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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保障法》规定道路和建筑应符合适于残疾人通行的标准，并要求"逐渐"落实这些标准，但是执法松弛。残疾学生享受受教育权方面受到歧视。法律规定大学可以合法地拒绝其他方面合格的残疾报考者入学。

法律禁止某些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结婚，例如精神分裂症。如果医生发现夫妻双方有可能将先天缺陷遗传给孩子，这对夫妻只有在同意使用避孕措施或进行绝育手术的情况下才能够结婚。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必须采取这样的做法来提高健康出生率。

少数民族和少数种族

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居住在他们一直以来居住的地方。政府的政策为其认可的少数民族在计划生育、大学招生、获得贷款和就业等方面提供了优惠待遇。但是，少数民族政策的内容和实施仍然不力，而针对少数民族的歧视现象仍然普遍。

与汉族人相比，住在边境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获得的教育机会更少，就业受到歧视，收入也低于其他地区的水平。政府发展项目破坏了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有时甚至强迫他们迁移。而汉族人则从政府项目和经济增长中获得了绝大多数好处。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关系紧张的问题轻描淡写，而这也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和藏区人们根深蒂固的怨恨情绪的根源。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有关民族政策、共同繁荣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白皮书。报告称，中国的民族政策确保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

2007年的政府数据显示，广西省有36.3%的干部是少数民族。2008年，中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主席都是少数民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但是，这5个地区的党委书记则都是汉族人。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尤其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多数的最有权力的党政职务仍由汉族官员担任。

政府鼓励汉族移居到少数民族地区，这一政策极大地增加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汉族人口。近几十年来，乌鲁木齐的汉族和维吾尔族的比例从20：80变成了80：20，并成为维吾尔族怨恨情绪的根源。歧视性的就业惯例是一般优先考虑汉人，阻碍少数民族的就业前景。根据2005年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2000万新疆正式居民中有800万汉族人。新疆自治区的回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约为1200万。由于政府没有把数以万计的汉族长期"临时工"计为正式人口，因此官方数字低估了新疆的汉族人口。虽然政府继续鼓励汉族人口移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促进流动人口在当地的就业，但是海外人权组织报告称，地方官员在上一级政府的指示下，欺骗、强迫年轻的维吾尔族女性参加由政府资助的劳工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取措施淡化维吾尔族的民族认同色彩，包括在新疆减少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制订使少数民族教师处于不利地位的语言要求等措施。政府继续采取政策，在学校推行标准汉语教学，从而减少或消除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行为。少数民族语言学校的毕业生通常需要强化学习汉语，这样才能适应使用汉语教学的大学课程。在政府部门、商界和学术界，汉语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使那些汉语不够能力的少数民族语言学校的毕业生处于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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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当局继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镇压政策，针对该地区的维吾尔族少数民族人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官员继续打压被政府称为"三股势力"的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并发起一项集中的、反分裂主义再教育运动。

有时很难界定对涉嫌推动"三股势力"的个人或组织的袭击、拘留和司法惩罚是否实际是用于镇压那些和平表达自己的政治和宗教观点的人。政府继续镇压和平表达自己不同政见的维吾尔族人和独立穆斯林宗教领袖，经常用反恐为借口来采取镇压行动。

维吾尔族人继续因分裂主义和危害国家安全罪而被判处长期监禁，有时甚至被处决。据报道，政府试图将流亡海外的维吾尔族人遣返回国，而这些人一旦回国将可能遭到起诉。

在这一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严厉限制集会自由。

2009年9月，政府宣布拆毁流亡海外的维吾尔族领袖热比娅·卡德尔--世界维吾尔大会的主席--一家所有的三栋大楼。政府指责流亡在外的维吾尔族女企业家卡德尔策划了2009年的乌鲁木齐暴乱。直至年底，这几栋大楼仍未被拆除。

人们不得拥有讨论独立或其他敏感话题的出版物或音像材料。直至年底，因和平表达观点而被政府视为反对派且仍在狱中服刑的维吾尔族人包括Mehbube Ablesh、Abdulla Jamal、Adduhelil Zunun、Abdulghani Memetemin和 Nurmuhemmet Yasin。

在这一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国家官员辩护称，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的运动和其他紧急措施对维护公共秩序是必要的。但是，官方继续以极端安全措施的借口，使用暴力威胁手段针对当地人民、记者和外国来访者。

2009年9月，据国家媒体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审批通过了《信息化促进条例》，该条例将在互连网上讨论分裂主义定性为刑事犯罪，禁止以任何方式利用互联网危害国家统一，禁止煽动民族分裂主义或危害社会稳定，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网络运营商建立监控系统或强化现有监控系统，举报违法行为。

汉族对当地政治和经济部门的控制也导致了紧张关系的加剧。虽然政府政策继续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投入资金，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水平，但是汉族居民享受到了绝大部分的收益。

（要了解有关西藏的具体信息，请参阅"西藏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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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性取向和性别的社会虐待、社会歧视和社会暴力

没有法律规定两个成年人同性之间自愿发生的性行为是犯罪行为。1997年，同性恋被合法化，2001年，被从精神疾病名单上出除名。但是，由于社会歧视和家人的压力，绝大多数同性恋者都不公开谈论他们的性取向。致力于艾滋病、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LGBT）事务的活动人士和组织继续反映这些人仍受到了当局的歧视和骚扰。5月，艾滋病维权人士、北京非政府组织爱知行的创办者和社长万延海离开了中国，报道称这是有关当局对其和其组织不断施压的结果。

1月，警察在首届中国同性恋先生选美比赛举办之前叫停了这场赛事，这也是世界同性恋先生选美比赛中国赛区的选拔赛。警方称这场赛事没有获得许可。

3月，活动人士和性学家李银河第三次向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提交提案，呼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李之前在2003年和2006年分别提交过该提案。全国人大至今仍未就该提案进行讨论。

5月17日，国内大学举办了小规模的"国际不再恐同日"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受到了国内英语媒体的报道，但中文媒体报道被压制。

9月，警方突袭了北京同性恋经常聚集的一个公园，声称这是10月国庆节前夕的安全检查。据报道，有大约80名男子被带往当地警局，但绝大部分都无罪释放。

据报道，2009年的3月和4月，大约有50名同性恋者在广州的人民公园遭到警方拘留和讯问。2009年8月，广州警方再次试图将一群同性恋者赶出人民公园，到遭到拒绝，在非暴力地僵持之后，警方这才作罢。

2009年6月，首届同性恋大游行在上海举行。北京酷儿电影节也于2009年6月举办。此前举办该电影节的尝试遭到了警方的阻止。

广播电视禁止播放有关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的情节和画面。但是，5月一部以女性同性恋为主题的话剧在北京一家主流戏院上演。

尽管法律没有禁止LGBT学生团体的注册，但是没有一所大学同意注册该类学生团体。

2009年7月，一群女性同性恋者在网上请愿，呼吁政府取消1998年的一部禁止同性恋男女献血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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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会暴力或社会歧视

2008年开始实施的《就业促进法》加强了对人们在就业方面免受歧视的保障，地方政府也开始修改当地的法规，以反映这部新法律。《就业促进法》和相应的法规规定，禁止对患有传染病的人的就业歧视，并允许他们担任公务员职位。虽然这部法律加强了对人们在就业方面免受歧视的保障，但是它并没有着手解决一些常见的就业歧视问题，包括基于身高、外貌或出生地的歧视等。

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曾被禁止进入中国，4月，中国取消了这项长达20年的禁令。国务院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宣布政府在4月19日通过了对《边境检疫法》和《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的修订案，即时生效。

尽管《就业促进法》中有相关规定，但是歧视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包括2000万长期携带者）的现象在许多地区仍然非常普遍。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同样也遭受歧视，地方政府有时试图压制他们的活动。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预防、关爱和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参与以及中央政府都给地方政府施压要求他们正确应对艾滋病毒/艾滋病，有些地方的情况有所改善。由于国内外的培训计划提高了地方卫生护理工作者以及医院管理者对这一病症的认识，一些以前拒绝收治艾滋病人的医院现在也积极开展了护理和治疗计划。北京的数十家社区中心也鼓励成立艾滋病毒/艾滋病支持团体，并为此提供便利。

一些与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合作的非政府组织以及感染者的家人仍反映受到了当地政府的刁难，特别是河南省。河南省政府为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免费的治疗，但是外国和当地的观察人士注意到，地方政府更愿意独立进行工作，而不愿甚至反感与非政府组织合作。

2月10日，中国政府颁布了一项规定，禁止在就业和入学时强制检测乙肝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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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劳工权利

• （一） 结社权

法律没有规定结社自由，所以工人不能自由组建或加入工会。独立的工会是非法的，罢工权并不受法律保护。

中华全国总工会（总工会）是惟一合法的劳工组织，它受共产党控制并由一名政治局常委任主席。《工会法》赋予中华全国总工会控制全国所有工会组织及其活动的权力，包括企业工会，并要求总工会"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总工会下属的工会一般无力保护其成员的权益。总工会积极提倡制定政府政策，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总工会对几起发生在广州市的几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劳工纠纷的处理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因此总工会已经提倡改革法律，赋予其更大的权力，以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总工会及其在各省和地方的分支机构继续大力组建新工会，吸收新成员。最新得到的总工会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总工会在全国有180万个下属职工会，拥有2.26亿注册成员，而且在全国2.3亿外来务工人员中，有大约8400万已经加入了职工会。此外，总工会还宣称截至2009年底，79%的外国投资企业，78.5%的私营企业和87%的财富500强企业在中国的企业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职工会。

2009年有12名台湾籍雇员加入了厦门总工会（第一个吸收台湾成员的大陆总工会下属公会），他们其中有一人在5月受邀参加第12届福建省工会大会。他是此次总工会大会上唯一的台湾员工代表。在这一年内，厦门政府为6位台湾工作者颁发了"五一劳动"奖章。这一奖章通常都是颁发给大陆工作者，在2009年首次颁发给台湾工作者。

尽管法律规定各级工会官员都应由选举产生，但是绝大多数工厂里的工会官员都是由总工会下属的工会任命的，这些任命往往是经过与雇主协调而确定的，并且获得任命的往往是管理层的干部。直接由工人选举的工会领袖仍然很少，只有在企业工会里才由工人选举产生工会领袖，并且要受到上一级工会或共产党的监督。在一些直接选举工会官员的企业，当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室和地方党政当局仍保留了对选择和候选人任命的控制权。

在广州发生的几起劳工纠纷中，不能直接选举工会代表也是工人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7月，珠三角地区的三家本田汽车零部件工厂的罢工工人不仅要求并且获得了大幅度的提薪，还成功使雇主承诺让工人直接选举企业工会的领袖，实现民主的工会选举。广东省总工会指出，本田南海工厂将成为改革总工会的试点，并允许工会成员选举工会主席。官方媒体引用一位总工会高级官员的话称，总工会希望结束由企业任命工会领袖、或是指派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某人担任工会领袖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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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政治敏感纪念日前后，劳工非政府组织曾报告受到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和监控，但在这一年内，多个劳工权利非政府组织报告称受到了较少的限制，并且在有些情况下，还能直接和政府高层接触。但是，中国南方政府在广东省几个工厂发生大规模罢工事件后加强了对一些劳工非政府组织的限制。

尽管深圳在2008年针对非政府组织的注册实施了较为宽松的政策，但是劳工非政府组织仍反映不能以民间组织的身份注册，而只能以企业的身份注册，因此不得不纳税。

根据地方媒体报道，罗锡（音译）在1月8日因参与并煽动2008年12月发生在湖南省的一起教师罢工争取和公务员同样的待遇和薪资事件而被捕。一月底，罗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处2年劳动再教育。罗曾是湖南省的一名小学教师，曾因参与1989年天安门事件被判处长期的劳动改造。一家非政府组织表示，2月10日，20岁的工厂工人薛明凯因"颠覆国家政权"被深圳中级法院判处一年半的有期徒刑。当局声称薛在2009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并招募了其他人党员。他们还声称薛计划组建一个"民主工人党"。

据报道，在过去几年遭到拘留直至年底仍被关押的活动人士包括：王森、胡明君、李旺阳、孔佑平、宁先华、李建峰、林顺安、陈伟（音译）、佘万宝、朱芳鸣、赵东明（音译）、任峰宇（音译）、刘健（音译）、王妙根、冯鑫春（音译）、黄珠玉（音译）、徐海燕、王军、黄韵敏（音译）、李信涛、刘健（音译）、刘建军、杨春林、于长武、许泽新、袁显臣、游精佑、张启忠（音译）和赵武虎。

虽然法律并没有明令禁止停工，但是《宪法》第53条规定所有公民有义务"遵守劳动纪律和公共秩序"，这一条被解读成禁止罢工。不同的地方政府对法律有不同的解读，有些地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罢工，有些地区则认为工人示威是非法的。由于没有明确界定的罢工权，劳动者影响谈判的能力极其有限。

和过去几年一样，虽然工人罢工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确，但是全国各地仍然有数百起关于罢工、停工和其他示威活动的报道。绝大部分的抱怨本质上都是和经济有关，最常见的是要求加薪和提高待遇水平。在许多时候，工人成功地使企业做出妥协，并获得了大幅度的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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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表明，在48天内（5月25日至7月12日）发生了36起罢工事件，有600多名工人参与其中，要求增加工资。这些罢工主要发生在珠江三角洲的汽车零部件工厂和电子厂。广东省省级和市级的劳动部官员确定有另外有142家企业的劳工关系不稳定（120家广州企业、14家深圳企业和8家珠海企业）。虽然官方媒体继续大幅报道工人的示威活动，但是，发生在广东省的这几起罢工事件促使政府禁止媒体报道该地区的任何罢工事件。

5月和6月，发生在江苏省的几起小规模的劳工示威活动加剧了长江三角洲的紧张局势。6月8日，昆山一家台资机械厂的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2000多名工人走下装配线，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据报道，大约有50名示威者受伤。在昆山事件发生之前，有报道称，5月中旬，台湾胜华科技有限公司的44名员工打算起诉该公司企图毒害他们，因为苏州一家工厂的经理要求他们使用正己烷清洗苹果公司所预定的屏幕。在附近无锡尼康影像公司的工人也举行了示威活动，表达他们对工厂发生的毒气事件处理结果的不满。

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和全球金融危机都使劳动诉讼有所增加。最高人民法院的资料显示，2008年，全国一共处理了295500起劳动纠纷，比2007年增长了95.3%。2009年，劳动纠纷案件的数目增长了7.8%，共318600起。从1月至8月，法院记录了207400起新的劳动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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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组织和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

《劳动法》规定各类企业的职工均可以进行集体谈判，但是，在实践中，中国的集体谈判仍然远达不到国际标准。根据法律，集体合同应由工会与管理层协商制定，应具体规定工作条件、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等事项。

《工会法》具体规定了工会在代表工人利益进行集体谈判时需要承担的责任。法规要求工会在与管理层进行磋商之前先集中工人的意见，并且要将集体合同提交给工人或职工大会批准。谈判不是雇主的法定义务，因此有些雇主拒绝进行谈判。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中有关键的一条要求雇主必须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就直接影响员工利益的事项进行协商。

尽管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中有关于集体谈判的条款，但是，许多雇主仍倾向于直接与单个职工进行谈判，因而雇主违反劳动合同的现象十分普遍。在这一年内违反《劳动合同法》的常见案件包括：强迫员工签署空白合同，不向员工提供合同副本。政府资源的缺乏也阻碍了《劳动合同法》的有效实施和执行。

7月，广东省政府颁布了有关企业薪酬集体谈判的指导办法，要求雇主向员工代表提供有关企业运作的信息，包括员工工资和福利，以供员工在薪酬谈判中使用。这一指导办法还赋予员工和雇主要求劳动局从中调解，决定如何分配员工工资涨幅的权利。

8月，北京市总工会指导下级北京市工会与平均月薪较低的企业进行薪酬集体谈判。据北京市总工会的介绍，平均月工资低于1100元人民币（大约165美元）的北京市企业将被要求进行集体谈判。

总工会的报告称，截至9月底，已经签署了140万份集体合同，覆盖了243万企业和1.85亿的员工。

2008年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了解决劳动争议的三步法：双方调解、官方指定仲裁机构仲裁和诉讼。2008年的法律提高了工人享受这三步法的权利，并简化了这三步法。随着工人法律意识的增强，全国的劳动争议数量也有所增加。

《工会法》规定了针对歧视工会现象的具体法律救济，并且规定工会代表不得在任期内被企业管理部门调走或终止工作。有关集体合同的法规规定，员工代表在集体协商期间也受到类似的保护。

对出口加工区没有专门的法律或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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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

法律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并规定了与强迫劳动和以劳动为目的的人口贩运有关的条款。但是，仍有报告显示发生此类情况。《刑法》对强迫劳动的惩罚包括从处以行政罚金到最高3年的有期徒刑，这在国际劳动组织的标准实施专家委员会看来是"不足以劝阻"的。

有报告显示，有些雇主拖欠工资，或是要求技术不熟练的工人把几个月的工资作为保证金，以防止他们在劳动合同未到期前提前解约。这些做法往往使员工无法行使离职的权利，并使他们容易被强迫劳动。随着新法律的实施以及员工逐渐增加对这些新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权利的理解，此类行为持续减少。

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一项解释，旨在帮助员工证实其没有得到加班费的索赔。在规定的关键事项中，该条例规定，在索赔加班费的案件中，虽然员工首先有义务提供加班证明，但是如果员工能证明雇主掌控了加班工作的证据，那么这一义务就转移到雇主身上。

有关强迫劳动的持续报告的例子包括：5月，警方解救了在河北省一家砖窑厂被强迫在奴隶一样的条件下工作的34名外来务工人员。警方一共逮捕了11名嫌犯，其中包括砖窑的所有者。12月，新疆当地的记者发现在托克逊的一家化工厂有12名精神病人被强迫像奴隶一样地工作。工厂的所有者及其儿子遭到了逮捕，一同被逮捕的还有一名来自四川渠县的劳动人口贩子，据称是他负责将这些工人卖给该工厂的。解救后的工人获得了安置和照料，而人口贩子的"乞丐收养所"则被关闭。

据国际工会联盟称，在刑罚机构，强迫劳动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许多犯人和劳教所的被关押者被要求进行工作，并且往往没有报酬。另外，有可靠指控指出，犯人被迫为与监狱有关的私人生产机构劳动。这些机构通常挂有两个牌子，一个是监狱的牌子，一个是商业企业的牌子。没有有效的机制防止在这种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被用于出口。

司法部与外国政府官员讨论了监狱劳动商品被出口的问题，但是有包括相关的劳教所及其工厂在内的监狱信息，都受到严格的控制。

另外，请登录www.state.gov/g/tip. 参阅国务院的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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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禁止雇佣童工与最低就业年龄

法律禁止雇佣16岁以下的童工，但是，使用童工仍是一个问题。政府并没有公布有关童工的数据。

《劳动法》规定，非法雇佣未成年人的企业将受到行政审查、罚金和吊销执照的处罚，一旦发现童工必须将其送回父母身边或是原居住地的监护人身边。但是，法律规定和现实之间仍有着巨大的差距。年龄在16周岁至18周岁之间的劳动者被称为"未成年工"，他们被禁止从事某些形式的体力劳动，包括矿山工作。

国外买方的社会合规审计员报告说，一些出口工厂仍在使用童工。此外还有报告称，有些学校以职业培训的名义为工厂提供非法童工。有报告显示，临时工短缺、工资水平不断上涨、成年工人的要求增加再加上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一些小企业铤而走险，雇佣童工，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防止企业的流失往往对这些做法视而不见。

国际工会联盟声称，农村薄弱的教育体系使农村父母无力支付孩子的学费，从而将孩子送去工作，因此16岁以下的童工非常多。另外，贫困地区的勤工俭学项目使学校可以建立农业和制造业的创收项目，雇佣儿童进行工作，赚取学费。这些项目导致滥用童工，强迫他们在农业和建筑业等危险的、劳动强度大的行业里工作，或是在那些工作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的工厂里工作。4月，国家劳动委员会关于广东省东莞市消费电子工厂昆盈企业（又称"东莞昆盈电子产品有限公司"）的报告称，该厂在过去三年雇佣了几十名勤工俭学的学生，并声称这些学生16至17岁，但实际上只有14至15岁，每天工作15个小时，每周工作6至7天。还报告还声称，该厂禁止工人在上班时间内上厕所，限制工人在宿舍区外的活动，浴室和宿舍设施不足（洗澡时只有桶和海绵，一间宿舍住14个工人），并强迫犯错的工人清洗厕所。

4月，据地方媒体报道，辽宁省盘锦市一名15岁的儿童在他所工作的一家饭店的煤气爆炸中严重受伤。5月，河北省一位地方记者发现，当地一间工厂雇佣一名14岁的童工做焊工，每周工作七天。7月，据广州的一家大众化报纸报道，在广州警方试图围剿一间违法香烟厂时，该厂一名13岁的童工在逃跑的过程中不幸溺水身亡。

据官方的新华新闻报道，海南省地方劳动监察小组发现5名13岁至15岁的女孩在瞻州市的一间饭店做服务员。

另请登录www.state.gov/g/tip. 参阅国务院的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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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可以接受的工作条件

没有全国性的最低工资标准，但《劳动法》要求地方和省政府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标准自行确定本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该条例规定县或县级以上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执行该法规，还规定如果总工会发现有雇主违反该条例，将有权要求相关的劳动局进行处理。

由于不断变化的经济和人口情况，几乎所有的地方和省政府都在这一年内大幅度提高了最低工资。另外，经济活动的增加、熟练临时工的短缺、内地投资的增加和罢工的成功都使全国各地普遍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水平。

虽然有关最低工资的法律适用於所有劳动者，但是拖欠工资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各级政府仍努力阻止拖欠工资，帮劳动者追讨拖欠工资和保险费。在全国估计23000万农民工中，绝大多数农民工及其家人在工作条件和劳动权利方面还面临着其他许多障碍。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无法在所居住和工作的城市获得公共服务，如公立教育或社会保险等，因为他们不是经法律注册的城市居民。

《劳动法》规定每周40小时的标准工作时间（加班除外），每周休息时间24小时。《劳动法》还规定，加班时间一天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并且规定必须另付一定比例的加班费。但是，在实践中，很少有人遵守这一规定，并且常常违反这一标准。

虽然许多有关工人安全的法律法规完全符合国际标准，但是由于资源不足，其实施和执行情况往往不容乐观。例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报告称，2008年，全国只有23000名全职的专业监察员，而在有些地区，一名劳动监察员要负责超过5万名的员工。

由于职业安全与健康等法律法规的执行不力，劳动者的健康和安全仍然受到威胁。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监局）制定并执行了有关职业安全与健康的法规。《安全生产法》规定，雇员发现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撤离工作场所。雇主不得因雇员采取此类措施而解除其劳动合同或减少工资福利。在实践中，地方对这类保护措施的执行往往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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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下达通知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提供技术支持和加强监督，以防止采矿和化工厂等高危行业发生安全意外。这个32条的通知要求至少要有一名高级管理者在任何时候都要陪同工人下井，从事高危行业的工人必须经过专业培训，获得有效证书。凡存在不经培训上岗、无证上岗的企业，依法停产整顿。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致三人以上死亡或一年内发生两次较大安全责任事故的企业将被列入黑名单，并将有关信息提交给国土资源、建设、金融、投资和银行等部门，作为未来贷款谈判的重要参考依据。此外，全国将建立7支矿难应急小组，在发生严重事故时提供及时的援救工作。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组织了一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全国运动。在7月20日的报告中，该委员会承认全国的工作场所监察体系和安全生产问题的解决等存在问题。在这一年内，据报道，监察员在监察642万家工作单位时发现了934万处未上报的"安全生产危险"，包括212万个工业和采矿设施。据报道，直至年底，3327处严重安全隐患还未获得有效解决。

煤炭行业继续遭受大量事故，死亡人数居高不下，但政府继续加强对煤炭行业的整合重组，将其整合成几个大型的、管理更为规范的煤炭企业，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安监局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等联合发起的一项针对年产量低于30万吨的小煤矿的运动。国家能源局的数据表明，从1月至5月，有620家小煤矿被关闭，煤炭产能减少了7540万吨。

国家能源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每生产100万吨煤炭就有0.788人死亡，比上一年减少了差不多15%；共发生71起安全事故，602人死亡。大部分安全事故都是由非法运营的小煤矿和过度生产的大型煤矿引起的。独立的劳动小组称，由于很多安全事故被掩盖了起来，真正的死亡数字可能更高。

安监局局长称，在今年上半年，非法生产、运营和建设导致了502起重大生产事故，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5起。官方数据表明，据报告，在这502起安全事故中，有2652人受伤、死亡或失踪，人数比09年上半年增加了576人。从1月至6月，重大生产事故为45起，比去年增加了36.4%，共有764人死亡或失踪，与2009年同期相比增加了53.4%。

在上报的多起煤矿事故中，7月的一个周末共发生了5起煤矿事故，导致40多名矿工死亡，13人被困井下。在陕西省韩城市的一家私营煤矿发生的事故导致28名矿工遇害，而在河南省一煤矿发生的火灾则导致8名工人遇难。第二天，湖南省一煤矿发生煤气爆炸，2名矿工遇害；甘肃省一煤矿被淹，13名工人被困；南票煤电有限公司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的大窑沟煤矿发生爆炸，4名矿工死亡。在这一周的后几天，媒体报道了韩城市长被撤职的消息，以及该市政府采取措施将33家煤矿停业整顿，直到安全问题解决为止。

3月，山西省王家岭煤矿发生安全事故，153名矿工被困井下，其中115名矿工在8天后被救。卫生部的资料显示，2009年，14000多名工人被诊断患有矽肺病或黑肺病，占该年新增职业病病例的80%。由于其中许多煤矿都是私营的，且已被关闭，因此大多数矿工很难获得赔偿。一旦煤矿关闭，许多矿工没有相关文件证明自己曾是该煤矿的员工，而没有此类证明文件，医院就无法出具职业病评估报告，而没有该报告，矿工将无法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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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和其他省份的藏族自治州和藏族自治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西藏自治区内的藏族人口约有270万，而西藏自治区外的藏族人口约有290万。政府严格控制关于西藏的信息，并限制进入西藏自治区和自治区以外的西藏地区的途径，因此很难准确判断那里践踏人权的程度。

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和迁徙自由都受到严重压制。2008年3月动乱之后更进一步加强了管制，西藏地区的动荡局面也在动乱和镇压的两周年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当局仍在继续严重践踏人权，包括法外杀戮、虐待、任意拘留，法外拘留和软禁。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仍然令人关切。

2008年3月抗议的后果继续影响着中国西藏地区的人权局势。很多藏族人，特别是僧侣，仍然因其在2008年的抗议和暴乱中的所作所为而遭受监禁。在整个西藏高原的许多社区中，委派的中国人民武警（PAP）警力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三月份，拉萨的各大修道院都有安保力量进行守卫。3月14日，该城市的许多商铺关门歇业，纪念示威游行和警力镇压周年。甘肃省南部的许多地区发生学生抗议，据报道，学生抗议是为了捍卫自由和人权，并支持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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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生命

有很多关于政府及其机构任意或非法杀戮的报告；但是，不可能单独核实这些报告。并没有关于官员对那些杀戮责任人进行调查或惩治的报告。

8月，警察在甘孜故乡（ Phayul）县的矿区抗议中射杀了一名藏族人。国家媒体宣称，该名藏族人是在警察对示威者鸣枪警示时被误杀的。

2009年12月，33岁的藏尼央吉卓玛（Yangkyi Dolma）在被警察收押8个月后死在成都一家医院，死因不明。2009年3月她参加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的示威抗议，要求保护人权及立即让达赖喇嘛回国，她随后遭到警察殴打并被逮捕。

白玛次巴（Pema Tsepag）在2009年1月遭到当局殴打后死亡；2009年3月，公安局干警杀害平措热单（Phuntsok Rabten）；班觉列德（Panchou Lede）在2009年3月军队和农民发生的冲突中死亡；和2009年8月嘎单（Kalden）在拉萨监狱中遭受拷问后死亡，上述事件发生之后，没有获得关于他们的任何进一步消息。

2008年3月的示威抗议爆发之后，政府报告称，有22人在拉萨动乱中死亡，其中包括18名平民、一名警察和3名暴乱分子。但是，包括西藏流亡群体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旁观者认为西藏地区3月10日开始的政府镇压导致的死亡人数在100人至218人之间，各个组织的统计数字各不相同。

有报道称，有人因2008年参加示威抗议而遭受审判、被定罪且被执行死刑。审判和死刑没有公开，外国观察员旁听审讯的要求也遭到拒绝。他们是否履行了既定程序因信息不足而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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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

2008年拉萨暴乱之后，当局任意逮捕包括僧侣和尼姑在内的藏族人，其中许多人仍然下落不明。有关被捕人数的官方数据并不完整，且只覆盖到有限的几个地方。2009年2月，官方媒体报道，暴乱后在拉萨共有953人遭受逮捕或向警方投降。报告称，有76人因叛乱被判入狱，另有116人等待审判。官方消息没有关于这116人命运的报道。12月21日，一家非政府组织报告称，哲蚌洛色林佛学会的一名喇嘛、55岁的强巴旺秋（Jampel Wangchuk）被判处终身监禁；哲蚌郭芒学会的一名经文教师、43岁的贡觉尼玛（Kunchok Nyima）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哲蚌那巴佛学会的一名经文教师、38岁的纳汪丘尼（Ngawang Choenyi）据称将要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

关于包括索南（Sonam Rabgyal）、旦都（Damdul）和热杰（Rabgyal）在内的五名僧侣现在下落不明，他们自从2008年拉萨小昭寺午夜突袭之后便告失踪。西藏传统画家班觉洛布（Paljor Norbu）在2008年经秘密审判被判７年有期徒刑，但时至年末，仍下落不明。班戈县普布镇副镇长平措坚赞（Phuntsok Gyaltsen）于2007年被逮捕，没有任何关于他本人现在何处的最新消息。

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Gendun Choekyi Nyima）--藏传佛教中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的最重要人物--及其家人至今下落不明。2009年10月，西藏政府官员对一个来访的外国代表团说，根敦·确吉尼玛（Gendun Choekyi Nyima）"正快乐地成长，热爱中国文化，并且在享受快乐的生活。"这些官员称，他的11世班禅喇嘛的身份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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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和其他有辱人格的残忍待遇

安全机关对被拘押或监禁的犯人使用了酷刑和卑劣的手段。据报道，从尼泊尔被遣返回中国的藏民被施以酷刑，包括电击、挨冻和毒打，并被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囚犯定期参加"政治调查"会，如被认为对国家不忠，将会受到处罚。

2009年3月，警察毒打了Gema Dra-wok尼姑庵21岁的藏族尼姑洛桑康卓（Lobsang Khandro），因其在甘孜县单独进行了一次示威抗议。据称，她手持宣传册和祷文旗帜走向甘孜县政府总部所在地，口中大声叫嚷着自由和支持达赖喇嘛。

6月22日，知名商人和环保人士嘎玛桑珠（Karma Samdrup）因据称犯有情节严重的文化产品盗窃和抢劫罪而接受审判，他谴责看守所人员对他进行殴打、剥夺其睡觉的权利、对其施用药物致其耳膜出血及其他虐待行为。6月24日，他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塔秀寺的四名僧侣被监禁在青海省，于同年年底获释。他们因2009年2月参与在政府办公室外塔秀寺僧侣的抗议活动而被捕，并被判处劳动改造。

2009年5月，根据一份非政府组织发布的报告，甘孜藏族自治州大武县爆发了反对水利发电项目的示威活动，警察在镇压过程中打伤6人。

据各种消息称，因2008年暴乱而被捕的人中有许多人受到法外处罚，例如毒打和长时间不许吃饭、喝水和睡觉。有时候，被羁押人员甚至在武警及公安局官员的看管下发生骨折或受到其他严重伤害。

据目击者称，在动乱和随后的刑讯中死亡人员的尸体被秘密销毁，而没有被返还给家人。

布绒朗寺和雅底尼姑寺的主持普布泽仁仁波切（Phurbu Tsering Rinpoche）称他在2009年4月的审讯过程中遭警方虐待。他宣称，2008年他被逮捕之后，警察将他的双臂铐在一根铁柱上，勒令其在审讯过程中保持站立姿势，而审讯一直持续了四天四夜。他们告诉普布泽仁仁波切说，如果他不招供，他们将逮捕他的妻子和儿子。他的审讯后来被无限期推迟。外国外交官申请旁听审讯过程，但没有得到回应。2009年12月末，一家法院判处普布泽仁仁波切八年零六个月监禁，罪名是非法持有武器和弹药（见"拒绝公正公开审判"）。

2009年5月，拉卜楞寺的西藏僧人久美古利（Jigme Guri）从监狱获释。据他称，在他2008年2个月的关押期间，狱警反复殴打他，并将他打得六天不省人事，两次入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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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条件

2009年12月，西藏自治区司法局副局长告诉一名外国外交官说，西藏自治区五个监狱中有3000名犯人独立于劳教所之外。

2008年3月暴乱相关的大规模拘留暴露并放大出拥挤、恶劣的监狱条件。一些监狱，包括劳教所中的监狱在内，可能在不经法庭审议的情况下强制犯人劳动3年（可能延期一年）。法律规定每天可要求犯人最多劳动12小时，每两个星期休息一天。但是，这些规定往往没有得到执行；每个监狱的情况也各有不同。

据多种消息称，西藏地区的政治犯需要忍受肮脏的羁押条件，而且基本上没有机会洗澡和洗衣。许多犯人睡在地上，没有被单和毯子。据报道称，犯人和20至30人挤在一间牢房中长达很多天。

以前被羁押的犯人报告说，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据称，犯人除非病重，否则不会获得医疗护理。犯人也投诉说他们经常收不到家人寄来的钱、食物、衣物和书籍，因为这些东西通常被狱警充公。

任意逮捕和拘留

任意逮捕和拘留

在这一年中，任意逮捕和拘留的现象在西藏地区仍在持续。持有扣留令，警察可以不经正式逮捕或指控对个人拘禁最多37天。警察必须在扣留某人的24小时之内通知该人的亲属或雇主。37天后，警察必须正式逮捕被关押者，不然就得释放他们。在实际操作中，警方经常违反这些要求。

官方媒体报道称，2008年3月至4月间在藏族地区逮捕了4434人（1315人在拉萨逮捕）。2008年，官方媒体报道说，从3月至4月这段时间内大约有1317人被逮捕，其中1115人随后被释放。据外国组织统计，拘留总人数超过5600人。许多犯人属于劳教所和其他形式的拘留，不会接受司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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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公正公开审判

对被拘留或被监禁藏民的法律保护在法律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都不够健全。据西藏自治区司法局的一位官员称，西藏地区的所有7个市和自治州都已经建立了提供藏语服务的法律援助中心。犯人可以要求会见政府任命的律师，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被告还是无法获得法律代理。

据《西藏日报》报道，西藏自治区正对该地区的律师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以确保律师的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在西藏自治区的18家律师事务所中，11家律所有本所的共产党委员会，6家与本州司法局共署属一家党委。已经向一家没有党组织的律所委派了一名党组织发展领导人。

当局警告自愿为因参与2008年示威抗议而遭拘留的人辩护的汉族律师不要受理此类案件。当局警告说，会处罚他们或警察将对其进行监视控制。若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则审判草率，且秘密进行。当局拒绝外国外交官屡次提出的旁听此类有关2008年动乱相关罪行审讯的请求。根据法律，"危害国家安全"和"分裂国家"这样的罪行每条罪状最长可判15年徒刑，总刑期最长不超过20年。政府当局将据称支持西藏独立的藏族人判刑，无论其活动是否有暴力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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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犯和被关押者

由于无法独立接触犯人和监狱，因此很难确定藏族政治犯的数量。许多在2008年春季抗议后的数日及数周内被捕和被拘留的藏族人在整个2010年被判刑。许多犯人被扣押在公安部管辖的法外劳教所监狱中，从未出现在公共法庭中。

根据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政治犯数据库中提供的信息，截至9月3日，西藏地区共有824名藏族政治犯被关进监狱。其中，765人是在2008年3月10日或之后被拘留的藏族人，59人是在2008年3月10日之前被拘留的藏族人。在2008年3月10日或之后被拘留的765名藏族人中，有443人（约占58%）为藏传佛教的"宗教专家"（僧侣、尼姑、活佛或高级别转世喇嘛）。842名藏民中有152人的判决信息可查。在判决信息可查的152名藏族政治犯中，116人是在2008年3月10日或之后被拘留的。一家非政府组织的报告显示，截至12月30日，西藏共有831名已知政治犯，其中360人被法庭定罪；12名藏民被判终身监禁。

藏族政治犯和羁押人员的实际数目肯定更高。仍有许多犯人被关押在劳教所中，数目不详。

1月份，政府当局判处歌手扎西东知（Tashi Dhondrup）15个月强力劳动，只因其创作、录制并传播含有如下歌词的歌曲："占领藏地，剥夺藏民的自由/这是无形的折磨。"

4月6日，政府当局在兰州西北民族大学拘留了文学禁刊《东部雪山》的编辑扎西熱丹（Tashi Rabten），该刊于讨论过2008年的示威抗议。

4月23日，当局在新宁扣押了一名西藏作家扎加（笔名雪合东）。雪合东是禁书《翻天覆地》的作者，书中严厉批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关西藏地区的政策，歌颂了2008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当局认为这本书具有颠覆性，因为书中批评了中国政府。10月14日，扎加获得保释，年末等待审判。

5月20日，当局逮捕作家Doku Tsultrim，似乎因为他在4月14日玉树地震后准备出版的关于西藏青年的材料。

5月25日，拉萨中级法院因四郎泽仁（Sonam Tsering）煽动并参与拉萨骚乱，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视其判决后行为而定，其余5人被判处3年至7年监禁。

6月26日，当局判处商人多杰扎西（Dorje Tashi）无期徒刑，他是 "牦牛（Yak）"酒店的业主。尽管当局对其指控严格保密，但是据报道他们涉嫌帮助流亡组织。

2009年2月，政府当局判处6名藏民18个月至3年徒刑，只因他们参与了甘孜州的示威抗议。

2009年5月，一份非政府组织报告称，政府当局判处甘肃省南部拉卜楞寺僧人楚臣嘉措（Tsultrim Gyatso）无期徒刑，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

根据法新社报道，2009年年初，当局共判处76名参与2008年3月暴乱的人员3年至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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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非政府组织报告称，2009年7月甘孜州理塘县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理塘县永卢噶丹惹嘉林寺的藏僧蒋杨丹增（Jamyang Tenzin）3年徒刑，因其反对向该寺派出落实"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组。

2009年8月的一份非政府组织报告称，8名藏民在扎西桑波（Tashi Sangpo）自杀有关的抗议活动后在玛沁县被判处一年至七年有期徒刑，据报道，扎西桑波自杀是因为其在警方收押期间遭受了非人道主义的对待。

2009年12月，政府当局判处制片人当知项欠（Dhondup Wangchen）六年监禁，因其拍摄的电影《远离恐惧》中含有"分裂主义"，影片记录了中国藏族人的生活和他们对达赖喇嘛的看法。

2009年，在阿坝州马尔康县，有4名学生因其在藏族高中学生报工作而被判入狱。其中一名学生被送往绵阳的劳教所。其他3人没有被提起诉讼。三名该高中工作的教师也因该案而被解雇。

旺堆曾受雇于一家由外国非政府组织经营的艾滋病毒/艾滋病预防项目，他在2008年因代表"达赖集团"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处无期徒刑，留在监狱中。另外一个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前雇员米玛顿珠（Migmar Dhondup）也因同样的罪名入狱。

著名佛教人物丹增德勒仁波切（Tenzin Delek Rinpoche）因分裂主义、持有枪支和爆炸指控，在四川被判终身监禁。据西藏消息人士称，枪械是一队猎人放弃打猎留在他的寺庙中的。

数十名在2008年抗议之前抵制 "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僧侣和尼姑继续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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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家非政府组织报告，在2009年3月的一场午夜暴乱中，公安局逮捕拉卜楞寺僧人主更嘎倉央（Kunga Tsangyang）。报告的逮捕是自2008年骚乱后开始的对西藏网络作家持续排查工作的一部分。2009年11月，他因泄露国家机密被甘肃省甘南中级人民法院秘密宣判判处5年有期徒刑。

2009年12月，高级宗教领袖普布次仁仁波切（Phurbu Tsering Rinpoche）据称因被逼做出不实供述而遭受酷刑，在2008年5月他主持的尼姑庵中数十名尼姑进行了和平抗议后，以滥用公共财产的罪名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另以非法持有弹药的罪名被判处一年半有期徒刑。检察官指出，警方在突袭时发现了一支手枪和弹药，但普布次仁仁波切坚持说自己是被诬陷的。僧人的律师表示，在警方剥夺他四天的睡眠后，他作出伪供（见"酷刑"部分）。

2008年年末，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34岁的尼姑多吉康珠（Dorje Kangzhu）七年监禁，罪名是"煽动分裂"。她在2008年因为散发有关西藏独立的传单，并高呼支持西藏独立的口号而被逮捕。

下面的政治犯仍在监狱中服刑：荣杰阿扎（Rongye Adrak）、阿珠洛布（Adak Lupoe）、晋美丹增（Jigme Tenzin）喇嘛（亦名Bangri Chogtrul）、雅立罗托（Jarib Lothog）、僧人罗卓（Lodroe）、堪布金巴（Khenpo Jinpa）、美术老师兼音乐家更钦（Kunkhyen）、布穷（Buchung）、边巴（Penpa）、Bangri. Chogtrul Rinpoche、僧人楚英克珠（Choeying Khedrub）、达瓦（Dawa，坚赞南达）、僧人洛桑巴登（Lobsang Palden）、夏饶云丹（Sherab Yonten）、索南嘉波（Sonam Gyelpo）、退休医生意希曲珍（Yeshe Choedron）、僧人丹增布琼（Tenzin Bucheng）、僧人洛桑欧珠（Lobsang Ngodrub）和僧人次仁顿珠（Tsering Dhondup）。

言论和新闻自由

与外国记者交谈，试图向本国以外的外国人传达信息或传递有关2008年抗议的信息的西藏民受到骚扰或拘留。2009年期间，有59人因在2008年骚乱后"捏造和传播谣言"而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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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严格限制外国记者进入中国西藏地区。在西藏自治区，外国记者只有通过政府组织的高级别旅行团方可进入该地区，这种旅行时刻在政府人员的陪同下进行，因此非常难进行独立报道。在西藏自治区外，尽管在2008年通过的政府规章中明确规定外国记者不需要地方当局的许可便可进行报道，但是外国记者依然常被驱逐出藏区。六月，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FCCC）呼吁中国施行该组织的报道规定，并向外国记者开放西藏自治区。一项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的调查发现，86%的记者表示，准确、全面地报道西藏是不可能的。记者在过去的两年中曾经提交过35次前往西藏自治区的申请；仅有4次获得批准。一些外国媒体能够在地震后立即从玉树后发出报道，而没有遭受政府的严重干预。

2009年3月，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敦促中国政府停止扣留新闻记者，开放藏区的新闻报道。在西藏社会动乱一周年前，至少有6家来自不同的新闻机构的记者在试图访问甘肃、四川和青海省等藏区时遭到扣留或没收财产。

西藏民指出，当局下令对玉树救灾工作的报道应着眼于军队的努力，淡化西藏僧侣的工作。

4月6日，两名藏族作家扎西拉布丹（Tashi Rabten）和周洛（Druklo）在警察突袭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大学的旅馆时被拘押。扎西拉布丹是2009年8月非政府组织"记者跨国界"报道的被捕四名西藏作家之一。其他三人是卓日慈诚（Zhuori Cicheng）、僧人岗尼（Gang Ni）和康公确（Kang Gongque ）。康公确在四川省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12月30日，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三名藏族作家Jangtse Dhonko、Bhudha和Kalsang Jinpa犯有分裂罪。Jangtse和Bhuda分别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Kalsang Jinpa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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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继续干扰美国之音（VOA）和自由亚洲电台的（RFA）的藏语和汉语服务以及位于国外的西藏之声。有些藏民报告说，尽管这种广播受到频繁的干扰，他们不时也能收听到。一名四川僧人表示，"如果买一个更好的收音机"他也可能听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的广播，不过，"如果他被抓到使用更好的收音机，他将受到惩罚"。在甘肃省南部的藏区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警察没收或销毁怀疑被用于接收美国之音藏语电视台节目以及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卫星频道音频的卫星天线。这些天线已被换成政府控制的有线电视系统。一些西藏民能够通过互联网收听收看海外的藏语广播和电视节目。

国内记者没有报道西藏地区的压迫情况，而报道这种情况的博客作家则面临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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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自由

八月出版的互联网杂志《西藏评论》报道了政府勒令西藏境内的网吧在月底前全部安装好一套"最先进"的监管系统。这套系统不仅限制了可浏览的内容，也将监视用户的网上活动。上网者的身份证必须经过扫描才能允许其联机访问，这样一来，访问者的身份便可通过访问过的内容追溯得到。这项命令据传已经得到了执行。

在藏区主要的宗教、文化和政治节日期间，许多的网站关闭，网吧也受到严密监控。

西藏著名诗人兼记者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的互联网博客因为被官方过滤，中国国内网民仍然无法访问其博客网址。当局持续拒绝为唯色发放护照。大部分与西藏相关且对藏区官方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外国网站在这一整年中都向中国用户屏蔽。

官方审查极力阻碍了藏语网站的发展。尽管政府资助开展项目，旨在改进藏语的计算机界面，但是负责监控互联网的安全机构通常缺乏必要的语言技能以监控藏文内容。这样一来，藏语的博客和网站都需经过无差别的审查，即使其内容并没有触及敏感话题，整个网站也可能被关闭。

3月，当局切断了四川省阿坝自治州和西藏自治区甘孜不同地区的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信号。6月，由于藏传佛教的萨迦派领袖的两个儿子对西藏自治区的萨迦寺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萨迦县的手机通讯和互联网就完全中断了。

2009年2月，西藏自治区甘南马丘县警局逮捕了西藏文化与文学网站"灯"（该网站已经关闭数月）的所有者贡却才培（Kunchok Tsephel Gopey Tsang）。2009年11月他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009年，据一家非政府组织报告，贡布彻令（Gonpo Tserang）在西藏自治区德庆因"煽动分裂"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只因他曾发送关于2008年3月抗议的电子邮件和短信。审判裁定"贡布彻令（Gonpo Tserang）故意使用互联网捏造谣言，扭曲事实来煽动分裂。"

中国境内外的西藏活动分子受到组织严密的电脑黑客攻击，外国研究小组的研究显示，这些攻击来自中国内部。在3月敏感的周年纪念日和新的"农奴解放日"（见"学术自由与文化遗产保护"一节）期间，有时会限制西藏自治区和四川、青海及甘肃等省藏族地区的手机和互联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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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由与文化遗产保护

藏族地区当局要求高等院校的教授和学生参加的政治教育课程，旨在防范校园内的分裂主义政治和宗教活动。藏族学者经常被鼓励参与到政府的宣传中去，如发表公开演讲支持政府政策或接受官方媒体的采访。没有配合这种努力的学者获得晋升的机会将会减少。而那些曾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CCP）对西藏事务的政策的中国的学者则将面临来自官方的报复。政府控制着课程、教材及其他课程材料，以及在历史或政治方面敏感的学术书籍的出版。当局经常拒绝藏族学者出国参加会议和学术/文化交流。

规划的城市经济增长、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非藏族人口、不断扩张的旅游业、强迫重新安置游牧民族和农民、弱化中等和高等学校水平的藏语教育以及引进了更多的现代文化的影响继续破坏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使当地居民被边缘化。

3月，拉萨当局推出了另一系列的"严打"运动。据官方报道，在运动开始之初，他们突击搜查4115个出租房舍；检查60个犯罪多发地区；对该城市的非永久性居民进行了7347次全面盘查；突击搜查了70多家宾馆、网吧、娱乐中心和酒吧，并拘留435人。虽然表面看来，这是一项打击犯罪的行动，但实际上，警方却在私人住宅、宾馆、酒店、酒吧和网吧中搜查达赖喇嘛的照片和其他政治违禁品。警方检查了拉萨居民的手机，搜查手机中是否有印度"反动音乐"和达赖喇嘛的照片。人权组织认为，"严打"运动背后的动机是为了骚扰人权活动分子和藏独支持者。

3月28日是西藏自治区"农奴解放日"的第二个周年庆祝日，纪念中国的统治者在1959年的这一天正式废除达赖喇嘛的地方政府。在正式的庆祝活动期间，西藏官员谴责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及其他观察人士都表示担心，发展项目和其他中央政府的政策会使非藏族居民享受绝大部分利益，并继续促使汉民、回民和其他民族的人口大量涌入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