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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有一种“愚昧”让我看到希望

中华文化的低劣性

致读者:先别激动,要抛砖头请先看完。
   判断一个民族优劣的标准是什么?在追求“现代化”的世界上,只能是符合现代化的标准:一是看该民族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二是看该民族是否能创造出现代物质文明,三是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创新的机能,四是看其社会是否健康、文明、正义。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华民族确实存在着令人痛心的太多的缺点。
   中国一直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中,卡在守土思维里跳不出来,文明没有任何进展,始终是画地为牢、原地兜圈。最先提出中国社会处于停滞、静止状态的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他从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角度考察中国,认为“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中国“今天的法律、风俗、习惯,甚至那些无关紧要的习惯,如衣服的样式,和一千年相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231 页)。黑格尔认为:“中国和印度始终是停滞的,甚至至今依然维持着一种自生自灭的存在。”19世纪英国思想家J.密尔指出:中国人“几千年来原封未动”(J.密尔:《论自由》第77页),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在于压制个性,“使一族人民成为大家都一样、叫大家用同一格言同一规律来管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墨家“尚同”的罪恶。
   中国从宋代后就进入停滞型社会,一日本社会学者写的中国明清农村社会的著作做了很好的实证研究。美国思想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24 年在他的笔记中写下的一段话:“当我们居高临下对这个愚昧国家观察思考得越仔细,它就越显得令人作呕。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昔正是木乃伊的声誉,它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她那古老的呆痴!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她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酿制了茶叶’。”
   传统中国的制度是非人的制度!它只能制造杀人的恶魔、愚昧的民众、贪婪的权贵、无规则的政治、低效率的生产和社会道德的沉沦,而不可能产生理性、正义、文明。中国人尽管有饮食、计谋等方面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大智慧。今日有哪个行业体系是以中国传统的行业标准来建设的?没有,传统行业只是泛泛的经验之谈,根本无法形成规模体系,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善于建制及守制的民族,也就是说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
   论政治,中国三千年来一直都是最专制、最腐败、最黑暗的政治,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专制体制,实行的是非程序政治、谎言政治和暴力政治。集权主义、全能主义政治,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秦始皇的郡县制一直保留至今,落后的权力结构、政治架构使得中国至今仍然被排除在现代文明之外。现代文明是多中心、权力分立、公民社会强大的,而传统的中国只允许有唯一的权力中心,特权横行,公权力不受约束,没有边界,形成“无限政府”,司法不独立,立法不独立,新闻不独立,审计不独立,监督机构不独立,人治的无程序政治、暗室政治、权谋政治、谎言政治、暴力政治泛滥,国家治乱循环,官员制度性腐败,政府经常失灵,民众奴性严重,社会正义感衰落,仁义道德沦为遮羞布,整个民族陷入追求福禄寿喜、饮食男女、经济利益的世俗主义桎梏之中,几乎没有超越世俗的理论思维,也没有反省制度的大智慧。中华民族 沦落为地地道道的官本民族、奴性民族、权谋民族、非理性民族。
   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是一群猪狗不如的野兽!人民生活在野兽的统治之下,历经两三千年的茫茫黑暗;中国的老百姓是一群蝼蚁,微小而自卑,只能听凭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压迫、杀戮,只能任由统治者制造着动乱和灾难。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内乱、战争大约占了一半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占了55%),人口死亡过半的动乱就达十多次,但没人总结教训、完善制度、提出防范悲剧再度发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会被忘却。各路强人逐鹿中原,最终目的是要实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独裁体制,演绎出一部活生生的人吃人史,从来也不敢想会有什么其它方式来取代。中国历史没有和解,只有仇杀、仇恨、复仇;没有人道,只有兵道;中华民族成为以阴谋为智慧、以暴力斗争为光荣的民族。
   当西方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而解放人性、限制王权、发展议会民主时;中国的专制却愈来愈严,出现了“杯酒释兵权”、取消宰相的更加集权的趋势,儒家伦理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的以礼杀人地步。唐朝的大臣在皇帝面前还可坐而论事;宋时就只能站着说话;到了清朝,只许跪着而且眼睛也不能上抬,口中也只能自称“奴才”。儒教社会习惯于让君主支配自己的命运,所以,即使机会在握,也会轻易地把机会交给权力狂们,如赵紫阳。
论经济,中国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等多重压迫下一直都是最穷困的,所谓“唐朝时一个马车夫都比欧洲贵族富有”之类的话完全是瞎话。事实上,古代中国所谓“繁华富裕”,跟今天靠剥削农民和城市平民,来维持寥寥几个大都市的“繁华富裕”假相的做法是同出一辙的。这一共同点,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
   一些弱智的中国人流行“古时候中国的GDP占世界的80%(另有50%~90%不等的多个版本)”这种白痴笑话,在中国古代的两个鼎盛时期——汉、唐,同期的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在领土、人口、生产力上,都远远超过中国;而且延续时间也比汉唐生存的时间长。
   论文化,中国文化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堕落、最阴暗的奴才文化、太监文化、伪君子文化。先秦百家学说是一种君王本位的国家至上的处世之学,其间充满了事君匡时、驭臣愚民、窃国掠地、审时度势、察颜观色、诤谏策议、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之术;至于生命存在的精神依据、人生之价值和正义,那时的学人未及深切关注。张仪本倡合纵抗秦,可不被六国所用,乃改主连横之说,投奔秦国,协力剿灭六国,可见他所持学说并无天地大道或精神信仰作为内在依据,其目的仅在于持某说以求显达。这种依势弄权、谋私利己,而将正义、天良、道德、生民等弃置一旁的现实选择,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奴才文化传统。这是因为:①中国士人起源于宫廷史官,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以知识求俸禄的、自觉充当国家工具的、完全丧失文化想象力的群体。顾准说: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是“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文化之谓也”。中国文化的这种卑微出身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永远找不到自足意义、只有通过效忠权势、服务国家才能获得成功感和价值感的奴婢文化。②东周士人面对杀人掠地、血流成河的乱世,忙于炮制救民于倒悬的急功近利之学,而无暇抱持玄远之思。③中国君主过于暴戾,所有士人都不得不或虚或实地采用君王本位主义的立场,否则无法发声。三者并作,使得中国知识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屈势媚时老成俗气的群体。他们用来批判现实的常常只是过去时代小国寡民、明君圣主的和谐图景,这个图景依然以君王为中心。
   自焚书坑儒后,中国的士人已吓破了胆,从此闭上了鸟嘴。汉武帝腰斩学术自由,独尊极度推崇等级制度的儒奴教,知识分子们就更丧失了独立人格,其最大的追求是为皇帝们当差,去帮皇帝治国平天下。中国的儒、道、墨、释等思想;所有的价值理念,都必须对专制皇帝低头与让步,否则就会遭受到灭亡的命运,绝对没有自主与自由创造的空间。中国社会一切以维护统治者一人的利益的为宗旨,完全泯灭了个人的思考和判断。在这种扼杀人性的文化里,任何具有自由精神的个体都遭到扼杀,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存活下来的是那些具备这个邪恶文化全部特征的卑劣个体,即信奉奴才哲学、太监哲学的一类人。中国文化是一种彻底的反理性思维文化、反智文化、愚民文化、专制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中国文化体现了中国人最腐朽、最堕落的生活方式——太监的生活方式、奴才的生活方式。
   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只出现过一个主张“无君”的鲍敬言,只能根据东晋时的葛洪的《诘鲍》,才一鳞半爪地知道中国原来还有这样一位独立的思想家!一个泱泱大国,其思想之贫乏竟达到如此地步,岂不悲哉!20世纪的鲁迅不但从未公开以“理论的形式”提出其个人主义的主张,而且越到晚年越相信苏联的宣传,甚至出面驳斥那里发生了大饥荒的报导。有人称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伏尔泰的名言“我完全反对你说的一切,但是我坚决保卫你发言的权利”已成为全球伦理准则,这在中国传统文化及鲁迅著述中却是找不到的。
   论科学,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寻求真实,中国由于避讳文化、讨厌真实,无法诞生科学;我们只有技术,唯一能够拿来吹嘘一下的就只有子虚乌有的“四大发明”。
   爱因斯坦说,科学的基础有二:一是希腊发明的形式逻辑,一是文艺复兴中发现的实验获得因果的方法。中国缺少这两项,所以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科学。不存在中国古代科学曾经领先的问题(《爱因斯坦文集》)。科学和技术之外,还有“科学技术”。后者是由科学推导出来的技术,是经验积累所不能达到的技术。例如无线电技术,是电磁理论的产物。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技术,都是来自经验的技术,不是科学。
   李慎之说:“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腊文化从文明发轫的‘轴心时代’开始就有科学与民主,其它如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一概没有。这已是世界史的常识。为什么说中国没有科学?理由十分简单。第一,中国没有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发展出一套科学理论绳绳相继,日新又新。第二,中国没有发展出以数学作为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祖冲之推算出来的圆周率的精确度据说比欧洲人早了几百年,…但中国从来没有几何学。”
   一些无耻的弱智文人,“学者”,热衷于编造中国古代的所谓“科学奇迹”“先进思想”,如二进制是莱布尼兹偷学了易经的发明,墨子发现了光学原理、牛顿定律(这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李约瑟搞出来的)等等,虽然都被驳斥过无数遍,但反复贩卖这些谎言,既能够迎合大众的意淫需要,又能够为这些弱智文人换几个打牙祭的稿费,所以他们就乐此不疲。
   科学技术的发展,靠的是思想的彻底解放,靠的是思维方式的不断创新和突破,靠的是新的思想自由的发表、交流和有益的争论。独裁政权的愚民政策完全是与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它不仅愚化了亿万人民,同时也从根本上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创新意识;从本质上说,愚民政策是反科学的、是对民族精神的蹂躏、是对人性的摧残!人类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最好不要说什么“统一思想”之类的蠢话,说寻求共识与合作才是可信的人话。
   工具是文明的表现特征。高等民族使用制造工具,低等民族使用天然工具。比如象筷子这种木制或竹制的天然加工品,与西方金属餐具相比,在文明度上就落后了一大截。又如铠甲,西方早在5世纪就发展出由整块金属锻造而成的重装铠甲,6世纪就有柔软舒适的精铸铁编锁子甲,而中国直至清朝依旧在广泛使用牛皮护甲;西方14世纪就普及了有着复杂工艺的玻璃制品,中国人却仍在捏土坯烧瓦罐。可见中国由古至今一直在木头、皮草、泥土制品等天然加工品水平上徘徊,无法与西方精湛的、自古希腊一脉相承而来的科技水平相匹敌。所以说西方文明从古至今都优于华夏文明,这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不是输在近百年,而是从起跑线上就差了4000年。从起点上,希腊罗马时代的城邦民主制和共和制已经高出春秋战国的君主制一个层次;希腊科学理性精神、逻辑学的创造,又高出古中国从《易经》衍生出来的感性思维文化一个层次;基督教博爱、忏悔、救赎的宗教精神又高出儒家君为臣纲的专制主义一个层次;文艺复兴的天赋人权、自由民主理念,宗教改革,又超越原地不动的中国文化一个层次;近代科学的诞生、工业革命,又一次把仍然在落后的农业文化中做低级循环的中国拉下了两个层次。到了现代,西方民主体制人权高于主权的超越性认识,又高出中国半封建集权专制不止一两个层次。这样累加下来,西方文明已经高出中国文化七八个层次。中国文化实在是一个劣等得不能再劣等的文化。只有西方文明,才当得起“博大精深”这四个字,其它不论何种文化,包括中国文化与其相比,是毫米与光年之间的差距,是石器时代的石斧与宇宙飞船之间的分别,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波普说过:“西方文明却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义的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为它具有最大的改进能力”。而中国文化注定了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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