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政府还有着相当的国际主义，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明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但是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腐败无能，没有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随着苏俄国内形势日趋好转，特别是列宁逝世之后，苏俄政府便自食其言，不再承诺以前的对华宣言。斯大林掌权以后，更是一切以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不但否认了俄国曾侵占中国领土的事实，还乘中国战乱之时，超越了沙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地段，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700多个岛屿划去600多个，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特别是在1929年7月，中苏之间由于中东铁路的路权归属问题，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引起武装冲突。结果张学良的东北军战败，中东铁路恢复中苏共管的原状。苏联却乘机占领了乌苏里江中的中国领土黑瞎子岛，成为了日后中俄在领土争端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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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还蒙在鼓里！要不就是搅混水。
解读一篇宣言
朱 正
1919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宣言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 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 民及其红军”。（《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这篇由副外交人民委员卡拉汉（当时译作喀拉罕或加拉罕）签署的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不知道是因为传递中的耽误还是别的原因，到翌年4月3日才在中国的报纸上公布。 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六号上，以“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为题，全文转载了这一宣言的译文，同时刊出了好些团体和报纸 的反应。宣言受到欢迎的情况，李达说：
1920年春季，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一个代表来到中国，他的名字是Vitinsky。我们替他取 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吴廷康。他是和他夫人同来的……他首先到达北京，和李大钊等数人交换意见。当时，苏联宣布废除沙皇压迫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一般知 识分子都对苏联有好感，所以新文化界人士到处请吴廷康讲述苏联情况，对于当时像云雾一般的苏联，有了相当的了解。特别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更喜欢与吴廷康 相联系。当时充任英文翻译的人是张太雷。由于李大钊的介绍，吴廷康到了上海，首先访问了新青年社的陈独秀……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吴廷康就劝陈独秀、李汉俊等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又：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 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说的与此大抵相同，唯明确说是在4月）
李大钊在《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一文中说：
最近俄罗斯劳农政府，声明把从前罗曼诺夫朝从中华掠夺去的权利一概退还，中华的青年非常感佩他们这样伟大的精神。但我们绝不是因为收回一点物质的权利才 去感谢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表现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才去钦服他们的。（《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181页）
1922年苏俄代表越飞来华谈判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10月18日的《晨报》刊出了张西曼的《我们对于中俄会议应有的表示》一文，其中说：
1920年4月3日苏俄外交委员会声明将从前俄国帝政时代在我国东三省和他处用侵略手段所取得的土地和各种权利一律放弃的通牒，可算是最重要和最公正的 表示了！俄国国民，原是世界上酷爱自由、真理和主持人道正义的民族。这种优美的国民性，在俄国文学和哲学方面，无处不可窥见，我们要知道：俄国国民对于我 们所表示的好感，完全不是一种示惠的手段。不过他们在1917年间，一度颠覆专制的政治，再度推翻官僚式的局面，确立平民政治的基础以后，想尽力于援助在 国际上被侵略的民族和在一国内被压迫的阶级的事业罢了。别的且不说，他们慷慨的将从前一帮文明强盗——官僚和武人——在我国所掠夺的种种权利，全数退还我 们。并且没有向我们提出各种无理的交换条件；他们所希望和要求于我们的，就只“树立亲善的邦交”而已。（《张西曼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第258页）
在以后的许多年间，一些出版物宣传中苏友好，都以这篇宣言为苏联对中国友好的第一个证据。后来中苏关系和苏联的情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一些历史著作对这一宣言还是充分肯定的。史学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
苏维埃俄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在1920年三四月间冲破反动派的新闻封锁由《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出来。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得知宣言的内容后“无任欢喜”。《新青年》刊登了中国舆论界的反映（引者案：似应作反应），指出宣言体现了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该由此前进一步，“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宣言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新的有力的推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几十年过去，尘埃落定。人们可以看看这篇宣言的字句所包含的实际意义是什么了。
关于废除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这篇宣言说：
自从1917年10月之后，劳农政府就取得大权，用俄国人民的名义通告各国，表示愿 订永久和平底意思，并且说这种和平底基础，应由各国彼此归还从前所侵略底土地和赔款，不问国底大小；以及说各国对内，应该自主；各国对工人农人，不得以势 力来压制，使他们不能上进。并且声明凡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订的密约，一律取消；因为这种密约，仅仅供给从前俄皇和协约国政府压制剥削其人民：尤其 压制剥削中国的人民，仅仅是他们资本家和俄国军阀的私人利益底缘故。（据《新青年》第7卷第6号所载译文。另一种译文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年版《五四运动文选》第359~362页）
这里说的，是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由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 那时，经过了三年的大战，俄国已经“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困顿不堪、痛苦万状”（《和平法令》，《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354~356页），就前线的态势说是处于劣势，就后方的局势说是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彼得格勒街头的骚乱导致了二月革命和沙皇政体的覆灭。二月革命之后形 势继续恶化。布尔什维克执政，列宁知道，必须立刻退出战争。《和平法令》呼吁“立即实现”“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 平”。上面所引宣言中的这段话，其中有的意思在《和平法令》中可以找到。但是，《和平法令》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中国”一词，也没有有关中国的暗示，这本来 是一个跟中国无关的文件。关于废除密约的事，《和平法令》也只是说：
本政府废除秘密外交，决意在全体人民面前完全公开地进行一切谈判， 并立刻着手公布地主资本家政府从1917年2月到10月25日所批准和缔结的全部秘密条约。本政府宣布立即无条件地废除这些条约的全部规定，因这些规定多 半是为俄国地主和资本家谋取利益和特权的，是保持和扩大大俄罗斯人的兼并的。
宣布废除的，是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临时政府同外国签订的密约。这一段时间里，中俄之间并未签订新的密约。宣言所说的废除中俄密约的事，是不能追溯到《和平法令》去的。宣言这样写，大约是要说早就有此好意吧。
宣言接着说：
劳农政府，曾经向中国提议磋商废止1896年的中俄密约，1901年北京和约（即庚子条约），以及1906年、1907年和日本所订的协约，把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所取于中国的，以及取于中国又转让与日本及协约国的，一概送还中国。
废除对中国造成重大损害的中俄密约、庚子条约等等，是中国人多年的愿望。宣言表示要这样做，当然受到中国人的欢迎。1922年越飞来华，主要议题就是中 苏建交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同他谈判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回忆说，“越飞建议中国正式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苏俄将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他想了解我 的反应，我是否认为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我当即向他解释说，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目的首先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在平等互惠和互相尊重领土完 整和主权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在巴黎和会上采取的就是这种立场。中国将遵循这一政策。我告诉他，我感谢他方才所阐明的对中国表示同情的观 点，至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我准备向内阁汇报，予以慎重考虑。我对他说，他对中国的目标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他所提议的方法尚需慎重考虑。过了两三天， 内阁根据我的汇报和建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决定授权我正式答复越飞。同越飞的第二次会见十分重要，因为他在听取了我的答复之后透露了苏俄的真正立场。我 告诉他，中国政府已考虑了苏俄的建议，我们十分赞赏苏俄给予支持和实行合作的表示，不过中国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并不想采取单方面的政策。中国政府拟通过正 常途径进行谈判，以期有关各国乐于同中国合作，实现中国所欲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唯有在有关各国明确表示它们不同意通过谈判修订条约或阻碍中国实现 其国家目的时，中国政府方考虑采取直接宣布废除现有条约之政策。越飞对我的答复显然大失所望。”（《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 317页）
很清楚：废除中俄旧约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如果愿意合作，具体地说，在当时就是单方面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 结的条约，才能谈到废除中俄旧约的问题。由于中国政府没有接受合作的提议，越飞来了，又走了，至于条约呢，依然如故。由此看来，越飞的意思，与其说是出于 对中国的同情，还不如说是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制造事端，以配合苏俄推动世界革命的政策。
苏俄希望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于是又派了 特使卡拉汉来华谈判。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是王正廷。在谈到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以及同其他列强签订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时，卡拉汉有意不提苏俄同外蒙签订 的条约和协议，使之不在废除之列。当时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苏俄却希望通过谈判使它在外蒙的驻军合法化。（《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 334~335页）这就是说，一方面要谈判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一方面又要增添新的不平等条约了。
宣言说：
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成那样的国，采那种的政权，一任人民底自由选择。
沙皇俄国在满洲以及中国别处侵占了多少中国领土，1969年5月24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有个统计：
1858年5月28日的《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1860年11月4日《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占去；
1864年10月7日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部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1881年2月24日的《中俄伊犁条约》和以后几个勘界议定书，又占去七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为了让人们对这些数字有一个印象，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说，这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被俄国占去的中国领土“相当于三个法国或十二个捷克斯洛伐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4~5页）。
从1919年苏俄对华宣言发表，直至今日，这些被占领土并无尺寸归还。如果有谁以为苏俄曾经许诺“归还”这些土地，那只能怨他自己没有细读或者没有读懂 宣言的原文；宣言涉及领土问题，本来就没有说“归还”，只说是“放弃”。它并没有说“还给你”，只说“我不要了”。要懂得这里说的“放弃”是什么意思，人 们就得回想一下当时的形势。那时东西伯利亚一带并不在苏维埃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谢苗诺夫的白卫军在这里活动，滨海省和库页岛被日本占领。为了应付这一局 势，苏俄决定在色楞河及贝加尔湖以东至太平洋这一片土地上建立一个名义上的独立国，就是1920年11月1日宣布成立的远东共和国，据称是实行不同于苏俄 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制度，以赤塔为首都。宣言说的，放弃所占中国领土，“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成那样的国，采那种的政权，一任人民底自由选择”，其实 是将来在这里成立一个远东共和国的预告。不久以后瞿秋白以晨报记者的身份前往俄国，途经赤塔，还访问了远东共和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克拉斯诺晓科夫等高级官 员。他在发回的报道中写道，这些官员“极力辩解远东国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访远东交通总长及食粮总长记》，1921年1月21日《时事新报》，见《瞿 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第16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另一篇报道中，瞿秋白写下了自己观察所得的印象，他说：“远东共和国的建设本来含 着缓冲国的意义，所以第一次统一会议的宣言，就郑重声明远东共和国是纯粹民主主义的国家。我们这次到赤塔后，见着外交部顾问白伍君及远东电信通信社中诸位 都如此说。然而我们看他近日的政策——而且政府中重要人物都是共产党党员，——似乎所谓纯粹民主主义的政体这句话，不过对外人的话。”（《东俄之近状与华 侨》，1921年1月16日《晨报》，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第157页）后来谢苗诺夫败走，日本占领军撤退，远东共和国即于1922年11 月14日重新并入苏俄。当然又是根据当地居民的意愿。这以后，就是“放弃”也不再说了。
关于庚子赔款，宣言是这样说的：
劳农政府，并抛弃庚子赔款。我们对于这一层，所以不惜再三提议的，因为听说这一项赔款，我们已经声言放弃，而中国政府，反拿来供养从前俄罗斯帝国驻在北 京底公使，和驻在中国各地方底俄罗斯帝国底领事。现在任命这种公使和领事底政府，早就消灭，而从前被任命的公使和领事，居然得日本和协约国的援助，反安居 在中国，天天在那里欺蒙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应该明白这件事，驱逐这帮欺诈的人出境。
看来，苏俄政府首先是为了这件事才发表这篇对华宣 言的。它不能容忍被推翻的旧政权派出的公使和领事继续以外交代表的身份安居在中国，享用庚子赔款。它告诉中国，再不要送钱给这些人了。最好是把他们驱逐出 境。这意思在1920年9月27日发出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说得更加明白。在它向中国提出的协定要点中有这样的条款：
五、中华民国政府承担下列义务：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政府立即同未经苏俄政府委任而自命为俄国代表和领事代表的人断绝关系，并把他们逐出中国国境。
将中国境内属于俄国使馆和领事馆的房产以及使馆和领事馆的其他财产和档案，归还以苏俄政府为代表的俄国。
苏俄政府放弃中国因义和团起义而付偿的任何赔款，但中华民国政府不得在任何情况下，把此项赔款付给非法提出此种要求的前俄国领事或任何他人或俄国团体。
这也表明当时中国政府的颟顸。竟不知道一个国家发生革命了，被推翻的旧政权派出的驻外使节当然也就丧失了外交代表的身份。天津《益世报》评论此事说：
俄帝国早已覆灭，而吾国犹承认俄使俄领，天下之至愚无过是者；世岂有代表之国已不存在，而代表自身尚能独立存在之理？俄约之害，与夫庚子赔款之巨，前俄 帝国已不能要求吾国履行，而俄使尚能要求吾国履行，岂非怪事？古语曰，刻木为吏，今俄使以一人而使已亡之俄帝国，对吾国尚有余威，是尤甚于刻木为吏矣。 （转引自《新青年》第7卷第6号）
当时苏俄宣言中声明放弃的庚子赔款，是并不曾到他手上的东西。并不是中国将赔款送去，他不要；他说放 弃，是要中国不把这钱送给他所敌视的旧俄的使领。到了1924年中苏建交的时候，苏俄关于放弃庚子赔款就有不同说法了。卡拉汉在同王正廷讨论《中苏解决悬 案大纲协定》草案的时候，增加了一些条件。顾维钧回忆说：
庚子赔款是苏俄政府于1919年宣布废除的不平等条约的一项内容。沙俄在庚子 赔款中占有很可观的份额，所以虽然苏俄在协议草案中再次声明废除这一条约，但该条约又同时规定，扣除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的各项义务所需之后，所剩余的款项要 由苏俄确定其用途。据我记忆，为此要成立一个双方人数对等的委员会。（《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7—338页）
虽然中国代表在 委员会中占据多数席位，但任何决议都必须经全体一致同意方能生效。委员会主席将由中国代表担任。由于中国代表占据多数席位，就中国的国际声誉来讲，并非不 利，所以我认为此方案尚可接受。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我不同意其中一点，即任何决议都必须经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方能生效。关于教育和慈善事业基金的 分配问题，委员会实际上听命于苏俄代表，但若没有中国代表的同意，任何决议都无法通过。（同上书，第347页）
庚子赔款的余额是要归还了，但是成了对中国施加影响的一种手段。
中东铁路，是根据1896年中俄密约修造的，于1903年建成。密约第二条规定：
凡续造进中国境内黑龙江及吉林各火车道，均由俄国自行筹备资本，其车道一切章程，亦均依俄国火车章程，中国不得与闻。至其管理之权，亦暂行均归俄国，以三十年为期……（转引自《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1页）
这是一条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铁路。中国人早就要收回它了。现在苏俄对华宣言说：
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权利，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Kerensky），土匪霍尔瓦特（Horvath），谢米诺夫（Semenoff）和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
这个表示当然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不过，说返还中东铁路，同说放弃庚子赔款一样，放弃的都是并不在自己手上的东西。当时，中东铁路是在白俄分子奥斯德穆夫掌握之中。卡拉汉来华的使命之一，就是想解决中东路的问题。顾维钧回忆说：
早在他到达中国之前，他就曾企图与满洲的张作霖大帅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恢复俄国对中国中东铁路的既得利益。苏俄当时对满洲以及西伯利亚 和朝鲜境内白俄的活动感到不安。中东铁路总经理就是一名白俄分子。这个白俄总经理能力很强，在中国住了多年，对中国的国事民情都很了解。但是苏俄不信任 他，所以加拉罕要与张作霖大帅达成协议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用一个莫斯科指定的人来接替这个白俄总经理的职位。（《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1页）
顾维钧还说：
苏俄政府与满洲当局都认为中东铁路问题非同小可。越飞先生和加拉罕先生先后都曾以苏俄政府官方代表的身份，试图与张作霖大帅达成某种解决办法，以便能重 新控制与苏俄接壤的满洲境内的这条十分重要的铁路。莫斯科急于寻求解决办法的目的不仅仅限于恢复对这一重要交通干线的控制权，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想防止 以奥斯德穆夫为首的管理机构利用白俄分子的活动来反对苏俄政府。（同上书，第348页）
瞿秋白在《晨报》发表的报道《哈尔滨俄侨之舆论》也反映了苏俄政府的这种态度：
还有许多旧帝国、谢米诺夫、霍尔瓦特及哥尔萨克政府所派在中东路上的职员，他们所代表的旧政府，旧势力已经完全消灭，他们当然失却自己的资格。这般人亦 应当及早撤换，另换真代表中东路侨民利益的人物。（1920年12月10日《晨报》，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141—142页，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宣言放弃庚款，是为了断绝旧外交官的经济来源。宣言交还中东铁路，是为了同张作霖拉关系，以撤换路局的白俄分子。其实哪有归还铁路的意思。为了争这条路，1929年苏联还出动重兵到中国境内来打了一仗。
还有一个有趣的证据可以证明宣言中关于归还中东铁路那一段话是虚伪的表态。本文所引宣言的译文，是据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六 号所附录的文本。我还在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中看到过另一种译文，篇末注明“（载《五四运动 文选》第359～362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题注说：“1920年4月间中国报刊公开发表的译文不够准确，本文是根据俄文重译的。”现已查明， 这篇新译所据的俄文原本是1958年莫斯科版《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第二卷。我把新旧两种译文对照看了一遍，发现新译本比旧泽本少了一段，少的正好是本 节开头引录关于退还中东路的这一段。显然，这是苏联在编印对外政策文件汇编时删掉的。如果我不是在《新青年》上看到这篇据最初发表的原文译出的文本，而仅 仅看了这篇重新译出的文件，我就不会知道这篇宣言曾经提出归还中东铁路的问题。这也就是《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的编纂者所要达到的目的罢。
本文前面说到越飞1922年来同中国政府作外交谈判这事：“越飞来了，又走了，至于条约呢，依然如故。”这当然是人人都看见了的历史上的事实。还有 人们在很长时间里无法看见的事实，就是越飞本人的意见同任命他为外交代表的苏俄政府的意见并不相同。从解密的档案资料中，人们可以看到俄共（布）中央政治 局会议第24号记录，时间是1922年8月31日。会议决定发给越飞如下电报：
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年到1920年的 总宣言（引者注：即两次对华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您所提出的问题应作为共同讨论的题目，只能以同中 国的总条约形式加以解决。至于蒙古，关于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排除蒙古本身。这与我 们承认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并不矛盾。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必须规定一些保证条件和主管部门在给派克斯同志的指示中所提出的我们的一些特权，例如，俄国、远东共 和国和中国均等地参加中东铁路的管理工作。在租让企业问题上，中央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和俄国的受降权（原注：显然是指放弃所谓庚子赔款中的俄国份额），但需 要作出更准确的表述。所有这些让步都要求以法律上承认的形式作出回报。一旦可以在此基础上同中国政府沟通，中央认为在同日本谈判开始之前，起草一个初步的 议定书是可行的也是需要的。关于同日本谈判的问题，中央同意您的建议，即从法律角度据理力争，但不搞最后通牒。
中央书记斯大林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原来对华宣言中所作的种种许诺，例如放弃中东铁路的特权，放弃庚子赔款等等，实际上都一笔勾销了。越飞这位谈判代表所得到的授权 是，不能以这两篇宣言作为谈判的基础。接到这个指示，一直怀着世界革命这一信念的越飞很觉得为难。他在9月27日写信给卡拉汉、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说：“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引出具体指示的指示是什么意思……”“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 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 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第11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被托洛茨基称为 “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越飞无法赞同这样的政策。他是在1927年自杀身亡的。他在这信中的一些话竟成了很准确的预言，苏俄在对外政策方面同一般的帝 国主义不再有什么区别了。后来毛泽东称他们为新沙皇，是很恰当的。他们在1922年不再承认对华宣言的时候，就已经是新沙皇了。可悲的是，那时，甚至那时 以后很长时间，中国人还在宣传这宣言，赞美这宣言。毛泽东揭露新沙皇，这是他的一大功绩，一大贡献。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