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封从德和《六四日记》
一、
封从德在2009年06月01日《世界周刊》的《21名通缉学生今何在？》中是这样自我介绍的：
六四后在国内逃亡十个月，感悟传统文化价值，遂弃理从文，出国后改读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历史系，1995年获硕士文凭。1997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研究儒教。1999年回法国撰写博士论文研究道教和中医，2003年7月获博士学位。以设计网路数据库为业。2005年8月至2008年4月在纽约“中国人权”工作，任新闻发言人并主持大陆联络。1998年出版《天安门之争》，主持“六四档案”网站至今。目前在旧金山主持“六四档案”网站（64memo.com），并积极参与人权活动，任中国真相基金会主席、民主教育基金会和“人道中国”理事。最近与周锋锁等人一起将六四伤残者方政及家人接到旧金山。其《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最近在香港出版。
《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2009年5月由香港晨钟书局出版，该书以日记体裁对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逐日进行记述。有人置疑：是当时的日记整理，还是事后的补记？若是事后补记，又如何能在20年后有如此详细的记忆？封从德在《作者前记》中解释说：
“本书是在19年前列出提纲，18年前写就的《八九民运备忘录》基础上删订注释而成。……本书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日记，称日记只是顺口而已，其实称备忘更准确。……于1990年底动笔，91年4月草就。当时担心日后遗忘，遂将所有所有关于学运的记忆逐日记下。……从2008年5月开始，断断续续地整理到现在，方才完成删节与注释。本书著重于外界不甚了解或多有误解的学运组织内部运作情况与决策过程，虽是个人视野，但用注记形式补充了350多条考订及相关事件的简述，可谓集十几年整理六四资料之大成。”
其所称“十几年整理六四资料”者，主要是：91年7月封从德组织的“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及93年由此整理出版的《回顾与反思》，98年因《天安门》影片为柴玲辩护而出版的《天安门之争》，01年开办“六四档案”网站（64memo.com）后收集的三千万文字。
1、《天安门之争》不在这里详说。有关《天安门》影片的争议另文介绍。
2、“六四档案”网站（64memo.com）堪称收集六四资料最详尽的网站，笔者曾多次浏览。网络连接不畅，浏览速度很慢，这些都是GFW在作祟。但该网站对非注册用户浏览下载有限制；五千幅照片，每幅都要打上“64memo.com”的水印；批量下载受限……甚至从网络得到的封从德所著电子书，都是图片PDF格式，无法进行摘录。更麻烦的是无法使用“搜索”，在撰写本文时，为查找书中的相关内容，着实耗费了太大的功夫！（我试着做OCR，但很困难，而且几无效果。顺便说，哪位朋友熟悉OCR并有意帮忙，可短消息联系，这里先行感谢！
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下载：http://cid-524522c9aafa9a39.skydrive.live.com/self.aspx/.Public/%e5%85%ad%e5%9b%9b/%e5%b0%81%e4%bb%8e%e5%be%b7%5E7%e5%85%ad%e5%9b%9b%e6%97%a5%e8%ae%b0%e2%80%94%e2%80%94%e5%b9%bf%e5%9c%ba%e4%b8%8a%e7%9a%84%e5%85%b1%e5%92%8c%e5%9b%bd.pdf
也许只是个人习惯或个人性格，不便也不应做什么评价，还是通过《六四日记》中的两篇序来看看战友眼中的封从德：
“大凡熟悉从德的人，都说他给人的印象是认死理的那种。……为1989天安门运动终日殚精竭虑者，首推封从德”——熊焱
“老封在同伴眼中是一个认准一个理坚持得近乎偏执的人，……不管你你认为他所坚持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你都可以相信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他的诚实就像一汪清水，清澈见底。”——常劲
首先是他的执着、诚实，之后是他“近乎偏执”的“认死理”。是不是还有些小气？
3、“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于1991年7月17-24日，巴黎，由17名流亡海外的六四学生参加，目的是“澄清事实，给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史料”；并依据录音，在“只减不增”“对史实有不同记忆而出现的不同版本一并录出”原则下，由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联合出版。本来对该书抱了极大的期望，待看过后却不免失望，非但没有“澄清”，反而搅进更多的矛盾和混乱。按封从德的说法：只有两个当事人，却会有截然对立的回忆。其原因呢，还按封从德的说法：“罗生门”是“因为大屠杀带来的责任问题，许多当年支持广场学生的人，轻则不敢承认当时的支持，或喜欢自己在一些私下场合也有劝撤的意思，重则不惜罔顾事实编造故事，来证明自己的‘理性’和英明。”
“大屠杀带来的责任问题”，居然成了参加运动的人回顾事实的障碍，这是怎样一种悲哀！也不知道对日后海外民运中权力归属的考虑，会不会也是造成“罗生门”的原因之一。屠杀的责任，毫无疑问，作为团体是执政党，作为决策人是党魁老邓。有谁真的觉得自己有可能要承担这个责任吗？有人会指责柴玲的“流血”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但我相信在正式表达中，没有人会让任何一个学生来承担屠杀的责任。但我也理解这种即便是个别人的指责，也会给当事人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
“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严格讲，只是回顾，而谈不上什么反思。在那个时间、那个形势下，由这些为“责任”所困的人参与，是不可能做什么反思的。会议也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充分强调回顾历史的客观性原则，以回顾对证事实为最主要内容，发言者不对史实作评价”。既然“不对史实作评价”，也就谈不上反思了。
如果“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都不能避免“‘罗生门’大量存在”，而只能使非当事人陷入更多矛盾和混乱，我想：对《六四日记》中的细枝末节进行深究，怕也难免陷入到更多的“罗生门”之中。
避开这些“罗生门”，我们看看《六四日记》的后记——《记忆的战争》（另帖发布：https://1984bbs.com/viewthread.php?tid=29574&extra=page%3D1），封从德说：“《天安门》之后，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完成博士论文，由此得到许多史学训练；二是投入这场记忆的战争。……于1998年出版了《天安门之争》一书。”简言之，一是立身，一是立言。
二、
先来看看“立身”。下面【】内文字引自《记忆的战争》，小标题为笔者所加。
1、“观音菩萨”
【……我们就去闯边境。大哥和我顺着田埂走，快到尽头时，突然从树后跳出两个士兵，用当地话问我们干什么的。……士兵说是专门“抓小道”的，很多北京来的学生就从这里跑出去。奇怪的是，我就在面前，只要问我一句我就暴露无遗，可他们始终就没理我，……
在往回走的途中，经过一片农田。正不知该走哪条路，见一农家妇女在耙地，另一块田里还有一些人。大哥上前跟她聊天装作土地调查，这位妇女开口就问是不是北京来的学生啊，又指着小路尽头大马路上的一个小棚子说：你看那边有辆吉普车，当兵的在抓北京来的学生。我们一看，20多米远处果然有辆吉普车在小棚子后面冒了个头，于是赶紧从另一条小路走了。
走了老远上到大马路，找到招呼站，准备坐公共汽车回去。……车在桥前被边防军拦住，上来一个个的查证件。我紧张到极点，假装掏兜，还好我上车时选了窗边坐不太显眼的地方，他们没查我就查后边的去了。他们查完后边走回来时，我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了，盘算着是装聋还是作哑。然而奇迹再一次发生，他们没问我就直接下车了。
……
大哥后来对我说：那个农家妇女就是观音菩萨化身。我没大哥那种确定，但几次化险为夷的经历，却让我不得不认真面对。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偶然，可在不到2个小时内，连续3次逃脱魔掌，碰巧的概率也太小了。科学讲眼见为实，摆在眼前的这些现象让我不能盲目否认。……这时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些问题。这之前他们劝我炼功我都没心情，这次我决定试一试。
……
……绝食时，一个中年妇女跑来广播站说：“我带来20几个弟子，有办法让你们绝食不会饿死”，我问怎么配合，她说：“你广播一声，学生们心里接受就行”。我跟阿婆描述那妇女的样子，她说就是她。后来大哥带回一本有几个气功师照片的书，阿婆指着一个说：就是她。我一看，正是到广场的那位女气功师。
……
炼功后，慢慢就有了很多体验，包括一些比较神秘的体验，……到后来都不想离开中国了，成天研究起子午流注。……
离开前一晚，……我向观音菩萨发了一个大愿，出去后要竭尽所能求取真知，然后回向有情众生。】
对轮子，本人的态度是：以马丁·尼莫拉为戒，尊重信众的选择，维护个人的权利，尽管完全不认同其教义。那么，对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观世音的善男信女，就更没得不尊重了。但是，
一个人尽可以相信在危难时是菩萨救你逃脱魔掌；也可以在下次——如果有下次的话，绝食时请女气功师来助你不会饿死；更可以从自己“神秘的体验”而去成天研究“子午流注”……我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如果有人因此而遭迫害，我仍然为之说话。
对一个诚心向佛的人，我会相信他的真诚，但我绝不会在危难时等待菩萨救赎，也不会在任何时候找女气功师，更没兴趣研究“子午流注”；而且，对该人由此所研究出来的一切结论，都会抱极大的怀疑。对一个真诚而偏执的人，怎么说呢，道不同不相与谋。
2、“价值与永恒”
【……我的导师是荷兰人，却在台湾做了道士，又在巴黎教了三十年书带了几十个博士。欧洲的道教研究就是他领衔主持，在世界道教研究领域他也是泰斗。他的中文名字很有意思，叫施舟人，颇有佛道渡人的意涵，也与原名schipper的意思暗合。施先生的人生经历非常传奇，父母都是基督教牧师，他自己甚至三次受洗。但二次大战严重动摇了欧洲的精神世界，他去巴黎卢浮宫本来是学艺术史，受到中国艺术的吸引开始研究道教，然后去台南认一道士为义父，得以修习正一道（天师道）科仪。1968年，他受张天师册封的符箓成为正式的道士。
……
……我跟着他在巴黎与莱顿两地跑了两年，研究明代的国家礼仪。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去拜见余英时教授，余先生指导我从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开始研究。然后我到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待了半年，研究迄今幸存的国家大礼——祭孔仪式，实地考察了台湾11个县市几乎全部孔庙，并在史语所黄进兴研究员主编的《大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分析“台湾祭孔典礼”的论文。
……
我最后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研究》，2003年7月3日在巴黎索尔邦（sorbonne）通过答辩。五运六气是中医理论的宇宙论基础框架之一，而七篇大论乃其奠基之作，于唐代中叶插入《黄帝内经·素问》，后一度成为显学。其成文年代在学术界长期辩难不休，我的论文在查考过往研究的基础上，解开了这个千年谜团。我引入音韵与避讳两个新的分析方法，得出结论：七篇大论应成篇于南北朝后期，约公元五世纪下半叶至六世纪上半叶之间。该论文还对七篇中的运气学说作了仔细分析，显示其为阴阳五行系统的发展与革新，两个迭合的系统奠定了中医的理论框架并共同指导此后的医学实践。论文还将《素问》运气七篇完整地翻译成法文并作了相应的注释。我的论文共有550页。
……
我很深地进入了伊斯兰的精神世界。对此我不仅没有中国文化的包袱，反而庆幸没包袱而容易接受另一个文明体系。我开始学习阿拉伯文，学会念《可兰经》的一些章节。尤其第一章“发提哈”，那是每日默诵19遍的祷告文。为了去巴基斯坦学习伊斯兰教，我参加了在法国为期40天的“达瓦”，也就是到各地清真寺巡回见习。在一个清真寺里，两个白衣少年含着泪对我说：昨晚梦见会有一个中国人要来这里。他们才十岁多，目光那么天真无邪，不可能是在编故事。这种奇妙事情还很多，这里不多说。不过，我并没做完“达瓦”。走到一半时，一个意外让我从伊斯兰教中出来。……这件事让我极度焦虑，我发现自己走得太远，以至与以前的同伴都难沟通。接下来两周我的嘴唇与喉咙肿得不成样子，以至于难以下咽。一天晚上，在巴黎北郊最大的清真寺，我做了最后一次伊斯兰的祷告，向上帝诉说我要出离伊斯兰的因由，并求祂“引我上正路，而不是迷误者的路”（这是“发提哈”中的一句），如果错了，就请显示迹象阻止我，否则就让我顺利地走前面的路。结果，我就很顺利地出来了。
……
总之，价值与永恒的问题得到解答，我的心病也就很快愈合。说来很奇妙，“六四”后好几年，每每做噩梦，除了血腥杀戮，常常梦回北大，或在火车上，或在校园内，或回老家，总有军警追捕，最后都在紧张中惊醒。自从94年读了钱穆的书，了悟孔子之道，这样的噩梦就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余英时教授在《六四日记序》中说：封从德“先后出入基督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当然还有中国流行已久的儒、释、道三教。他最后因为遍读我的先师钱穆先生的著作而皈依于儒家。”
我认同宗教信仰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基督教。我也认同每个得以传承的宗教信仰肯定都有积极的成分，但我也认为每个宗教的产生都有人类认知的局限性；而且随着对自然认知的深入，宗教教义或是与时俱进，或是对某些内容淡化回避。当现代医学对人体的认知越来越深入，甚至已经探索到基因的层面，并以此实现了对动物个体的改变时，你一定要我相信人是上帝在创世第六天用尘土造出男人，再用其肋骨造出女人？我还是宁愿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一点。
对中华文化传统，从未经历过认真的扬弃，除了被湮没在“五四”革命中的“新文化”运动。如果有谁真的皈依了儒家的话，其实应该和《甲申文化宣言》的旗手好好切磋一下——只是季大师已经仙去了。不怕，中华大地人才济济，后继有人。
一个研究“国家大礼——祭孔仪式”的人；一个认为“五运六气是中医理论的宇宙论基础框架”，并以《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研究》为最后的博士论文题目的人；一个通过“伊斯兰的祷告”，被上帝“引我上正路，而不是迷误者的路”的人；一个“六四”噩梦在孔子之道中得以解脱，从而得到“价值与永恒”解答的人——听他分析思考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会是什么样的结论呢？
三、
最后看看“立言”，也即《六四日记》后记——《记忆的战争》的结尾部分。
【很多原来模糊不清的点，一下子成为一些清晰的线索——我似乎明白当局顺理成章地在运动中安插了许多自己人、或当局暸解其人性弱点而能够容忍的人、或宁愿是这些人而不是别的“死硬份子”的人，让这些人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如果我的分析并不完全错误，甚至在运动之前，当局就可能已经让这些人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并由此受到海外媒体关注；在突发的学运来临时，让他们进入运动的领导核心，但在四二七大游行前夕突然去阻止游行；之后，让他们制造新闻，进一步受到海外媒体关注，成为“领袖”和明星，但在五四后校园民主蓬勃发展时，突然发起有利于强硬路线的非组织的绝食；在学生占领广场后，进入指挥核心，利用全国电视转播的与李鹏的会谈高度曝光，以稳固其“领袖”地位；但在会谈前安排好，由比较幼稚的低年级学生主要发言，以便找到学运的漏洞，为已经定好的镇压寻找借口；在广场后期，让这些人发挥作用坚持到最后镇压，并将试图运作撤离的人秘密逮捕；在六三夜间，又让这些人制造燃烧瓶等暴力“武器”，为当晚的镇压提供口实，并在纪念碑清场时，配合当局“广场没放一枪、没死一人”以将镇压的焦点转移到“是否有天安门屠杀”这个荒唐的焦点上的策略；在“六四”后的所有官方宣传数据中，拔高这些人在的运动中的作用与地位，将他们没参与的事情也说成是这些人主导的，使海外媒体也不得不跟随这些突出的重点，以奠定这些人日后在海外民运中的“领袖”地位，并在当局早就分布在海外各界的秘密或统战网络中得到帮助、占据资源，继续在关键时刻发挥别人发挥不了的作用……
当然，所以这些线索仅仅是线索，在中共秘密档案解密之前无法证实，而且我也并不相信所有这些线索都一定曾经发生，也并不相信中共的情报和统战机关真有天大的神通。但经过大量的资料分析与梳理之后，我相信这其中的一部分必在当局的精心设计之中。这些线索是否纯属臆测？从东欧原共产国家秘密警察的解密档案来看，当局不做这些手脚才是奇事。】
虽然文章说：“这些线索仅仅是线索，……无法证实”，“不相信所有这些线索都一定曾经发生，……不相信中共的情报和统战机关真有天大的神通。”但文章最后落实在：“我相信这其中的一部分必在当局的精心设计之中”。
下面，以“当局顺理成章地在运动中安插了许多自己人、或当局暸解其人性弱点而能够容忍的人、或宁愿是这些人而不是别的‘死硬份子’的人”为语句主体，对紧接下来以“如果我的分析……”开头的这个长句进行分解，并摘录《六四日记》中的内容加以说明：
【甚至在运动之前，当局就可能已经让这些人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并由此受到海外媒体关注；】
88年6月北大发生了柴庆丰事件（研究生柴庆丰在校外被流氓打死），刘刚策划组织了“行动委员会”，提出“新闻自由，取缔报禁，允许民间办报”等六条纲领。
《六四日记·注6》：“……沈彤等人也参加了1988年的行动委员会”，“熊焱记得沈彤起初并不积极，后来行动委员会成员受清查时，沈彤变得很活跃，四处打听某日某次会议某人说哪个系的叫什么名字。”
【在突发的学运来临时，让他们进入运动的领导核心，但在四二七大游行前夕突然去阻止游行；】
4月25日改选后的北大筹委会五常委，按得票依次是：孔庆东、王迟英、封从德、沈彤、王丹。《六四日记》中说，北大筹委会常委中反对四二七游行的是：孔庆东、沈彤、王迟英。
《六四日记·注98》：“直到1991年巴黎会议上沈彤才讲了背后的原因：孔庆东和沈彤那时常与官方联系并有协议：‘……如果北大不游行，北大校方和团系统将以正式的方式帮助学生和政府之间搭桥。’”
【之后，让他们制造新闻，进一步受到海外媒体关注，成为“领袖”和明星，但在五四后校园民主蓬勃发展时，突然发起有利于强硬路线的非组织的绝食；】
5月11日晚，柴玲“已开始在许多学生宿舍中串联，准备发动绝食。”“发动绝食的另一条线索，是王文、吾尔开希、王丹、马少芳、程真、杨朝晖等六人11日中午在一间小饭馆内吃饭时商议绝食。”“首次公开组织绝食的场合，是12日那晚北大三角地的自由论坛，……王丹与柴玲似乎是共同倡议者。”
《六四日记·注98》：“……大部分北大绝食同学是受柴玲感染报名参加绝食的。此前北大筹委会并不相信王丹能组织起来绝食，就让他贴大字报公开征集签名绝食，只有40人签名。柴玲演讲后签名达到220人。”
【在学生占领广场后，进入指挥核心，利用全国电视转播的与李鹏的会谈高度曝光，以稳固其“领袖”地位；】
“发起绝食的吾尔开希与王丹虽被普遍认为是北高联的主席、领袖，而实际上他们当时连正式常委都不是。这些‘明星’热衷于见记者，热衷与见中共领导人，热衷于成为媒体焦点，却很少关心组织运作”“北高联起初没意识到绝食势不可挡，坚决反对，自然失去绝食的领导地位；……高联开始意识到丧失对运动领导权的危机，反过来支持绝食，试图重新取得运动的领导权，……北高联主要是由王超华的大量工作所维持……今天‘学运之声’突然增多的喇叭，近日北高联在广场上势力的迅速扩张，纪念碑三层上很快出现了北高联联络处、财务处。因为高联在名分上的优势，到广场的各种支持包括捐款便很快转移过去。不到两天时间，高联便重新掌控广场。”
5月18日，吾尔开希让女秘书转告：“很快可能同国家领导人对话，请绝食团指挥部也派人参加，有车已在东南角等候。”“18日与李鹏的会谈，绝食团指挥部的人都没去。……当吾尔开希、王丹等人与李鹏见面时，绝食团指挥部的主要人物：郭海峰、柴玲、张伯笠、李禄，实际上都纷纷躺在医院里了。”
【但在会谈前安排好，由比较幼稚的低年级学生主要发言，以便找到学运的漏洞，为已经定好的镇压寻找借口；】
“会谈中，开希犯了一个大错——他一再强调学生领袖与学运组织的无能为力，甚至说广场学生背离民主程序。会谈开始不久他便说‘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要说服我们这些人。我们很想让同学们离开广场，广场上现在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99.9%服从0.1%——如果有一个绝食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的其他几千个绝食同学也不会离开。’”
《六四日记·注224》：“仓促召集的见面前，吾尔开希和王丹被单独叫到一个房间与中共统战部长密谈一个小时，出来后二人宣布‘阎部长说了，今天就我们两人主谈，其他人尽量不要发言’……实际上是中共抓住二人爱出风头的弱点，刻意安排这两个大学新生尽量曝光，以便抓住他们说话的漏洞，同时回避和那些较有头脑的研究生同学交锋。”
【在广场后期，让这些人发挥作用坚持到最后镇压，并将试图运作撤离的人秘密逮捕；】
在5月27日“首都各界联席会议”，柴玲“提出推行‘空校运动’，也就是昨天我们与北高联主席杨涛商量好的那套撤离计划。王丹和开希一听就急了，都反对‘空校’，王丹马上说‘空不了’，开希则要带人南下去争取各地都来声援北京。”
“王文就是那个人小心大，自诩为绝食发起人和绝食团团长的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的学生。……说要调查指挥部的财务问题。……郭海峰，这时显然为王文帮腔，……显然他在绑架事件中和王文早有密谋，……王文……用事先准备好的钳子将学运之声的广播线给剪断了。……广场上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一根电话线也断了；……负责我与柴玲安全的纠察队总长张健等人被人给灌醉了。”
【在六三夜间，又让这些人制造燃烧瓶等暴力“武器”，为当晚的镇压提供口实，并在纪念碑清场时，配合当局“广场没放一枪、没死一人”以将镇压的焦点转移到“是否有天安门屠杀”这个荒唐的焦点上的策略；】
“开希喜欢昏倒，……满面红光，两眼有神地左右扫视。……人们将开希送进救护车”
《六四日记·注340》：“据《华侨日报》4日头版报导，吾尔开希在广播站说‘学运经历过一段和平阶段，现时有需要作出正当防卫，并不违背非暴力原则。’而《惊心动魄的56天》第177页说吾尔开希当晚稍早前在北师大广播站号召‘同学们要拿起家伙自卫’。”
《六四日记·注334》：“据马少芳回忆：‘6月3日晚的天安门广场‘工自联’帐篷里，见周勇军和许多工人朋友一起在那里忙着制造汽油弹’”
看过之后，是否“很多原来模糊不清的点，一下子成为一些清晰的线索”了呢？笔者的感觉完全相反，有些仅仅是主观臆测，有些构不成严密的逻辑链条，有些与日后二十年来的事实走向相背离。但似乎指责比较集中在沈彤、王丹、吾尔开希、王超华四人身上。下面，摘录《世界周刊》2009年06月01日《21名通缉学生今何在？—封从德》一文中对其中三人的介绍：
王丹
6月3日夜间在王军涛“社经所”团队的安排下离开北京市区，7月2日被捕。后被判四年徒刑，1993年3月提前释放；1995年5月21日以“颠覆政府罪”再次被捕，被判11年；1998年4月赴美“保外就医”；7月入读哈佛大学，2001年6月获东亚系硕士学位。期间筹建“天安门一代”，发起“互助基金”。2004年“天安门一代”解散后发起成立“青年中国”，并设立“青年中国人权奖”，以表彰国内继续为民主、自由和人权奋斗的年轻一代。2008年6月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博士学位，现为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客座研究员，今年9月后将到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短期任教。近年来王丹一直争取回国权利。2008年4月30日，王丹向中国驻纽约领事馆要求发还护照，并计画展开绝食抗议活动，后因四川地震未予实施。
吾尔开希
六四后不久逃抵香港并转往法国，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及三藩市（旧金山）多明尼加学院读国际政治系，同时担任“民阵”副主席。其后逐渐淡出海外民运。1994年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