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知远
中国的稳定与进步，是依靠它的习惯性健忘来完成的。政权不需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当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人们以为会目睹一个新中国，结果看到的却是一个旧时代，空洞的解说词、极权式的审美、个人崇拜的堂皇呈现。自我夸耀的武器再先进，也掩饰不住灵魂的衰老。就像拿破仑三世想重现法兰西帝国的辉煌一样，北京要从毛泽东时代汲取营养。只可惜，这个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政权，却忘记了马克思的名言：历史一般发生两次，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则是闹剧。
六十周年国庆盛典，是几年来中国政治变化的一次体现。几年来整个世界沉浸在北京即将成为世界领袖的猜想、期盼与恐惧中，希望北京能应对金融危机、对抗全球变暖，北京不仅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还可能为全球合作提供新动力。至于北京对于人权、言论自由、民主力量的控制与压迫，则是中国内部问题，可暂不谈论，希拉里只谈环境，奥巴马不见达赖。
中国内部发生的变化，与中国金光闪闪的外部形象背道而驰。我们听到官方媒体宣称达赖喇嘛是“人面兽心的豺狼”，而当新疆的骚乱发生后，热比娅的儿女站在镜头前集体指责他们的母亲，我们还听到大学生告发他的老师讲述“反动历史”，知识分子们在法兰克福声称“中国的言论很自由”，山西小煤窑被集体收归国有，……（部分省略），而最新传来的消息是教育部发出通知春节期间组织学生网上向祖国拜年……一股强劲的意识形态化与国家化潮流席卷中国，令人想起卡朋特的歌曲Yesterday Once More。在这种风潮背后，来自政权的一种歇斯底里式的控制欲，它要垄断政治权力、经济权力、还有每个人的思想。就像世界高估了它的强大，它则低估自己的能力——它觉得自己危机四伏，甚至担心手机里的黄色短信会削弱它的统治。
谷歌是其中最有名的案例，它引起空前反响，是因为它是一家早已被浪漫化的国际机构，它是种种美好期待(也可能是幻象)的代名词——技术的力量、信息的力量、商业的力量，征服世界，也将摧毁极权制度。它撤离中国，被视作进步力量的失败，黑暗大获全胜。西方对中国情绪很可能随之逆转，由软弱逐渐强硬，中国的自由力量则更加悲观。
但或许这种悲观是夸大的，就像之前对中国政府的乐观被夸大一样。不管是国有化浪潮、刘案还是对谷歌的强硬态度，都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徵兆。中国没能力按这种方式来支配世界，就像畅销书作家马丁·雅格的亢奋的惊呼。它甚至难以在自己的国内长期维持这种强硬。
富有洞察力的路西安·派(Lucian Pye)曾经这样总结中国政治的特点：倘若美国政治是在左右之争中摇摆，那么中国政治就是在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这两极间的上下晃动。在意识形态这一端时，它就强调控制、服从、中央极权、正统意识形态，而在实用主义一端时，它就更宽容、个人享有更大自由、更分权。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这样的例证，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像是两极之间的大规模的摇摆。即使在邓小平时代内，也有很多次这样的摆动，它们频繁得不可思议。距离象征了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年，北京就审判了魏京生；刚刚进行了试验性的基础选举，就开始批判《苦恋》。即使在象征着自由的整个八十年代，也有着大规模的“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都显示着政权强烈的控制欲，它要控制人们看什么、讨论什么问题、读什么样的书，甚至年轻人是否该穿牛仔裤。对西方的矛盾态度也在其中显露无疑，北京需要外来的资本与技术，却又担心它们会影响自己的控制力。这些运动仍引起人们的忧虑，却再没有能力回到“反右”这样大规模行动中。
过去四年的中国，急速向更意识形态化的一极摇摆，对谷歌的处理和对黄色网站的清理，就像是二十五年前“反精神污染”的一次回响，它要清理外来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维持正统的意识形态。但它能持续多久？八十年代每一次控制的尝试，最终都导致更大的反弹力量的爆发。一方面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政权合法性已迅速衰落，另一方面是因为党内仍有大的自由派，他们与保守派的对抗，给予社会暂时的自由空间。
依靠金钱的收买和警察力量制造的恐惧，北京政权似乎正站在它控制力量的顶峰，似乎西方世界也丧失了和它讨价还价的能力，而政权内部的自由派力量早已消失。但一心在强调民族主义的北京也经常忘记中国古老的智慧——物极必反。辉煌与衰落总是同时到来。但或许在衰落时，北京政权最可怕的能力，将更有力的显现出来，它将再次摆出一副宽容、自由、开放、实用与进步的姿态，让人们误以为一个新时代又到来了。这个政权太灵活，太缺乏原则了，它不需要为自己任何言行负责，只是随着环境变化而改变。而人民也总是轻易原谅它。中国的稳定与进步，是依靠它的习惯性健忘来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