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新京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北京民办幼儿园收费无标准漫天要价》，其中披露北京现在公立幼儿园(一级一类)，包括赞助费、保育费、伙食费在内，平均每月约1333元。而民办幼儿园（普通型）每月约1700元（包含伙食费、托儿费、教育费及杂费）。我看到这条新闻头一个反应，就是还是民办幼儿园好，收钱收在明处，
那些公立幼儿园享受着各种补贴和政策优惠，还收赞助费，说不定还得托关系走后门。记得几年前在广东省人大会议上，有代表发现，广东财政一年拨款3600万给五个机关幼儿园。代表当时就提出质疑，我们纳税人的钱，用来养公务员也就罢了，怎么还用来养公务员的儿孙？而这决不是广东一地的特色，公共财政变成官家福利是一个大家都感同身受的特色。这又让我想起上个月媒体的报道，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政府透露，要从今年8月起至年底，在红山区卫生系统开展纠风专项推进活动，对医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红包”的违纪行为进行实名举报，对违规者在全卫生系统予以通报，取消违规者当年评优、评先资格或缓聘、降职和解聘。这条新闻乍一听当然会让人感动于红山区卫生系统针对于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努力，但我还是很怀疑这个措施，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问题，“红包”现象的根源是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看病难问题的反映。
在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公共医疗资源缺乏，而优质的公共医疗资源更加匮乏，财政收入中用于公共医疗开支的比例是比较小的，而这个有限的比例中又有很大一部分用于领导干部的医疗保健。中国每一个地区都有那么几个相对比较好的医院，这些医院有历史积累和财政拨款，还是一些政府机关公费医疗的定点，其实这也是一种财政变相支付的形式，这些医院的设施条件，包括医生水平都是比较好的，让外国人来参观也不寒碜，而且这样的医院多还是国有医院。但问题是这样的医院，有一堆要排在前面要优先照顾的机关单位和名单，领导干部们要享受这些医院的医疗服务是没有问题的，但平头老百姓要挤进去非常困难，就算挤进去了，那些有经验的知名医生也往往排不上。于是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托关系，这其实也是一种利益交换，这次你帮我，下次你需要的时候，我会通过哪怕曲折的关系帮你；第二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一次付款——— 给“红包”。
这种性质与幼儿园和小学的赞助费如出一辙，每年教育部都是三令五申听得人耳朵都起茧子了，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个机关幼儿园、重点小学不收赞助费的。
可想而知，无论是幼儿园教育还是医疗服务，如果不从体制上根本改善公共服务奇货可居的状况，扭转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均，要想堵住灰色交易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垄断不除，“红包”不止。
而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出路在于打破垄断，开放竞争。计划经济年代，人们买肉都得走后门，更不要说买电视机，今天我们再也不用为了买这些东西，想着去托关系了。而对于看病、孩子上学这些公共福利领域，还得托关系，甚至得被迫行贿，根子在于垄断。
而更多的民办幼儿园、民办医院出现，正是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今天看到“民办幼儿园收费无标准漫天要价”，我们该想的不是把这些民办幼儿园关掉，他漫天要价当然不对，该查，但也说明有这个社会需求，我们应该允许办更多的民办幼儿园，只要竞争足够充分，一些地方不合理的漫天要价就自然会降下来。再退一步讲他们把公开的价钱摆在台面上，总比助长那些羞羞答答收赞助费的公办机构腐败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