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没有选择回到他的祖国，他自然有难言之隐。当年，区区万把日军如入无人之境一样攻占了东北军在沈阳的北大营，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张学良奉行的不抵抗主义，使整个东北三省供手让给了日本人，关里关外一片悲哀的哭声。直到晚年，离开中华民国控制范围旅居美国的张学良，回忆自己在1931年至1935年间的作为时，有过相当的悔意。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也曾引用过使徒保罗的话：“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他知道，东北的失守有他无法逃避的责任，他也深感自己对不起东北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我擅自推测，作为一个根在东北的张学良，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他是很想回到中国大陆的，甚至回到家乡的黑土地。因为，异乡的中国梦是空洞的，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异邦他乡是找不到故乡的感觉的！只不过，他不愿触景生情，不愿在屈指可数的晚年生涯中，每天有自责和悔恨的内容。 我们一直受到这样的一种教育灌输：在大汉民族生死沉亡的关键时刻，是发动兵谏的张学良将军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一贯奉行对日本的“不抵抗主义”。只是我们的许多史书，直到现在还一直把“九一八”的过失算在蒋介石头上，说是蒋介石不让他抵抗。然而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半个多世纪后，暮年的张学良在纽约回忆“九一八”时说过“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了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是不会占领全中国……所以，尽理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的话。再退一步说，作为一个守土东北的最高行政长官张学良，他应该知道开创张氏家族兴旺的老张是死在日本侵略者的重量级炸弹中，为了家仇、为了老张打下的天下、为了家业和东北军的根据地，他也得奋起一搏。
2月5日，爱国人士到南京中央请愿时，请当时下野的汪精卫还政，热血青年们打出的标语是“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和“欢迎主张即日收复东北失地的汪先生”等等。同样，张学良并不因为有了“西安事变”而把他说成是一个完人，张学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在大节上有严重过错的罪人。正因为如此，小张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众对他颇多诟病，甚至憎恨他的卑劣行为，次年的3月10日，他不得不以出国考察的名义辞职，也算是南京中央政府平息民愤的一种手段。 “9.18”作为一个国耻日，每天这个时候大陆上空警报声声，因为这次事件后的次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造成了统一的中华民国境内，出现一个国中之国。满洲国那帜不伦不类的旗在东北大地的猎猎飘荡，无论如何离不开张学良不抵抗日本的罪责。 但是，因为一场“西安事变”，历史没有在张学良形象最丑陋的那一刻定格。而我们的史书中，鲜有对张学良这个大节上有亏的人的严厉谴责，他一直享受着“民族英难”的待遇。也就是说，那个时刻，全华民族全体民众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而曾经被全国民从唾弃的小人张学良，对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出于“赎罪”的心理，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最终没有选择回到生于斯、长于斯又成名于斯的东北大地。他可能出于一种考虑，即他当初发动“西安事变”，完全出于一致抗日的民族大义，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利，他并没有倾向蒋介石千方百计要消灭的共匪，他永远是一个坚定的国民党人，所以至死没有回到共匪统治的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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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kiib 于 2009-9-18 12:50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