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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三次应考，未能进学，即考不上秀才，精神上打击很大，心力交瘁，大病一场。病中，落榜所产生的强烈心理反弹，实质性的精神病变，梁阿发编纂的传教书《劝世良言》诱发的想像，多种因素搅合在一起，产生了神游高天，上帝派他下凡做太平天子的幻觉。再加上头脑基本清醒时的顺势思考，萌生了利用迷信造反的想法。第四次应考又名落孙山，使得这个自视极高的老童生，从旧梦中寻求出路。他以《劝世良言》为底本，加上随心所欲的发明创造，要创立挂羊头卖狗肉的宗教。这个意图，首先得到好友(一说又是表弟)冯云山的充分赞同和热烈支持。这个冯云山，同样是屡试不第的老童生，同样对科举考试十分不满，而且认为洪秀全有王者气度，极力促成利用迷信造反。

于是，他们一同“出游天下”。在比较开放、文明程度较高的广东，没有市场。只好转到广西山区农村。这个转移，使得他们的造反得到成功的可能。洪秀全既极其自私又十分任性，没有做“地下工作”的耐心，遇到风险更是一走了之，逃回老家。主要靠冯云山锲而不舍的努力，吸收了一批信徒，包括后来成为太平军第二号人物的杨秀清。他们鼓动、吸收和组织百姓，尤其是无业游民和贫苦农民参加拜上帝会，逐步形成一套颇有特色而又相当严密的办法，使造反能成气候，波及十几省，持续十来年。



准备造反之时，只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七个人明白底细。随后，有少数心腹亲信也晓得个大约略。对于一般百姓，他们宣传独尊上帝，不拜邪神。信上帝者无灾无难，不信上帝者“蛇虎咬人”。上帝有无限权能，敬拜上帝则“享福无穷”，“天堂路通”。信了上帝再拜别的神道，就是有罪。这样的宣传，比一下子就亮出造反的旗号，远远地易于为贫困、多灾多难、没有文化的百姓所接受。不少人出于自身朴素的人生愿望，出于对频繁灾祸的恐惧，也就轻易地加入拜上帝会，将命运的缰绳交到洪秀全等人手里。

随着造反形势发展的需要，太平军的首领们加紧了对参加者的宣传。一方面是用上帝的名义，尽一切可能来神化洪秀全及其他首领。洪秀全自称为上帝亲生第二子、太平天日、太平真主、天下万国太平真主、天王、禾王，反正他想得出的称号都戴上了。于是，成了半神半人的教主兼国王，要创造天下一家的地上的天国。杨秀清则是上帝第四子，真天命左辅正军师、中军主将、东王，还可以代天父(即上帝)发布最高指示，惩恶劝善，生杀予夺。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分别是上帝第三、五、六、七子。萧朝贵又是上帝女婿，还有代天兄(耶稣)说话的特权。连同杨秀清，此五人一起为五军主将。《新旧约全书》即《圣经》说上帝只有独生子，这下子变成为多子女(包括女儿洪宣娇)，并且几乎都派到广西来打天下，建设地上的天国了。其他许多政教合一的宣传，也都是为夺取政权而造神，或者说，通过造神来表明造反的合理和夺权的必然。另一方面，则将一切敌对和不合他们口味的人物、政治、文化，极力加以妖魔化。其他一切宗教、神佛都是害人的妖魔。清朝皇帝是阎罗妖，清朝一切官员都是清妖。所有古籍概称为妖书。凡是不合造反需要的话语统统叫做妖言。同时，又在迷信宣传之中，加入种族差别的因素。利用汉、满之间的矛盾和成见，对所有满族人大加辱骂。称满人为蛇魔、邪鬼、骚狐、羯狗，凡想得出的恶名都给加上了。甚至在檄文中说：“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白狐与赤狗媾精，遂产妖人。”这种荒诞的辱骂，竟出之于19世纪的公开文件中，太平军之无所不用其极，于此可见一斑。这些背离常识的宣传，对于有文化、头脑清醒的百姓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即使在排满、反清情绪上有所共鸣，也不会认同其乖谬的内容。不过，没有文化的游民、农民，就完全可能在原有的宗教、神道迷信的基础上，转而接受这种不中不外、亦中亦外的迷信宣传的基本内容。

对于贫苦、没有文化的游民和农民，最有吸引力的，在于解决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吃饭从来就是中国的头号大问题。由于灾荒、人口压力、鸦片流入等原因导致社会广泛贫困化的情况下，吃饭问题更加突出。太平军提出的“有饭同吃”，对于有一顿没一顿、经常处于饥饿威胁的人们，显然有极大吸引力。李秀成供词说的“实因食而随也”，说出绝大多数人追随的根本原因。至于太平军文字化、纲领化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更是自古以来贫苦农民和游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虽然这种理想世界从来也不曾实现过。太平军的首领们为了造反的需要，从“毁家纾难”开始，继而强迫百姓纳贡，发展到对百姓“逐户搜刮”，以维持军用。至于将清朝地方政府的库银、官仓及其他财物，全部没收，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它的“理论根据”是，天下一切财物，全是天父所有，应当统统收缴入“圣库”。而所得一切财物，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用来解决吃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