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绘画考级是考还是不考？
儿童绘画考级这个话题已经冷淡很久了，在经历了1999年的大争论后，现在突然又沸腾了起来，有人又把这件事情正儿八经地办起来了。儿童绘画考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件事情后面都有着什么样的动机？如果要帮助那些有兴趣在美术方面发展的少年儿童及其家长作出客观的评价，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厘清这个话题里面涉及的各个概念，把它们摊开来，放到炉火上烤烤，什么是真金什么是糟粕就会一目了然。有趣的是，这个话题的外延就不仅仅只是“儿童画”了，它涉及到艺术教育的方方面面。今天本报请来了中山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杨小彦、广东省教育厅教研室美术调研员周凤甫、广州市少年宫美术学校校长关小蕾就这个话题各抒己见，读者不难在各位专家的论述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首先，说清楚儿童画到底是什么，儿童学绘画的目的，甚至于大而扩之——艺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
杨小彦认为，定义儿童画，要从美术史说起。儿童画一直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儿童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被关注，当时正是欧洲殖民主义扩张时期。作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反动，开始了一种反思，以前在欧洲以外的都是野蛮文化，而现在欧洲人也质疑自己的文化是否就真的那么优越。一个特征就是重视欧洲文明圈以外的文化，重新评价一些原始形态的艺术，这种思潮落到美术上，就是原始主义的影响。紧跟着就是开始关注儿童，如克利开始发现儿童那种反成人模式的绘画有一种天真性的存在，开始在自己的艺术里有意识的模仿。原始主义带来了对儿童画的重新评价，在一战以后，欧洲先锋艺术界其中一种思潮开始认为他们那种所谓成熟的艺术样式代表着一种虚伪，那个年代有一种疯狂研究儿童画的热潮。
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如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就把儿童画进行了分类，这种心理学的研究至少给20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提供一种颠覆传统艺术样式的武器。所以儿童画作为一个画种的概念，一个被认识的对象，应该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文明中逐步衍生发展出来的。对艺术一个大的影响就是看到那种写实、成熟的形式与价值标准之外，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形式与价值为我们所认识。这个潮流越来越肯定儿童和少年时代一种自发的表达，赋予了这些表达一个价值判断。体现在儿童艺术教育上，就开始强调艺术教育的重要目标并不是成为艺术家，更不是获得那种写实手法，而是启迪儿童的思维，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美术教育一旦分级，一开始就摧毁了这种从一个由天性而出自由发展的阶段拉回到一个僵硬的标准框架内。”杨小彦强调说。
周凤甫认为国内教育界在理论上一些问题经过多年的摸索，提出“素质教育”这个概念是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如学校的艺术教育，它的根本目的就是一种国民素养教育。作为一个未来公民，他的素质结构中视觉艺术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键着眼点是人的成长、培养，人格的一种完善，艺术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有些看法是，既然存在着书画比赛的选拔，而音乐有考级，同属艺术范畴的美术也应该有考级。况且漫漫的求学生涯当中谁不是大考小考不断，还有高考呢，怎么就没有争议了呢？这些说法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标准的衡定问题，不同范畴里这个标准是否存在，存在的话又怎样拟订呢？
“以音乐分级为例，我一直有琢磨这个事情，音乐教育和美术教育有一个巨大的差别，那就是音乐不存在儿童弹奏法。”杨小彦说。因为音乐教育，特别在某个意义上一开始就是一个强制的成人演奏教育，并没有特定针对儿童的演奏法。
“应该让每一个要求孩子学音乐的家长引领孩子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音乐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杨小彦认为，总结而言音乐考级考的并非是音乐，其实就是演奏技法，我们现在全搞混了。其核心问题是，考级是凭演奏的技术评定的，我们把演奏的评定等同于音乐的评定，要明确文化层面、价值观层面的音乐和演奏学习的不同。音乐考级的弊病，或者给很多受众一个概念模糊的地方就是，把对演奏的分级转变成为对音乐的分级。同理，如果美术考级要建立一个级别标准，就要寻找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式，还是会走上视写实为唯一的路子。
“有人把比赛和考级混为一谈，比赛通常是一次性，对孩子的鼓励性质更多。考级就完全不一样了。”关小蕾说。
周凤甫认为比赛是“相对比较”，它是一种排位比较。一到考级这个标准就会绝对化，就只是一个绝对的要求，而恰恰艺术没有办法做这种绝对的要求。儿童画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儿童独特的心理和情感的表达，如果给他们一个统一的模式，一个量化的标准，那就不是儿童画了，就是一种“种植”出来的画面。每一级都有一个僵化的标准，仿佛是钓鱼的“诱饵”，一步一步进入这个陷阱里面完全丧失你自己了，逐渐把你引入一个死框框里去。
杨小彦觉得高考和考级是不能类比的，教育也有考试，并不能完全取消它，是因为有一些教学的内容是可以寻找出适当的标准来量化的，一般意义上，主要的教学内容都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这就是因为教学里有一定相应标准性的东西，而也就意味着有一部分东西是不可能有标准的。在艺术上，也会存在“可教的”和“不可教”的两部分，可教的艺术某种意义上都是某种技术，比如说我教你色彩学、教你构图的法则、教你各种技巧，这些属于技术性的内容是可教的。但是艺术的价值观、艺术的风格是不可教的。
“我对美术学院的教育长期以来有个看法，它有个特点，刚好把这两个颠倒了。老师在课堂上总是讲"不可教"的内容，老是说"这个感觉不对"、"这个感觉好啊！"，但是，却老不去讲那些"可教"的东西，”杨小彦说：“在国外还有油画的化学教授，教怎样去修复古画。由于构成艺术价值的核心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可教"的，才使艺术这个教育变得很微妙，很复杂。”
杨小彦还举了个例子，如陈丹青招油画博士的时候，觉得有些学生油画那么厉害，但是英语不懂却招不进来就表示很愤怒、要抗议，这里就出现一个麻烦，由于艺术到某个程度就没有绝对的标准，那就不能判断陈丹青招学生是有走后门还是没有走后门，可以个人说了算。所以说大学教育有标准化的教育，也有一部分是对价值观、创造意识的传达。高考考的一定是可以量化的东西，这才符合人才选拔的目的。另外高考的标准是不完整的，但是没有办法，找不到替代方案，在没有更好的方案替代以前，也只能是完善目前这个有毛病的方案了。
虽然很多人想要做考级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国家教育部门的规定又是怎样的呢？
周凤甫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针对考级，教育部在2007年就发了一个16号文，明确规定"学校不得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艺术水平的考级活动，各类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的等级不得作为学生升学、奖励的依据"。”在以人为本的情况下，实际上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的美术老师对考级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共识。
最后，我们不得不追问一下举办这样的活动谁是最大的利益者，这种利益大吗？也许清楚了这关键的问题，大家心里也就会更加明晰了。
周凤甫说：“实行考级的动机是什么？就是利益驱动，说白了就是遇到钱良心没有了。”他认为儿童画考级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提出来的，争论了多少年，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设立考级的目的。如果是一个社会现象的话，这个实际上黑白是分明的，从分析当事每个人的动机就可以看到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就是搞考级的老师让他们扪心自问，他内心也不会认同这些东西对儿童有积极作用。
广州市少年宫美术学校校长关小蕾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以前的规矩，我们8000学员每个都推荐的话，每人有回扣50元，就有40万元。而且自己不用主办，只是推荐学生去参加，真的做起来，少年宫可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她觉得这其实是社会艺术类的考级，可以一直到成人，但实际上最大的利益点就是少年儿童，没有这一块就没有利益可图了。
“这个昧着良心的东西我们不会去做。”她最后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