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是富人的天堂也是外地劳动力以及破产者的地狱，是穷苦外来工的汗水建造了迪拜这座中东香格里拉。迪拜是一个活生生的金属寓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最后可能会崩溃，成为历史尘埃。
迪拜本来是中东的香格里拉，是一座纪念阿拉伯企业和西方资本主义完美结合的耀眼丰碑。但是，随着经济危机降临这座平平沙漠崛地起的城市，一个并不动人反而丑陋的故事就浮现出来了。
穆罕默德王储这位对迪拜有至上权力的统治者的庞大笑脸正喜气洋洋地俯视他自己的创作。迪拜几乎一半的建筑物上都能看到悬挂着的穆罕默德王储的身影，他就夹杂在更为人熟知的企业标识麦当劳叔叔和肯德鸡的桑德斯上校当中。正是这个人将迪拜打造成《一千零一夜》中迷人的阿拉伯城市，沙尘风暴肆虐的中东地区的香格里拉，并把这个形象卖给了世界。他的影像充斥着迪拜那犹如曼哈顿般的城市景观，他的笑脸弥漫在一排排的玻璃金字塔和犹如金币摞出来的酒店上空。那不是，他屹立在世界最高建筑上，这个建筑看上去象一个瘦长的金属钉，比人类有史以来的其它建筑物都更深远地戳向天空。
不过穆罕默德王储的笑意已经受到干扰。迪拜城市景观中无处不在的起重机已经暂停下来，仿佛时光凝固了似的。无数尚未完工的建筑好像已经被弃置一旁。在最讲排场的新建筑中——比如庞大的亚特兰蒂斯酒店，一个耗资15亿美元，1000天内竣工，修建在一个该酒店专属的人工岛上的巨大的粉红色城堡——雨水正从天花板上渗漏下来，屋顶的瓷砖也在脱落。这个永无乡般的梦幻岛修建在一无所有之上，现在裂纹开始显现。突然之间，它看上去不那么象艳阳下的曼哈顿，而更象沙漠中的冰岛。
一旦建设狂潮偃旗息鼓，投资旋风放缓，迪拜不为人知的秘密就慢慢显现出来了。这是一个在短短几十年的疯狂岁月中，依靠信贷、生态灭绝、压迫和奴役，在乌有之中建立起来的城市。迪拜是一个活生生的金属寓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最后可能会崩溃，成为历史尘埃。
1、有钱人的迪斯尼乐园
卡伦·安德鲁斯话不成言。每一次她要讲述自己的故事，她的头都会低垂下去，整个人委靡成一团。她是个苗条纤瘦的女人，尽管衣服象她的额头一样满是皱褶，我还是能依稀感到她曾有的富裕生活的余晖。我是在迪拜最顶级的一个国际酒店的停车场发现她的，她就住在自己停放在那里的陆虎车里。由于好心的孟加拉籍停车场服务员无法狠心将她赶出去，她得以在这里栖身数月。这可不是她想象的迪拜梦的终结之地。
她的故事讲得结结巴巴，说了 4个多小时。她曾有的那种幽默和热情的语气时不时还会流露出来。卡伦来自加拿大，她的丈夫得到了一个著名的国际公司的高级职位。“当他说去迪拜时，我说，宝贝，如果你要我穿黑色和戒烟酒，你可找错了女孩。但他要求我给迪拜一个机会。何况我也爱他。 ”
当她2005年踏足迪拜时，她先前所有的担心都烟消云散了。“迪拜是一个成人的迪斯尼乐园，而穆罕默德王储就是那只米奇老鼠，” 卡伦这样说道。“生活在这里真是太棒了。你有这些令人艳羡的大公寓，你有一整队为你服务的工人，你根本无需缴税。好像每个人都是个行政总裁似的。我们一年到头地参加各种聚会。”
卡伦的丈夫丹尼尔买了两个房产。“我们沉醉于迪拜。”她说。不过，丹尼尔却前所未有地表现出对他们财务的管理不善。“我们谈论的并不是什么巨额数字，但他却理不出个头绪。这太不像丹尼尔了，我对此很吃惊。我们也背负了一小笔债务。” 一年后，她发现了原因：丹尼尔被确诊为脑瘤。
一个医生告诉他他还能活一年。另一个说这个脑瘤是良性的，他会没事的。不妙的是他们的债务越来越多“我来迪拜之前，我对迪拜的法律一无所知。我以为，既然这些大公司都来这里发展，迪拜的法律肯定和加拿大的或任何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法律差不多，” 卡伦说。没有人告诉她，迪拜没有破产的概念。如果一个人债务在身而无力偿还，就得去坐牢。
“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让丹尼尔坐下，并对他说，听着，我们得离开这里。丹尼尔知道如果他辞职，他肯定会得到一笔离职费，因此，我们对自己说，就这样吧，我们拿到一笔离职费，还清债务，然后全身而退”。就这样，丹尼尔辞职了，但他所获的离职费比他的合同上所说的要少。债务却依然存在。在迪拜，你一旦辞职，你的雇主必须通知你的银行。如果此时你有任何未付的债务，其数额超过你的账面储蓄额的话，你所有的帐户都会被冻结，你也被禁止离开迪拜。
“突然之间，我们不能再使用银行卡。我们一无所有了。我们被从我们的公寓赶出来。”卡伦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讲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一直在发抖。
就在他们被驱出住所的那天，丹尼尔被捕并被带走。6天之后，卡伦才又能与丹尼尔说话“他告诉我他和另外一个负债人被关在一个牢房里，那是一个只有27岁的斯里兰卡小伙子，这个小伙子说他无法面对他给家人带来的耻辱。当第二天丹尼尔醒来后，那个男孩已经吞下剃刀刀片。丹尼尔大力撞门寻求帮助，但没有人来，这个男孩就死在他前面。
有几个星期，卡伦试图向她的朋友们求助，“求助他人真是太屈辱了。我从来没有活到这个地步。我以前在时尚业工作，有自己的数家商店。我何止于此……” 她的声音逐渐低不可闻。
丹尼尔被判6个月的监禁。丹尼尔根本听不懂那个审判，审判只用阿拉伯语进行，也没有翻译。“ 我现在滞留在这里也是非法的，”卡伦说，“我没有钱，什么都没有。无论如何，我必须这样坚持9个月，直到他出狱。” 卡伦的目光从我身上游离开，她问我能否给她买一顿饭，向人乞食的窘迫几乎让她动弹不得。
卡伦的遭遇并非个案。整个迪拜，有大量破产的外籍人士偷偷地藏身于沙丘、机场或他们的汽车里。
“关于迪拜你必须了解是——什么都和它们看上去不一样。”卡伦最后这么说，“没有任何事情象它的表面那样。这不是一个城市，这是一个充满欺诈的地方。为了引诱你来这里，他们告诉你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地方，但在表面之下，则是中世纪的独裁统治。”
2、风滚草
30年前，几乎所有的当代迪拜都是一片沙漠，只有仙人掌、风滚草和蝎子在这里存活。不过在由金属和玻璃构成的迪拜市中心的地下，掩埋着那个老镇子的痕迹。在迪拜博物馆这个沙石堆建的堡垒里，讲述了一个洁本的迪拜发迹史。
十八世纪中叶，这个波斯湾低地建立了一个小村庄，村民靠在海边潜水找寻珍珠为生。很快，希望能发财的人从波斯，印度次大陆，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蜂拥而至，这里人口激增，形成城市规模。外来人用当地的一种到处肆虐的蝗虫（daba）命名此地。这个城镇很快就被大英帝国的枪炮所征服，英国对该地的铁腕统治一直持续到了1971年。英国撒手之后，迪拜决定与周边六个小邦联合，成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
英国撤走了，迪拜也疲敝不堪，就在此时，石油被发现了。王储们突然掌握了石油，却发现自己进退维谷。他们大多是不识字的游牧民，世代与戈壁骆驼打交道，现在有了这么一大桶金，该怎么办呢？
与邻近的同属阿联酋的阿布扎比相比，迪拜的石油储量并不丰厚。因此，马克图姆王储决定决定用财政收入把迪拜建成一个可持续的地方。以色列曾夸耀自己能使沙漠长满鲜花。马克图姆王储决意使沙漠繁荣昌盛。他想建立一个以旅游和金融服务为中心的城市，吸纳世界各地的的资金和人才。他以免税的方式欢迎各地人士来此。果然，数百万人接踵而至，数量远远超过了当地居民，本地人现在仅占迪拜人口的百分之五。在仅仅30多年的时间里，一个完整、齐备而且还在扩张的城市似乎由天而降。迪拜用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从18世纪到21世纪的飞速转变。
如果你随团坐大巴游览迪拜——这是所有大城市走马观花旅游方式的必由之路——你听到的都是官方宣传式的套话。“迪拜的座右铭是‘开放门户，开放思想’，”导游用间歇般不流畅的语调向你讲到，然后就把你带到市场购买骆驼造型的茶壶保暖套。“在这里，您随便，买布料。”他补充道。当你路过一个个新的旁大建设时，他的旁白是： “世界贸易中心是由王储修建的…… ”
但是，这是一个谎言。王储没有建立这个城市。迪拜是由奴隶建立的。他们现在正在建设。
3、隐藏在日常视线之中
迪拜有三种人：彼此互不相扰。这三种人是象卡伦那样的外国人士，还有由穆罕默德王储领导的阿联酋人，以及建造这个城市并被困在此处的贫苦的外国劳工。这些外国劳工就隐藏在人们的日常视线之中。他们无处不在，穿着满是尘土的蓝色工作服，被监工头大声呵斥着，就象一队被拴在一起的犯人，不过，你被训练得不去看他们。就像那句经典话语：是王储建立了迪拜。都说是王储建造的迪拜。工人在哪呢？那是些什么样的工人呢？
每天晚上，成千上万年青的迪拜建设者们被大巴从他们的建筑工地拉到一片离城有1小时路程的混凝土浇铸的广阔荒地，在这里他们被与世隔离。直到几年前，他们都是被运牛的卡车运来运去，但住在迪拜的外国人抱怨这种运输方式有碍观瞻，所以现在用比牛车小些的金属大巴来回运送这些建筑工人，这种车在沙漠的高温下就象温室一般聚热。置身其中，他们的汗水出得就像被慢慢挤压的海绵似的绵绵不绝。
在索纳布尔，有延绵数里、样式单一的混凝土建筑群，这是一个由碎石拼搭出来的简陋场所。在这个以印度语“黄金之城”为名的地方，有差不多30万劳工聚集此处，苟且为生。我在第一个营地停了下来，那里的污秽与汗臭味简直令人作呕。看到我，人们聚拢过来，他们急于向任何听众倾诉他们的遭遇。
萨黑纳·莫尼尔是一个24岁的精瘦小伙子，来自孟加拉三角洲地区。 “为了把你弄过来，他们把迪拜说成一个天堂。等你到了这儿，才知道这里是个地狱。”他这么说。四年前，一个招揽劳工的掮客来到萨黑纳所在的位于孟加拉南部的一个小村子。他告诉这的村民，有一个地方只有朝九晚五干些建筑活儿，就可以每月赚4万塔卡（合400英镑）。这个地方提供一流的食宿条件，对待员工也友善。他们只要先支付22万塔卡（合2300英镑）工作签证费，而这笔钱他们干上6个月的活就可以付清。就这样，萨黑纳卖了他们家的地，向当地高利贷者借了钱，动身前往这个天堂。
他一抵达迪拜机场，护照就被他的建筑公司没收了。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护照。这家建筑公司很干脆地告诉他，从现在起，他要在沙漠高温中每天工作14个小时。夏天这里的温度高达55摄氏度，这是西方游客被建议不要在外面逗留超过5分钟的温度。而且，他每个月只能挣500迪拉姆（合90英镑），不到当初许诺他的四分之一。如果你不想干，公司就让你卷铺盖走人 “但是我怎么回家呢？你拿着我的护照，再说我也没钱买机票。 ”他试图争辩。“这样的话，那你最好去干活。”公司这么回答。
萨黑纳陷入恐慌。他在孟加拉的家人们——他的儿子、女儿、妻子和父母——还等着他的钱呢，他们为了一家的顶梁柱终于能出国挣钱了而欢欣鼓舞。但是他必须工作两年多才能把为来这里所欠的债还清，而这些血汗钱比他在孟加拉挣的还少。
他向我展示了他的房间。这里狭小簇拥，屋顶是水泥板，床是三层的上中下铺。他和另外11个男人住在这里。他所有的物品就堆到他的铺上：三件衬衫，一条供换洗的长裤和一个手机。房间里臭烘烘的，因为设在营地角落里的厕所就是在地上挖个坑，那里充斥着粪便，苍蝇云集。这里没有空调或风扇，所以这里的酷热是“无法忍受的，你睡不着觉。你整晚都在出汗，抓挠个不停。” 在盛夏，人们睡在地板，屋顶，睡在任何他们企望能有片刻微风的地方。
送到营地的水装在巨大的白色容器里，这些水没有被充分淡化，喝起来有咸味。“这的水让我们身体不适，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饮用水。”他说。
这的工作“最不是人干的 ”他说“你要在所能想像的最难堪的酷热中，运送五十公斤重的砖石和水泥块……这种热不像任何其他的热，你的汗出得太多了，多得你整天甚至数周都无法排尿，这就像你所有的液体都从你的皮肤流走了。你开始神志恍惚，变得病殃殃的，可是除了下午的一个钟头外，你都不能停下来。你很清楚，如果你掉了什么东西或者不慎滑倒，你可能就一命呜呼了。如果你请病假，你工资就会被扣，那你被困在这里的时间就会更长。”
他现在正在一个鲜光闪亮的新大楼的67层忙活着，他在逐层往上建这个大楼，向高空挺进，也在与酷热抗衡。在迪拜的四年里，除了他修建的楼层外，他从没有看过享有旅游声誉的迪拜。
他对此生气不生气？对这个问题他沉默了许久。“在这里，没有人表露他们的愤怒。你不能表露愤怒。否则你会被关很长时间的监狱，然后被驱逐出境。”去年，一些工人4个月没有得到工资，于是他们罢工了。迪拜的警察用刀片刺网包围了他们的营地，然后用水炮把这些人冲了出来接着去干活。
我问了另外一个问题：萨黑纳你后不后悔来这里？“我们怎么能想这个问题？我们被困在这里。如果我们开始有悔意……”他的话没了下文。终于，另一个工人打破沉默，补充到： “我想念我的国家，我的家人和我的土地。我们在孟加拉可以种粮食。在这里，什么都不种。只要石油和建筑。”
他们说，由于经济衰退的冲击，几十个宿营地的电力已经被切断，工人们也已经几个月没有得到工钱了。他们的公司连同他们的护照和薪酬已经没了踪影。“我们已经被剥夺了一切。即使我们回到了孟加拉，高利贷者也会要求我们立即偿还贷款，如果我们还不了，就会被送进监狱。 ”
我在这的所见所闻都是不合法的。雇主应该按时支付工钱，不应该拿走别人的护照，在高温时应该让人休息，但我所遇到的劳工都说这是没有的事儿，没有人合法地对待过他们。这些人被迪拜各种权利机关合谋诱骗而来，并困陷淹留至此。
萨黑纳很可能葬身迪拜。一个曾在迪拜从事过建筑工程的英国人告诉我：“宿营地和施工工地的自杀事件很多，但都不以自杀上报。这些事件被称为‘意外事故’。”即使人已经死了，他们的家庭还是脱离不了干系：他们得接着还债。一个来自人权观察的研究表明，死于热衰竭、工作过度和自杀的“实际情况被掩盖了”。不过印度领事馆记录在案的印度国民光2005年一年就有971人死亡。这个数字泄露出去之后，该领事馆被告知停止此类统计。
黄昏已至的傍晚时分，我和萨黑纳及他的室友们围坐在他们的营地，他们七拼八凑地合买了一瓶廉价白酒，然后人人痛饮一口。“这酒真能麻醉人”，喉咙被酒灼烧着的萨黑纳对我这么说。远处，那些他参与修建的迪拜的摩天楼群灯火闪亮，若隐若现。
4、冷清清的购物广场
离开劳工们的宿营地，我来到了迪拜几乎条条街道都屹立着的气派的大理石铺就的购物广场，只觉得自己手足无措、头晕目眩。迪拜是这么的热，根本没必要修建人行道。人们都聚集在这些消费主义的殿堂里，享受那里舒服的空调。我辞别萨黑纳，搭了不到10 分钟的出租车，就已置身于哈维·尼科尔斯这家购物广场。一个百无聊赖的销售小姐向我展示着一件价值2万英镑的塔夫绸礼服。“您能看出来，这是斜裁样式…… ” 她说着，我则停下了笔记。
在迪拜的购物广场里，时间似乎停滞不前。这里灯火如昼，地面同样亮堂生辉，令人不知今夕何夕。这里售卖的品牌和我自己国家里卖的一模一样。在这些购物广场，迪拜只是它的发音：必买。在那些最奢华的购物广场里，我总是孑然一人，不见其他顾客。商店都空空荡荡，悄然无息。如果我正式采访，店员们都会说生意一切如常。但在私下闲聊时，他们则个个恐慌失措。在一家帽子店里，精美的帽子每顶售价1000 英镑。“去年，我们可是供不应求。再看看现在吧，”一个帽子设计师对我抱怨。她的手臂挥向空无一物的展示场地。
我与一个正在这里闲荡的17岁的荷兰姑娘攀谈，她身着短裤，对周遭男人们垂涎三尺的灼人目光毫不在意。“我喜欢这里！”她说。"“这的炎热，这的购物广场，这的海滩！”这里是一个奴隶社会，这一点有没有让你不安呢？她垂下了她的头，就像萨黑纳那样。虽然才17岁，她已经学会了避而不见，装聋作哑。她觉得那些太超越她的承受范围了。
在购物广场与购物广场之间，除了用于连接它们的柏油路以外，再没有其他可观之物。每条路都有至少四个车道。迪拜就象星罗棋布着各种购物中心的高速公路。除非你有自杀的念头，才会想出去走走。住在迪拜的人都以车当步，自驾车或坐出租车，流连于各个购物广场。
当地的阿联酋人，对于充满外国人的迪拜，是怎么看得呢？本地的迪拜人男人都身着精良的白色长袍，女人则一袭黑衣遮得严严密密。当我看到他们在我身边逡巡时，我无法象看到外国人和被奴役的劳工那样，直接走上去向他们询问。如果那样做的话，女人都面无表情，对你视若不见，男人则因你的突兀之举而面露不快之意，他们只会摔给你一句迪拜“挺好的”。无奈之下，我浏览了阿联酋人的博客，联系到了一些言谈话语堪称当地典型的年轻的阿联酋人。我们约好了见面——当然是在购物广场，舍此之外，岂有它处？
23岁的艾哈迈德·艾尔阿塔尔很英俊，他蓄着精心修剪的整洁胡须，穿着合身的白色长袍，戴着矩形丝边眼镜。他说着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没几句话功夫，我就知道他对伦敦、洛杉矶和巴黎的熟悉程度超过了大多数西方人。在一家星巴克连锁店，他坐了下来，向我宣称道：“对于年轻人来说，迪拜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我们政府给我们支付教育费，可以一直付到我们取得博士学位。如果结婚，我们会免费得到一个房子。医疗也是免费的，如果你还不满意，政府也可以送你出国。你都不用付电话费。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女佣，一个保姆，和一名司机。而且我们从不付什么税。难道你不希望你是这的人？”
我想对这个十足完美的概括提出一些反对意见，但他俯身向前，对我说道：“你得这么看，我的祖父每天醒来，得先抢到井边打水。如果井干了，他们得用骆驼运水。他们总是缺食少水，拼命想找份工作。他一辈子都是个瘸子，因为那会他摔断了腿，得不到任何医疗救治。看看我们现在的天壤之别吧！”
对于阿联酋人来说，这是一个确有圣诞老人的国度，迪拜政府给自己的公民大把好处，同时靠别的途径生财：把土地租赁给外国人，通过商业和机场费来隐形收取这些外国人的税，此外还有尚未枯竭的石油。大多数阿联酋人象艾哈迈德一样，是为政府工作的。他们生活优厚，不受金融危机影响。“我还没感到任何危机，我的朋友们也没一个人有任何担忧，”他说，“我们的工作是有保障的。只要你没犯什么要紧的大错，是不会被解雇的。”保障当地人就业的相关法律正在进一步完善，今后要解雇阿联酋人会更难上加难。
当然，潮水般涌入的外籍人有时是“看着让人生厌”，艾哈迈德坦言道。“但是，我们把这些外籍人看成我们发展所要付出的代价。如何不这样，我们怎么能发展呢？我们可没人想回到那漫天沙漠，人迹罕至的老日子。我们从一个类似非洲的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人均年收入12万美元的富国，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他说没有政治自由对他而言不是问题。“你很难找到不支持穆罕默德王储的阿联酋人。”是因为他们害怕吗？“不是，是因为我们真心拥护他。他是一个出色的领袖。你看看就知道！” 他笑着说：“我敢肯定，我的生活和你的生活所差无几。我们外出闲逛，都会来一杯咖啡，去电影院消磨时光。你可能在伦敦的一家必胜客或墨西哥风味烤鸡店，与此同时，我就在迪拜同样的连锁店里消费”他边说着，边又叫了一杯拿铁咖啡。
是否是否所有的迪拜人都这么想呢？在政治荒漠上一切真得那么美好吗？在光鲜时尚的阿联酋双塔酒店，我见到了31岁的苏尔坦·艾尔考什米。他为迪拜的媒体写专栏，还是个私人艺术品收藏家，作为一个反官方的自由主义者，他提倡渐进的改革，并因此享有一定声誉。他一身西式着装：蓝色牛仔裤和一件拉尔夫·劳伦的衬衫。他说话的语速奇快，立刻就如火如荼地陷入激烈的争论中。
“迪拜人都变懒了，一群超重宝宝！”他大发感叹。“我们这个摇篮式的国家为国民做的太多了。我们一点也没有深谋远虑！为什么没有人去私营企业工作？为什么母父不能照看自己的孩子？ ”然而，当我试图提到迪拜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上时，他看上去很生气“你们应该认可我们，”他坚持着。“迪拜人是世界上最宽容的人。迪拜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国际都市。每个人来这里的人都受到尊重。”
我话锋稍顿，想着在索纳布尔距此只有几里之遥的庞大的劳工宿营地。他是否真的知道这些劳工的存在？他看起来很不耐烦，“你知道，如果一年有3、40起虐待工人的案子，这听起来似乎很多，不过当你想到这有那么人……”3、40起？这种虐待事件层出不穷，是由制度造成的，我纠正到，我们谈论的是数十万人在受苦。
苏尔坦出离愤怒了。他连珠炮般地说： “你不认为墨西哥人在纽约遭受非人待遇吗？英国又用了多长时间才善待他人的？我可以去伦敦写写在牛津街上的无家可归者，把你的城市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地方！这的工人想走什么时候都可以走！任何一个印度人都可以说走就走，任何一个亚洲人都可以想去就去！ “
但他们走不了，我指正到。他们的护照被拿走了，他们的工资迟迟不发“这个嘛，如果真的这样，我觉得很不好，任何这么做的人都应该受惩罚。不过，他们的大使馆应该帮助他们。”但是，为什么迪拜当局用暴力禁止工人用罢工的方式反抗冷酷无情的雇主？ “感谢真主，我们是不容许罢工的！”他大声说。“罢工造成不便！他们走上街头——我们是不许此类情况发生的。我们不会像法国那样。要是一个国家的工人想停工就停工，那还得了？” 那么当工人屡遭欺骗，他们应该怎么做呢？“辞去工作，离开迪拜。”
我闻此长叹。苏尔坦开始滔滔不绝了“西方总是对我们横加指责，”他说。突然间，他模仿着这些令人不快的批评者： “你们为什么不对动物好些？你们为什么没有更好的洗发水广告？你们为什么改善劳工待遇？” 这恰恰显示了在他心目中孰轻孰重：动物第一，洗发水其次，工人最末。他更加激动起来，在他的座位里来回扭动，他边说边用一根手指朝我点戳着，“我给我的工人发安全护目镜和特质靴子，可他们不想用！这些会让他们的工作速度减慢。”
然后，他微微一笑，推出了他以为堪称杀手锏的论点。“每当我看到西方记者批评我们——你们没有意识到你们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如果迪拜不行了，中东将更加危险。我们出口的并不是石油，而是希望。埃及、利比亚或伊朗的穷人长大了都会说，我想去迪拜。我们对中东地区非常重要。我们在展示如何成为一个现代的穆斯林国家。我们这里没有任何原教旨主义者。欧洲人不应该为我们的没落而幸灾乐祸。你应该很担心……你知道迪拜模式如果行不通会发生什么？迪拜将效仿伊朗的路线，走伊斯兰主义的道路。”
苏尔坦靠后坐了回去。我的言论显然让他不安，他用试图和解、几乎是恳求的声音款款说道：“听着，我的母亲以前每天早上要去井边打满一桶水。她结婚那天，有人送了她一个橙子，因为她从没吃过橙子。我的两个兄弟尚在襁褓中就夭亡了，那时，医疗保健系统还没有发展起来。不要对我们指手画脚。”他目光炯炯，再次强调：“不要对我们横加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