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常识
90年代中期以前，中科院部分院所的家属院里接的都是闭路电视，不仅免费而且能收到国外的卫星台。其中有个非常牛B的香港卫视中文台，无论电视剧、动画片、综艺节目都秒杀国内任何一家电视台，精彩到我根本不想转别的频道，只要一出家门基本上就不看电视。那时候卫视中文几乎统治了整个家属院，我想八九十年代只要看过这个台的人应该都有印象。虽然那时候我不到十岁，但一放学就冲回家看《忍者乱太郎》的情景仍是记忆犹新，后来我收藏的一些录象带（《天空战记》、《精灵采访队》、《忍者乱太郎》等，可惜现在带子都老化报销了），全是录的这个台的节目。这个台最让人满意之处在于，晚上七点钟正是看电视的大好时光，多数电视台却都在放他妈的《新闻联播》。所以当时我是异常同情周围的小朋友的，当他们按照老师的要求收看《新闻联播》时，我却在愉快的看着《假面超人》，这导致我从小就明白了一点：祖国大地上并不是每个人都生活得跟我一样幸福，有很多人的家里居然收不到卫视中文……于是长大后我也拥有了悲天悯人的情怀。
但是这个台有一悲剧之处：每年6月初前后都无法收看，短则数天，长则一月。我问父母何故，家人闪烁其词，只说某年64，有人闹事，所以国家要把卫视中文掐掉。当时我也不知道64是怎么回事，只是一直想不通，既然64是好几年前的事情，那跟我今年看电视有屁的关系啊，一个电视台能有这么大的威力？后来我是抱着这个疑问去研究64的，并且早给此事定下了基调：什么是64，64就是一件我国政府根本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是一件让我国政府害怕到必须把电视台掐掉、把人们的眼睛捂住这种程度的事。到96年时，卫视中文干脆消失了，变成了凤凰卫视（如今卫视中文仅在台湾等地区播放），精彩程度骤减。又过不久闭路电视也没了，变成了有线电视，几个卫星台同时消失，我的人生顿时失去了乐趣，从此将兴趣转向了电脑游戏。后来我渐渐想明白了几个问题：为什么我从小就讨厌CCAV，讨厌《新闻联播》，讨厌领导开会讲话，因为我从小就看卫视中文台；为什么我后来对动物世界以外的电视节目再无兴趣，因为我曾经看过卫视中文台；为什么我那么仇恨共产党，原来是因为这帮小贱逼掐了老子的卫视中文台……血海深仇，不共戴天！
今年是64二十周年，理论上这个系列应该是6月份写的，但是6月份的时候MSN SPZ被墙掉了，翻墙上去磕磕碰碰，搞得我极为不爽，所以我决定留到祖国沦陷60周年的时候再说，来纪念一出更为惨烈的悲剧。不光是Windows Live被墙，5月34日左右，饭否、校内、VeryCD、KDS等众多国内网站不约而同的进入了“系统维护”状态，至于国外的twitter、flickr之类更是被轰得连渣都没有剩下。最搞笑的是百度贴吧所有的大学类贴吧都成了“抱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本吧目前只能浏览，不能发贴”（南外也不幸被流弹击中），不知道依据的到底是哪个规哪条法，这分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告诉所有大学生“这个日子有异常”，让许多从未听说过64的80后90后纷纷产生了疑问，一时间掀起了这几年来最大的64讨论高潮。当然在我们祖国大地的互联网上，想要用纯正的中文讨论64是比较困难的，网民的英文水平普遍也不高，所以只好用拆字、拼音、别字、贴图、代号以及非主流的火星文等诸多方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发明出各种内涵的猜谜游戏，写出来的东西往往连自己都看不懂。问题是百度也不是吃素的，很多旁支细节它都想到了，比如说那段时间“木子朋鸟”就是“不适合发表的内容”，好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写成木子月月鸟仍能通过审核（应该罚百度的款，防堵不严），实在不行干脆起个代号叫月月舒。不过发出来了也别得意得太早，巡管无处不在，往往是你看到一群人正热火朝天，忍不住想参合进去，辛辛苦苦打了几百字，一按“提交”，我操！帖子被关闭了。
我在国内或国外的互联网上，偶尔也会看到一些关于64的激烈争吵，无非就是在争论政府与学生谁对谁错。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就没什么好讨论的，因为它根本就不给讨论。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要想分清是非对错，首先你得有个争论的地方才行。假如原告和被告打官司，被告死活不让原告进法庭，还干脆把法庭给拆掉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如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一批人冒着巨大的风险，仅仅是为了把一些最基本的事件经过讲出来；另一批人封锁了互联网，篡改了教科书，恨不能把每个人的嘴都堵上，连5月35号当天跑去给人民纪念碑给革命烈士献菊花的人都被他们无情的爆了菊花。而这些懦夫本应该最擅长于颠倒黑白，如今事情仅仅过去了二十年，他们却连为自己辩护的勇气都没有了！任何脑子还没被驴霸踢坏的人，光是看双方的反应就应该明白是谁做了亏心事。我九岁的时候甚至还不了解政府到底跟谁发生了怎样的冲突，但我知道一定是政府做错了，因为要搞清这一点不需要你对64事件有任何了解，只需要一点最基本的常识。试图掩盖历史的人，除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之外，不会有第二个下场。如果我说了这么多，你还想不明白，那么我很同情你，你属于越活越傻逼的那类人。
对于仅仅20年前才发生的一起轰动世界的重大事件，我国的绝大多数青年竟然一无所知，这种现象本身就是极不正常的，比64事件更不正常。我们纳税给政府，不是为了让他们剥夺我们说话的权利，过滤我们想要的信息，审查我们想看的电影的。会做出这类行为的绝对称不上是政府，而是黑社会。所以说，假如你是一个好奇的80后90后，那么你第一件该做的事，不是费九牛二虎之力去学人翻墙，而是应该想想为什么自己一定要翻墙才能了解什么是64；第一件应该思考的事，不是二十年前发生了什么，而是如今的中国正在发生什么。等你把这些问题都想通了，立刻明目千里，至于64什么的，知不知道其实都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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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令的合法性
一个步入现代文明的国家应该具备一个最基本的特征：立法机构的权力由民众授予，法律能得到尊重、维护和有效的执行。很显然，中国还没有达到文明社会的要求，立法机构的权力来自于枪杆子，即使法律是我党自己制定的，他们仍经常带头违反。你要是硬说中国是个法治社会，我一定会义正言辞的指责你是个傻逼，一个充斥着严打双规等种种奇异现象而人民还对此习以为常的国家，怎么可能是个他妈的法治国家？由于法律这东西在中国就像狗屎一样，经常性失灵，所以遭遇强制拆迁的人宁愿一刀捅死开发商，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也更喜欢爬吊塔，这一切导致了中国人民平时很少会从法律角度来考虑问题。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奴民，仍需努力提高个人修养，达到不是公民，心境却胜似公民的境界，你看问题的深度马上就比别人高出一层。评断64这样的重大政治事件，显然应该从法律角度出发。
89年5月20日，国务院宣布在北京地区戒严，此举标志着政府武力清场的决心。我经常见一些人说“就算在西方国家，违反戒严令也只有一死”，言下之意是学生被打死活该。这些人可能搞不清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是1996年才颁布的，1989年时，我国法律上根本就没有“戒严”这么一个概念。89年颁布戒严令所依据的法律条文，是我国宪法第89条第16款，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国务院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至于这个“紧急状态”到底是什么玩意、由谁执行、什么条件下可以执行、能执行到什么程度，显然是要参考里面所提到的那个“法律规定”，鉴于这个“法律规定”当时根本就不存在，这个89条16款本身跟放屁完全没有区别。
相反，学生的游行和集会则完全是合法的。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人奇怪了，做这种事情不是需要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吗？很可惜，《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是1989年10月份才颁布的。整个事件非常明晰：一群人在公共场所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遭到另一群人的杀害，法律上不存在任何争议。
我再退一步说，即使将军队当时的行为看作合法的行动，根据1979刑法，阻碍执法和军事行动者，最高也只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更不要说违法的其实是军队了。再退一步说，假设1989年就已经有戒严法了，也不是说想什么时候戒严就什么时候戒严的。根据我国戒严法的规定，仅仅在“发生严重危及国家的统一、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的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不采取非常措施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紧急状态时”，国家才可以决定实行戒严。而在5月35日凌晨军民正式冲突以前，基本不存在什么暴力事件，所谓的“动乱、暴乱”根本是名不副实。
为什么说“基本”不存在而不是“完全”不存在，因为民众作为一个个松散的个体（而不像军队一样是一个行为整体），个别人之间零星的暴力冲突是不可能避免的，趁乱打劫、盗窃的也未必就完全没有。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民众在进行游行示威时，尽管多数人能保持良好的秩序，也总有个别极端者进行暴力活动，其结果最多也只是由防暴警察带走拘留几天拉倒，对游行示威本身不产生任何影响。西方政府是否可以以此为借口阻止示威，甚至彻底剥夺人们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若是如此，倒不如天天戒严算了，宪法赋予的权利将根本无法得到保障。而这恰好是共产党最爱玩的把戏，每次群体性事件中，我们总可以看见CCAV之流的媒体，对个别人制造的“打、砸、抢”事件循环滚动播放，从而掩盖“动乱”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为自己的一切违法行动提供合理性依据。
再退一步说，根据戒严法规定，即使是戒严期间，只有遭遇暴力袭击时，军队才可以开枪还击。64死难者是否都符合这个标准？显然不是，连薄一波的司机这种体制内纯路过打酱油人士都被乱枪扫死，更不要说是用坦克碾人这种恶劣行径，无论从法律角度、人道主义角度还是任何一种道德标准来看，都毫无疑问是一桩灭绝人性的罪行。
事实上，合法性问题早在戒严令刚一发布时就提出来了。全国人大57名代表（超过1/3）当时便要求按法律程序召开人大紧急会议，对戒严令的颁布和赵紫阳的撤职处理进行重新审定，而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加拿大公开宣布戒严令违反中国宪法，缩短行程立即返回中国主持人大紧急会议。根据江泽民的官方传记（《江泽民传》，库恩）英文版162页所写（该内容在国内发行的中文版中被删去），江泽民在5月23日受杨尚昆私下接见并传邓小平之令，要求江泽民将万里软禁在上海，对外则宣称万里“身体不舒服，医生要为他做检查”，导致人大紧急会议无法召开，这才为64屠杀创造出了必要条件。有鉴于此，对于戒严令的合法性问题，我觉得也不必再多说什么了。
根据国务院的授权令，北京市政府连发三道命令，其中有如下内容：“公安干警、武警部队和共军值勤人员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像“有权采取一切手段”这种古代皇帝或是小说中才会使用的词汇，居然在20世纪时出现在一国政府的官方文件中，对于我国政府的基本政治素养，我也不想再多作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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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的回忆
今年4月左右，海外出版了赵紫阳的口述回忆录《改革历程》（英文名《Prisoner Of The State》)。从本书的内容来看，党内斗争的主要焦点集中在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上。起初，学生的请愿活动在民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四二六社论将学生的行动定义为“反革命暴乱”，激化了官民矛盾，也使学生领袖担心“秋后算账”而退无可退，从而急速扩大了事件的规模。此后官方虽然对社论做了冷处理，但局势仍没有任何改善。由于对运动的定性问题是个绕不过去的坎，赵紫阳要求痛定思痛，以五名常委的名义承认错误，从根本上否定四二六社论，肯定学生的行动为爱国运动。而李鹏当初主导四二六社论时，四处宣扬这是“邓小平的意思”，令邓小平非常不满，赵紫阳五四讲话的时候，邓的子女还要求赵在讲话中加入邓如何“爱护青少年”的内容以挽回影响。不满归不满，邓最后还是站在了李鹏这边，可见四二六社论确实代表了邓小平的意见，只不过他自己不想到前台来顶这个责任而已。一旦否定四二六社论，便是否定自己的决策，削弱自己的个人威信，因此李邓一方宁愿祭出戒严令，通过更高压的手段来达到平息事态的目的。
这里我还是不论赵派邓派谁的主张才是正确的（不过还是要套用一下CCAV的经典句式：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只从合法性的角度看待对赵紫阳的处分决定。由于赵紫阳拒绝出席5月19日的戒严动员大会（前文已说过，所谓戒严令得不到任何法律支持），邓小平怒而在自己家中召开会议，在赵紫阳和胡启立这两名政治局常委都未被邀请出席的前提下，会上邓小平就决定要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并且“以后经过必要的手续再对外公布”。对赵紫阳的处置就在五名常委中两名未出席、没有经过任何“必要的手续”的情况下就定下了，并且也没有通知赵紫阳本人，此后虽然赵紫阳在名义上仍是总书记，但实际上已被孤立了起来，失去了一切职权和信息来源，5月28日其秘书鲍X（被墙词，X=彤）更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相反，李鹏则在大张旗鼓的通知各单位做好赵紫阳下台的准备，叫记者不要拍赵紫阳，以免“人事变动”，足见其信心之足——尽管没有经过任何“必要的手续”，老大要谁倒，谁就肯定会倒。
在用非法手段隔离软禁了赵紫阳、万里等一干反对派后，5月35日的镇压得以顺利进行。6月19日至21日，邓一派开始补足“必要的手续”，召开了所谓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赵紫阳进行批判。这次会议的召开本身就可以说是不合程序的，因为胡启立和赵紫阳事前都对其一无所知，李邓一派私下便给包办了。另外根据党章，政治局会议本应由总书记本人主持，此时赵紫阳在名义上仍是党的总书记，但会议却是由李鹏、姚依林等人主持的。至于会上所发生的事情更是荒谬无比：大会对赵紫阳批判了连续两天，却始终不给赵紫阳申辩的机会，直到最后才说“没时间了”，只留给赵紫阳10分钟的讲话时间，等赵发言完毕后便立即宣布“散会”，并且隔天就加重了处罚意见，显然是对赵的申辩进行报复。而根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或向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声明、申述、控告和辩护。党组织对党员的声明、申述、控告和辩护必须及时处理或转递，不得扣压，承办单位不得推诿。申诉和控告信不许转给被控告人处理。不许对申诉人或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
不光如此，在6月23至24日的中央全会上，赵紫阳要求将自己的书面发言印发，可直到会议结束之前，赵的发言才被印发下去，而且马上又被收回，根本来不及看完。倒是陈希同、李铁映批判赵紫阳发言的发言，在此之前就已经印发了下去，于是可笑的事情发生了：赵紫阳的发言还没有被人看到，就已经被“内部人士”给抢先批判了。这种现象倒也不稀奇，我国政府所“批判”的事物，往往是些中国人民根本见不着的东西。
为了搞倒赵紫阳，邓小平也是煞费苦心。在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临时规定，到会的人无论是不是政治局成员，都有权利参与表决，李先念还说这是“李鹏给大家的权利”，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而在中央全会上，根据党章规定，撤销中央委员的职务，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投票赞同。邓小平为了获得足够的选票，先安排李先念、王震、陈希同等打手对赵紫阳进行猛烈攻击，散发各种骇人听闻、无限上纲的揭批材料，同时却剥夺赵紫阳的发言权，使会议形成一边倒的局面，让众人先“认清形势”，接着便祭出杀手锏——以举手表决代替不记名投票。在邓小平等人用文革式批斗法所营造出的恐怖气氛和摄像机的记录之下，一干“聪明人”当然是明哲保身、不敢造次了。
读到这些内容时，我本人的感受可说是哭笑不得。从我国这些所谓“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中，根本就看不出任何现代政治家应有的素质，这根本算不上是政治，仅仅是下三滥的权术斗争罢了。连家规都不愿遵守，又何谈国法呢？邓小平的这些政治斗争手腕也谈不上是自主知识产权，而是毛泽东玩剩下的老黄历，而且文革的时候，任何一个红卫兵都熟谙这些套路。64中所发生的这一幕，活脱脱的就是文革的翻版。讽刺的是，邓小平自己当年也曾深受文革之害，并且亲眼目睹刘少奇等人的悲剧，但是他当权之后不仅没有痛定思痛，反而用相同的手段先后对付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事实上，滋生文革、大跃进这类灾难的土壤，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消失过。邓小平否定了文革，却从不敢否定毛泽东；而文革表面上是被否定了，实际上却是个根本不给多谈的话题。一个错误甚至都不能被人们所讨论，那它又怎么可能被正视、被了解、被改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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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巨变
64事件中，学生的一个核心要求是“反官倒”。所谓官倒，即利用价格双轨制和手中的权力，以国家计划价格低价买进，再以市场价格高价卖出，从中牟取暴利。“官倒”这个词自64之后基本就在市面上绝迹了，年轻一代如果不是对64稍有了解的话，一般很难听到这种说法。虽说“官倒”这个词基本消失了，但官倒这种现象却从来就没有结束过，从国企改革中的低价贱卖国有资产再到违规操作经济适用房造成房价虚高，只要是权力所能及又不受制约的领域，处处存在官倒。官倒从过去主要由太子党参与到如今乡镇一级官员都能分一杯羹，通过权力寻租更是发展到官商勾结、全民参与的地步；过去的官倒还是低价买高价卖，随着银行的普遍参与，如今干脆就是空手套白狼了。事实上，中国的土地交易就是最大的国家性官倒，而且成本几乎为零。
20年前人们站出来反抗官倒，20年后官倒愈演愈烈，中国人民却是集体噤声了。这种沉默不光体现在反腐败的问题上，比如说上海学生所抗议的是封杀《世界经济导报》，破坏了言论自由，1986年合肥学生不满的是人大代表候选人未经学生提名。这些都是当今社会司空见惯的事情，人民却早已麻木。事实上我在看自己人生中接触的第一部六四纪录片《天安门》时就已经发现了，80年代那辈人身上具备着一种当今中国提着灯笼都找不到的抗争精神，一种敢于追求公平公正的勇气，尤其是在四月末、五月初的对话阶段，学生的表现可以说是不亢不卑，完全把自己放到了和政府官员人格对等的位置上，这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是看不到的。这种变化可说是环境使然，80年代是一个反思的时代、一个大乱后大治的时代，人生活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里，各种过去不能说的观点都可以在大街上公开讨论，这让他们得以从文革的恐惧感中解脱出来，变得敢说敢做，85年全国发生大小学生运动50多起，到如今这个数字几乎为0（即使有也是因为拿不到校方承诺的两证）。相反，64事件之后，官方引入了军训制度，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报刊文艺审查的力度，如今你很难在中国自由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再也听不到人们大规模的议论太子党之类的秘辛，也无法再从报纸上看到深入揭批新时代官倒现象的文章，这一方面使民智变得低下，一方面畏惧发言本身就是最大的怯懦。64屠杀所营造的冲击力也使当时的一批社会中坚完全丧失了抗争的勇气，年轻一代虽然没有见证甚至听说过64事件，但是他们生长在这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放眼所见只有缩头乌龟，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因而变得比前人更为软弱。前人至少还是曾经反抗过的斗士，最终臣服于死亡；后人则是一群后天培养出的奴种罢了。
普遍的懦弱和低智还不是64事件所导致的最坏的结果。从宏观上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遵循一条从野蛮到文明的轨迹，追求公正几乎可说是人类的天性，这也是人类和动物的主要区别。64事件之后，中国人面对种种社会丑态而不敢抗争，却又不肯承认自己是出于害怕才会忍让，因此编造出种种借口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当你谈到腐败问题时，今天的中国人往往回答你“难道外国没有腐败吗”、“相信政府会进步”、“有本事你去做”，“看看东欧的下场”（这句话我最不能理解，因为横看竖看当年发生颜色革命的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如今至少比中国好五倍——这绝不止体现在人均GDP上），形成了一整套“反反腐败”的理论体系，表面上看是对现政权感到满意，是在宣称“反腐败”没有必要，实际上只是为自己的怯懦辩解而已。这种自我催眠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深陷其中，结果从低智能更倒退一步，变成了负智能，今天的中国人不仅被关在笼子里，而且早已失去了飞向天空的欲望，这使得整个民族都显得猥琐不堪。
中国人民不仅丧失了理想，而且道德水准也在不断下降。人民的容忍使得社会越来越腐败，同时也使得自己越来越麻木不仁，当上层官员通过各种手段发家致富已经成为不可抗辩的社会常态后，普通人的内心又怎会平衡呢？今天中国所面对的不再是官场腐败，而是全民腐败，是不腐败你就得失败。共产党治国策略的转变，恰好迎合了中国人民族性的变化。64事件源于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需求，在政治上，共产党绝无法满足国人，因此只能通过经济发展来寻求政权的合理性（而不是合法性）。此时经济发展已经成了中国共产党维护统治的终极手段，因此根本不在乎实现目标的手段，假如经济不发展，那么即使是作假，也要把GDP飙上去，创造一种表面繁荣的假象，也就是所谓“GDP的大跃进”。今天我们看到政府不断的引入污染企业，发展血汗工厂，取消各种福利，以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方式来换取GDP，甚至抬高房价，连子孙后代的消费能力也要一并透支掉。这类行为对中国人民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整个社会都培养起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即金钱决定一切，除此以外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不谈。相对80年代，整个社会已经变得道德沦丧、物欲横流。在这种状态下，三鹿奶粉的出现完全可以说是中国人的自作自受。
这种价值观虽然是历史的倒退，但又恰恰是当今的人民最需要的精神麻醉品。如今中国大地上一种“伪现实主义者”已经随处可见，这些人教导那些批评家要“适应一切规则”，对周围种种恶的现象视而不见，赚钱养家糊口、爬到金字塔顶端才是硬道理。为什么我说这些人是“伪”现实主义者呢？因为现实主义是根本不需要争辩的，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其实只需要赚钱养家糊口就行了，根本不需要上网跟人吵架（“闷声发大财”），中国有多少批评者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中国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也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反正他们可以“适应一切”。这些人急于推销现实主义的理念，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让周围的人闭嘴，因为这些批评者的存在，一来破坏了他们的安全感，二来也刺伤了他们内心仅存的一点自尊心。他们表面上否定道德，实际上内心还仅存一点良知，才急于为自己的不道德辩护，对他们而言，“现实主义”并非人生信条，而是美化自己渐渐腐朽的人格的美妙借口，更是说服自己从堕落走向更堕落的毒药。
共产党随手一挥，就能让64事件从新中国的历史记录中彻底消失，仿佛整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难道这起曾经轰轰烈烈的事件真的就对中国一点影响都没有吗？这么想就太天真了。64事件本身标志着中国社会的一次全面退步，所有的中国人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光要面对政治上的日渐专制，人民也几乎丧失了勇气、智慧、道德和理想。这样一群人去看待64事件，就像站在井底仰望天空一样，得到的自然是“人民幼稚”、“外国煽动”、“学生领袖罪魁祸首”这样弱智的结论，他们眼中所谓的“成熟”早已和无限忍让划上了等号。这些人常常连基本事实都搞不清就急于发表意见（这类意见一般都是从别处看来，人云亦云而已），讨论的内容也相当低级。我在国内见过的层次最低的讨论，就是“民主好还是专制好”。一个国家的人民要是连这种问题都搞不清，这个国家还有救吗？
事实上中国人无论再怎么猥琐，最后总也有忍无可忍的一天。历史上的专制政权都善于使用谎言和暴力等武器，但最后的命运也无非是被推翻，这一点在当代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这次不可避免的冲突本身却埋藏着巨大的隐患。89年人们采取的是和平请愿的方式，20年后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早就在中国失去群众基础了。和平理性的手段只能用来和绅士打交道，而共产党在89年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向人们展现出自己是个只会用拳头解决问题的流氓，当情势真的发展到不得不反的地步时，中国人民唯一的选择恐怕只有武力相向，这一点上柴玲的观点恰恰是正确的：要的就是流血。民众暴力化可以说是政府暴力化之后的必然结果，今天我们很多人为杨佳叫好，为捅死开发商的拆迁户叫好，正是民众暴力化的体现，当今社会的唯一有效的维权方式已经被普遍认为是“替天行道”。每个人内心都了解，杨佳除了做缩头乌龟和动刀杀人之外，根本就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所谓“法律途径”，早就已经被政府彻底封死了。
这就像苏联解体一样。有人说苏联解体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的责任，这种说法可说是大错特错。像苏联这样一个建立在侵略基础上的“国家”，最终必然是要解体的，要么和平解体，要么暴力解体。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恰恰使苏联人避免了暴力解体所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创伤。中国的政治进程也是如此，中国必然有演变的一天，要么和平演变，要么暴力演变。政府在64事件中所采取的措施，可以说将和平的道路完全堵死了，使中国丧失了以最小代价走向民主制度的机会。而用暴力压制民众，最终只会招来民众更多的暴力。可以说，89年的变革是由一群理想主义者推动的，89年后的变革则很可能将有一群手持棍棒的饿狼推动，这些人没有高尚的理想，没有道德的约束，处于长期受压抑之后最疯狂的状态。两者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这种冲突方式有着显而易见的弊端，第一是必然会造成大量的附带损伤，第二是很可能演变成群氓行动，使情势变得不可控制，三来人们一旦形成普遍的暴力思维，即使冲突以民众的胜利而告结束，整个社会也要花巨大的代价才能恢复正常的法治模式（而一旦失败，民众很可能会变得更加暴力，社会将完全失序）。但这种趋势却是无法避免的。可以说，64屠杀不仅给当今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隐患。胡耀邦下台的时候，谁又会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人事变动就能酿成未来的64事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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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zeratulmrye 于 2009-10-10 15:56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