭汝瑰又一次当“天子门生”。陆大毕业不久,郭汝瑰进了陈诚的18军。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他因战功受到陈诚重用。此后一帆风顺,仅几年间就当到了军参谋长,由上尉升到少将。


  解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汝瑰所在的第十四师奉命参加淞沪会战。


  解说:受命于危难的郭汝瑰,率部在上海郊区与日军浴血奋战七昼夜。到奉命撤退时,所辖官兵8000多人只剩2000多人,这一仗,奠定了他在国军中的地位,也使郭汝瑰成了上海家喻户晓的人物,宋庆龄、何香凝组织的慰问团专程来到四十二旅,特别送给郭汝瑰一件毛衣。


  解说:1938年7月,郭汝瑰又因“保卫武汉又不战于武汉”的全新防御方案,获得陈诚的赏识,晋升更加迅速。抗战胜利后的郭汝瑰已置身国军上层。然而由于亲眼目睹国民党的腐败黑暗,他开始寻找机会,设法与共产党恢复联系,但却苦无门径。直至194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郭汝瑰的人生轨迹由此改变。


  郭相操(郭汝瑰之子):这里就石灰路,当年我父亲两次晋见董必武就是在这个石灰市附近的青年会,董老和我父亲分别从前后门进去,很谨慎,每一次我父亲都是表达希望早日归队,回到革命队伍里来,从那以后呢,任廉儒就跟我父亲战斗在一起了。


  记者: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地方来见面?


  郭相操:因为当时任廉儒有很深厚的社会上层的背景,他在基督教会里面,他有很多朋友,而这个基督教会里面,是最不容易被军统特务、中统特务怀疑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


  解说:中共高层经考虑,决定让郭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发挥其特殊的谍报功能。恰好,从1946年开始,经陈诚推荐,郭汝瑰被任命为国防部作战厅厅长、授中将衔。


  韩兢(韩练成之子):郭汝瑰当时是国防部第三厅的厅长,他跟我父亲一样都是离蒋介石距离很近的。


  解说:韩兢,中共十大潜伏高手之一韩练成之子。解放战争期间,郭汝瑰与韩练成同为潜伏在国军内部的共产党员。


  韩兢:因为他们在蒋介石身边很长,他们对蒋介石非常熟悉,他们很清楚蒋介石对于这个战场上的变化是最多只能看到第三步,看不到第四步,那么我父亲和郭汝瑰他们就可以在战役的第四步、第五步,甚至在第六步上做文章。


  郭相操:他有八本日记,八本日记上面全部都是记的国军大事,开什么会呀,任廉儒来呀,他就在底下记着“廉儒来”三个字,起码是两三百次呀,那就是说任廉儒来一次那就是传达一次共产党的指令或者带走一次情报。


 


蒋介石气得大骂:“娘希匹,郭汝瑰!”


  解说:从1945年5月与中共建立秘密联系始,至1949年12月领导国民党72军在四川沪州起义为止,郭汝瑰累计向中共提供了大小100多次情报,其中,包括国民党关于孟良崮战役计划、淮海会战计划等文件。


  马鼎盛:郭汝瑰频繁为中共提供绝密的军事情报,难免险情不断。淮海战役后,共军准备大举渡江,直捣南京。蒋介石挖空心思制定庞大的江南作战计划。郭汝瑰将作战方案报送老蒋同时,也将密件交给中共联络员任廉儒。不巧任廉儒的直接联系人陈家康不在,只好 请上海民革主委王葆真转交。不料王葆真突然被捕。古稀老人王葆真销毁了情报,被捕后虽受尽毒刑,至死不供出任廉儒和郭汝瑰,使他们有惊无险。辽沈、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以后,蒋介石怀疑郭汝瑰又苦无凭证,他一时任命郭汝瑰为第10军军长,一时又改任第18军军长,“望早日到职”,但不久又莫名其妙地免职,改 任第72军军长,立即开赴四川。郭汝瑰以不变应万变。1949年12月11日,郭汝瑰在宜宾正式宣布72军起义。远在台湾的蒋介石气得大骂:“娘希匹,郭汝瑰!”国民党也向中共派遣间谍,也实行策反。但是中共防谍意识极强。从红军时期“反AB团”,到延安时期“审干、抢救运动”,到解放战争“两忆三查”等 等,都是宁可抓错、绝不放过。历次政治运动都清除大批阶级异己分子,在组织严密,纪律森严方面,比国民党强胜百倍。


  解说:早在1945年,郭汝瑰就要求恢复自己的共产党党籍。虽一时未能如愿,但他从那时起就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污浊的国民党官场中,坚持廉洁自守。1946年他到南京任职,在四条巷租了一套普通民房居住。当时蒋经国住在三条巷,与他是近邻。一天,蒋经国与亲信贾亦斌去拜访郭汝瑰。





  郭相操:结果在四条巷走了两个来回找不到郭公馆。因为他想着总还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房子嘛,一问都没有姓郭的。这时就有一个过路人指给他看就说那边有一个卖肉的肉铺啊,那上面有一家好像是国防部里面的人。蒋经国就找到那个肉铺一楼就是卖肉的案子,我们家就住在二楼。蒋经国上了楼以后我父亲不在家,就是我母亲、我、我姐姐还有一个老妈子在吃饭。我母亲不认识蒋经国,见到国防部的人来了以为就是下属什么的是吧, 上茶、请坐、寒暄两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热情。蒋经国当时也很震动,因为底下是肉铺,但在上面我们家吃中饭没有肉,只有两道素菜。那蒋经国就讲如果党国的干部都像郭汝瑰这样那党国就有救了。


  解说:国民党中枢对郭汝瑰的赏识与日俱增。他周旋于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四个军事要人之间,如 鱼得水,得心应手。四人中对他最宠信的还是陈诚。1946年9月,郭汝瑰先任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主管部队编制,之后升任陈诚的总参办公厅主任,板凳还未坐热,复任五厅厅长,1947年3月,又任作战厅厅长。这样的身份,为郭汝瑰从事情报工作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郭相操:我父亲从来不收礼,就不接受别人的钱财馈赠,但是我父亲讲很多人送礼他还是有高招,比方说我父 亲有个同学叫张兴奎,是留法的工程师,是成都联合中学的校友,连孙延亮都是校友么,他送礼怎么送呢,就是人家先把钱给张兴奎,把东西礼物送给张兴奎,张兴 奎转弯抹角拿给我妈,事情都过去几个月了,我父亲才知道,气得暴跳如雷。


  直言未逃“右派”一劫 临死也未解答杜聿明疑惑


  马鼎盛:作为参加抗战的将官,郭汝瑰因为坚持不贪污,他的薪金还不够维持家庭的最低生活,只能靠三 弟在银行工作、兼做些转手买卖补贴家用。身处大后方的达官显贵,却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甚至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郭汝瑰对国民党的腐败黑暗越发不满。 进入到国民党高层的郭汝瑰,开始接触军政要员,仅在“中央训练团”,就听了蒋介石30多次讲话,并受到蒋介石和许多高官的宴请。在直接掌管部队前,郭汝瑰 还以为对日作战的失败,主要是装备落后和指挥失误。到暂五师接任师长时,才知道这个暂编师,实际只有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因为国民党的许多军官,都 是谎报人数吃空缺,打起仗来就谎报伤亡逃亡要补给。郭汝瑰更清楚地腐败离失败也就是一步之遥了。


  马鼎盛:国共打了22年,共军长期处于劣势,谍报工作生死攸关。抗战期间代表中共坐镇重庆的周恩 来,据说就指挥5千名中共情报员。国民党名将杜聿明在东北和华东战场屡战屡败,看到国军几次重大错误决策都有顾祝同和郭汝槐经手;他怀疑总参作战部长兼第 三厅厅长郭汝瑰是间谍,杜聿明当面大骂说:“你郭小鬼一定是共谍,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包围圈里赶!”后来,杜聿明忍不住向蒋介石告状说;我自己就够廉洁了,可是“郭小鬼”更是清廉得不象话:“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家里的沙发都打上补丁!”蒋介石大怒说:难道我堂堂国民政府的官员,都要到处捞银子才不是共产党,笑话!郭汝瑰当年为了自保,曾经检举国防部少将作战处长刘斐是共谍,没想到刘斐真是属于华东野战军敌工部。而郭汝瑰直属共军总部。中共高级间谍多得认不过来,国民党焉能不败。杜聿明在1959年大赦后做全国政协委员。郭汝瑰病逝前,杜聿明去探望,他抓住郭汝瑰的手说:“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郭汝瑰断断续续地说:“光亭啊,我们是属于政见不同。”


  解说:新中国成立之初,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交通厅长。1950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南京军事学院,来电征询郭汝瑰是否愿意前去任教。他欣然辞去川南交通厅长的职务,于1950年3月到南京军事学院报到。


  郭相操:因为我父亲1943年在国防研究院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这个小国战胜大国,弱国打败强国的这样一篇文章,在延安的这些领导、军事高层都看过,都说写得好。第二个就是共军的素质有待提高,办军事学院的目的就是要提高部队的素质。


  解说:然而军校的平静生活没能持续多久。1955年,南京军事学院一位投降留用军官“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并指郭汝瑰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组长;郭汝瑰随即遭到关押。


  郭相操:到1955年,程宗晋跑到保卫部去跪下来承认自己是特务,郭汝瑰是潜伏的特务,是有代号的,这样子就出问题了,出问题了以后就是我父亲当时审问的时候一看有一天好像不对头呀,哪一天我在临淮关打演习啊,我父亲说他不可能又在开特务会议又在临淮关打演习啊,这样子才开始有点疑点。


  解说:郭汝瑰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放弃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投入革命阵营,反遭人诬陷为假起义的真特务。事件后来得以澄清,时任军事学院政委的钟期光上将亲自向郭汝瑰赔礼道歉,并且赞扬说:“在军事学院的肃反运动中,只有两个半人没有说假话,其中你是表现最好的一个。”


  郭相操:以后调查清楚了这件事情还是不错的,不会影响提拔不会影响使用,不会影响信任嘛。但是我父亲出来以后他就有很多想法,对这些看不惯。


  解说:1957年,郭汝瑰在中共南京市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将心里积怨与不满,一古脑儿地倾倒出来:“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李世民尊贤纳谏,从善入流,所以才能将政权巩固几百年。我们要力行民主法制,才能长治久安。”直言让郭汝瑰没能逃过右派一劫。


  郭相操:那时候我读小学五年级,回家我看见他坐在椅子上出神,坐在那里出神。我说:“爹,你在干什么呀 ”,他说:“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过关哟”,我也就没多问。第二天我问他:“爹你过关了没有,他说过了”。又多了很多年他跟我讲,他说:“当时呀在那个大礼堂就是军事院大礼堂,当年冈村宁次受降的那个地方,国防部的那个地方作检讨,他说检讨完了之后呢全场热烈鼓掌”,他说:“我当时惊呆了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这时候钟期光走上来拉住他的手说对了,对了,老郭这就对了。到现在我明白了那个不是对和错的问题,是你服不服的问题。”


 


古稀之年编写600余万字军事著作 不在意“叛徒”之名


  马鼎盛:离休后回到四川定居的郭汝瑰还是没能闲下来,他义务给重庆警备区的干部教授英语;重庆警备区组织民兵演习,他不顾年事已高,亲自教民兵爬山;组织上给他钱修缮住房,他全部交了党费;成都军区按副兵团级待遇,要他搬进别墅楼,他住在北碚的七十多米的平房不搬。郭汝瑰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经常告诫为政者不要忘记国民党因腐败而失败的历史教训。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国家主席杨尚昆请他和邓兆祥吃 饭,他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部队无论如何不能经商。国民党军队,就是因为军官敛财,丧失了战斗力。”郭汝瑰还以古稀之年东奔西走,联络当年各方战友编写了两本600余万字的《中国军事史》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战记》,道出历史事实: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 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万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国民党是抗日的,蒋介石 是抗日的。为败军败将讲实话,令人肃然起敬。


  解说:这里是位于重庆市朝天门广场的重庆历史名人馆。自2007年开馆以来就有200位历史名人落户其中,郭汝瑰中将也是其中一员。


  解说:解放战争结束后,许多国军战俘都是郭汝瑰当年的黄埔校友,1959年大赦后他们大多数选择台湾,从此远离国土多年。许多人在后来写《国民党将领淮海战役亲历记》时,仍然流露对郭汝瑰恨之入骨的感情。1997年10月23日,刚刚完成《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和回忆录的郭汝瑰因车祸与世长辞,享年九十岁。这位军事家与同样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国民党人的恩恩怨怨,既是国共两党合作和斗争的一个缩影,也成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一段传奇。










  郭相操:去世以后我就收到了他原来在国民党里的老同学老同事的来信,有曾曾的,还有这个,反正好几个人的信,都是一张白纸,“郭汝瑰收”,打开一看是张白纸,当时我就没有理解,过了一段时间我想起来当时他们在陆军大学分手的时候临别真言,就是大家告别嘛, 一切尽在不言中。就是说立场不同和观点不同,我父亲害得他们两百万人都跑到台湾去了他们对我父亲是很恨的,但是“一切尽在不言中”,一张白纸,表示还是老 同学嘛是吧。


  解说:中央军委在为郭汝瑰举行的追悼会上,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赞颂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称郭汝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马鼎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郭汝瑰正式被确定为副兵团级离休干部。他在晚年完成《郭汝瑰回忆录》并正式出版,之后由王钟伦写成的长篇报告文学《独钓龙潭》也相继出版,台湾方面舆论哗然,一些报纸以通栏大标题《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发表长文。有些人在惊愕之余,把一股怨水泼到郭汝瑰头上,似乎没有郭汝瑰“投共”,国民党就不会败走台湾。有的人甚至骂他为“叛徒”,郭汝瑰听到只是坦然一笑说:“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向背。如果站在清王朝的立场,说孙中山先生为叛徒,视郑孝胥、张勋这些保皇派为忠臣,岂不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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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入国民党军政高层的共军十大卧底

打入国民党军政高层的共军十大卧底

一:李克农

十大之首,非李克农莫属.李克农于1898年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化名李泽田以应考方式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该局负责人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对李克农产生信任。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虽然徐恩曾对李克农很信任,但一个专供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发电报使用的密码本,绝不外传。每次外出,徐恩曾都将其放在贴身口袋里。一次,好色的徐恩曾从南京到上海开会时,李克农见其急着去找上海滩的美女,就用手指指其胸口,说:“不行!不行!徐主任,您带着这个怎么行?”徐恩曾觉得言之有理,当即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并嘱咐他小心保管。徐恩曾走后,李克农立即将密码本复制收藏。后来,就是用这个复制的密码本,在关键时刻,帮助破译了国民党的绝密情报,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农收到钱壮飞派人从南京送来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的密信后,急忙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可这天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于是,在夜幕下,李克农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最后终于找到了陈赓。接着,两人又一起找到了周恩来,迅即对有关人员进行了转移。此后不久,李克农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后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曾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共军副总参谋长等职。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李克农这位中共情报、保卫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曾这样评价李克农:“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1955年,这位从没带兵打过仗的开国功臣,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2月 9日病逝于北京。

二:钱壮飞
  
1896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本名钱北秋,又名钱潮。早年就读于湖州中学,后考入北京医专。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考入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主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后,日益得到徐的信任。1928年秋,徐恩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后,就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该局秘书。后任徐恩曾的私人秘书。所谓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1929年12月,徐恩曾正式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主任。就任前,他特意把原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私人秘书钱壮飞也一块儿带了过去,并任命钱壮飞为机要秘书。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但均被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得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使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特大灾难,对保卫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1931年,钱壮飞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1935年,在红军长征南渡乌江时,遭敌机袭击牺牲。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曾经多次谈到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底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后对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曾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三:熊向晖

1919年生于湖北武昌。原名熊汇荃。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9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1943年,熊向晖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后来,***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后不久,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里面。这些人见熊向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大家坐定后,周恩来指指熊向晖,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说完,周恩来爽朗地大笑。众人大为惊讶。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周恩来看了熊向晖一眼,说:“以后我们打算让他搞外交工作……”后来,熊向晖一直在外事战线工作。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熊向晖随乔冠华首次代表新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熊向晖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四:张克侠

1900年生于直隶(今河北)献县。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加入冯玉祥部队。1924年前往广州,曾任陆军讲武学校教官、队长。1926年任冯玉祥部任学兵团团副。1927年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张自忠的师任参谋长。1931年考入南京陆军大学。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五十九军参谋长、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和副总司令等职。抗战胜利后,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积极开展地下工作。1948年11月8日,与何基沣一起率部起义,对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起义后,先后担任共军三十三军军长兼上海淞沪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林业部副部长兼中国林业科学院长等职。1984年病逝。

五:段伯宇
 
1904年生,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到重庆后,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长期在国民党军队潜伏,并指示他与地下党的同志单线联系。后来段伯宇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学习。毕业后经胞弟段仲宇推荐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工作。段伯宇在蒋介石侍从室(后改为总统府军务局)任少将高参后,在国民党军队内进行策反工作。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为了保存他的最精锐的核心部队——现代化伞兵三团,打算把伞兵三团调到台湾担任自己的警卫部队。上海地下党得到这个情报后,责成段伯宇具体负责伞兵团的起义工作。经过段伯宇的周密策划,伞兵三团于1949年4月15日利用从海上撤退福建的机会,转舵北上,在海上起义,安全抵达连云港,受到了以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为首的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曾任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人。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

六:刘仲华

1899年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参议,做统战工作,为促使李宗仁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政治纲领作出了贡献。当时,许多文化青年从敌占区来到五战区,刘仲华就向李宗仁建议把这些流落到五战区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活动。李宗仁接受了刘仲华的建议,开办了战时青年干部培训班。1949年4月1日,刘仲华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同张治中等飞抵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园林局局长等职。1970年,受迫害病逝。粉碎“四人帮”后,中 共北京市委为其召开了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七:廖运周

1903年生于安徽凤台县。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1928年奉派入国民党三十三军从事兵运工作。后在国民党军队先后任团部副官、师部副官长、团长等职。1933年与中共失去组织关系。后升任国民党军少将旅长、副师长,1948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指示一一○师党组织,要做好起义的一切准备.1月27日,廖运周率一一○师师部和两个团5000人,在共军炮火掩护下,经六纵让开的通道迅速向指定的地区开进。黄维以为一一○师突围成功,命令后续三个师沿一一○师路线突围,当即遭六纵痛击,折回双堆集。廖运周率部起义成功,使黄维突围计划失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沈阳炮兵学校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吉林省体委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病逝。

八:李时雨

1908年生于黑龙江巴彦。1931年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打入东北军,后又潜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1936年后潜入天津,在中共北方局社会部领导下,以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又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冒充国民党北方代表去上海参加了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共搜集了许多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第一手情报。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被任命为立法委员。在取得陈公博的“信任”和“重用”后,为中共获取了许多敌伪方面的重要战略情报。在陈公博兼任伪上海市长的1941年至1944年期间,李时雨兼任过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和军法处长、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办公厅第四处处长、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李时雨又打入军统内部,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组长(少将军衔),就在特务头子戴笠的眼皮底下搜集情报。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及统战部门工作过。1982年离休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99年12月28日病逝于北京。

九:赵荣声

安徽安庆人。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春去延安。后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任通讯组组长。1938年2月,赵荣声受组织派遣,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部做统战工作,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刘少奇从延安到洛阳找赵秘密谈话,嘱咐赵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1942年,赵荣声到迁往成都的燕京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工人日报》文化生活组组长,1952年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吴运铎。1956年2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其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在建设的日子里》。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不公正待遇。1985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其所撰写的《回忆卫立煌》一书。

十:谢和赓
 
1912年生于广西桂林。1933年在北平读大学时经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党中央派他回到广西老家,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成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代号“八一”。抗战爆发后,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总参谋长,谢和赓被白崇禧任命为中校机要秘书。1942年,谢和赓被中共中央派往美国做秘密调研统战工作。1946年毕业于美国国际事务研究所。1954年冬,和妻子王莹(著名演员、现代女作家)因“共产”嫌疑,被美国移民局递解出境。二人于1955年回到北京。谢和赓后曾任《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因“鸣放”期间提了“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改。因周恩来和董必武相继出面干预,谢和赓一年后得以重返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平反,后在外交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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