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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列宁是件相当难安排的事情：不是因为他不易接近－－他和我一样不太注重外表形象，对人少有戒心－－而是因为他的时间如此宝贵。列宁比起其他的委员来，甚至要更加忙碌，总是在工作。但是最终我争取到了列宁的一段空闲时间，从我房间出发，坐马车穿过城市，去克里姆林宫的一扇门前。
我在停留初期就做了预防措施，获得了一个通行证，让我免受官员或者警察的骚扰。如今，这张通行证也让我可以前往克里姆林宫。
克里姆林宫自然是有警卫的；这是政府行政机构的所在地；但是这儿的规矩和我在白金汉宫或者下议院观察到的差不多。从门这儿看去，在渡桥后面有座小木屋，平民就是在那里被放行，还能看见几个士兵——普通的俄国兵－－其中一名士兵查验通行证，这些都能从这扇门看到。
人们经常说列宁被中国人保护着。这儿没有中国人。我走进去，上了斜坡，然后乘车穿过一个大广场去列宁的驻地。这个大广场上曾矗立着亚历山大大帝雕像，现在被移走了。在楼梯入口处站着两名士兵，是俄国年青人，但是还是没看见中国人。我乘电梯上顶楼，上面还有两名年轻的俄国士兵，还是没有中国人。我三次造访克里姆林宫，没见着一个中国人。
我把帽子和大衣挂在前厅，经过一间办事员们正在工作的房间，进入了人民委员会（the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ies）执行委员的会议室。换句话说，就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内阁理事会会议室（the Council Chamber of the Cabinet of the Soviet Republic）。
我按照约见的时间准点到达。陪同我的人走去（俄国的房间总是带着套房）告诉列宁我到了。然后我被带领着进入了列宁的办公室，在那儿等着他的到来。在这儿容许我说一下，房间的装潢绝不富丽堂皇。
这些房间的装饰都很得体，很满当；会议室安排得极其巧妙，目的明确，但一切都很朴素，而且这里的一切都带着努力工作的气氛。
我听到过很多对此地豪华装饰的描述，但是我找不到一丝这样的痕迹。没什么其他事，当列宁进入房间时，我有时间在脑中作观察。他中等身材，大概50多岁的样子，很活跃但是举止得体。第一眼看见他时，有点中国演员的意思。他的头发和修得尖尖的络腮胡子泛着红褐色，头很圆，额头很宽很高，他说话时的表情很愉悦，真要形容的话，他的举止太迷人了。
列宁讲话很清楚，抑扬顿挫，在采访期间没有任何迟疑的表现，也不掩饰哪怕一点点的迷惑。实际上，他留给我的印象清晰鲜明：他有着一颗清晰、冷静的头脑，对自己和自己的话题有着绝对把握，表达自己时极清晰明了，听后使人为之一振也感神清气爽。陪我来的那人坐在桌子的另一边，以便在需要时扮演口译的角色；但我们没用到他。
在作了介绍之后，我问他我是该说法语还是德语。列宁回答说如果我不反对的话，他希望我说英语，只要我说得清楚，他就能跟得上我。我同意了，他也表现得和他说的一样棒，在45分钟的会面中，只有一次他在一个词上绊住了，不过这也是一小会的事情；之后他几乎是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在这儿想说的是，在我进入俄国之后，这次采访的念头就在我脑中冒了出来。我有如此多的事情想知道，脑袋中有一堆问题想问，要是我在这里的报道任务是以这个访谈开始的，为了寻求我所渴盼的答案，那可能要漫谈数小时。但因为我把这留到了这个月所有工作的最后，许多问题已经得到了解答，其余的问题也得益于在里昂的美国记者进行的一系列透彻采访而得到解决。
于我，我不得不尽可能地利用起这段规定死的时间，这段时间是挤在两场重要会议之间的空闲时间。因此，我不得不将自己所有的好奇心减少为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的官方答案只能由列宁自己来解答，因为他是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领袖。
他对我的来历相当清楚，也知道我想要的。因此就他关注的问题而言，他根本无需准备。我只对一个人说过我的问题，这个人就是陪同我的那名委员，他听后情绪非常低落，说他认为列宁不会回答这些问题。
在那位委员毫不掩饰地震惊中，列宁毫不迟疑、简单而又正中靶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当采访结束时，这位委员又天真地表达了自己的惊叹之情。话题的引导是我来进行的。我马上就开始了。我想知道布利特先生（*1）在巴黎和会上的提议还有多少受人遵守。列宁回答说这些提议仍被很好地遵守着，但是随着变化的军事发展方向而做了一些修正。随后他还补充道，在与布利特的协议中就已说明变化的军事地位可能会带来（协议）变更。
接下来他说道，布利特理解不了英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如果布利特是美国总统的话，马上就可以达成和平。随后我挑起了苏维埃共和国对那些脱离沙皇俄国并宣布独立的小国是什么态度的话题。
列宁回答说芬兰的独立已经在1917年11月得到了承认，他（列宁）亲自将正式承认芬兰独立的文件交到了Swinhufvud（那时的芬兰首脑）手中。还说苏维埃共和国在之前也宣布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士兵不会带着武器跨越边境；苏维埃共和国决定在与爱沙尼亚的边境建立一个中立地带，并将公开宣布此事；承认所有小国的独立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政策之一，而且最后他们也承认了巴什克尔共和国（Bashkir Republic）的独立。列宁又补充道巴什克尔人是一个虚弱、落后的民族。
我第三次提问时问的是，如果苏维埃共和国有可能与西方建立关系，苏维埃共和国如何保证不在西方人民中做官方宣传？列宁回答道他们已经知会布利特，他们已准备好了签署不做官方宣传的协议。作为政府，他们已经准备好不做本该进行的官方宣传。如果私人要进行宣传，他们将自担风险，而且在行动中也要服从其所在国家的法律。
列宁说，俄国对英国人的宣传没有法律约束，而英国却有这样的法律，因此俄国的思想要更自由些。他说，苏维埃共和国将允许英国、法国或者美国政府开展他们自己的宣传。列宁坚决反对《领域防务法案》(Defence of the Realm Act,DORA)；而对法国的出版自由，列宁称自己刚读了亨利·巴比塞（译注：Henry Barbusse，19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小说《火线》，其中就有两部分遭到了审查。
“他们在自由、民主的法兰西审查小说！”我问他是否有什么总结性的陈述时，他回答道，他要说的最重要事情就是苏维埃体系是最好的，而如果西方工人和农民们知道有苏维埃，他们就会接受苏维埃。列宁希望实现和平之后，英国政府不会禁止《苏维埃宪法》的发行。在道德上，苏维埃体系成绩卓著，此话的证据就是那些自由、民主的国家对苏维埃文学的迫害。
我的时间到了，知道其他地方还需要他，我站起身谢过，然后沿原路穿过会议室以及办事员房间返回，下了楼梯，穿过广场，年轻的俄国士兵们在广场上守卫着。我搭上一辆无顶四轮马车，穿过莫斯科城，回到房间，回想我跟弗拉第米尔·乌里扬诺夫（译注：列宁原名）的会面。
译注1：威廉·克里斯蒂安·布利特（William Christian Bullitt）为巴黎和会美国委员团专员，其被授权只报告政治和经济情况，但是却僭越本职，希望促成协约国与俄苏维埃政府达成协议，最终未果。（参考资料：http://www.state.gov/r/pa/ho/time/wwi/9984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