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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整理 _ 阿Q 小Q（采访者为川大新闻系和历史系的大二学生）  　　　　
　　　　
　　　　2008年5月22日，一篇题为《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的文章现身天涯博客，其作者，便是范美忠。
　　　　随后的一周里，这篇文章的点击率高达14万余次。一夜之间，范美忠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中学教师，变成全国热议的公众人物。他还得到了网友们的亲切冠名：“范跑跑”，成为ABB式词新闻（其他如楼脆脆、躲猫猫等）的开山祖师。
　　　　贬他的说他无耻至极，褒他的认为他无所畏惧，很多人直接称他是“真小人”，也不知道算是褒还是贬。
　　　　时过境迁，今天的范美忠已经远离了公众的视野。2010年5月23日，我们来到了范美忠的家门口。整整两年的时间里，范跑跑有怎样的反思？今天的范美忠和昨天的范跑跑又有什么不同？
　　　　范美忠亲自打开了门，他来了。
　　　　
　　　　没有多少人够资格和我谈道德
　　　　
　　　　Q：两年前的这几天，正是您处在风口浪尖的时候，当时怎么考虑要写那篇文章的呢？
　　　　
　　　　范：今天是5月23日，对，我的文章是5月22日发的。这个问题很多记者都问过我，要说我的考虑的话，涉及到我对中国很多问题的看法，写这篇文章本身是有很多我的看法在里面的。我当时可能有三种看法，但后来被诠释出很多东西。
　　　　我原来做过媒体，我在《广州日报》、《中国经济时报》（工作过），还做过教育杂志。我发现中国社会是一个假面社会。事实的存在与关于事实的叙述两者之间严重脱节。我们读书的时候，一开会，学生演讲老师讲话啊就装的不行，我历来反感这个。
　　　　后来我做教育，当老师。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无论是官场也好，还是我在课堂上教书也好，包括教材也好，整个的教育理念充满了太多的虚假的东西。
　　　　比如说小学生、少先队员就让他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是很扯淡的。而且我们整个学校培养学生的核心理念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在我看来，这也是虚假的。因为教育本身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发展，不是国家民族。如果把国家民族作为目标的话，国家民族又是为的什么呢？
　　　　国家民族其实并非终极目的，他服务于人，而不是人服务于国家民族。一定程度上搞爱国主义教育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把它作为我们教育的一个核心理念的话，这是很变态的。
　　　　
　　　　Q：国家的本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范：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我教历史的时候，发现历史教科书的谎言太多了。袁腾飞算什么？我在十几年前讲的比他过分多了，只不过没有人把我上课的东西向网上传而已，所以没有引起大范围的关注。但是在学校还是引起了很大风波。所以，我对社会的不自由和虚假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后来我做媒体，我认为媒体不应该整天宣传牺牲、感动、泪之类的东西。我知道你们新闻系可能讲反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但新闻本身的职能是反映事实真相、监督政府，尤其是反映事实真相，不是成天宣传什么牺牲与感动，也不是服务于政府的。
　　　　5.12之后，暴露的问题是非常多的，无论是房屋的建筑质量、防震救灾准备不足、灾害意识的不足，但在地震的时候哪儿都是“英雄”。英雄的比例是很小的，而且宣传出来的英雄，里面可能存在造假的成分。
　　　　所以我认为，一个社会、一个人如果想更好的话，首先要回归真实，让我们真实的面对这个世界。你真实地面对它，你才可能解决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以前我学历史，我有很强的耻辱感。别人骂我无耻什么的，我说：你不知道我十几年前就为这个民族感到羞耻。这种羞耻对我的内心挫伤很大。长久以来，我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我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结很强的人。
　　　　中国一百多年来在哲学、思想、自然科学等方面、总的来讲很少作出重大贡献。我们中学书上的数理化全是老外搞出来的。近百年来，我们中国未为世界贡献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没有一个。
　　　　作为中国人，我感到很羞辱。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国的水平不如美国和日本。这个是很糟糕的。（指着书架）这一排全是老外的东西，不是我不想看中国人写的，中国人写的都没什么好的。中国有谁能写出像康德那样深邃的思想，让我读起来很困难的书？中国人缺乏创造力，让我很受伤害。
　　　　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至少从现实来看，中国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之一。
　　　　
　　　　Q：中国是一个野蛮的国家？
　　　　
　　　　范：对，是个野蛮的国家。这是我的第二个看法。苏联也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是人家的科技、军事可以搞得那么先进，而且即使在苏联时期，文学艺术也很厉害的。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都是很厉害的。甚至包括音乐方面，肖斯塔科维奇这些人也是很厉害的。电影，塔可夫斯基的艺术电影能达到这种高度。（中国）十几亿人口，我感觉真是一群废物。
　　　　第三看法，中国的历史让我很难接受。我觉得我和鲁迅有很相似的感觉，他不能接受中国有文明以来的历史。四千年以来的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我尤其不能接受的是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历史。这个民族怎么这么多灾难？那么多战争？那么多死亡？
　　　　鸦片战争以后本来想西方学开放，搞了百数十年，最后又回到了极度地封闭、极度地排外、极度地抗拒现代文明。
　　　　所以，我们这个国家成天在鼓吹什么崇高，我就觉得很邪门。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在道德底线以下。我跟很多人说过，每个人都不是道德的尺度。但如果一定要如那些指责我的人一般也以我自己为尺度，那么没有多少人能和我谈道德。中国有八千万人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他们在宣誓的时候都在撒谎。
　　　　你们跟我说：教师职业是神圣的。我说：不，教师不是神圣的，但宣誓一定是神圣的。你认为宣誓都不神圣，你就没资格跟我谈道德。你什么都可以当儿戏，那还有什么对你来讲是神圣的？
　　　　这样，中国有八千万人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绝大多数腐败的政府官员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你们成天充当奴化教育的帮凶，应试教育的机器，摧残学生，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道德？还有那些炮制假新闻的人，一门心思做奴才顺民的人，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人，高喊崇高却还没为正义而死的人，甚至连交通规则都不遵守的人，他们真的有资格谈道德吗？当然，如果他们不以自己的道德观为标准来谩骂我，我自然也不会轻易去指责他人。说说而已！我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喜欢苛求他人！
　　　　我们社会存在的真实和言说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裂缝。我们嘴巴里言说的准则和实际的意图、行为之间有着极大的分裂。这是我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当然也包括戳穿新闻媒体的虚假。地震的那一瞬间是千奇百怪的，很多人就是房子没垮，自己跳楼摔死了嘛！这些媒体都应该反映出来的啊！还有一个四川的厅长，地震时候拿着垃圾桶盖在脑袋上，也有啊！不是看到的一片泪流满面、一片感动。这就是不真实。不是靠虚假的东西达到善的，虚假的东西营造不出美好。
　　　　我是学历史的，特别求实，不会乱说。我没有见过汉旺救灾，我说我自己可以吧？我用我自己来表明，当时没那么多英雄。
　　　　我觉得很多人在宣传谭千秋，当时感觉似乎总是对我有一种暗示：你在这种重大的灾难时刻，应该为学生牺牲。我感觉到这样的宣传给我一种暗示。
　　　　比如说，一个歹徒提着刀砍学生来了，我必须上去和持刀歹徒搏斗，哪怕以生命为代价。如果一个歹徒拿着冲锋枪进来了，我必须堵着枪眼。
　　　　我认为作为一个老师我没这个义务。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警察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
　　　　后来我到长沙电视台，和很牛的一个主持人辩论，他说他觉得老师有这个义务。我当时反驳他，说了两点。第一，我觉得老师不神圣，倒是你们主持人、记者很神圣，应该为中国争取新闻自由而献身。
　　　　
　　　　Q：这段被掐了吧？
　　　　
　　　　范：肯定。第二，如果你真的认为我有这个义务，那我认为你很残忍。你们既然让我负担这个义务，给我佩枪噻！冲锋枪来了，我他妈的提着一个板凳跟冲锋枪对抗啊？而且我认为你们有一种嗜血的冲动，一听见死了人就兴奋不已。
　　　　所以我认为他们把这作为教师普遍职业道德的一种暗示，好像我应该有在地震时用身子扛住钢筋水泥的义务。有人说，你的学生好在没死。我说死了又怎样呢？难道是我造成的？
　　　　假设我在聚源中学、新建小学或北川中学活下来了，我就有罪？不是这样的。
　　　　我认为他们在塑造一种教师道德标准。我当时跑是一种本能，怎么可能有意识的选择呢？但我在叙述里面包含一个说法——我也有生命权。我说的“母亲”那段话的意思是：任何人和我的生命都是平等的。除非我负有特殊责任，而教师对学生是不负有牺牲生命责任的。我不是警察、军队。即使是警察、军队，救灾也不是以生命代价的——余震来了赶紧撤。不是警察的命不值钱，他们的命就该牺牲。这是一个政府、一个社会野蛮的表现，不重视生命的表现。那段话的意思是：我和我母亲的生命是平等的，如果我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也有权利首先保护我的生命。
　　　　我认为，政府和媒体对教师牺牲的宣传也在里面。死了那么多学生，民间义愤很大，这种情况下，政府操控媒体，塑造教师英雄。“其实教育战线表现的不错。你看，那么多的老师英勇牺牲”，就这样树立教育这个行业的良好形象，以掩盖学校房子垮塌的事实。“你看，我们这里很好啊！”我认为，似乎教师在为政府部门的失职买单。
　　　　我说我不牺牲，就暗含这么一句话：咱不为你买单。房子垮了是你们的责任，这不是我修的，我不为你买单。这种暗含的话要靠别人去解读，后来我又从中解读出很多。
　　　　
　　　　彻底颠覆中国的伦理
　　　　
　　　　Q:您当时写文章时，有没有想到可能要付出这么大的牺牲？
　　　　
　　　　范：这个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牺牲，这种谩骂攻击是我很瞧不起的，根本不可能对我构成伤害。如果你们真正强大、真的有道理，就不需要这么气势汹汹。我读了这么多书，很有理性的人，你只要心平气和的给我讲道理，有道理了我就接受。
　　　　我当时写出来的文章，发到了博客，还发到了我长期的两个论坛，一个教育论坛，一个天涯。发的时候我估计论坛里会有人骂一骂。
　　　　
　　　　Q：写文章的时候就想到了会有人骂？
　　　　
　　　　范：当时我想以这种叙事的方式引起争论，我认为中国的伦理观是有很多问题的。
　　　　中国目前的政治伦理观是隐藏很多陷阱的。其实我这篇文章有很尖锐的一个意图：我想引起讨论。但我没想到会骂得那么凶。
　　　　那时全国的人已经感动得疯狂了，被媒体忽悠得已经失去理智了。突然我的文章出来，他们觉得特别不能适应。他们骂的凶狠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五岳散人、杨恒均这些人（反对我）；我没有预料到后来电视、报纸媒体介入，我也没有预料到各大网站的介入。
　　　　记者说，其他媒体肯定是要介入的。我说，那就说明我对媒体已经不敏感了。我好多年不在媒体（工作），已经不敏感了。
　　　　
　　　　Q：您刚才说到挑战伦理的问题，挑战的只是当今时代的伦理，而不是中国的传统伦理吗？
　　　　
　　　　范：这两者有共同地方，也有差别。中国的伦理里面从来缺乏权利的正义观、缺乏个人主义的权利观、缺乏自由选择的价值观，从这一点来讲，无论是中国传统伦理还是官方的伦理，都是同样的。我说牺牲是自由选择，很多人不能理解。在底线道德之上，人们行善，乃是由人们自由的意志趋向于善。康德伦理学和宋明理学是不同的。康德伦理学是建立在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承认的基础上的。人们之所以强调应该为善，乃是因为人们可以为善、可以不为善、可以为恶的情况下选择了为善。人们有选择的自由意志，才有所谓善和恶。
　　　　遇到老虎吃人，你不能骂它很坏。它没有选择，吃人就是本性。人有自由意志，中国传统伦理观从没给自由意志留余地。
　　　　
　　　　Q：也就是说您反对的是核心层面，您不是完全反对中国的传统伦理吧？不是完全的、彻底的颠覆？
　　　　
　　　　范：实际上是彻底的颠覆。中国的传统伦理是什么？中国的传统总的来说是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伦理观。古希腊在两千多年前，血缘氏族就开始解体。如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把它当作哲学来看，而是作为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伦理的变化的理论，它有相当的道理。古希腊是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的城邦，而一个社会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自然农业经济走向工商业经济时，必将出现伦理观转型。
　　　　我读大学时有一种强烈的失去故乡的感觉。鲁迅的《故乡》核心在哪里？就是失去故乡。整个世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都会出现一个故乡的失落。这种失落其实很大程度在于我无法再归宿一个群体性的存在，因为我家庭血缘做为一个整体归宿崩溃了，我变成了一个独自面对世界的个体。于是，就从宗法血缘制的伦理向现代个人主义伦理的转型，对于中国，还有从等级伦理到平等伦理的转型。
　　　　所以，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挑战肯定是整体上的。不是每一条都反对，但是核心是反对的。
　　　　
　　　　改革中国的教育是我的使命
　　　　
　　　　Q：我们前一阵子采访了谭千秋的女儿——谭君子，您到底是怎么看待谭千秋老师的呢？
　　　　
　　　　范：我认为谭千秋的英雄形象可能存在被建构的成分。他的故事是根据挖出来的情况作出来的一种想象性复原和建构，就像我们根据考古发掘建构历史，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根据杂乱的事实而建构的规律一样。如果从休谟的观点来看，存在的只是事实，因果必然只是我们的解释。如果他确实是自觉作出的选择，自然值得钦佩，但不可被神化。人是很复杂的，对谭老师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很感兴趣。正如我对日常生活中真实的雷锋也很感兴趣。
　　　　不仅仅是牺牲生命才叫做牺牲，牺牲名誉、牺牲经济待遇都叫牺牲。我跟他们说，我选择在中学教书，刚开始300块钱。但是我坚决反对别人认为我这种选择是一种美德或崇高。很简单，如果我不这样做，我根本不快乐。
　　　　很多人总是把“崇高的选择”从对他人、社会是否有利的角度来考虑，其实这种选择对我来讲是快乐的、是幸福的。不仅是因为这样选择对中国教育有利，也是因为尽管这样选择我有痛苦，但是我不得不如此，这是我的使命。改革中国教育，使中国变得自由，这是我的使命。
　　　　
　　　　Q:说说您这两年大致的历程吧。今天距离您发表文章正好是两年。
　　　　
　　　　范：我从一个普通的老师变成世界名人了。我觉得这个很奇怪，这很强烈的体现了现在媒体时代的荒唐。
　　　　我在5.12之前思考了很多，经历了很多，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就是没有人关注你。但你说的几句话好象是反面的东西，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你在最艰难的时候，苦苦追求教育理想的时候，没有出名，写了一篇文章出了名，我觉得很奇怪。
　　　　我很多朋友的看法就不一样，他们认为我是迟早要出名的，只不过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出名。因为我一直很特立独行，我一直在追求教育理想，同时他们认为我在学术思想上终究会有造诣的，包括在文学研究这些领域。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认为我会出这么大的名。其实你学术搞得再好，也是小圈子的。我也不可能像于丹那样去做讲座，说老实话，那样的讲座我也不屑于做。
　　　　后来《南方都市报》想采访我，我不给他电话。当时我想，如果我不提供他们继续炒作的材料，这个事就会淡下去。但是后来我想，我怎么能把这个形象定格在历史上呢？我必须出来说话。如果一年两年之后我再出来说话，人们不再关注我，这一个形象就会被钉死，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
　　　　凤凰卫视之后，我就接受媒体采访。上午是报社、电视台、杂志，还有什么BBC呀、美国公共广播电台啊、日本朝日电视台啊之类的，好滑稽的感觉。
　　　　后来我的想法有改变。我突然想：我为什么不借此机会传播我的观念呢？平时写文章写得网上没什么人看，现在到处都在采访你，比如说《经济观察报》、《南方人物周刊》和《南方都市报》，那你就借他的采访把观念说出来噻！尽管有些东西他会删掉，但是总会出来一些的。所以这时我对媒体的态度就变了——从不愿意到主动配合。
　　　　
　　　　凤凰卫视是一个契机
　　　　
　　　　Q：您以前在媒体干过编辑工作，5.12后您成为全中国的媒体关注的焦点。您觉得哪一次和媒体的接触让你更理解媒体，或者说更懂得怎么去运用媒体？
　　　　
　　　　范：我觉得还真是后面这一次，我做媒体的时候呢，不是很能进入中国媒体的这种状况，因为我觉得我是比较彻底的一个人，我没有自我扭曲的能力。比如我去《成都商报》、甚至是《南方周末》，说出一点话，保留一点话，我是不行的，要说就说彻底。我原来在《中国经济时报》，真的很痛苦，我觉得就是自我阉割，我觉得很爽的话要删掉，太痛苦了。后来我去《广州日报》，觉得足球新闻可能自由一点，可以骂球员，可以骂教练，甚至可以骂足协主席。但是这个商业化，比如说做标题，怎样的标题可以吸引人，于是就要夸张、无中生有、歪曲，这也是我当时对媒体的理解和感受。媒体要受政治的影响，还要受商业化的影响，我觉得不行，好无聊呀！好压抑好郁闷啊！
　　　　但在这次事件中，我觉得第一个是人们心中的真实不是现实的真实而是媒体传达的事实；第二是并不是在媒体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事实就是重要的事实，而是媒体把它变成怎么样的事实，是那些被媒体选择来报道的并且扎进去报道的（事实）也许覆盖了很多事实。所以媒体的选择和它介入的重心有一个遮蔽的效果。
　　　　BBC的采访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没有问我的观点这类东西，而是问我当时是什么情况，他只关注这些事实。中国的媒体总觉得自己承担着一个道德法庭的感觉，缺少一种以事实本身为主的感觉，而且也会出现为了商业利益而歪曲事实的情况。这种扭曲来自政治，也来自他们不适当地认为自己是道德检察官的原因，其实他们应该以传播事实真相为首要目的。
　　　　我对媒体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力量，媒体可以把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突然之间变成一个众所周知的名人，媒体的力量还是很大的。这力量不是只有负面的，我以前觉得媒体很无聊的，现在我觉得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如果他想对一个社会产生影响的话，他要接受媒体、利用媒体。你的思想、声音怎么传达出来？你没有任何手段能比媒体更广泛、更有影响力，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媒体也可以是有价值的。而且媒体利用你，要让读者喜欢看，它一定要把你扭曲一点、娱乐化一点。
　　　　
　　　　Q：您觉得对您的报道也有扭曲的一面？
　　　　
　　　　范：对，但我觉得这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你如果要利用这个媒体，就要明白，如果不扭曲，对媒体本身是不利的。所以知识分子要放弃原本一些僵硬的态度。另外我觉得，你要反抗传统的观念，你怎能不去争夺话语的权力？
　　　　
　　　　Q：您曾经说凤凰卫视是一个契机？到底是怎样一个契机促成了您的转变？
　　　　
　　　　范：凤凰卫视通过天涯博客发短消息联系上我。当时我也在犹豫，我给我的好朋友打电话。有人主张不接受采访，认为我的性格不合适，如果被激怒了，失去理智，对我的形象更不好。当时我看不到凤凰卫视，我不知道《一虎一席谈》是个什么节目。而另一个朋友说这是你的一个机会，电视媒体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我觉得很对。电视是很直观的，就算有编辑裁剪，毕竟是我说的话呀，直接陈述我的观点。最后我决定，还是接受吧。接受之后的效果呢，朋友第二天晚上看到一半就发短信跟我说，效果非常好。其实到现在完整的那期节目我也没有看过，我确实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后来效果出乎意料的好。这对我就有很大的影响，我可以利用媒体呀。为什么要让别人来说你而不是你去说自己呢？我觉得不出来说是失职。后来记者来采访我都很配合，包括《时尚先生》。
　　　　
　　　　Q：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今天还是遇到地震，您会不会做出新的选择？
　　　　
　　　　范：今天我们上课都在板房里，我也许会说大家蹲到课桌底下，因为现在板房嘛，塌了也没事。而且当时是第一次，一方面是恐惧；另一方面是没有经历过。就像今天让你去主持春节联欢晚会，你也会紧张。但如果你天天主持节目，你还会那么紧张么？
　　　　（子池对本文整理亦有贡献）"

[ 本帖最后由 qiongao 于 2010-11-11 20:2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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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qiongao 于 2010-11-17 23:2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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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7 四川电视台的“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特别节目。面对镜头，林浩说：“有两个同学压在我身上，我使劲爬出来，又把我的同学拉出来，2个都昏迷的，我把他背出去，把他交给校长，校长又把他交给他妈妈。” 记者问：“你总共背出几名同学？”林浩：“是背出两名同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记者问：“你这么小，能背得动吗？”林浩：“能背得动。” 很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转播了四川台的这则报道，播音员强调说：“林浩背出了两名同学。。。。。

北京电视台，录制2008年7月1日的《光荣绽放》节目时，他又亲口否定了自己之前的说法。现场有小朋友提问：“怎么都说你是背出同学来的呢？”林浩回答说：“这些都是报纸虚言，你们不要乱相信。我是用手推、用脚踹把同学推出来的，然后爬出来的。”
“


“林浩救人的情节本身就很荒谬，他从废墟爬出来后，又跑回废墟，救出个同学，(先说是背出来，可能被质疑太多，后又改口说是拽，蹬出来)，到了废墟外面的安全地带后，交给了校长，然后再次返回废墟下面，又救出个同学(还是先说背出，后又改口)救出来后再次交给校长。
　　
疑点：非常荒谬，不符合逻辑。校长这个身体健壮的成年人，只是在安全地带接收林浩背出来的人，等着年仅9岁，体重40斤的林浩救出同学后交给他，那这个校长真的比‘范跑跑’还可恶。”
　　
“林浩一直只说救出同学，虽然救人数字最后终于统一，但是只说是一个男同学，一个女同学，所以人们质疑，难道林浩连自己同学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吗？因为林浩知道含糊其词的说救出过人，和有名有姓的说救过谁，前者无据可查，后者很容易查清是不是说谎，因为林浩班级仅幸存10个同学。很容易调查。”
　　
“但是在网上还是找到了没被蒸发掉的采访视频和新闻稿件。”
　　
“首先是引用媒体关于林浩所在班级的受灾后情况介绍：
　　(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中心)小学二年级2班(共)32人。
　　班主任：张米亚，“5?12”大地震抗震救灾十大英雄人民教师。
　　林浩，男，班长（自述）头皮肩部伤，抗震小英雄，后来身份被弄到映秀渔子溪小学二年级。
　　杨锐，女，副班长，50小时后获救，（是）赴京参加活动的部分灾区儿童，（并被介绍）典型事迹。
　　周玉烨（周怡叶），女，学习委员，县“三好”（学生）。27小时后获救，(获)“折翼天使”（称号），（见）教育部关于表彰第三批中小学抗震救灾优秀学生（名单）。李茂的弟弟的女儿被迫截肢估计是周玉烨。
　　王悦，女，盆骨骨折。
　　杨茜睿，女，被埋（后）获救。
　　柴正东，男，小队长，音乐委员，林浩曾说是他（林浩）挤蹬出废墟的被埋获救林浩的同学。柴正东悄悄告诉记者，林浩喜欢吃零食，还喜欢和女同学开玩笑，经常被女同学追着全校乱窜，然后躲进厕所不敢出来。
　　吴璟怡，女，左腿截肢。
　　郭雯（郭文），左前臂挤压伤。
　　余明高（余明刚），十几个小时后被救出医生准备对他进行截肢。
　　董泽伟，男，死亡。
　　李嘉贝，女，死亡。
　　李博永，男，48小时获救。李博瀚，男，获救后颅内出血死亡，估计和报道（中的）李博永是一个人。”
《新安晚报》的报道(2008年)5月27日(被林浩‘救’的柴正东其实是老师救出来的，周玉烨其实就是周益叶)
　　本报特派记者杨丹丹、郭娟娟成都都江堰报道
　　六一！我有一个小小心愿
　　‘我希望映秀镇早点建好，面打通山路的爸爸平平安安！受伤的同学早点出院’8岁的柴正东一口气说出了3个愿望。柴正东是映秀镇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地震当天，他在废墟里被埋了六七个小时，是老师把他救出来的，他告诉记者，班上本来有32位同学，现在只有几个人活着，受伤的都住在华西医院。柴正东在记者的采访本上认真地写出他们的名字：马海龙、何天、周益叶、王月、杨锐、胡强、兰小强。身为班里的小队长、音乐委员的柴正东，每年六一儿童节都要去学校唱歌、跳舞、表演节目，奖状也是少不了的。前两天柴正东还特意去华西医院看望了这些同学。他说：过几天他再去看这些同学，希望他们早点出院，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柴正东是映秀镇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地震当天，他在废墟里被埋了六七个小时，是老师把他救出来的。
　　最早的录象林浩提到3个人：周玉烨、张米亚、柴正冬。柴正冬其实就是柴正东。柴正东被埋6、7小时后获救，周玉烨被埋27小时后获救，你们还认为是有可能是林浩救的吗？
　　现有的录像中也是互有矛盾。小林浩自己就说不清自己是怎么受的伤，而且居然连是谁把他救出来的都和校长说的不一样。校长说是听到林浩喊他，去把他救出来，也就是说是校长救的，可是林浩说的是叔叔救的。
　　在一个采访视频里，他也说了他头上的伤是被别人挖出来的时候受的(伤)，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只把林浩救出来而不救林浩旁边的2个同学？留着让林浩救出来做英雄？
　　而在另外一个视频里，他说他在救人之前没有受伤，是救人之后受伤的。
　　而且林浩其实是映秀小学的，但是后来其身份被报道是鱼子溪小学的。
　　‘小英雄’在之前的视频里说自己背同学出来的，后来的视频里‘小英雄’自己说背同学是虚言，是谣言，是他一个用手推一个用脚顶出废墟的。奇怪为何映秀小学不揭开这骗局，由他胡说。‘小英雄’(林浩)如何把身份弄到渔子溪小学去的？小英雄也有指标？一个学校只能一个？
　　其实林浩造假的真相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虽然主流媒体不会去揭穿这个所谓‘小英雄’，但是真相早已在每个人心中。林浩的事情让我想起那个‘淳朴农民’周老虎。
　　历史何其相似，只是撒谎的主角年纪更小，胆子更大，心理素质更好，不知道这算是中国的进步，还算是中国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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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无耻的人必定会用最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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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酷上“一虎一席谈-范美忠”也被屏蔽了，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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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7,那个视频是才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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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qiongao 于 2010-11-17 23: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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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页有，3页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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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我们不相信自己的本能，却要相信所谓的专家去写逃生常识呢？国内很多人还停留在抱一盆水进火场灭火的阶段（克拉玛依大火中的王艳老师），对救人道德深信不疑，以为自己能救人，却耽误卿卿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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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猪肉得常识，与时俱进说逃生



最近我收到三封邀稿来信，希望我写一些逃生常识。我很纳闷，为什么我自己从来没有看过美国人写逃生常识呢？逃生，是一种本能，网上的逃生常识还少吗？为什么现在需要逃生常识，或更新逃生常识？为啥我们不相信自己的本能，却要相信所谓的专家去写逃生常识呢？这里我试图用自己的思考来回答这几个问题。


为什么美国人不研究逃生常识？因为责权利分开得比较清楚。我用了你的空间，你必须保证我的安全。美国有严密的法律体系保障客户的安全，因此不大研究个人在火场的表现。而且，推荐别人的逃生方法，有误导嫌疑。万一当事人按照你所说的办法，却死了，该如何承担责任呢（上海商学院大火中有人建议跳楼，结果是可以想见的）？所以，美国的火场调查都是追溯性的，过去发生的如何如何，不敢预报未来将如何如何。有经验的老资格公司员工，在外面讲座的第一句话是，我的个人看法，与公司无关，让公司撇清关系，免除未来公司作为自己的老板卷入官司。一般，火灾损失很少告个人（因为没有油水，划不来），告公司么？当然深究。美国罗德岛俱乐部大火中，有当地电视台制作录像，在撤退过程中，边走边拍，似乎没有耽误时间，然而律师不这么看，现场100条人命，每人得到35万美金的赔偿，这是庭外和解的结果。就此而论，我敢写逃生常识么？


逃生，是一种本能，网上的逃生常识还少吗？实际上，几乎人人都有一定的消防常识，“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所以人人都自认懂得消防常识是很自然的。火灾发生了，你该当如何如何，这种逃生常识网上却是很常见，但有两大缺点：一是想当然尔，没有经过实践考验；二是缺乏变化，按照逃生守则行动，死定了！因为逃生常识不可能覆盖所有的可能，如果你一定要按照规定逃生，而火灾刚好发生在你计划逃生的大门口呢？所以，逃生之时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加以变通，为此你需要认识火灾，认识建筑，而不是认识逃生。网上所列出的一二三四五，我还真不敢说它们有毛病，就是不能套用，也记不住。有哪一个普通人（除了身负安全责任的当事人）会认真细读逃生常识呢？为此，如果我们需要逃生常识，需要把常识寓于鲜活的案例，而不是单调的规则。美国规范的规则多，除了吃这碗饭的人，谁也不会去深入阅读，那么这样的逃生常识谁会去认真细读呢？书到用时方很少，逃在灾前始觉迟。


为什么现在需要逃生常识？逃生教育代代有，只是当代要求高，为什么呢？第一，我们周围的燃料不同了。计算一下国内的化工产量就知道，国内的人工合成材料产量急剧上升，意味著燃料的堆积越来越多。任何经历这一过程的国家都会产生严重的消防问题，美国1970年代也曾面临相同的困境，最后通过科技进步和宣传教育来解决。相比之下，我国的火灾发生率低（缺乏燃料堆积），火场伤亡率高（缺乏逃生常识），这是重复经历社会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问题。第二，我们周围的环境更危险了。农业社会，生产水平简单，很难有很大的群众活动需求。随着物质水平的改善，人民的精神需求也相应地得到提高，在不断增长的群体活动面前，原有的活动设施不足以满足群体活动的需要（因为人口密集），所以带来很多踩踏问题，尤其是校园踩踏问题。第三，我们的消防制度有缺陷。08年公布的经过更新的消防法，仍然没有把职业消防的地位确立下来。稳定的职业消防队伍对于维持技术认识水平，推广消防科普教育有动力。在过于流动的消防队伍面前，我们可以得到的消防常识是非常粗浅的，因为老师的认识就无法深入；第四，我们的安全缺乏经济的保障。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生命价格非常低廉。保险公司对生命价格最敏感，无论是南昌幼儿园大火中一条命6000元还是上海商学院大火中的一条命1万元，保险的生命价格太低了，所以保险公司对于全社会的火灾安全问题是漠不关心的，我们周围的安全水平只能依赖消防工作者的行政管理，而不能有保险公司作为经济杠杆的监督作用，这样很容易产生种种漏洞，这是国内很多灾难事故的背景原因。这次上海高层大火，保险公司很开心，虽然有赔付，但太少了，相对于损失不值一提，而保险公司得到的回报却很高，这是生命价格低廉，发展水平低下导致的结果。


为啥我们不相信自己的本能，却要相信所谓的专家去写逃生常识呢？国内很多人还停留在抱一盆水进火场灭火的阶段（克拉玛依大火中的王艳老师），对救人道德深信不疑，以为自己能救人，却耽误卿卿性命。错误观念带来的是血淋淋的教训，因此我们需要不断补充和更新自己的消防常识，以适应国内经济迅速发展的需求。以人为本，一方面强调责任人的赔偿义务，另一方面，对个人素质和要求更大了，自己的过失是得不到赔偿的。我们不但要积极投保（防止因自己的过错而得不到赔偿），还要积极学习逃生常识（避免自己被别人的愚蠢错误所耽误），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依靠集体，只能是接受低廉的赔偿；以人为本，有可能得到高赔偿，也可能什么也没有。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是不会为非自身过失的灾难出钱的（上海高层大火中，上海市政府是以保险公司的形象出现，而不是责任人，这里文章很多），受害方只能从责任方通过法律手段获得赔偿。国内法规的发展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所以我们需要更新自己的消防认识，加强自己的责任。


老实说，我对逃生既没有“吃过猪肉”（直接的逃生经验），也没有“见过猪跑”（间接的逃生经验），只有一点课堂理论，属于“分析过猪肉”，懂得“猪鼻”和“猪腿”之逃生功用的理论工作者。网上的逃生经验，一看就知道作者不懂火灾动力学、建筑逃生设计、灭火理论和火场人类行为学，这种常识没大错，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没有深入理论的支撑，和老中医的理论差不多。如果我写逃生常识，应当是认识这四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你应当在火场如何如何。汶川地震以来，为了支持我的“逃生有理”的主张，我收集了几百个案例，研究了几万人的损失经过，发现灾难之中，几乎人人都是范美忠，只不过大家都没有机会像范那样说话罢了。在我的随笔写作中，我也只敢分析过去逃生之经验，不敢提供未来逃生之建议。生命重于泰山，理论高于实践，预防需要知识，责任依赖真相。



有道是，逃生常识依本能，火灾风险看燃料，逃生成功赖环境，分析猪肉得常识。



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87205

qiongao

谁是当今真英雄？



我想王铮老师可能没有看懂我的意思，以为我是反对谭千秋，不是。我是反对任何对牺牲英雄的炒作，因为英雄也有眼泪，炒作英雄会让人看不到他们的眼泪，炒作牺牲会让我们的下一代不懂逃生。谁没有未成年儿女，有谁愿意自己的儿女去当牺牲的英雄？救人和逃生本来就是很困难的伦理学问题，谈救人很容易，所以我国未成年非正常死亡率高高在上；谈逃生不容易，我们的消防队员自己都不能在火场生存，更没有充分的制度保障他们去校园宣讲逃生常识，因此我们的下一代缺乏逃生常识。如果不懂逃生的人却想当英雄，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翻开国内的新闻报道，天天都有非正常死亡的案例，这是不当宣传的代价，虽然有人可能不承认这一点。

美国也有英雄，工作岗位的英雄很多，最有名的Red Adair，油田灭火英雄，李昌钰，火场调查英雄。前者工作危险，却老死家中，后者依然工作，荣誉不断，他们都是英雄。为什么我国一定要从死者中寻找英雄呢？一种解释是，他们的抚恤金不够，英雄称号有助于缓解经济困境，对此，没有人愿意反对。但是，如果大张宣传就产生问题了。第一，他们的牺牲原因可疑；比如新疆德汇大火，央视大楼火灾，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死者自身有问题，进而看出制度的问题。第二，相关的制度改进不敢进行。美国发生消防队员死亡的事故，都是请专家调研，全面评审相关的制度，以期加以改进；标准建设，从来都是事故推动的。我看不出我们的英雄牺牲对于国内的制度建设有明显的改进作用。第三，重视人的因素，有忽视环境，转移目标的倾向。大家都重视谭老师的英雄业绩，有谁关注导致他死亡的原因？地震虽然不可抗，但是造成死亡的建筑环境是可以控制的。当我们看到英雄事迹的时候，是否想到环境的作用？第四，对死者给英雄称号，让人忘掉了造成灾难的原因，懒于改进制度。中国的经济正在赶超日美，但是制度建设远远落后，我们的消防制度是建立在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消防制度之上的，现在日本的职业消防制度则远远超过中国了。每一次灾难，都是人祸和英雄不断，让人感到制度不重要，只要控制人祸，培养英雄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人祸论，是制度改革的死敌。牺牲的英雄，让人看不到制度的问题。

中华民族需要英雄，我们有默默工作的大量英雄，各行各业的创新豪杰，为什么要选择牺牲的英雄，让人无法模仿的英雄，让人不愿跟从的英雄加以宣传呢？我对谭老师的业绩不愿多看，因为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我们的下一代从中学习正确的常识，认真看待每一次牺牲。只有自己安全了，才能想到救人，这是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基本认识，为何国人不敢认同呢？我们快要进入发达社会了，当然需要学习发达社会的以人为本，具体说来就是尊重人的根本需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提倡英雄的行动。移风易俗需要英雄，但不是那些不能模仿的英雄，是兢兢业业，专注本行，并发挥出色，荣誉不断的英雄。谭老师的英雄称号，太容易了，也太难模仿了，还是少宣传一点吧。

求求你们了，放过我们的孩子！他们还不懂得逃生，更不懂得英雄，我们不要把自己都无法跟随的英雄强加到下一代的身上，让牺牲的英雄远离校园，让行业的模范得到孩子们的追随，让孩子们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这才是我否定宣传牺牲了的英雄的主旨和目的。

有道是，江山代有英雄，行业各有楷模，牺牲难以效法，逃生道德两难。

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77903

qiongao

难道只有东方的东西就代表现代化吗，别老是唯东方马首是瞻，东方很多东西都是糟粕很落后，别老是瞧不起别人的西方文明！

qiongao

引用:

原帖由 tianzu 于 2010-11-28 20:07 发表 关键是你怎么看待的问题，如何识别，不要全接受也不要全盘否定，总之西方化不代表现代化！

东方化代表现代化？

qiongao

还是别忙去掉别人的糟粕，您还是赶紧把自己的糟粕去掉吧。
谁说过“**一切都是好的”？世界上有这种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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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

访吴敬琏谈顾准，吴认为，顾准的意义在于：“他明确的讲到，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凡承诺这点的，号召人民投身建立理想大同的，都是打着貌似美好的幌子，实行真专制，真独裁，真压迫，真愚弄”。吴敬琏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中国需要顾准这样真正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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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美忠：中国有八千万人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他们在宣誓的时候都在撒谎。你们跟我说：教师职业是神圣的。我说：不，教师不是神圣的，但宣誓一定是神圣的。你认为宣誓都不神圣，你就没资格跟我谈道德。你什么都可以当儿戏，那还有什么对你来讲是神圣的？这样，中国有八千万人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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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闲时写过一篇文章《我看范美忠》，大家都说写得好玩，这次再碰到类似的一个作业时，就一点都不好玩了。喜新厌旧是我和他的接头暗号，跟范美忠一样，我也无法接受重复自己，昨天那张旧船票已经登不上今天他那艘破船。于是乎我决定当一回画家，用素描的方式，“画”一个范美忠。

　　画他不能不突出他的嘴，他有一张大嘴，热气腾腾肉欲十足的大嘴。四川有句俗话，“嘴大吃四方”，在他这里要改为“嘴大说四方”。在朋友中说，从文学到历史，再从教育到电影，最后从认识论到哲学，现在已经到了神学；在学校说，从自贡到杭州广州再到成都；在媒体上说，从国内说到国外，从网络说到平面，再从平面说到电视。最后，2008年地震时，他把自己说成了“世界名人”。如果要给这副画命名，我想可以叫作“我说故我在”。每次复习电影《九品芝麻官》看到周星驰对着大海练口技将鱼虾说得炸起来时，我不由得想起了远方的范美忠。

　　我这里并不是影射2008年地动山摇那件事，更不是暗示骂他的人是臭鱼烂虾，而是说范美忠在教室里时常掀得河翻水浪。用叶芝、昆德拉、海德格尔、李泽厚作为下河前的准备活动，安东尼奥尼、伯格曼、基斯洛夫斯基也不过是一点小风小浪，真正的风浪是人现在突然玩儿诸子百家，一个豪华转身、一个古典巨浪。于是，许多没见过风浪的学生被他打晕了。曾是他学生的2002年四川省理科状元谢茜同学曾这样回忆：“他大谈鲁迅穆旦陀斯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卡夫卡艾略特人间词话。他曾经倾情地为我们朗诵穆旦的《春》，还曾请来他的一位朋友为我们讲那些陌生的音乐，讲谭盾、叶小钢……他比其他任何一位老师都看得远、为我们考虑得远，因为他没有任何功利的追求。在相对轻松的高一，他让我和很多同学疯狂地迷恋上了文学，我和朋友从学校图书馆“挖”出了《人间词话》和几本诗集，读着、谈论着。”一个高中理科生不迷恋刷题而是迷恋王国维，明显已经七荤八素找不到北了。

　　我想，他一定对于自己能把学生侃晕了感到过得意，因为在我刚刚认识他时，明显感觉到他很享受话语快感，我算是一个轻度话痨，而与他相比我几乎可算作沉默寡言了。有时我突发奇想，如果在战争年代要逼迫他招供用什么办法好呢？也许把他关在单人牢房就可达到目的。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我很可怜他，人都孤独到什么程度了才会逮着一个人就释放自己的内心！别人玩孤独冒充后现代其实过得滋润，而他则是痛恨孤独却不得不孤独，“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在林荫道上来回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这诗貌似里尔克剽窃范美忠，而实际上是里尔克挠到了范美忠的痒痒肉。

　　这样一个通过说话体验存在的人，忽然有一天郑重告诉我，其实课堂上老师应该少说话，把课堂还给学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冷笑话。发生这一幕大约是在2005 年，那时，他突然对课堂感兴趣了，言必称后现代课堂观，居然能够反省自己原来的课堂观落后，还见谁就给谁推荐多尔、佐藤学等。他属于那样一种人，不感兴趣时，他连眼角的余光都舍不得给你，一旦感兴趣他就成了最狂热的警察，从外到里每一个细节都想了解到。假如他突然对伯格曼电影感兴趣了，他会买所有伯格曼电影的碟，然后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三夜，昼夜不停的看，直到全部看完，中途绝不停下来干其他事。上厕所除外。

　　所以，我饶有兴趣地看他究竟想干什么，看他如何克制自己在课堂上言说的冲动，看他如何在自己制定的纪律与他强大的天性之间挣扎。他曾经说过一句容易有争议的话，他说他是中国最好的文科教师之一。放在2005年以前，这话过了，那时说他是中国学问功底最深的中学文科教师没问题，甚至不加之一，但不是最好的教师，加上之一都还不够谦虚，因为那时他还是一个课堂霸权主义者，真正称得上最好文科教师之一，应该是他放低身段完全接受了对话式课堂之后。我们中很多人对于范美忠的新课堂观不太感兴趣，但是对于范美忠实践新课堂观很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范美忠真的在课堂上能够刹得住车吗？如果他能够管得住嘴，也许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在敌人酷刑面前打死也不招。

　　跟我一样有阴暗心理的人失望了。在上《孔乙己》《面朝大海出暖花开》时他从上帝变成了上帝的仆人，许多人在听完《面朝大海出暖花开》后感慨地说“从来没见过范美忠如此的低调！”这话暗示大家喜欢在课堂上夹着尾巴的范美忠。事实上，即使他夹紧尾巴仍然不免偶露峥嵘，在那惊鸿一瞥之际，人们已经感受到了他强大的侵略性。

　　为什么许多人喜欢范美忠？因为他有侵略性；为什么许多人反感范美忠？因为他有侵略性。在他强大的侵略性面前，生命力强大的人欢欣鼓舞，就象他就读于电子科大的一个学生感受的那样“他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而生命力弱的人则无比愤怒，因为通往新世界的门内射出的一缕缕强光让习惯了黑暗的人感觉刺眼。很多时候我们痛恨思想者，并不是因为我们不认可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不能接受在我们苍白干瘪的内心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瑰丽无比的世界，这样的落差会让人产生羡慕嫉妒恨，我们不接受的是落差。

　　他的侵略性源于思想裸奔的举动，比基尼让伊斯兰长袍感觉到侵略性，裸奔则让比基尼感受到侵略性，所以裸奔者范美忠让一切比基尼思想者自卑羡慕，进而产生一起裸奔的愿望。当然，仅仅是愿望。思想裸奔需要强大的内心作支撑，不是每一个人都欣赏裸奔，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实践裸奔，象“我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痛不欲生！”这样的话，很少有人会郑重其事地说出来，因为我们都是YY哥或者YY姐。

　　作为YY哥之一，我十分清楚我们这类人的特点：永远在准备旅行，永远都不出发。而范美忠是这样一类人，可能上半节课还在分析《红楼梦》，下半节他突然烦了，于是扔下粉笔就从此浪迹天涯。这点跟《月亮和六便士》里那个人到中年突然抛弃一切的思特里克兰德很相似，为了梦想可以放弃一切，为了他认可的真理可以与天下人作对，然后傻逼呵呵地站在被唾弃之地坚守自己的真实存在，做他的“思想烈士”。

　　我这样说是有依据的。当初离开杭州外国语学校起因于他的大嘴，有人告他反动，于是学校提出了劝诫，要么管住嘴，要么离开，结果他选择了离开。我认为收敛一下可以收获稳定的生活，为什么不呢？他以经济学家的头脑分析了离职的性价比，他认为通过说假话获得一个高薪教职带来的幸福感补偿不了扭曲自己后造成的心灵创伤，不划算，所以离职。当时听到这番高论后我很渴望跟他这样的人成为同事，因为有他在我绝对不会成为第一个被学校开除的人。

　　有时我想，也许在我们同情范美忠的时候，其实他正双倍的同情我们。我们都是假猎手，永恒地瞄着目标却永远不肯扣动扳机，而他想开枪就开了，管它准不准。开枪常失准头的猎手还是猎手，永远不开枪的猎手还是猎手吗？不如说是猎物。或许这正是他同情我们的原因。（2011年《教育家》杂志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