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蓝弯刀

附：我的学长胡锦涛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5月18日 转载)

　对于胡锦涛被指为在政治改革方面长期无所作为，万润南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九个人，有六人是前任总书记江泽民的人，胡锦涛即使想政改，也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和配合。而今薄熙来事件，使得情况有所变化。他说：“薄熙来这个事情出来以后，直接的一个效果就是江泽民没有发言权了。所以他才要跑到星巴克露一脸，最近到扬州题字。他这些事情主流媒体都是不报道的，连照片都没有。”
　万润南指出：政治局常委的局面也有所改变。他说：“薄熙来一出事情，实际上剥夺了周永康的话语权。薄下台以后，据说团派的大将周强会去重庆，北京、上海都要换届，胡在布局上有了充分的发言权。要搞改革，必须要有组织上的保证，在政治局里头，在常委里头，有一个稳定的多数。而现在这一点，我觉得他是能够做到的，政治改革的希望是有的。”

薄熙来倒台，宣告薄熙来政治生命完结，同时宣告江派势力衰落。万润南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胡锦涛的政治生命才刚刚开始，就是他可以真正的做主了。现在十八大的布局紧锣密鼓，借着薄熙来的事情，打破了原来的僵持和平衡。胡锦涛在将来的政治局里头、在常委里头，支持他的人有一个稳定的多数，看来这一点不难做到。”

万润南认为，中共的政改，其实已经起步，就是近来网上报道的未来中央政治局成员党内海选。万润南说：“这是一个创新啊！也就是说，不是某些领导人指定，叫民意调查也好，叫选举也好，这个办法就是扩大党内民主。”

万润南表示，中共政改，有三个邻居可作为榜样：一是朝鲜，当然不可取；二是台湾，目前做不到；三是是越南，他说：“搞海选，扩大党内民主，实际上是跟越南学，从差额选举开始。所谓海选，就是要选25个人，提出100个人，或者200个人，在200个人里头，大家选出25个人。这样大家就有了一个表达不喜欢谁的权力。越南早就这么做了。”

万润南毕业于清华大学，与胡锦涛有同窗之谊，但与胡锦涛走上不同的道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胡锦涛经营仕途，万润南却在北京创办中国第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四通公司。89年胡锦涛在拉萨镇压藏民，万润南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在“六四”镇压后流亡海外，成为着名的政治异议人士。不过，万润南对他的这位无所作为的老同学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推行政治改革抱有期望。他说：“我说他胡锦涛是‘九年不鸣，一鸣惊人’。”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2/05/20120518073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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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我的学长胡锦涛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2月12日 转载)

胡锦涛是我的学长。四十年前，我们同在清华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我们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接触。听到他在耶鲁演讲开篇的一段话，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他说：“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看到莘莘学子青春洋溢的脸庞，呼吸着书香与空气，我不禁想起四十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度过的美好时光，学生时代对于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年，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同学们给我的启发，我至今仍受用不尽。”
老师们的教诲，首先是蒋南翔校长的教诲。我们刚进学校，在迎新会上，蒋校长就教诲我们：“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二十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我们很不理解，现在我们有点明白了。耶鲁三百多年来培养出了包括五名总统在内的许多英才，清华二十年内培养出了包括胡锦涛在内同时上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单位时间的产出而言，清华还更胜一筹。

　　蒋校长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主要是在培养学生干部时采用“政治辅导员”制度。当年文艺社团有四名辅导员：印甫盛、胡锦涛、李桂秋、任丽翰。他们当中，印和李冷峻、胡和任温柔。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听话、出活。他们的昵称很有意思：那三位同他们的姓名有关，分别叫老印、李桂、小翰，只有胡锦涛，大家叫他“大帅”。为什么称他“大帅”？我曾请教过老印，他也说不清楚。看来这? “大帅”，到共青团的“大帅”、贵州省的“大帅”、西藏自治区的“大帅”，一直到全国的“大帅”。

　　但从当时文艺社团的四位辅导员来看，表面上老印更像“大帅”。他们四人当中，老印是支部书记，一把手；胡是团长，二把手。他们配合得很好。老印这个人很强势，说一不二；胡却谦虚随和、善解人意。开会的时候，定调做总结的，是老印；补充说明、完善细节、思路缜密的，是胡锦涛。

　　文革初期，他们四位辅导员联名写了一张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题目是“清华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来主导，胡只是在上面签名。后来清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却非常低调，不再参与。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壁垒分明；胡却基本上没有反对他的人，谦逊、平和、与人为善，使他广结人缘。论长相，老印黝黑英俊、目光锐利；胡白净端正、温文尔雅。刚者易折，柔能克刚，所以最后胡锦涛一路过关斩将，成就了真正的“大帅”。

　　但在当时，做事情，我更愿意跟着老印；业余活动，我更愿意跟着胡。文革期间，写大字报、搞战斗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联、游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联过两次，一次是独来独往，从北京—广州—海南岛—湛江—南宁—桂林—上海；另一次是同胡锦涛，我们两个人一起从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一路上我们很少谈文革，而是沉迷在沿途的景观：西安的古朴；成都的繁华、重庆的山城、三峡的险峻、大江的辽阔……他在南京下船，应该是回了泰州老家；

　　胡锦涛是水利系五字班的，应该在一九六五年毕业。因为当政治辅导员，按规定延后一年毕业。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离校。记得他是分配到甘肃刘家峡。离京前，他请老印和我吃了顿饭。老印说要敲他一下，点了晋阳饭庄。我是第一次进北京的大饭店。晋阳饭庄的店址原来是纪晓岚的书斋“阅微草堂”。院宇幽静深邃，梁柱雕漆描画，号称正宗山西味, 京都第一家。我很喜欢纪晓岚“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这一别，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从甘肃省建委的任上调中央党校学习，我当时已在中科院，我在 332路黄庄车站等车，他特地下车和我匆匆会了一面。后来他到团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错，我也莫名奇妙地觉得与有荣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在贵阳开会，我创办的四通已小有名气。他正在贵州省当书记，约了时间去拜访他。会客室温馨而简朴，比我那个已经十分简朴的总裁办公室还要简朴。他还是那样谦和谨慎，谈话中能感到他同省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得不错，这是他的强项。省科委的人在边上作陪，聊了一些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企业的事情。临走时，特地让我带走两瓶茅台。我相信，这两瓶一定是真货。

　　然后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从此我们的人生轨迹趋于两极。但在我内心深处，还是默默地祝福他。先是祝福他能顺利接班，然后是祝福他能有所作为。当有消息说他曾派人去欧洲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一上台组织政治局学宪法、面对SARS的施虐公开出来讲话，力排众议纪念胡耀邦，都让人对他燃起某种希望。然而，关于学古巴、北朝鲜的讲话，又让人极度失望。

　　其实希望和失望，都是我自身的问题，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佛家禅宗有言，是心动，而不是旗动。他还是那个在共产党体系里“听话、出活”的胡锦涛。我毕竟还是凡心未泯，最近一连写了三篇文章：《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和《山坳上的共产党》，一是对已逝的长者的悼念，二是对自身思路的梳理，三也是对在朝在野双方的建言。至于别人是否听得进去，那就不是我能关心的问题了。

　　今后我大概不会再写此类文章。那么多人在写，并不缺我这一个。我想写点自己想写、也只有我能写的东西：说我自己的故事。

　　有人读了我最近的文章，说：“万润南，你大概是不想回去了？”是的，除了我年过八十的老父老母，那边已没有什么是我可牵挂的了。前一段，母亲急性肺炎连续发高烧39.6℃，医院发了病危通知。许多至诚的朋友帮忙安排我回去。我也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这个年龄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虽然没有结果，但是朋友的情谊，我是点点滴滴，都在这里心领了。

（注：万是“四通”一把手，当年红得发紫，与刘少奇女儿成婚。后因定为“六四动乱”后台之一，“流亡”美国，与刘离异，且不被允许自由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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