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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破四旧”运动开始了。所谓“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由于当时对于“新”和“旧”的概念没有科学的标准和正确的态度，加之红卫兵的盲目和无知，破“四旧”变成了砸文物、打人、抄家的同义词。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的口号，将“破四旧”列为文革的重要目标，后来的《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同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破四旧”行动升级，大肆破坏寺院、古、古籍等文物，最令人发指的是随意抄家。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由首都红卫兵首倡，走上街头破四旧。把基于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 “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暴力行为成风。行动的狂热，使许多置身事外的学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新华社当时对此进行了连续、正面的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都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因此这股潮流迅涌速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私生活领域，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神符魔咒。

　　破四旧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更可怕的是让红卫兵从学生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习惯里挣脱出来，打破了种种文明禁忌，把虚妄的阶级斗争从理念转化为实行践履的狂热。行动赋予了他们青春的自信、权威，使他们崇尚非理性暴力，崇尚可以恣意妄为的权力，唤醒了他们心中的魔障。为红卫兵日后政治性的造反、夺权做了热身演习。而人们也被从日常生活秩序的规行矩步中拽了出来，受了催眠似的，在暴力残害面前变得懵懂麻木，束手就擒，逆来顺受。

　　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着，但已经没有1966年那样简单、激烈的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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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封资修出台 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加上了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

　　“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泽东的发明。西方的叫“资”，古代的叫“封”，共产党国家的叫“修”：苏联是“苏修”，外蒙古是“蒙修”，朝鲜是“朝修”等等，都是“文化专政”的对象。不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毕竟有点深奥，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年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破四旧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开始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30万红卫兵。此后，这些“小将们”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这场风暴首先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红卫兵们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的一切外来和古代文化象征和物品砸了个遍。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道北京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次日，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报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称《好得很！》。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

　　“破四旧”运动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农村。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市有11.4万多户抄家。按周恩来的说法，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孔庙被砸 孔子坟遭掘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头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当地农民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请示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于是，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墓被扒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曲阜共有6000余件文物被毁，古书2700余册被烧，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被毁，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由于戚本禹称赞掘孔子坟的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此后迅速刮遍全国。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有记载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遭到厄运。

改名改风俗习惯席卷全国

　　此外，为了显示“革命”，红卫兵还在全国掀起了改名浪潮。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都掀起了改名风潮。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在这一运动中，红卫兵更改了大批所谓反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店铺字号、街名路名、学校名、影剧院名、医院名、公园名、机关名、报纸名等等，比较典型的有：将外国驻华大使馆比较集中的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苏联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越南大使馆所在的光华路改为援越路、海淀路改为文革路、安内大街改为大跃进路、府右街改为韶山路、东环北路改为大寨路、学院路文体用品商店改为抗大商店、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28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景山公园改为红卫兵公园、天桥剧场改为红卫兵剧场、东四剧场改为井冈山影剧院、红楼影院改为大革命影院、儿童影院改为红色接班人影院、新声影院改为遵义影院、大华影院改为工农兵影院、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几米高的牌匾被拉了下来换上东方红剧场的牌子、天津莫斯科影院改为向阳影院、天津劝业场牌子被砸碎换上人民商场的牌子、天津和平区改为战斗区、南昌黄庆仁药栈改为灭资药店、福州下杭路改为兴无路、武汉海关大楼改为反帝大楼、广州《羊城晚报》改为《红卫报》、拉萨药王山改为胜利峰、南京女一中改为东方红中学、苏州采芝斋糖果店改为红旗商店、因东林书院而得名的无锡东林小学改为红卫兵小学、杭州张小泉剪刀铺改为杭州剪刀店、开封包府坑小学改为要武小学、郑州11中改为抗大1附中、乌鲁木齐八家户村改为工农兵新村、银川靖宁巷改为革命巷、宁夏财经学校改为红管家学校、在四川有名的麻婆豆腐也被改为麻辣豆腐、陈麻婆豆腐饭店改为文胜饭店等等。经过红卫兵改名后，到处是“革命”的词句，仿佛真的创造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破“四旧”中有破除四旧风俗和旧习惯两项，占了“半壁河山”，因此红卫兵对于这项事业投入了很高的热情。红卫兵开展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扫除封、资、修行动，大批珍贵文物、古迹、遗址遭到惨重破坏，损失无法估计，同时也破坏了人们习惯的生活方式，破坏了宗教场所，赶走了外国神职人员，造成社会秩序大乱。

　　北京和上海等地公开贴出告示，规定妇女一律要留三八式齐耳“革命”头，否则立即被红卫兵在大街上当场剪掉满头秀发，就连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受到红卫兵警告，要求她进行“发式革命”。所幸得到周恩来同志保护，孙夫人又迫使自己长期呆在家中，这才保住秀发。理发店里则撤消了香水、头油等化妆洗发用品，各种发型一律取消，仅理“革命头”。上海的理发店取消了剪指甲、美容等服务项目，医院口腔科取消了洁齿业务。北京服装业流行着这样的对联“革命服装大做特做快做，奇装异服大灭特灭快灭”，横批“兴无灭资”。高跟鞋会被勒令当场扭掉鞋跟。牛仔裤会被当场剪开裤管。凡是有私产房的房主，则被勒令上交房契。天津海关被迫将大檐帽、关徽、臂章、铜纽扣都视为封资修，而一律废除。

　　在宗教界，红卫兵冲进北京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赶走了所谓“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8名罗马修女；颐和园佛香阁释迦牟尼塑像被砸碎；丰台明初遗物千手千眼菩萨铜像被拉倒，佛身断为三截；戒台寺数千大小佛像全部被砸碎；上海的教堂几乎全部被砸，作为龙华三宝之一的高达7米、莲花座下雕有上千尊小佛像的范金毗卢佛像被红卫兵砸成碎片，作为弥勒佛化身的布袋和尚坐像被砍下头颅；建于清代的天津大悲院中的佛像被抢，院中的明代木雕观音和瓷佛均被砸毁；洛阳龙门石窟被砸掉无数珍贵小佛头像；合肥万福庵的神像等佛物全部被烧毁；湖南的15座寺庙中的497尊佛像、395尊菩萨、649尊罗汉、54部藏经书等大量宗教设施则全部被毁；红卫兵冲进伊斯兰教清真寺，放火焚烧《古兰经》，引起伊斯兰教徒与红卫兵的冲突等等。

　　文物古迹损毁也非常严重。在北京，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演出时所用的戏装、道具被当作封资修全部放火焚毁；海淀区朱房村的汉代遗址珍贵遗迹被破坏；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万里长城被拆毁54公里。根据有关统计，北京共有4922处文物古迹被毁坏。在上海，著名的万国公墓中包括宋庆龄父母在内的许多名人墓穴被砸毁；建于三国时代的龙华寺、静安寺都被严重破坏。在天津，作为传统艺术瑰宝之一的传统曲艺相声被认为是低级趣味被勒令停止演出；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原租界建筑群，在建筑文化方面有很重要的价值，但许多建筑物上面的标志和装饰物大都被砸毁；各种宣传文化的机构如文化馆、文化宫等都被挤占，而被迫停止工作。另外，杭州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苏小小墓被毁、岳王坟的岳飞像不翼而飞；广州黄花岗72烈士墓顶的自由神像被红卫兵用铁锤砸毁；海口海瑞墓被砸毁；山东武训墓被毁，武训尸体被挖出并抬尸游街示众，然后尸骨还被砸烂焚烧；山东孔庙被破坏严重，毁坏文物6618件；等等。

　　破“四旧”运动是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肆虐神州的。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有。”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教育”去了，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衰落，破“四旧”运动逐渐烟消云散。  

文献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午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极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极和资产阶极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营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极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解放十六年以来，无产阶极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无产阶极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最彻底的革命，这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最顽强的反抗。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极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俩的反动政权。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是不死心的，总是企图利用他们过去这类的影响，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极为了夺取政权，也是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准备，搞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极，尚且要经过多次反复，经过多少次的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从思想准备到夺取政权，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几百年之久。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结束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更不能幻想剥削阶级会乖乖地听任无产阶级剥夺他们的一切特权，而不想恢复他们的统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必然要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以十倍的疯狂，来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纂党，纂罩，篡政，这个事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驯。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极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极“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

　　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到夺得政权的时候就结束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取得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先决条件，才能为这种文化革命开辟最广阔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极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极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旧社会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末，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少数新剥削阶级服务的，它只能由少数人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它能吸引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参加。资产阶极启蒙人物，总是鄙视群众，把群众当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当然支配者。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同他们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在唤起人民群众的自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资产阶极的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自己对于人民群众的仇恨心。马克恩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也还是这样。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成为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也必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我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惊慌和混乱。他们一会儿想人非非，说什么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表明了中国下一代“和平演变”已经有了希望呀；他们一会儿又悲观失望，说什么一切消息表明，共产党的统治还是十分巩固呀；他们一会儿又表现出无限迷茫，说什么要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随时作出准确判断的真正的“中国通”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呀。亲爱的先生们，你们的胡思乱想总是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极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将无产阶极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场文化革命的胜利，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在各个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


打倒封资修出台 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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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二：好得很！
　　 《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

　　我们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北京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可是，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长期把持、压制下，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这是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新名称，新风俗，新习惯，为我们伟大的首都，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毛泽东思想正在照亮每一个角落。这是振奋人心的大事，这是大快人心的喜事。

　　“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将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永葆革命的青春。

    “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是任何顽固的旧势力也阻挡不了的洪流。

    “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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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江青炮制《纪要》 提文艺黑线专政论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和江青密谋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座谈会和《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了中共建政以来17年文艺工作所取得一切成果，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舆论上做了准备。

　　江青一直希望插手部队文艺工作，曾找过总参谋长罗瑞卿，但是被罗拒绝。在罗瑞卿被打倒之后，江青转而依靠当时掌握军队大权的林彪。

　　1966年1月21日，江青到苏州与林彪晤面。第二天，林彪即向总政治部下达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我谈了话。在文艺工作方面她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至此，林彪为江青控制军队乃至全国的文艺工作打开了绿灯。

　　2月2日，以“林彪委托江青”名义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林彪指令军队政治思想和文艺作方面的负责人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人参加，不是会议正式成员、在部队没有任何职务、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也天天出入锦江饭店，参加座谈。

　　座谈会从2月2日开到20日，按照江青提议的“看电影、批黑线”的方式召开。会议期间看电影三十多部，看戏三出，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形成了一个以“文艺界……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为基调的纪要初稿，矛头直指彭真的《二月提纲》，把中央高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公开化了。

　　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与修改《纪要》，让他们把这条“文艺黑线”与“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路线”挂起钩来，把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写进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成就。毛泽东三次审阅时亲笔增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和“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等11处的内容。全文从一稿3000字、二稿5000字，扩张到定稿的1万字；并在原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名义。

　　3月1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意见。”林彪让贺龙和中央军委把《纪要》3月30日转报中共中央4月10日批发全党。

　　1966年4月18日，《共军报》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形式把《纪要》的主要内容发表出去。作为先导和重要侧翼，从政治上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攻击。1967年5月29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之际，这个《纪要》正式发表。

　　这篇纪要首次提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它不仅否定了1949年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和主流，也否定了三十年代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革命的成就，为后来否定“二月提纲”，打倒彭真、陆定一、周扬以及文艺界一大批干部、作家演员提供了理论“武器”。

　　“黑线专政”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扩大到其他领域，为全国大动乱、大造反、大夺权推波助澜，全国文艺界受害的人数无法计算，仅文化部及直属单位就有2600多人被诬陷；祸及教育界，中共建制17年来教育战线的成就也被全盘否定了，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十七省、市受诬陷、迫害的教师就有14.2万多人。

　　江青后来说，这个座谈会和纪要“是请了你们的‘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从这也可以看出，这个座谈会和纪要，实际上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从理论上、舆论上为发动“文革”先行做的准备。

　　《纪要》和随后的《五一六通知》，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两个批示相呼应，反映了他对文化、政治等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和发动文革的决心，被当时官方媒体吹捧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也是林、江合作的一次契机和实践。

　　1979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纪要》，并公开对它进行批判。

附：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前言
   
　　毛主席指出：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一）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到二月二十日，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邀请部队的一些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
   
　　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毛主席的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最近四年，比较集中地看了一些作品，想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不一定全对。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应当平等地进行交谈。这件事，去年就应该做，因为身体不行，没有做到。最近，身体好一些，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请同志们来共同商量。
   
    江青同志建议先看作品，再阅读一些有关的文件和材料，然后交谈。江青同志给我们阅读了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并先后同部队的同志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陪同我们看电影十三次，看戏三次。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也随时进行了交谈。另外，还要我们看了二十一部影片。在此期间，江青同志又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一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给了他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们在接触中感觉到：江青同志对毛主席思想领会较深，又对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相当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谦虚、热情、诚恳地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帮助。
   
    （二）
   
    在近二十天中，我们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和有关材料，听取了江青同志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三十余部好的、坏的、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点、错误的影片，又看了《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两出比较成功的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会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一、 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王明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我们从生活中去提炼，去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同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所谓“票房价值”论、“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等等。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万里长征的每一步。为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反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决不可能例外。共军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依靠和希望。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敌人一定会从各方面破坏它，也一定会利用文艺的武器，企图对它进行思想腐蚀。而有的人却在毛主席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缺乏具体分析的。事实上，军队的文艺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抓壮丁》这样的坏影片。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同时，我们自己培养的真正过得硬的创作人材还比较少；创作思想问题还很多；组织上也还有些不纯。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解决。
   
    四、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共军要起重要作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明确地规定部队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军队中有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文艺骨干；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共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资产阶级有反动的所谓“创新独白”，我们要标新立异，我们的标新立异是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反动派的棍子。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自卑感，而应当有自豪感。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古典文艺，甚至美国电影，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当作经典，全盘接受。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能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人民生活，只有人民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从来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我们共军开头也是弱小的，终于转弱为强，战胜了美蒋反动派。面对着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和光荣的任务，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但是，要搞出好的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对创作中的困难，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蔑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抓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功夫。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可能时也要掌握第二手材料。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不这样，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
   
    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忽视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也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南海长城》一定要拍好。《万水千山》一定要改好。并通过这些创作，培养锻炼出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队伍。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过去有些人搞出一个作品，就逼着领导人鼓掌、点头，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至于抓创作的干部，对待文艺创作，应该经常记住这样两点：第一，要善于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第二，要善于分析这些意见，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吸收。完全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只要基调还好，要指出基缺点错误，把它改好。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我们不要怕群众，要坚决地相信群众，群众会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另外，也可以提高群众的鉴别能力。摄制一部电影要花费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把坏片子藏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了，为什么不拿出来放映，从而教育创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又可以弥补国家经济上的损失，做到思想、经济双丰收呢？影片《兵临城下》演了好久，也没有人批评，《共军》是否可以写篇文章批评一下。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反对无原则的庸俗捧场。要改造文风，提倡多写通俗的短文，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功夫；当然也要写一些系统的，有理论深度的较长的文章。反对用名词术语吓人。只有这样，才能缴掉那些所谓“文艺批评家”的械。《共军报》、《共军文艺》要开辟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文艺评论专栏，对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要热情支持，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点；对坏作品，要进行原则性的批评。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人是认识问题，他们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文艺评论要成为经常的工作，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没有正确的文艺评论，就不可能繁荣创作。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军队是否可以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有分析的、论据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国内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做。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要塑造典型，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其实，活着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这就需要我们的作者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去集中概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不要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革命战争的残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位置摆错了，就会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此外，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选择题材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调查研究，才能选对、选准。编剧要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导演、演员、摄影、美术、作曲等人员也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的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我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我们的经验比较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在根据地，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缺点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现在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学，才能真正学得懂、学得通、学到手。要长期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提高阶级觉悟，改造思想，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三）
   
    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也都符合军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觉悟，加强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决心和责任感。我们一定要继续学好毛主席的著作，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种好试验田，搞好样板，在这一场兴无灭资的文化革命斗争中起好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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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不掉的童年伤痛：我是“特务”的女儿

　　从记忆的深处挖掘关于童年的记忆，有很多的快乐，也有抹不掉的伤痛……

　　我的童年正赶上了十年浩劫，虽然年纪尚小，但是因为风浪冲击到了我的家庭，所以还是留下了许多灰色的记忆。原因来自于我的老爸——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

　　老爸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又上了外语学院专修俄语，可以说是满腹才学，一腔热情。正值干劲冲天时，被扣上了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被送进了学习班。我清楚的记得那一天，在我们家住的那栋楼前面，停着一辆吉普车，还有满院子围观的人群。家里爸妈的脸色都很阴沉，收拾着衣服和被褥。门口站着两个我不认识的叔叔，脸上的表情也很严肃。我很紧张，上前抱住老爸的腿，抬头问到：“爸爸，你们干吗呢？”老爸笑着回答：“爸爸要去出差。”我说：“不对，爸爸！以前你出差不带被子的呀。”爸爸停顿了片刻说到：“这回爸爸走的时间比较长。你在家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觉得就是不对劲，我哭着抱着爸爸的腿：“不行不行，我就是不让你出差……”可是，爸爸还是被带走了，不管我哭的声音有多大……

　　妈妈是个瘦弱但坚强的女人，爸爸关进学习班后，她一个人带着我和弟弟生活。她是个非常敬业的医生，就职于一家职工医院，对所有来看病的工人都非常好，在医院和厂矿里有口皆碑。后来听说爸爸单位的人到医院调查妈妈，但听到的都是赞誉之词。他们也找到妈妈和她谈话，让她揭发爸的问题，还让她跟爸划清界限，一向对人和善的妈妈，据说当时对调查来的人没有客气，严词送客。虽然爸进了学习班，可是妈在医院还是依然受到很多人的爱戴，从我们身上穿的毛衣到家里用的火炉，都是来自于好心人的帮助。

　　妈妈工作很忙，我可以上幼儿园，可是弟弟还小，就送到了邻居的一位大婶家，广东人，我和弟弟都叫她黎妈妈。她是个家庭妇女，有三个儿子，很优秀的儿子，象我的哥哥一样。黎妈妈待我们很亲，我和弟弟现在都与他们一家有着不同寻常的亲密感情。当时，有个邻居自己的孩子想让黎妈妈照看，就说服她：“你看，他们那种家庭，你应该划清界限才对……”可是黎妈妈说：“我是个家庭妇女，不懂那么多，我只知道做人要厚道。”那时候我们的经济条件也很紧张，妈妈一个人的工资，要给姥姥和奶奶寄生活费，还要维持日常的生活开支，所以，黎妈妈那里老是欠帐，可是她从未因此放弃对我们的帮助。

　　小学一年级，我在太谷的姥姥家上的，因为妈一个人工作忙，经常还上夜班，顾不上管我和弟弟两个孩子。两个姨在那里当乡村教师，所以不到年龄就让我去上学了。虽然家里的人都很宠爱我，可我还是很想回到妈妈身边，经常在夜里梦见妈妈，平时看见别的小朋友和妈妈撒娇，羡慕极了，心里就暗下决心，什么时候妈妈来看我的时候我就使劲哭，要求和她回去，她定会心软。终于等到了那天，妈妈来看我了，坐在姥姥家的炕上，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可是我一咧嘴，扑到她的怀里哇哇大哭，妈一开始有点不知所措，可是很快地就沉下了脸：“这孩子，哭什么呀？！真是的！”一看妈妈生气，我只好扁了扁嘴，止住了哭泣，也没敢提回家的事情。跑到另一个房间给爸爸写字，一张稿纸上用铅笔几乎写满，把我认识的字都写下来，交给了妈妈。让他带给在学习班的爸爸。直到今天那张稿纸老爸还保存着，有一次还拿出来给我看，当时我的得意之作，今天可是看得像虫子爬。可是那确实是女儿送给老爸的宝贝礼物。

　　几年间，我们感受到了许多的人情冷暖。在学校里我同桌的男生经常欺负我，还老是骂我“特务的女儿”，有天放学后那个男生在马路上踢飞了我的鞋子，还把我的书包扔到了马路中间，我站在路边无助又委屈地哭了，有的同学在看着我笑，有个男生，很高大，平时很淘气，学习也不好，他跑到马路中间捡回了我的鞋和书包给了我，说了句：“别哭了，快把鞋穿上吧！”又跑到那个孩子跟前踢了他两脚，骂道：“欺负女生，什么玩意儿？！”一直到今天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时的情景和他说过的话。那时候我们不和男生说话，怕人家笑话我们，说我们“搞对象”。小学毕业后，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帮助过我的男生。也许他早就忘记了这件事情，可是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他说一声谢谢，那是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永远都不会忘记！

　　有个平时和我挺要好的女生，有天突然对我说：“你爸爸是坏人，我爸说的！你要提高阶级警惕。”回到家我问爸妈，你们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爸妈说，我们是工人阶级，你看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吗？妈妈在给人看病，爸爸在种地（在单位后院劳动改造）。我想想也对，就再也没有问过爸妈这样的问题，小朋友再说的时候就和他们吵：“你家人才是呢！”孩子毕竟是孩子，谁也不会去深究这些，我也一直相信爸妈是工人阶级，是好人。可是我的爸妈呢？当我在外面受欺负时，当我问他们那些问题时，内心该是怎样的酸楚。想起来有一次在外面受了气回家向老爸哭诉，他突然怒发冲冠，要冲出去找人拼命，当时正好老爸的一个朋友在，拉住了他，我当时可吓坏了，以后再受气也不敢和他说了，后来老爸说起当时的情景，感叹到：“自己受气也就罢了，让女儿也跟着受气，当时真想豁出去了，要不是张伯伯拉着，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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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受到了许多的委屈与不公，爸妈教给我们的还是诚实与善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感悟到了许多的人间真情。他们不想让残酷的现实污染我们纯洁的心灵，记得那个时候我和弟弟每天晚上很早就睡觉了，大人之间的谈话很少让我们听到，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听。”多少年过去了，我真的一直是个比较单纯的人，始终以真诚待人，虽然我也因此吃过不少的苦头，很多人说我傻，但是我真诚依旧。因为在我身处逆境时感受到了许多的人间真情，就是周围这些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还有我的爸妈，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教会了我怎样做才是好人……（文/如烟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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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个人

　北岛，原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在某公司工作。八十年代末移居国外。

　　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文革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动乱的荒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他在冷静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富贵，寻找“生命的湖”和“红帆船”。

　　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是北岛诗显著的艺术特征，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造成了北岛诗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著有诗集《太阳城札记》、《北岛顾城诗选》、《北岛诗选》等。

　　北岛的诗集《北岛诗选》曾获1988年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优秀诗集奖。北岛在诗创作中对于诗的形式和表现方法作了一些尝试，关于这个问题，他在为《上海文学》“百家诗会”写的一段《谈诗》的文字中有所说明：“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远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我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另外，我还十分注重诗歌的容纳量、潜意识和瞬间感受的捕捉。”这些话大致说出了他当时在诗歌艺术方面的追求。

　　在这方面，他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他的诗常以意象拼贴为主要手法。据他说他在写作时先写下任何涌现在脑海中的诗行，而后将它们大删大拾，再剪裁拼贴成一首诗。所以他的诗有雕塑的凝聚，时间是在艺术的空间中运行的。他的诗里的意象体现了庞德所说：意象是感情和理智在瞬间结合成的复合体。他的诗不是流体，而是作者内心的岩层，由各种意象积成的地层。这地层中的意象化石在得到适度的安排时，给人的思考创造了盘旋的空间，但有时过密，过于拥挤；而意象的过度密集没有能增加艺术空间，仅起阻塞空间的后果。北岛的诗离开了直叙衷肠的浪漫主义，获得非个性的冷调。

　　《日子》这首诗的写法，就大致上是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意象在这里围绕着“日子”这个标题迅速转换，不同的镜头又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生存状态，看来作者想说这样的日子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意义。但是，开头和结句告诉读者，这种日子有自己的秘密，而且有自己的过去。《太阳城札记》都是一些短诗、小诗，其中像《爱情》这样的诗，也是一组镜头，诗中的景物是描写，也是隐喻，然而整首诗不晦涩，清新可读。既写出了爱情的恬静气氛，也暗示了咸涩的感觉；荒芜的处女地渴望爱情，老树倒下也许象征过时的规矩的被抛弃。

　　《艺术》的意思似乎是想说，在艺术这块领域，统一的太阳已被打碎，艺术的统一性不复存在，而这，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生活》一诗曾经引起争议。一位老诗人曾经批评这首诗，他说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说生活是网，而在于要说明生活为什么是网，生活怎样成为网的。正好这位老诗人过去也写过“生活是网”这样的意思，我们不妨举出来请读者加以比较。

　　这位老诗人在1940年写的一首长诗里这样写道：“今天以前，我看这世界/随时都好像要翻过来/什么都好像要突然没有了似的/一个日子带给我一次悸动/生活是一张空虚的网/张开着要把我捕捉”。或许可以这样说：北岛的诗重意象，而这位老诗人的诗重“怎样”；北岛诗的含义由读者读出来，而这位老诗人的诗的含义，诗人则要作更多的界定。

　　《回答》一首是北岛流传很广的诗，这首诗在艺术上其实是有毛病的，甚至可以说诗味不多，有些类如格言。台湾一位著名诗人曾经指出过这一点，他说这不是北岛最好的诗，很奇怪为什么如此流行。这诗对“文化大革命”中某些社会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引起不少人共鸣；但是，如果根据这些消极现象就不再信任什么了，恐怕也不足为训。

　　《一切》也显得有些消极，“一切都是命运”，只有在表白生存的无奈状况时才是可以理解的；否则，如果把这句话拿来宣传宿命论，或者说如果诗人在宿命论的含义上写出这行诗，那就未免消极了。正因为这样，北岛的诗友舒婷写了《这也是一切》来作回答：“不，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蓝棣之）


　　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lantting

食指：“朦胧诗”第一人住进精神病院

　1968年12月10日下午四点零八分，一列满载去山西插队的知青的火车缓缓驰离了北京站，站台上送别人群的哭声和泪雨，冬日夕阳下的北京城都在轰鸣的车轮声中远去，列车在加速。望着满车厢青春热血的战友们，北京市25中67届高中毕业生郭路生，就着昏黄的车灯，在一张白纸上即兴写下诗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了，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永远记住我，妈妈啊北京！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最后的北京。”

　　这首描写知青上山下乡告别北京的惊心动魂的诗，以后在广大知青中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以后郭路生在山西汾阳插队时经常给知青们朗诵他写的诗，每次听到《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时，知青们往往泪流满面，因为它抒发一代人辉煌梦想破灭和苍凉青春的呼喊。

　　郭路生，笔名食指，原籍山东，1949年11月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母亲是在部队行军途中生下他，所以父母给他取名路生。他自幼酷爱文学，刚上中学就迷上了普希金、莱蒙托夫·缪塞、波德莱尔和惠特曼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他曾师从著名作家何其芳，刚15岁他便开始创作《海洋三部曲》长诗。

　　文革前夕，在北京一些高干子弟中形成一个“文艺沙龙”——“太阳纵队”，发起人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郭世英（郭沫若的儿子），还有牟敦白、张朗朗等，他们经常通霄达旦探讨当时敏感的一些哲学问题和文学观点，郭路生也曾出入这个沙龙，深受他们思想探索精神的影响。

　　文革期间这个文艺沙龙被查禁，郭世英在1968年4月被北大的造反派“迫害致死”，张朗朗流亡南方，在好友王东白的本子上写下“相信未来”四个字。郭路生则以此为题，写出那首著名的诗《相信未来》。这首词藻华丽的诗所表达的悲怆和忧伤的乐观旷达，传递出一代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特定的精神状态：对前途的迷茫的希望和失望，它似乎明显受到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致西北尼亚囚徒》，这是当时在知青中广为传抄、朗诵的诗的影响；高贵、坚贞、悲壮而又温情脉脉。是一种活生生的生命体验和自我情感的体验，没有虚假的标语口号，抛弃了政治禁锢和意识形态的桎梏，从而恢复了诗的人性与文学性。

　　仅仅凭《相信未来》这一首诗，郭路生便名驰天下，他的诗在当时全国各地的知青中秘密流传，无论是在山西、陕西、还是云南、北大荒、海南岛、新疆……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有“食指”的诗在流传。广大知青至所以酷爱这首诗，是因为它倾诉了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代人所拥有的理想，追求，真诚和尊严。

　　郭路生一系列诗作被评价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这一近乎空白阶段诗歌创作的最杰出成就，有人称他为文革中新诗歌运动第一人。他的诗影响了许多青年诗人成长道路，如七十年代初形成的以芒克、多多、北岛为首的“北洋淀派”（他们都在河北白洋淀乡村插队），多年以后诗人北岛在法国回答记者提问，回忆说当时为什么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

　　1971年郭路生离开山西，入伍参军，以后他因同赛福鼎的女儿莎莎的恋爱悲剧，（他的很多诗是写给赛莎莎的）精神上受强烈刺激，成为精神病人，从他以后写的《还是干脆忘掉她》和《疯狗》，便表现了他后来心灵破碎，令人震颤的绝望。

　　郭路生是天才的诗人，但他从不以天才自居；他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已是颇有名气，但他从不以诗名自傲。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他总是穿着一身干干净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和一双军用旧胶鞋，他从不刻意地修饰自己。也许是诗人的通病，他在念初中的时候就与烟、酒为伍，三十年来屡戒不止，为此而严重的影响着他身体的健康。

　　诗人的天性是多愁善感的，郭路生更是如此，他的眼睛从来没有因为快乐而明亮过。无论是他眯起眼睛深情地背诵诗歌时抑或是由于惊讶于某事而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睛里都像是蒙着一层雾，流溢着惆怅和一种淡淡的忧伤。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食指，1968年12月20日）

　　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lantting

多多：在“阿姆斯特丹的河流”里写作母语

　　多多，原名栗世征，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1972年开始写诗，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9年出国，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

　　多多系朦胧诗主要代表诗人之一，著有诗集《行礼：诗38首》、《里程：多多诗选1973—1988》、《多多诗选》等。多多曾多次参加世界各大诗歌节，到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十多个国家的大学进行过讲座和朗诵，并曾任伦敦大学汉语教师，加拿大纽克大学、荷兰莱顿大学住校作家。2004年，多多被海南大学文学院正式聘为教授，承担教授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文学课程。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多多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现代诗歌的探索者之一，其代表作《阿姆斯特丹的河流》、《玛格丽和我的旅行》、《手艺》、《致太阳》等，早已成为汉语诗歌的宝贵财富。而在旅居欧洲的十几年间，多多创作不懈，获得了国内外诗歌界的普遍尊敬。

　　旅居国外多年的多多在2004年回国后，给躁动而喧嚣的中国诗坛带来一丝慰藉。他那不减当年的创造力有力地驱散了中国当代诗人中年过后难出佳作的阴影。这个把诗歌当作玩具的白发苍苍的儿童，总是让人想起诗歌来到人间的最初理由，令人们恢复对诗歌的信心。

　　三十多年后，多多回忆“白洋淀诗群”时说：“开始我们聚在那里，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将来会写诗，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写诗的。那是1968年底，我们在一个很凄凉的夜晚乘上火车，汽笛长鸣，火车把我们卸到一个地方……再雇一辆马车拉着我们的行李，去白洋淀。那时候我们十六七岁。”

　　“芒克最早写诗，然后是岳重，我是1970年在北京才开始写诗的，在这之前，食指的诗已经在地下流传。无论是谁都不能把这段历史说明白，包括我。”

　　对于当时写诗的环境，多多说：“无论如何，当时写诗的意义绝对要高于今天。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可能性。你在农村插队，你还能做什么？还能想像什么？想回城当个工人都不可能。这样就形成人的一种很决然的态度，你没有选择。当时有一张纸，一支笔，无穷的想像力，有时候灵感一来就流在纸上，第二天看到，就很自我崇拜，这样的东西不是神赐的是什么？”

　　致太阳（1973）

　　给我们家庭，给我们格言
　　你让所有的孩子骑上父亲肩膀
　　给我们光明，给我们羞愧
　　你让狗跟在诗人后面流浪
　　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劳动
　　你在黑夜中长睡，枕着我们的希望
　　给我们洗礼，让我们信仰
　　我们在你的祝福下，出生然后死亡
　　查看和平的梦境、笑脸
　　你是上帝的大臣
　　没收人间的贪婪、嫉妒
　　你是灵魂的君王
　　热爱名誉，你鼓励我们勇敢
　　抚摸每个人的头，你尊重平凡
　　你创造，从东方升
　　起你不自由，像一枚四海通用的钱！

　　玛格丽和我的旅行（1974）

　　A

　　像对太阳答应过的那样
　　疯狂起来吧，玛格丽：
　　我将为你洗劫
　　一千个巴黎最阔气的首饰店
　　电汇给你十万个
　　加勒比海岸湿漉漉的吻
　　只要你烤一客英国点心
　　炸两片西班牙牛排
　　再到你爸爸书房里
　　为我偷一点点土耳其烟草
　　然后，我们，就躲开
　　吵吵嚷嚷的婚礼
　　一起，到黑海去
　　到夏威夷去，到伟大的尼斯去
　　和我，你这幽默的
　　不忠实的情人
　　一起，到海边去
　　到裸体的海边去
　　到属于诗人的咖啡色的海边去
　　在那里徘徊、接吻、留下
　　草帽、烟斗和随意的思考，
　　肯吗？你，我的玛格丽
　　和我一起，到一个热情的国度去
　　到一个可可树下的热带城市
　　一个停泊着金色商船的港湾
　　体会看到成群的猴子
　　站在遮阳伞下酗酒
　　坠着银耳环的水手
　　在夕光中眨动他们的长睫毛
　　你会被贪心的商人围住
　　得到他们的赞美
　　还会得到长满粉刺的桔子
　　呵，玛格丽，你没看那水中
　　正有无数黑女人
　　在像鳗鱼一样地游动呢！
　　跟我走吧
　　玛格丽，让我们
　　走向阿拉伯美妙的第一千零一夜
　　走向波斯湾色调斑斓的傍晚
　　粉红皮肤的异国老人
　　在用浓郁的葡萄酒饲饮孔雀
　　皮肤油亮的戏蛇人
　　在加尔各答蛇林吹奏木管
　　我们会寻找到印度的月亮宝石
　　会走进一座宫殿
　　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在象背上，神话般移动向前……

　　B

　　呵，高贵的玛格丽
　　无知的玛格丽
　　和我一起，到中国的乡下去
　　到和平的贫寒的乡下去
　　去看看那些
　　诚实的古老的人民
　　那些麻木的不幸的农民
　　农民，亲爱的
　　你知道农民吗
　　那些在太阳和命运照耀下
　　苦难的儿子们
　　在他们黑色的迷信的小屋里
　　慷慨地活过许多年
　　去那里看看吧
　　忧郁的玛格丽
　　诗人玛格丽
　　我愿你永远记得
　　那幅痛苦的画面
　　那块无辜的土地：
　　麻脸的妻子在祭设感恩节
　　为孩子洗澡，烤热烘烘的圣糕
　　默默地举行过乡下的仪式
　　就开始了劳动人民
　　悲惨的圣洁的晚餐……

lantting

芒克：“白洋淀诗群”里的现代诗歌探索者

　芒克，原名姜世伟，1950生于沈阳，1956年举家迁北京。1969年赴白洋淀插队，1970年底开始写诗，1972年与彭刚搞“艺术先锋派”，1976年1月返北京。1978年编印第一本诗集《心事》，与北岛、黄锐创办《今天》。1983年油印第二本诗集《阳光中的向日葵》，1988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1987年与众诗人组织“幸存者诗歌俱乐部”，出版诗刊《幸存者》。1989年出版《芒克诗选》。1993年写作长篇小说《野事》。1998年与友人编撰《现代汉诗年鉴·1998》。2000年完成诗集《今天是哪一天》，次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根据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记载：“1971年夏季的某一天，对‘白洋淀诗派’来说可能是个重要的日子。其时，芒克、岳重等人已插队一年多，芒克拿来一首诗给岳重、多多看。岳重当时的反应令多多大吃一惊，‘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他复诵着芒克的一句诗，像吃了什么甜东西。”一年以后，岳重写下了《三月与末日》，这是一首当时地下诗坛最具现代色彩的诗歌，其中有像：

　　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
　　烧成了升腾的烟
　　我用我的无羽的翅膀——冷漠
　　飞离即将欢呼的大地，没有
　　第一次拼死抓住大地——这漂向火海的木船，没有
　　想拉回它

　　在交给多多传看时，引发了多多对固有的诗歌技巧和写作原则的思考，促使他把以往对理论、哲学的兴趣转向了诗歌。1973年，芒克和多多建立“诗歌友谊”，相约每年年底，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结果，多多完成了《回忆与思考》、《蜜周》、《致太阳》、《教诲——颓废的纪念》和《同居》等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芒克则写下了《城市》、《天空》、《白房子的炊烟》、《十月的献诗》、《我是风》等，诗句自由、明媚、饱满，具有一定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两人的“决斗”式写作，为后来崛起的“今天派”诗歌留下了第一批成果。岳重、芒克、多多后来成了“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核心人物，集聚了一批诗歌爱好者，其中包括宋海泉、方含、林莽，它的外围人员还应包括北岛、严力、田晓青、彭刚、史保嘉等。

　　“白洋淀诗群”是“文革”以后较早开始现代诗探索的诗歌群落，据林莽称，它的时间定位应在1969至1976年，是一个以北京为“根”的知青诗歌群落。此前，人们常常将他们描述成完全与国际诗歌潮流绝缘，纯粹凭借自己的灵感和体验进行写作的一群，这并不符合事实。以“白洋淀诗群”为基础发散而成的“今天派”诗歌，实际上是有他们的诗歌渊源的，这就是俄苏诗歌的影响。我们从芒克早期的诗歌很容易找到普希金的影响，他的诗风常常在明快、敞亮中隐含淡淡的忧伤，如《天空》一诗，他这样感叹道：

　　谁不想把生活编织成花篮？
　　可是，美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们这样年轻，
　　你是否愉悦着我们的眼睛？
　　带着你的温暖，
　　带着你的爱，
　　再用你的船将我远载。
　　希望，请你
　　不要去得太远，
　　你在我身边
　　就足以把我欺骗！

　　后期，他的创作愈来愈接近叶赛宁：

　　月亮出来了，
　　月亮靠着一棵摇动的树。

　　雪地上的夜
　　是一只长着黑白毛色的狗，
　　月亮是它时而伸出的舌头，
　　星星是它时而露出的牙齿。

　　那些从死者
　　骨头里伸出的树叶
　　在把花的酒杯碰得叮当响。

　　对大自然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象力，操纵语言的自如，令我们可以直接移用高尔基对叶赛宁的评价：“与其说是一个人，倒不如说是自然界特意为了诗歌，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悲哀’、对一切生物的爱和恻隐之心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芒克堪称“直接面对人的最自然的本质，抗议对这种自然天性的扭曲”的“自然诗人”。

　　阳光中的向日葵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阳光中的那棵向日葵了吗
　　你看它，它没有低下头
　　而是把头转向身后
　　就好象是为了一口咬断
　　那套在它脖子上的
　　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

　　你看到它了吗
　　你看到那棵昂着头
　　怒视着太阳的向日葵了吗
　　它的头几乎已把太阳遮住
　　它的头即使是在没有太阳的时候
　　也依然在闪耀着光芒

　　你看到那棵向日葵了吗
　　你应该走近它
　　你走近它便会发现
　　它脚下的那片泥土
　　每抓起一把
　　都一定会攥出血来

　　葡萄园

　　一小块葡萄园，
　　是我发甜的家。

　　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
　　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

　　那使园子早早暗下来的墙头，
　　几只鸽子惊慌飞走。

　　胆怯的孩子把弄脏的小脸
　　偷偷地藏在房后。

　　平时总是在这里转悠的狗，
　　这会儿不知溜到哪里去了。

　　一群红色的鸡满院子扑腾，
　　咯咯地叫个不停。

　　我眼看着葡萄掉在地上，
　　血在落叶中间流。

　　这真是个想安宁也不能安宁的日子，
　　这是在我家失去阳光的时候。

lantting

梁小斌：找寻十年“文革”里丢失的钥匙

　梁小斌，1954年生，朦胧诗代表诗人。自1984年被工厂除名后，一直靠阶段性的打工为生。他前后曾从事过车间操作工、绿化工、电台编辑、杂志编辑、计划生育宣传干部、广告公司策划等多种职业。

　　1972年开始诗歌创作，他的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被列为新时期朦胧诗代表诗作。1984年提出“必须怀疑美化自我的朦胧诗的存在价值与道德价值“等观点，其间创作的《断裂》、《园丁叙事诗》成为后朦胧诗潮的重要源头。著有诗集《少女军鼓队》（中国文联1986年版）。

　　2005年中央电视台新年新诗会上，梁小斌被评为年度推荐诗人。推荐语中这么写到：“诗人梁小斌，一个磨难时代的诗歌童话，他坚韧而坚强地持续写作，在生活的边缘依然把诗歌完全融入了生命的状态。……新时期文学启蒙时这位诗人坚实、清澈、透明而深邃的诗句，在中国所有城市的旷野呼啸而过，他朴素而寓意深切的诗歌依然影响着现在的人们。”

　　在《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诗中，诗人选择了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孩子脖子上的钥匙。这是家与温暖，是正常、有序生活的体现。诗人把这一生活用具意象化、精神化，使它的物质功能延伸、扩展到精神世界，这钥匙便成了打开心灵、精神乃至历史之门的象征。有了它，可通向孩子纯洁的心灵之门；有了它，可步入晴朗、宽阔的历史之门，而现在，这一切都失去了。诗人把“钥匙”这一象征意象与“中国”并列，把“丢失钥匙”与“十多年前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相连，使得诗的内涵一下扩展到一个广阔深远的历史背景之中，使人自然联想到“文革”十年的历史灾难，诗的深厚的历史内涵于此产生。有了这份象征内涵，我们不难想象，这首诗正是诗人对使人精神蒙昧、心灵野蛮的历史的控诉，是对纯洁心灵、文明精神的寻找，是对人的心灵回归的呼唤。诗人使象征与写实相契合，通过对一把钥匙的寻找，从深层意义上暗示心灵道路的回归，对历史真实的寻找与思索，对健康的精神、彩色的理想、甜蜜的爱情、幸福的生活的向往。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找开抽屈、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
　　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
　　翠绿的三叶草。

　　而且，
　　我还想打开书橱，
　　取出一本《海涅歌谣》，
　　我要去约会，
　　我向她举起这本书，
　　做为我向蓝天发出的
　　爱情的信号。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我想风雨腐蚀了你，
　　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不，我不那样认为，
　　我要顽强地寻找，
　　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

　　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
　　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雪白的墙

　　妈妈，
　　我看见了雪白的墙。

　　早晨，
　　我上街去买蜡笔，
　　看见一位工人
　　费了很大的力气，
　　在为长长的围墙粉刷。

　　他回头向我微笑，
　　他叫我
　　去告诉所有的小朋友：
　　以后不要在这墙上乱画。

　　妈妈，
　　我看见了雪白的墙。
　　这上面曾经那么肮脏，
　　写有很多粗暴的字。
　　妈妈，你也哭过，
　　就为那些辱骂的缘故，
　　爸爸不在了，
　　永远地不在了。

　　比我喝的牛奶还要洁白，
　　还要洁白的墙，
　　一直闪现在我的梦中，
　　它还站在地平线上，
　　在白天里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我爱洁白的墙。

　　永远地不会在这墙上乱画，
　　不会的，
　　像妈妈一样温和的晴空啊，
　　你听到了吗？

　　妈妈，
　　我看见了雪白的墙。

lantting

郭小川父子：时代歌手与知青诗人命运殊途

郭小川（1919－1976）当代著名诗人。河北省丰宁县人，原名郭恩大。郭小川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曾任二五九旅旅长王震的秘书。文革前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书记处书记。50年代以《向困难进军》和组诗《投入火热的斗争》雄踞诗坛。60年代的《甘蔗林——青纱帐》等诗作问世上，与贺敬之共同奠定了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基础。其诗歌创作成就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政论与抒情结合的政治抒情诗；一是具有探索价值的长篇叙事诗。如《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历的爱》、《一个和八个》，《将军三部曲》等。

　　将政论形式与抒情性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和艺术成就，在文革l0年中被新一代青年诗人所承袭，成为文革中的诗歌主流。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开创者、曾被誉为“时代歌手和号角”的郭小川，却在文革运动中一落千丈，堕入文革的“炼狱”之中，被剥夺人身自由及写诗权利，长久地陷入苦闷、悲哀之中。

　　郭小川之子：郭小林（1948一）北京景山学校初三学生。在文革前1964年，因受到时代精神感召，自愿报名去了北大荒，当时年仅16岁。文革中，郭小林学习其父将政论与抒情诗紧密揉和的诗歌创作手法，在1968——1976年先后发表《林区新景》等30余首诗作，成为“兵团诗人”。曾在1972年、1973年元旦受《兵团战士》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主办）之托，在元旦发表“社论”式政治抒情长诗：《战士爱边疆》、《考验我们吧，时间——和年青战友共祝新年》，在兵团中产生巨大影响。

　　意味深长的是，郭小川、郭小林父子在文革运动的冲击下，共同经历了一段曲折、辛酸的心路历程。父子两人先后踏上了“地下诗歌”的创作之路。特别是郭小川在文革结束前夕，写下了有名的“地下诗篇”：《团泊洼的秋天》、《秋歌》。

　　作为一位走过战争年代，并经历多次运动的中国著名诗人：郭小川和新一代知青诗人郭小林，他们父子两人在文革十年中的这段崎岖的诗歌写作道路，具有相当典型性。描述和反思他们在文革中的生活命运、深层心态、文学活动和两代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对于分析、探讨文革时代中国诗人的“心路”，理解和确认这一历史时期文学复杂的“地上”、“地下”关系等，都具有一定价值。

　　团泊洼的秋天

　　——郭小川


　　秋风象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
　　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

　　高粱好似一队队的“红领巾”，悄悄地把周围的道路观察；
　　向日葵摇头微笑着，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

　　矮小而年高的垂柳，用苍绿的叶子抚摸着快熟的庄稼；
　　密集的芦苇，细心地护卫着脚下偷偷开放的野花。

　　蝉声消退了，多嘴的麻雀已不在房顶上吱喳；
　　蛙声停息了，野性的独流减河也不再喧哗。

　　大雁即将南去，水上默默浮动着白净的野鸭；
　　秋凉刚刚在这里落脚，暑热还藏在好客的人家。

　　秋天的团泊洼啊，好象在香矩的梦中睡傻；
　　团泊洼的秋天啊，犹如少女一般羞羞答答。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
　　全世界都在喧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去变化!

　　是的，团泊洼的呼喊之声，也和别处一样洪大；
　　听听人们的胸口吧，其中也和闹市一样嘈杂。

　　这里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人人都在枪炮齐发；
　　谁的心灵深处——没有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

　　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
　　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

　　这里的《共产党宣言》，并没有掩盖在尘埃之下；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这里照样有最真挚的回答。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战士的心头放射光华；
　　反对修正主义的浪潮，正惊退了贼头贼脑的鱼虾。

　　共军兵营门口的跑道上，随时都有马蹄踏踏；
　　五·七干校的校舍里，荧光屏上不时出现《创业》和《海霞》。

　　在明朗的阳光下，随时都有对修正主义的口诛笔伐；
　　在一排排红房之间，常常听见同志式温存的夜话。

　　……至于战士的深情，你小小的团泊洼怎能包容得下!
　　不能用声音，只能用没有声音的“声音”加以表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永远改造，从零出发；
　　一切可耻的衰退，只能使人视若仇敌，踏成泥沙。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期诈；
　　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头脑发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
　　一切额外的贪欲，只能使人感到厌烦，感到肉麻。

　　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
　　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

　　请听听吧，这就是战士一句句从心中掏出的话。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那样静静的吗?

　　是的，团泊洼是静静的，但那里时刻都会轰轰爆炸!
　　不，团泊洼是喧腾的，这首诗篇里就充满着嘈杂。

　　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
　　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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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重：短暂的神童诗人与“白洋淀诗群”

　　岳重（根子）肯定是个天才。其父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有四千册藏书。十五岁上他即把《人、岁月、生活》、《往上爬》等黄皮书阅尽。这是他早熟的条件。十九岁即写出《三月与末日》等八首长诗，此后一歇就是十五年。

　　他的经历是神童式的：中学数学补考；笛子拿来就会吹；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都开心之至；以至无师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诗人多多说：“青年时代我俩形影不离，如果没有岳重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

　　据多多回忆：“1972年春节前夕，岳重把他生命受到的头一次震动带给我：《三月与末日》，我记得我是坐在马桶上反复看了好几遍，不但不解其文，反而感到这首诗深深地侵犯了我——我对它有气！我想我说我不知诗为何物恰恰是我对自己的诗品观念的一种隐瞒：诗，不应当是这样写的。在于岳重的诗与我在此之前读过的一切诗都不一样（我已读过艾青，并认为他是中国白话文以来第一诗人），因此我判岳重的诗为：这不是诗。如同对郭路生一样，也是随着时间我才越来越感到其狞厉的内心世界，诗品是非人的、磅腐的，十四年后我总结岳重的形象：‘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

　　继《三月与末日》之后，岳重一气呵成，又作出八首长诗。其中有《白洋淀》、《橘红色的雾》，还有《深渊上的桥》。

　　岳重和芒克是白洋淀诗群早期的两位主将。在徐浩渊主持的文化沙龙中，岳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徐浩渊对他的评价是：“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因为他的《三月与末日》等诗歌，“1972年下半年沙龙处于岳重光辉的笼罩之下”。由于后来的政治干扰，岳重在1973年便停笔。

　　有评论认为，从现存的《三月与末日》、《白洋淀》等少量诗歌看，岳重的诗歌超越了食指，完全摆脱了政治抒情诗的干扰，在艺术性上大大迈进了一步，在“春天，温暖的三月——这意味着什么?”的拷问中，他以悲怆的格调唱起了一代人精神的挽歌：

　　相比较食指在《相信未来》中写下的“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相信生命。”这样过于直白的诗句，岳重的诗歌显然已经具备了现代主义的气质，他几乎完全忽略了客体本身特征在诗歌中的存在，通过对春天的诘难和反复的“我曾忠诚”的吟诵完成了一个完成意义上的内心情感的宣泄。

　　三月与末日

　　三月是末日。
　　这个时辰
　　世袭的大地的妖冶的嫁娘
　　——春天，裹卷着滚烫的粉色的灰沙
　　第无数次地狡黠而来，躲闪着
　　没有声响，我
　　看见过足足十九个一模一样的春天
　　一样血腥假笑，一样的
　　都在三月来临。这一次
　　是她第二十次把大地——我仅有的同胞
　　从我的脚下轻易地掳去，想要
　　让我第二十次领略失败和嫉妒
　　而且恫吓我：原则
　　你飞吧，像云那样。”
　　我是人，没有翅膀，却
　　使春天第一次失败了。因为
　　这大地的婚宴，这一年一度的灾难
　　肯定地，会酷似过去的十九次
　　伴随着春天这娼妓的经期，它
　　将会在，二月以后
　　将在三月到来

　　她竟真的这个时候出现了
　　躲闪着，没有声响
　　心是一座古老的礁石，十九个
　　凶狠的夏天的熏灼，这
　　没有融化，没有龟裂，没有移动
　　不过礁石上
　　稚嫩的苔草，细腻的沙砾也被
　　十九场沸腾的大雨冲刷，烫死
　　礁石阴沉地裸露着，不见了
　　枯黄的透明的光泽、今天
　　暗褐色的心，像一块加热又冷却过
　　十九次的钢，安详、沉重
　　永远不再闪烁

　　既然
　　大地是由于辽阔才这样薄弱，既然他
　　是因为苍老才如此放浪形骸
　　既然他毫不吝惜
　　每次私奔后的绞刑
　　既然他从不奋力锻造一个，大地应有的
　　朴素壮丽的灵魂
　　既然他，没有智慧
　　没有骄傲
　　更没有一颗
　　庄严的心
　　那么，我的十九次的陪葬，也却已被
　　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架成的篝火
　　烧成了升腾的烟
　　我用我的无羽的翅膀——冷漠
　　飞离即将欢呼的大地，没有
　　第一次没有拼死抓住大地——
　　这漂向火海的木船、没有
　　想要拉回它

　　春天的浪做着鬼脸和笑脸
　　把船往夏天推去，我砍断了
　　一直拴在船上的我的心——
　　那钢和铁的锚，心
　　冷静地沉没，第一次
　　没有像被晒干的蘑菇那样怨缩
　　第一次没有为失宠而肿胀出血，也没有
　　挤拥出辛酸的泡沫，血沉思着
　　如同冬天的海，威武的流动，稍微
　　有些疲乏。

　　作为大地的挚友，我曾经忠诚
　　我曾十九次地劝阻过他，他非常激动
　　“春天，温暖的三月——这意味着什么?”
　　我曾忠诚
　　“春天?这蛇毒的荡妇，她绚烂的褶裾下
　　哪一次，哪一次没有掩盖着夏天——
　　那残忍的姘夫，那携带大火的魔王?”
　　我曾忠诚
　　“春天，这冷酷的贩子，在把你偎依沉醉后
　　哪一次，哪一次没有放出那些绿色的强盗
　　放火将你烧成灰烬?”
　　我曾忠诚
　　“春天，这轻佻的叛徒，在你被夏日的燃烧
　　烤得垂死，哪一次，哪一次她用真诚的温存
　　扶救过你?她哪一次
　　在七月回到你身边?”
　　作为大地的挚友，我曾忠诚
　　我曾十九次地劝阻过她，非常激动
　　“春天，温暖的三月——这意味着什么?”
　　我蒙受牺牲的屈辱，但是
　　迟钝的人，是极认真的
　　锚链已经锈朽
　　心已经成熟，这不
　　第一次好像，第一次清醒的三月来到了
　　迟早，这样的春天，也要加到十九个，我还计划
　　乘以二，有机会的话，就乘以三
　　春天，将永远烤不熟我的心——
　　那石头的苹果。

　　今天，三月，第二十个
　　春天放肆的口哨，刚忽东忽西地响起
　　我的脚，就已经感到，大地又在
　　固执地蠕动，他的河湖的眼睛
　　又混浊迷离，流淌着感激的泪
　　也猴急地摇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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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群：沉睡在“拉雪兹”深底的叛逆歌手

　　在郭路生之后，新诗歌运动中崛起的知名诗人是齐群，他把诗歌形式向前作了大胆的一跃。

　　依群（齐云），北京5中高三学生。当时：他不但写诗还写电影剧本，他的代表作是《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长安街》、《你好哀愁》等。《纪念巴黎公社》一诗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大江南北，为知青们所赞叹、吟诵。

　　多多后来将依群同郭路生加以比较说：依群更重意象，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言比郭路生更为凝炼。多多认为，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仅从《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内容来看，并不属于“地下诗歌”范畴，因为其“革命性”不容置疑。此诗不能在当时发表的原因，在于这首诗的形式。任何形式上的革命，在当时都是不允许的，属于“阶级异己”行为。依群的“形式革命”（仅管是有限的）也的确显露出一代文学青年深心蕴含着对“御用文学”的叛逆性格。

　　在岳重《三月与末日》写出之前，作为“第一提琴手”依群是当之无愧的。

　　奴隶的枪声嵌进仇恨的子弹
　　一个世纪落在棺盖上
　　像纷纷落下的泥土
　　巴黎，我的圣巴黎
　　你像血滴，像花瓣
　　贴在地球蓝色的额头

　　歌颂巴黎公社的诗，我们见得多了，但是还没有人像依群写得这样奇特、凝重、美丽。但是，岳重的诗被介绍到沙龙中之后，徐浩渊立即断言，“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由此1972年的下半年沙龙便处在岳重的光辉笼罩之下。依群的光芒渐渐消
逝。

　　依群在当时对新形式的追求，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当然，在今天看来他对旧的诗歌形式并没有更大的超越。

　　你好，哀愁

　　窗口睁开金色的瞳仁
　　你好，哀愁
　　又在那里把我们守候
　　你好，哀愁
　　就这样，平淡而长久
　　你好，哀愁
　　可尼多像她
　　当他闭上眼睛的时候
　　你好，哀愁

　　拉雪兹的傍晚——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

　　美丽的夕照浸着奴隶的血滴，
　　骄傲的逝去了，
　　黄昏包围着拉雪兹
　　——这是最后的巴黎。
　　终于在仁慈的硝烟中
　　升起了梯也尔无耻的旗。

　　啊！拉雪兹——不朽的巴黎
　　不错，枪声从这里沉寂
　　诗篇断了——
　　但这仅仅是序曲。
　　在这伟大的前奏之后，
　　　　　悲壮的交响乐
　　　　　将穿越一个世纪。
　　啊！拉雷兹——革命的巴黎
　　你是暴风、是闪电
　　虽然终于消失在黑暗里。
　　但是这就够了！够了！够了！
　　你划时代的一闪，
　　开辟了整个一个世纪。
　　啊！拉雪兹——高贵的巴黎
　　歌手沉睡在你的深底。
　　一个世纪过去了，
　　满腔热血化成了五月的鲜花，
　　开在黄的、黑的、白的国度里。
　　今天，傍晚又降临了，
　　巴黎揭去了金色的王冠,
　　塞纳河洒满素色的花环，
　　在拉雪兹——树林荫蔽的小径上
　　徐徐升起了
　　那悲壮的歌曲：
　　“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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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流沙河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有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他那辛辣、幽默，浅白之中透出酸涩的诗篇，在“地下诗歌”中可谓独树一帜。

　　流沙河1931年生于四川省舍堂县城关。中共建政前在四川大学读过书。1957年因为在《星星》诗刊，发表散文诗《草木篇》一举成为全国知名人士，并由此成为“右派”。“被一个人误解了，这是麻烦，被许多人误解了，这是悲剧。”（流沙河语）流沙河从此消声匿迹了二十年。

　　文革一开始，在点名批判廖沫沙时，流沙河就被押回原籍劳动改造。回到金堂县城吴镇的第一天，他就到镇北一家木器店去当锯匠，以养活自己。锯匠在四川叫“解匠”，用大锯将圆木锯成板。干此活顽身强体壮，流沙河却骨瘦蛐柴。他干活的连手姓罗，是一字不识的农民，对流沙河极好。当时是计件工资，为了不连累这位罗师傅，流沙河只确拼命苦干。一天工作下来，锯子一丢，浑身瘫软，须歇息很久，才能慢慢站起，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回家去。这样的活一直干了六年。流沙河用诗记述了这种生流沙河用诗记述了这种生活。

　　纸窗亮，负儿去工场。
　　赤脚裸身锯大木，
　　音韵铿锵，节奏悠扬。
　　爱他铁齿有情，
　　养我一家四口；
　　恨他铁齿无情，
　　啃我壮年时光。

　　啃完春，啃完夏，
　　晚归忽闻桂花香。
　　屈指今夜中秋节，
　　叫贤妻快来窗前看月亮，
　　妻说月亮果然好，
　　明晨又该洗衣裳，
　　不如早上床！

　　——《故园九咏》中秋

　　在文革中，诗人最痛苦的是没有书读。他原有的心爱书籍，不是被抄，就是被迫焚烧。

　　留你留不得，
　　藏你藏不住。
　　今宵送你进火炉，
　　永别了，
　　契诃夫！

　　夹鼻眼镜山羊胡，
　　你在笑，我在哭。
　　灰飞烟灭光明尽，
　　永别了，
　　契诃夫！
　　
　　——《焚书》

　　流沙河有600册书被卫东战团抄走。一次到街上买盐，他发现包盐纸竟然是他的《汉书》。由于精由于精神上的饥渴，一张糊在墙上的旧报纸，竟引得他一天到晚，读了一遍又一遍。

　　流沙河在回忆自己学诗的经历时说，少年时他就梦想做一个诗人，认为抒发感情乃是一件高尚而有趣的事情。“至于‘歌诗合为时而作’的起码道理，当时是根本不知道的，当然更想不到一吟咏如果不合时宜竟会给自己带来穷愁坎坷了。清代的《楚辞》注释家蒋骥说：‘骚忧乃不祥之书也！’直到五十年代末，我才懂得这一句沉痛的感慨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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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训传》里戏梦人生 赵丹的文革梦魇

　　赵丹（1915—1980）原名赵凤翱，原籍山东肥城人，1915年生于江苏南通，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学时代，与好友顾而已、钱千里、朱今明组织“小小剧社”；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专攻山水。其间参加了美专剧团、新地剧社和拓声剧社，积极参与“左翼剧联”的活动，始改名“赵丹”。
　　1932年在无声片《琵琶春怨》中开始电影生涯。三、四十年代先后参加拍摄了《清明时节》、《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众多电影，逐渐奠定了他作为一位艺术大师的基础。

　　建国后，历任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影协和中国剧协常务理事、中国影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1957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同年加入中共。

　　1950年主演的电影《武训传》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禁片，次年成了《人民日报》批判的对象，十多年后更成为文革开始的信号。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残酷迫害，被囚禁5年之久。1979年完成了《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等著作。他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大量书画作品受到中国书画界的珍视，《赵丹书画选》相继问世。1995年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男演员奖。

　　1980年7月，赵丹死于癌症，终年65岁。

1951年2月，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地上映。这部电影筹划了三年，是中共地下党1948年为抵制国民党要拍摄反共影片而采取的相应措施。《武训传》上映在当时引起了热烈反响，许多报纸和刊物，连续发表赞扬与评价的文章。中国文化界和文艺界的许多知名人士也纷纷撰文，祝贺电影《武训传》的成功，并称赞赵丹在银幕上精彩的表演。

　　看到自己的艺术创作得到了这么多的肯定和赞扬，赵丹在《大众电影》上发表了连载文章《我怎样演“武训”》，以作为回应。但三个月后，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对电影《武训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毛在文中开门见山地说：“‘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様的人，处在满淸未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统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宜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对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他同时在社论中严厉指责一些赞扬过《武训传》的人：“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

　　党报的观点基本上为《武训传》的价值定了基调，一时间批评的声浪风生水起，无论中央抑或地方，党内还是党外，莫不对《武训传》进行了否定。

　　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赞扬过电影《武训传》都感到不安。报刊开始公开检讨过去的观点，一些肯定过《武训传》的知名人士如郭沫若、田汉等人，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自我检讨。

　　6月5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了一篇文章《赵丹与武训》，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赵丹。赵丹的妻子黄宗英看到文章之后匆忙从昆仑影业公司赶回家来，告诉赵丹说：“那社论，是毛主席写的。”

　　“武训传”事件过去后，赵丹去了朝鲜前线。此后的1954年到1960年的近7年时间里，赵丹拍摄了《林则徐》、《李时珍》、《聂耳》等6部电影。

　　196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邀请赵丹拍摄电影《烈火中永生》。赵丹在《烈火中永生》里扮演许云峰，江姐则由于蓝主演。电影在全国上映后，影片中江姐和许云峰等共产党人的形象得到观众的认可。但江青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看了《烈火中永生》之后，大加否定，表示《烈火中永生》是在“宣传城市领导农村”，又说，“许云峰人物原型是叛徒”，“赵丹发疯了”，“于蓝像个少奶奶”……

　　江清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她把矛头指向了夏衍、赵丹、水华、于蓝等一批艺术家，也指向了周恩来总理。因为周恩来审看过影片，还建议加了一场江姐和许云峰就义的戏。

长夜里的139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作为一个艺术家，赵丹对政治并不敏感，暴风骤雨将至，而他却毫无察觉。1966年5月16日，电影系统也进入乱揪乱斗的时期，赵丹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1967年12月初，一辆吉普车把赵丹抓走，其时黄宗英正在电影厂的“牛棚”里。回忆这一天的情形，黄宗英有撕心裂肺之痛，“1967年，是天天都不愿意醒过来的年头。起北风了。我正在上海东方红电影厂的集体‘日托牛棚’里，为值夜班的工人絮棉大衣，两个造反派闯进来：‘黄宗英出来！你回家去！’家里出了什么事？阿丹……他不会……昨天大清老早，我刚代他向‘红旗电影厂造反兵团’送去了病假条——前天，一个造反派戴着藏暗器的手套，狠狠地朝他的脸上、眼睛上捶打，吼着：‘叫你还演戏！叫你还放毒！！’血直流下来……当阿丹去徐汇区的联合诊所就诊后，那位在解放前就给我们免费治过病的周医生，低着头，手抖抖地给开了病假单：‘左瞳孔破裂。’此刻，他应该治疗，不然他…… ”

　　赵丹被带走之后，造反派要黄宗英回家给赵丹收拾东西，他们对她说：“黄宗英，你放明白点！赵丹罪恶滔天，我们已经对他进一步采取革命措施啦！公检法把他铐走啦！现在你给他收拾铺盖！”。黄宗英终于见到了赵丹，他被捕了，眼睛已经被打坏了。

　赵丹后来回忆被带走的情形说，他被蒙上眼睛，夹在两个公安人员之间，坐在小汽车里，不准抬头。但过提篮桥时，他还是从蒙眼布的底缝中明白自己不是被关在提篮桥监狱。后来车停了下来，他听声音才知道自己是进了一座监狱，一直往下走，直到被推进单间牢房扔到地上时，他才被解了眼罩，瞥见自己是被扔在水泥地上的一块染血的草垫子上，四周只有高墙上的一线光。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即使文革后也未能搞清楚。赵丹在这里关押一段时间后，又被转到另外一个监狱。这便是他所知道的位于虹桥的一座少教所。黄宗英说，文革中，这座正规监狱被腾出来专门关押一批文化界的“全面专政”对象。据她所知，当时里面关了300多名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

　　赵丹在狱中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换来了一个号码：139。139号是监狱给他的命名。入狱的好些年里，他一直是单人关押，以至于出狱后曾一度语言迟钝。黄宗英后来在电影厂打扫卫生的时候，常常看见赵丹将他们要常看的业务书都写上了“139”，而她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赵丹并非第一次入狱，抗战初期，“新疆王”盛世才曾一度采取亲苏的态度，与中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中共因此派遣了大批干部到新疆工作，新疆顿时吸引了许多左翼文人。1938年新疆成立了文化协会，茅盾任董事长，张仲实任副董事长。经邹韬奋的介绍，流亡到重庆的赵丹、王为一、朱今明、徐韬等人，与茅盾取得联系，他们也前往新疆，在那里成立了实验剧团。但是，很快，盛世才在1940年制造了“杜重远案”，将杜重远和与之有关的人士逮捕入狱，赵丹也在其列。

　　两次入狱并非毫无关系的，其中仿佛包含了因果。

　　赵丹与江青有段说不清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赵丹和蓝苹（江青）都是上海电影界的演员，只是当时赵丹和著名话剧演员叶露茜交往甚密，两人的名气都要比蓝苹大得多。蓝苹曾追求赵丹，而赵丹对她却没有任何感觉，更谈不上有好感。1936年4月，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下，三对影剧界的明星同时结婚。他们是赵丹与叶露茜，蓝苹与唐纳，顾而已与杜明洁。沈钧儒在百忙中来到杭州，做了三对新人的证婚人。

有人传说赵丹和江青曾经发生过男女关系，说当年赵丹和江青一起去敌后方，江青到了延安，赵丹去了新疆，在途中他们生下女儿赵青，赵青就是江青和赵丹的孩子。赵丹刻意地在女儿的名字上加上一个江青的“青”字作纪念。其实，赵青是叶露茜所生，当时江青还叫蓝苹，只是至延安后才改名叫江青。

　　文革的时候，造反派要他交代历史，但与江青有关的事情他一个字也没有写，这也是他的明哲保身之策。黄宗英说，在文革初期一次不像普通红卫兵干的大抄家时，抄走了所有带字的纸和全部照片，但赵丹发现只在桌子上给他留下了一份《入党自传》，他马上醒悟到其中奥妙。他对黄宗英说：“这是给我一个暗示，只交代我自己的事情，不要牵扯到别人。”当然他指的是江青。文革后在公审江青时，他们才知道，正是江青派人来抄三十年代几位熟人如郑君里、赵丹等五人的家的。当时在狱中写交代时，赵丹仍然把握着这一原则。

充满绝望的“精神交代”

　　赵丹在新疆入狱的时候，从关押在一起的囚犯那里学会了抓阄卜卦，上面无非写上“出得去”或“出不去”的字样，借此来消磨时间和鼓励自己。后来文革时，他一个人被关押，极度孤独寂寞而无聊之中，便重新玩起这无奈的“游戏”。然而，抢纸条、撕纸条，无疑被视为“不老实”的抵触行为。

赵丹被勒令写出检讨：“大前天，我又在胡画小字条被共军战士发现，来屋内大搜查，不知从那个角落里搜到一片小纸片。我当时想，这一定又是前一阵胡思乱想猜测革命群众对我的态度一类的东西，反正写的没有好的思想。可我现在已将从前的坏思想都彻底批判掉了，从根刨掉了，如果现在再把小纸条交上去，岂非又将事情弄复杂化了？一定说我现在写的思想汇报是假话，是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所以，我就不顾共军同志的阻拦，把小纸条抢过来撕掉了（当时我也没有看清上面写的什么内容）！共军战士对我进行了帮助教育，对我改正这种坏习惯，确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事后，我越想越觉得感激这位可敬爱的战士！感激这位年轻的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对党的任务负责与对我改造负责的一致性是多么值得人敬佩和应该向他学习的呀！”

赵丹还曾被迫交代自己为什么要演刘少奇，这些材料在今天来看或许不可思议：“我的外形倒是有点像刘少奇，鼻子高高的，颧骨也高高的，下巴尖形的。当时闲扯了一阵也就散了。那只是一个演员的职能，一时闪现了一下这个意念罢了，我也没有真正向往地、梦寐以求地列入我的创作规划中。后来，我扮演‘鲁迅’，用了反动的史氏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方法，即所谓生活于角色的生活中，我关在瑞金路150号上影招待所，把一间房子布置成鲁迅先生的卧室，一面读他的作品，一面也参看些苏修演员如何扮演历史人物的书籍，其中有史楚金的一本扮演列宁的笔记。这阶段，任申、冯笑等几个小青年住在150号，有时来看看我。我们聊起如何扮演历史人物的问题来，谈到史楚金的著作，谈到我如何探索鲁迅形象的感触等等，话题又扯到中央的那个要拍毛主席老人家的传记片的事，我又说了一遍类似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话。记得我边说就边对屋内的穿衣镜，模拟起刘贼在人大会堂作报告时的动作来，并且还学着他的湖南口音。又记得当时边做边说：‘学几个外在的动作容易，而主要的在于内在的气质上像这就很难了。他是个成熟的政治家，党性修养那么高，我和他的气质距离太远了。我演鲁迅还有点办法，有点自信，因为鲁迅除了是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以外，毕竟还是个文学家，同时我从小就喜欢读鲁迅的小说，那时就学习用鲁迅的笔调写小说，因之还可以培育这点通向他的气质。要我演一个政治家，这我是没法的，我的气质太不对路了。’等等。这里暴露了我对刘贼是具有一定的盲目崇拜的。”

哀哉戏痴无戏可演

　　1973年春，赵丹被假释出来了。孩子们见过爸爸后，都躲在后楼小屋里哭，说：“爸爸完了，爸爸不可能再演戏了。”半夜里，他突然自言自语、自问自答，把黄宗英惊醒了。她以为他在梦游，叫他：“你睡着了吗？”“我醒着。”“那……你想说话，就把我或孩子叫醒说吧，别自己跟自己说话，怪叫人害怕。”

　文革刚刚结束时，赵丹特别想演电影，可是，在文革中关押过多年的赵丹，仍然受到冷落，一直不得启用。

　　迟迟不得平反并受到冷落的赵丹，这时家里来了几位来自江西的客人，他们中间便有老朋友，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方志纯和赵丹抗战期间在新疆曾一起工作过，了解赵丹被“新疆王”盛世才关押数年的历史。赵丹为此事在文革被打成“叛徒”而备受折磨，致使文革结束后也没有结论。方志纯听说他还因此事没有落实政策，不由一拍桌子说：“笑话！你们入狱的五个人里若有一个人带了组织关系，我们当时就能保你们出狱。文革整个新疆叛徒案都平反了，你怎么当的叛徒？他们不理你，我请你到江西去。”

　黄宗英说，赵丹天生就是个演员。文革刚刚结束时，他太想重上银幕了。1977年，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汪洋请他演《大河奔流》里的周恩来总理时，他非常兴奋。赵丹试装后走在厂区，见着的人都震住了。他自己看到试片，也吃惊竟然这么像。可是事与愿违，赵丹被突然撤下。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但关于赵丹的谣言仍漫天飞舞。赵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质问负责人：“是你们请我来演周总理的，为什么又不让我演了？”后来有人把真相悄悄告诉了黄宗英，原来是有权的人轻信谣言，提出了赵丹与江青的关系，并反问：赵丹演周总理合适吗？……

　　赵丹被撤后，为怕他太寂寞，黄宗英很快为他写《闻一多》的本子。他碰上谁，都要人给他写本子。像苏叔阳、白桦、李准，他都说过。他还要黄宗英给他写齐白石，甚至说要不就写《红楼梦》。他想要演得不得了，还想当导演，常在各种纸上画镜头蒙太奇小框框解馋。当时美国曾发函邀请赵丹去访问，可有关方面却一再拖延，待复函时配上一份有逐级领导一共8个人的浩浩名单。结果对方不接受，说他们请的是艺术家赵丹。文革后的赵丹最终也没有在银幕上扮演出新的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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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林主席”惹祸 语录歌与李劫夫

　　李劫夫（1913—1976），中国作曲家。原名李云龙，曾用名李捷夫。1913年11月17日生于吉林省家安县，1976年12月17日病逝于沈阳。早年在家乡就读小学、中学。九一八事变后，在青岛、南京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赴延安，先后在延安人民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1943年调往晋察冀边区任宣传干事及冲锋剧社副社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热河军区胜利剧社副社长、冀东军区文工团团长、共军第四野战军九纵队文工团团长和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音乐工作团副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校长，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并兼任辽宁省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辽宁分会主席。
　　李劫夫有广泛的文艺才能，对美术、文学、戏剧都有较高的造诣，其突出的艺术成就表现在歌曲创作方面。他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及人民群众的音乐审美习惯有深刻的了解。他的作品大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通俗、质朴、自然、生动的艺术特色。他以民间分节歌形式写作的许多叙事歌曲，如《歌唱二小放牛郎》、《王禾小唱》和《忘不了》等，生动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和英雄事迹，曲调亲切动听、结构简练严谨，曾流行于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运用北方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的艺术手法于歌曲创作之中，扩大了歌曲体裁的表现容量。

　　李劫夫是“毛主席语录歌”的创始人，沈阳是“语录歌”的发源地。20世纪 60年代的“语录歌”是从沈阳诞生并流传到全国各地的。 “文革”期间，李劫夫所引领的 “语录歌”狂潮，使歌曲彻底“异化”为“文革”政治工具。冷静地将“语录歌”和政治内容剥离开来，就可以分析它的某些艺术特点，如曲调来自语录，尽量将曲调规范化、对称化，在旋律上力求简单而有效果，节拍、调式上极度贫乏。“文革”时期专制制度统治下的盲从观念，使李劫夫完全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特殊的路线斗争的经验，使他丧失了独立的人格，终于形成了惨痛的“李劫夫悲剧”。1964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劫夫歌曲选》，其中收入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歌曲作品205首。

　现在的人们已经遗忘了李劫夫了，但经过“文革”的人，唱过红色语录歌的人，能够想起李劫夫。那首著名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还有《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些歌，在“文革”中不仅是耳熟能详，而是人人会唱，这些歌都是李劫夫作曲。《歌唱二小放牛郎》也是李劫夫的作曲作品：“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李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一个人写了两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在“文革”中被人传唱不衰。

　　“文革”中，李劫夫的歌曲创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特别的时代。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但是从1972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天空，不论是广播电台中，还是电视里，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李劫夫站错队了吗？

《我们走在大路上》

　　李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时，开始了以绘画与音乐为手段的谋生生涯，“劫夫”一名，则自此起。

　　1937年5月，24岁的李劫夫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1938年9月，李劫夫加入中共。同年，丁玲主编的《战地歌声》一书，由武汉生活书店出版，书中收录了29首歌，其中13首，为李劫夫所作。到“文革”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李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其间，他遇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李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唱了几句。

　　受此鼓舞，李劫夫在灾区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无疑，共产党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

　李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而他最后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1976年12月17日，打倒“四人帮”后两个月的一天，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猝逝于“学习班”中，终年63岁。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罪名

　　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他怎么会陷到“林彪反革命集团”中去呢？用一句政治术语说，是“事出有因”，但绝对“查无实据”。

　　“文革”一开始，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是，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从延安时期起，偏偏又看到过很多个人政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整到自己头上来。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选”的黑名单中。他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着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没戴正式的右倾帽子，只需作检讨。

“文革”开始后，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李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李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文革”的日子，无非就是检讨检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地位。

　　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好事”对李劫夫影响极大。当时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李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院长李劫夫，于1967年1月15日，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李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李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李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李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

在北京谱曲语录歌

　　因为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知道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章为由，在沈阳军区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在以后一年多中，李劫夫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李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与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宴会。

“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惹祸

　　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然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的。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李劫夫。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瘾了的李劫夫，主动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后来，6月底李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吃了一餐饭。其间，李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番。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

　　1971年9月下旬，李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古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到了国庆那天，李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猜想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李劫夫想提前操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见了，问他写什么，李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李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发现，在1971年9月与10月间，李劫夫竟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这是全国全军独一无二的。于是10月20日，李劫夫夫妇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共军战士予以分别逮走，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

　　“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猝逝于“学习班”中。

语录歌：文革时代的流行曲

　　“文革”初期“语录歌”在国内的传唱情况，真可以说是家喻户唱，老少咸歌。因此后来有人戏称语录歌是“文革”中的“流行歌曲”。从其流传的广度来说，“语录歌”的确当之无愧。

　　语录歌在海外或外国人中流传的情况很少见到报导。仅见的两则记载是：(一)1967年“草田指挥的合唱团”在香港大会堂举行“中国现代歌曲演唱会”，其中有一首《应当向一切帮助敌人、反对同胞的伪军、伪警提出警告》的毛主席语录歌遭到了港英当局的禁唱，当时，“主办者在场上宣读了抗议信，于是听众振臂抗议，高呼口号，情绪激昂。”(二)据《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8日报导《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在北京首次演出》中提到：整个演出在歌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恩维尔•霍查同志、歌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嘹亮歌声中开始，以后的节目中，一位歌唱演员手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高举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走向台前，随着伴奏，用中国话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阿尔巴尼亚文艺战友对毛主席的热爱使首都观众很激动，这时台上台下同声高唱：“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毛主席语录歌时，编者按说：“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即产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崭新的音乐形式。《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也说：“毛主席语录歌的谱成及其广泛的传播，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新事物，是革命文艺工作者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可喜的成果。”

　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毛主席语录歌时，编者按说：“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即产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崭新的音乐形式。《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也说：“毛主席语录歌的谱成及其广泛的传播，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新事物，是革命文艺工作者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可喜的成果。”

　　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报导中说：“用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的语录谱成的歌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经出现，就立即成为我国亿万革命人民最心爱的革命战歌，成为亿万革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毛主席语录歌的出现和迅速普及，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胜利，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表现，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

　　1966年10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发表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的编者按说：“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说，我们最爱唱毛主席语录歌。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想起毛主席。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更觉得毛主席在我们身边。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越是心红眼亮，斗志昂扬。”《文汇报》1966年11月22日的一篇文章中说：“为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是帮助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崭新而有效的一种形式……我们越唱毛主席关于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语录，越是从心里感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人民群众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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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草B的 于 2012-7-16 09:30 发表
楼主如果愿意讨论。有一个问题无比请楼主回答。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

四个字：丧心病狂！！！

lantting

中华民国的时候中国有文人，有脚踢蒋公的刘文典，有喝斥想进北大抓共匪学生的傅斯年，举不胜举。


共匪当政，真正的文人跟着蒋公走了，余下的假文人全被驯成了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