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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萱

 
　　當警察抄了他的家並盤問他們的資本主義行徑時，異見者馬建在荒野的旅行中找到了慰藉，他來到了中國的少數民族聚居地。當回到北京的時候，他卻更加疲憊，於是在1986年他又去了香港，在那裏他開始寫回憶錄《紅塵》和一本短篇小說集《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現在它們在中國都被禁了，他的作品追溯了流浪者對飄渺的理想家園的無止境的探尋。
　　他構思精巧的新作《北京植物人》追溯了1989年參與“民主的春天”的故事。故事的英雄人物是一名叫戴偉的學生，他在1989年6月4日清晨目擊了人民解放軍對他朋友們的屠殺，軍隊被政府派來鎮壓天安門廣場上的民主示威運動。當戴偉的一位朋友被坦克壓斷了腿後，他將他帶到一間陷入屍體和垂死者鮮血泥沼中的醫院。戴偉回到街上，在那裏衝突和暴力仍在繼續著。他看到他的前任香港女友表現得像一個自由女神，他朝她跑過去，但這時有人開了火，她跪了下來。正當他在想她是不是被打中了時，一顆子彈打進了他的腦袋。
　　我們第一次看到戴偉是在他陷入昏睡十年以後，他就像一具古埃及的木乃伊，一枚腎已經被取了出來去支付他的醫藥費。可是——儘管他的身體被限制在一個連空氣都被共產黨牢牢掌控的社會裏，他的靈魂卻被囚禁在一具肉體的墓穴中。他在他最喜歡的地理學著作《山海經》中自由穿梭，這是一部遠古的地理和神話經典。當他的思緒漫遊時，他就將我們帶入到一個現時、回憶、傳說、詩情間的相互作用和他身體的微觀風景中。
　　在細枝末節裏，他在精神上再度造訪了當年“民主的春天”的發展：從校園到遊行再到絕食抗議，以及接下來在學生領導階級間發生的的逞能、幼稚，怯懦，爭鬥、做愛、偷情等各種危險的非民主行為。毫無疑問，馬建對於這些年輕抗議者的評論就像這部小說中的其它部分一樣尖銳。在他的敘述中，那位年輕的總司令被一輛坦克壓扁了，即使天安門廣場上真正的學生領袖蔡玲正在盤算逃往美國。馬建似乎在暗示，儘管飛走了，但因為她在她的庇護國的沈默，蔡玲的聲音還是被中國政權壓制住了。
　　這本多面性的書裏並不全是黑暗，古靈精怪的內部對話還是讓我們被吸引著，並愛上了這個表面上看起來是植物人的主人公。戴偉從他強烈的嗅覺和聽覺中感受到了外界的環境。他想象自己對著母親大喊：“‘給我一些香蕉可以嗎？’我可以聞到外面街沿邊有它們的味道。”當朋友來訪時，戴偉發現人們對他說話“就像在對著電話答錄機留言。”戴偉想知道更多來自老同學的消息，但是很不幸的是他放出來一個屁，趕跑了年輕的來訪者。
　　他的母親痛斥他，說他活得就像塊木頭，還讓他快點死。儘管在她絕望和瘋狂的那一刻，她還是顯出了令人好笑和古怪的可愛一面。她在非法氣功“法輪功”中找到了安慰，直到被逮捕時突然離開戴偉，沒有來得及給他留下點食物。在一個令人歡快的插曲裏，媒體發現，由於常年禁食的植物人狀態，讓戴偉的尿有了一種魔力般的治愈功效。他的母親甚至還請來了尿液評估專家來到他的床邊。
　　也許戴偉被困在了他的鐵床上，飽受著1989年那場悲劇的折磨，但這本小說在面對新中國的邪惡時卻是十分清醒的。在他被稱為“冬眠期”的十年間，中國公民已經被發財的欲望所佔據，這種變化讓他感到驚愕。“難道我真的想從這樣的沈睡中醒來，重新加入到外面那幫昏睡的人群中嗎？”他自問道。“再沒有人提起天安門事件了，也沒有人提起官場腐敗。中國人非常擅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一套。”
　　馬建與他的妻子兼譯者Flora Drew一起現居倫敦。他給中國人提供了一條從集體昏睡中重新找回自己靈魂的途徑。他給了我們兩種選擇：繼續做制度的奴役還是拋棄一切尋回自由。這本書，不可避免地將會在中國被禁，但走私和盜版的中文版本卻將會被人們貪婪地閱讀著。

　　本文原載《華盛頓郵報》2008年5月25日。楊萱（Belle Yang）是《騎在爸爸的肩上回中國》一書的作者和插畫家。《北京植物人》（馬建著，中文本由明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