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被监控“关怀”的右派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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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反右派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果，打击了右派的反动气焰”
——为蒋文扬《我是一个被监控“关怀”的右派老人》写的按语
武宜三
因为收集1957年史料的缘故，最近看到了由吉林省教育科学院基教所副研究员刁振玉原执笔的《吉林教育史》，他在《教育战线的反右派斗争》一节说：
“由于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极少数人疯狂向党的社会主义进攻，导致了整风性质的变化，由解决人民内容矛盾变成了对敌斗争……”
“反右斗争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子。当时省教育厅副厅长黄颖以及吉林大学的余瑞璜教授，东北师大的蒋锡金教授、杨清教授，吉林工大的徐祚教授等知名人士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东北师大中文系有一个班，1/3的学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这些学生有的被下放劳动，有的被开除学籍，有的还被逮捕入狱。‘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伤害一部分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党内人士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感情，挫伤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虽然如此，刁振玉仍然认为，“吉林省教育战线反右派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果。打击了右派的反动气焰，争取、教育了中间派和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真他妈的混蛋透顶，我就不相信道这个丧尽天良的刁振玉，他家人中、他的亲戚中、他的老师同学中，会没有一个右派分子!刁振玉应该受到他们的最恶毒的诅咒。
这部刁振玉的《吉林教育史》是2008年10月上网的，这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死不认错流氓团伙；而中国共产党又有刁振玉这样的无耻辩护士。
这说明了，为什么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都是死皮赖脸的不但不对右派分子作经济赔偿和精神赔偿，连拖欠的二十多年工资也不肯发还。原来他们仍然把右派分子当作“疯狂向党的社会主义进攻”的阶级敌人。
这说明了，为什么北京当局仍然在管制、跟踪、打压右派分子，剥夺他们的言论权、出版权、出国权，把《往事微痕》当作“打黄扫非”的对象，严加堵截。原来他们仍然认为“反右派斗争打击了右派的反动气焰，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
连一个75岁老人家都不放过，这让人想到中国比奥威尔所描写的《一九八四》更恐怖。和平部(防暴警察、警官)、仁爱部（思想警察部，各级政府包括居委会）、真理部（谎言部、报纸、电视）到了无孔不入、如影随形，使人民生活在恐惧中。中共权贵集团希望让人民永远生活在恐怖与畏惧中。因此，他们需要大批警察、特务来监视人民。所以，严家祺担心“中国沦为警察国家”。
严家祺说，毛泽东的专制也没让中国变成警察国家，今天中国才出现沦为警察国家的危险。
严家祺是政治学家，他说的当然有他的依据。但是，毛泽东的军事独裁与警察国家有什么分别?
奥威尔是预言家兼寓言家，他在《一九八四》所描述的党决定一切、“老大哥”高于一切的时代，早就在中国实行60年了。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苏联比起毛泽东共产党的中国，真是小巫見大巫。《一九八四》的恶梦仍然笼罩着中华大地，笼罩在中国人、香港人甚至台湾人的头上！
武宜三写于暴政60年夏8月28日，洋紫荆洲避秦山庄
昨天（8月26日）下午，突然有人敲我的门，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年男子奉命前来对我表示“关怀”，他单刀直入：“居委会叫我来看你在不在家？”我想，我在不在家与居委会有何相干？他们为何不来？为防不法之徒上门敲诈勒索，我请他通报姓名，出示证件，均被拒绝，我只好请他把“居委会叫我来看你在不在家？”这句话写下来，签个字，以便记录在案，证明他并未虚此一行。可是这位仁兄死个舅子不干，他既不写，又不签。我对这位来历不明私闯民宅的陌生人极为警惕，只有紧紧拉住他请他签名，逼其就范。双方正僵持不下，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自称是派出所的王警官，亲自登门拜访，“关怀”我这个老右派，我正在笑脸相迎，又出现了一位来自110的防暴警察，据他说，也是前来“关怀”我的生活。
顷刻之间居然先后来了三位政府官员“关怀”一个75岁的老右派，实在令我受宠若惊。可是不久，我便疑窦丛生。这种“关怀”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为防不测，我连忙声明：“我是一名遵纪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基本人权。如果你们认为我有违法行为，必须依法办事，出示传讯，逮捕，判决的法律文书和相关证件。如果你们是来‘关怀’我，我正患严重颈椎病，需住院开刀治疗，干脆请派出所把‘人情’做到底，送我去医院、为我免费治疗。治好后，随你们去派出所，要管吃、管住，长期养老……”话还未说完，两位警察面面相觑，支支吾吾，不作正面回应，一边由110来的防暴警察陪我聊天，一边由派出所来的王警官悄悄放走了那个来历不明的中年男人。
不久，二人便起身告辞。于是，我又和两位警官亲切握手，笑脸相送，双方态度极为友好热情。
送走二位不速之客，陷于一片迷茫，至今仍一头雾水。公安部门为何要监控“关怀”一个75岁的右派老人？说穿了无非是因为我们曾要求中共中央发还被拖欠了二十多年的血汗工资。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为此，我们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写了不少信，均石沉大海，渺无音讯。至今不仅未能得到善意的回应，反而招来颇具戏剧性的监控“关怀”。这大概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了。“欠债还钱”这一古老的法则在当今中国已扭曲变形。
我希望“执政为民”的人民政府各级官员，不要被讨债的右派老人吓得惊慌失措，我们决不可能“颠覆国家政权”。要求政府补发工资，于理于法都是正当的，该补你们就痛痛快快地补，不该补也要痛痛快快地说个理由，正式给个答复。
现在，共产党已是执政党，做事应该光明磊落。不要偷偷摸摸，搞些为人不齿的小动作，派些公安警察上门软硬兼施、呵哄吓诈。如此低劣的“执政为民”恰恰暴露了官员们理论政策素质太差。如此猥琐的执政方法，只能证明其政治智商之低下。
亲爱的执政党，你们为什么不学习一下胡耀邦同志的处事精神：只要是冤假错案，不管是哪一级领导定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把它纠正过来。这才是政治家的风度，也是赢得民心的上策。
75岁右派老人：蒋文扬
ffice:smarttags" />200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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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2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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