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这位出生、生长在国外的藏学家也是被洗脑了的，不过施洗者不是中共，而是旅居国外的藏人高层，及西方先入为主的主流认识。无论是农奴还是完全无人身自由的奴隶，其本质都是毫无生产资料的、被迫依附于土地和“主人”的人们，同时，其后代也面临同样的境遇，也同样是两手空空的农奴。如果认为这样的情况是可以接受的，请问这位学者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说到寺院生活，情况是这样的，但无需将其美化，许多农奴家庭将自己自己的儿子从小送往寺院修行，这样的决定有其宗教情感的原因，但更多还是因为经济的考虑，同时希望孩子接受教育改变命运，对穷困子弟而言，这是他们唯一能获得教育的途径，经院中的僧人，归属于若干个扎仓，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或大或小的团体，做为普通的僧人，每月能得到的口粮是极其有限的，所以他们更热衷于各种法事、庆典或其他的宗教活动，因为，那是一个可以获得“额外”茶叶、糍粑、盐、酥油的机会，这种活动几乎天天都有，只要愿意就可以参加，赞助者有的是“施主”，但提供日常膳食与“布施”的财务来自何处呢？一小部分来自资助法事的家庭、扎仓，或某个大户慷慨的捐赠与布施，但那是远远不够的，大的寺院往往有数万的修行者，拉萨的三大寺在鼎盛时均有数万僧人，靠布施是无以为继的，因此大多物质还是来自于住在寺院周围“康村”里的寺院农奴，从早期的赞布开始到后期的大家族有时会将一些土地及依附于土地的农奴赏赐或奉献给寺院，他们奠立和充实着这种寺院经济制度（有点象日本平安年代前后的寺院经济），从此这批农奴耕作所得物产仅供寺院使用，同时不赋包括兵役在内的所有使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的经济与军力，甚至出现僧兵、寺院做大这样的情况，所以前弘期末期才会出现朗玛巴灭佛这样重要的历史事件，但不论如何，寺院农奴仍是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农奴。其个别特点象俄国革命前的农奴制度，但俄国封建主家庭似乎没有只负责家庭杂务的家奴（有仆役，但就人身而言不是奴隶），旧时代的西藏有，俄国的农奴可依主人（土地的所有者）的意志被释放为自由农民，《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就这样干了，虽然其他领主与贵族觉得这样做标新立异不可理解，但他在实行时并未遇到制度上的阻力与心理困扰，由此可见，俄国的农奴制度特别是在后期是比较松散的制度，但就我所知，这种释奴现象在西藏的任何时期都是极其少的。因为，我认为在评价西藏时，不能将其构筑为理想的伊甸园，因为它从来都不是，也不能将其贬的一无是处，因为那也不客观，要评价它，还是多读史料，在做评价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