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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在哈佛大学“红色遗产”会议上的缺席发言

其实要回答一个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政府最好的收场是什么?答应学生的条件?改宪法?安排学生领袖背后的人进中央?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它不会这么做。64应该是一个反思,对政府,对学潮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儿,盖棺论定要等待历史的结论。对政府而言,是如何避免发生这样的运动,现在看政府的反思是做了,那就是封锁,显然选错了方向。对学潮,避免流血又达到目的才好,因为既然是“和平”的请愿,要知道转折点。64的所谓领袖是头脑发热,以为政府没有办法了,因为各大部都出来支持学生。他们忽略了中国的哲学:明哲保身。不是国家机器,而是学潮领袖不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和胆略,他们又不愿意承认。今天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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