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文章，要过几年倒回去看，比较有乐趣。《社会主义四百年》的两位作者，于幼军与黎元江，都借此书成为政治明星。稍稍称职的媒体人，凭他们的这个作品就应保持怀疑。可在这篇新闻《于幼军:在出师表激励下成长的省长》里，与于幼军联系在一起的关键词还有鲁迅、出师表、亲民、知行合一。以这种谄媚口吻为官员造势，是中国的媒体才特有的做派。《南方周末》有阵子出了病，写了好几篇类似的新闻（此稿发于2006年，可能是该报最为艰难的时光，做为其原来的员工，很难形容自己当时看到这条新闻的感受。迎合不应是媒体人的选项。当然，《南方周末》至今仍是我喜欢的报纸之一）。但愿以后有责任感的媒体永远不要写这种文章， 不能说话至少可以不说话。
先看苹果的新闻，了解一下背景。
報 道 指 出 ， 吳 漢 良 與 于 幼 軍 關 係 密 切 ， 「 于 幼 軍 到 哪 做 官 ， 吳 漢 良 就 跟 到 哪 ， 更 利 用 與 于 幼 軍 的 關 係 涉 嫌 詐 騙 人 民 幣 上 億 元 。 」
吳漢 良 數 年 前 與 于 幼 軍 的 胞 弟 于 小 軍 聯 手 ， 獲 得 深 圳 多 條 公 路 的 開 發 權 。 他 們 其 後 與廣 東 省 公 路 局 發 生 糾 紛 ， 深 圳 市 仲 裁 委 員 會 仲 裁 吳 漢 良 輸 ， 但 有 官 員 打 招 呼 後 ， 吳漢 良 竟 反 輸 為 贏 。
消 息 人 士 說 ， 吳 漢 良 為 求 自 保 ， 供 出 于 幼 軍 ， 事 件 還 牽 涉 一 位 廣 東 省 政 協 高 層 。
第二条新闻的原始网页好像都已删除，就全文转贴吧：
于幼军：在《出师表》激励下成长的省长
(2006-7-20 19:56:52) 来源：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鞠 靖 发自广东、湖南
苦读鲁迅
1971年，于幼军从广州市重点中学——第109中学高中毕业，留校任高一辅导员并教授高一语文课程。现任广州《老人报》总编辑的赵南成在1970年到第109中学担任教师，曾和于幼军住同一个宿舍，35年后，他能回忆起对于幼军最深刻的印象在于，“这是个勤奋好学的人，经常挑灯夜读”。
当年的集体宿舍睡的是两层的架子床，上层放行李，下层睡觉，赵南成至今还记得，躺在于幼军的床铺上就可以看到贴在上层床板的《前出师表》，坐起来就可以看到贴在床尾墙上的《后出师表》。于幼军以这两纸毛笔手书的诸葛亮名篇激励自己。
当时的于幼军什么书都看，尤其喜欢读鲁迅的书。赵南成回忆说，于幼军第一次领工资，就拿去买回来一套《鲁迅全集》，然后在宿舍里彻夜苦读，时间不太长即将厚厚的全集读完。这番苦读的结果是，于幼军很快就成了鲁迅研究的专家，他撰写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论文在市里得了奖，随后又常常在学校和其他场合开讲座。
现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李子彪，当时是广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他说，于幼军讲授的鲁迅研究引人入胜，而且“不用讲稿，一讲就讲一个上午”。正是由于在鲁迅研究上展示出的理论功底，于幼军1975年被调往越秀区教育局担任宣传干事，1978年又调往广州市委宣传部。
撰写章回体的《社会主义四百年》
1981年，于幼军被调入新成立的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今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前身)，不久成为社会问题研究室的主任。
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社会问题研究所的蔡国萱对本报记者回忆说，当时的于幼军学习刻苦，而且接受能力极强，他曾经去武汉参加过一个比较系统的社会学学习班，回来之后，大家感觉到他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于幼军观察敏锐，眼光超前，往往能比人先捕捉到问题，令同事们佩服不已。
1984年，于幼军主持了“对外开放后广州青年的思想现状及其积极变化”研究。当时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青少年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比如听邓丽君、穿喇叭裤等，这些现象当时被很多人视作“叛逆”，而于幼军在比较了香港和内地等地青少年思想现状之后发现，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方面，广州要高于内地其他地区。于幼军以事实证明，改革开放给广州青年带来的很多变化是积极正面的，扭转了社会上对广州青年的误解。
1986年，于幼军与人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社会主义四百年》。这是一本在1980年代广为传阅的书，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以中国人熟悉的章回体小说的形式讲述了自400年前托马斯·莫尔以降，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发展的整个历史。
蔡国萱回忆说，1980年代正是以金庸、古龙为代表的武侠小说风靡的年代，年轻人都爱看武侠小说，于幼军也不例外。而于幼军在写作《社会主义四百年》时，正是这些武侠小说的叙述结构，给了他许多启发。从每章的标题到内容叙事，《社会主义四百年》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表述方式赢得了青年人的普遍欢迎，当年即获得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广东省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一等奖空缺)，1988年又获第二届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
知行合一
如果说撰写《社会主义四百年》体现了于幼军在理论研究上的创新，那么他在社科所创办广州市软科学开发服务公司的过程，则体现了这位“理论工作者”洞察市场先机、灵活运用知识的一面。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软科学公司实际上就是一家市场调研和管理咨询公司。当年的一个经典案例是，一家工厂打算引进一条冷暖风机生产线，业务人员的心里不踏实，硬是缠着厂长拿出700元咨询费，请软科学公司搞一下可行性研究。正当这家工厂的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了引进计划，工厂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软科学公司作出了“引进计划不可行”的研究结论。厂长起初十分恼火，不过冷静下来一想，还是觉得软科学公司的分析有道理，立即主动要求上级部门取消了引进计划。后来的市场动态表明：冷暖风机畅销的时代未到来，当时这项引进计划如果上马，其结局必定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穿上西装做总经理的同时，于幼军并没有完全“下海”。在经商与研究之间，于幼军恰到好处地掌握了其中的平衡。他当年对软科学公司的定位十分明确，就是要沟通管理者和研究者，改变传统坐而论道的模式，让社科研究成果走向社会、走向现实。
1986年，软科学公司与刚刚创刊的《南风窗》杂志联合举办了“假如我是市长”提建议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声势波及附近数省。当年，软科学公司还连续举办3次“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并形成了“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纲要”，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经中共广州市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作为指导广州文化建设的文件。
在于幼军的主持下，这时的软科学公司活跃异常，如果仔细查阅当时的《广州日报》，人们会发现，往往每半个月就有一篇和软科学公司有关的报道。以至于广西北海市专门慕名来请软科学公司帮助当地编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这一系列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尝试，使于幼军迎来了其仕途生涯的重大转折点。他先是升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随后年仅33岁即被任命为广州市东山区委书记。
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
1993年，年届不惑之年的于幼军离开地方工作一线，再次回到宣传部门，这次，他的职务是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次年成为广东省委常委，是当时广东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
在于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期间，广东先后推出了图书《新三字经》、影视作品《英雄无悔》、《和平年代》、《外来妹》、歌曲《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一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精品力作，被称为“广东现象”。于鼓励广东各大报纸多办子报，组建报业集团，同时支持几大报社发展印刷能力，广东报业开始了飞速发展。
这段时间，于幼军依然坚持学习不辍，他一边在中山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一边有计划地看各种书籍。一次长假之后的饭局上，于幼军对赵南成说：“这个长假过得好啊，一个人关在家里好好地看了几本书。”
与“我为伊狂”对话
2000年中，做了7年省委宣传部部长的于幼军调任深圳市市长。
这时，深圳在经过20余年快速发展之后，随着香港回归、中国加入WTO，其特有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前有上海的同时，深圳又后有“追兵”。2002年苏州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利用外资分别都只比深圳约少100亿元和1亿元，而且苏州的土地面积数倍于深圳，深圳的“排头兵”位置随时都可能被取代。
失落、迷惘的情绪一度在深圳的民间弥漫。这一情绪到2002年11月底“我为伊狂”发表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时达到了高潮。
身为深圳市长的于幼军在文章上网的第二天就看见了，并且“下载下来看了两三遍，很有感触”！2003年1月，于幼军力排众议，通过媒体牵线搭桥，利用在广州参加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间隙，与《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呙中校展开了一场圆桌对话。于幼军不但称呙中校的文章是“条件所限、不必厚责”，而且称他是“爱深情切”，鼓励他今后多给深圳提建议。与此同时，于幼军表示，只要深圳人自己不抛弃深圳，谁也抛弃不了深圳。
从外界的反应来看，于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不但稳妥地化解了网文事件给深圳带来的冲击，而且进一步树立了深圳包容、大度、开放、开明的形象，在网上更是好评如潮。
事实上，在此前几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就在寻找“新的竞争力”。于幼军上任后开出的药方，第一条就是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 2001年，深圳在全国大城市中率先设立监察局，作为对行政机关的监督部门，2002年，又率先在监察局里设立了行政效能监察室，专门查处政府“不作为” 和“乱作为”的现象。
另一方面，深圳开始自觉地调整城市的定位。发展成中国的“硅谷”便是一个新的方向。2001年，于幼军率团赴台湾考察招商，10天时间里，马不停蹄地拜访了台湾几乎所有的IT厂商，惟一去过的一个岛内景点是故宫博物院，因为那里是一位台商约定的见面地点。到于离开深圳时，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制造业的主体。
湖南：“招商省长”
2003年5月，于幼军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一个月后被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
这一年的于幼军，正是古人所说的“知天命”之年。于说，“天命首先是人民意志、人民利益”，“知天命就要与时俱进！”
初到湖南，于幼军花了3个月的时间四处调研，了解省情，得出的结论是湖南“自发性经济推动力严重不足”，和广东的差距至少有10年，他为此开出的药方是“招商引资，借助外源性动力推动湖南发展”。
于幼军就任副省长的第一天，湖南省政府办公厅便向14个市州和省直单位发出紧急通知，提出省政府决定当年10月15日利用深圳“高交会”的有利时机，到深圳举办湖南深圳 招商引资洽谈会简称“深洽会” ，要求各地和有关单位精心筹备。
不过，这次却让于幼军看到了他在广东不可能看到的现象，全省只报了100多个项目，于幼军为此哭笑不得：“堂堂一个省，就100个招商项目，不是开玩笑吗？”一位副省长告诉于幼军，其中的根源在于，一些政府部门把有垄断资源和高附加值的项目留在手里，自称“肥水不留外人田”。
在省政府会议上，于幼军批评了这些部门，明确要求解放思想，全面开放所有的投资领域，拿出优质资产、资源和项目对外招商。结果一个月之内全省报上来1400多个项目。这次的“深洽会”上，湖南最终签订正式经贸合作合同600多个，折合人民币1100多亿元，当年年底55%项目已经履约，仅此一次，即超过过去20 年湖南招商引资的总和。
与此同时，于幼军清楚地看到一个影响湖南发展的问题：投资环境问题。他要求先“扫扫门庭，准备好菜单，才能请客”，“免得客人来了后把客人都吓跑了，如果把客人吓跑了，想再请来就难了”。
一场“打扫门庭”的风暴很快席卷湖南。
当时湖南省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将于幼军的做法称为“软硬兼施”：“软”的就是保证公安、工商、质量检验等执法管理部门吃饱“皇粮”，改变他们“不罚款没法活”的状况；“硬”的则是对于乱罚款、乱收费一经查证坚决处理，于幼军为他们开的“菜单”是“最低消费”就地免职，“最高消费”是视情追究法律责任。于幼军当时喊出的狠话“谁对不起湖南人民，我就打烂谁的饭碗”，令许多人至今印象深刻。
仅半年后，外商和民营企业家对湖南投资环境的评价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用于幼军的话说，是“清朗”了很多。
湖南省商务厅办公室副主任尹荻菲说，于幼军分管招商工作期间，是湖南省出外招商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时期。一位湖南省政府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称，于幼军出外招商，可谓“全身长满武器”。
长期在广东工作积累的人脉，堪称于幼军重要的法宝之一。据尹荻菲称，在香港期间，于登门拜访了包括李嘉诚、霍英东、郑裕彤、郭炳江、郭鹤年等在内的众多“大老板”，看得出，他们都是很熟的朋友。
对于自己与港商之间熟悉的关系，于幼军并不讳言。在“港洽周”期间的记者会上，于幼军坦承自己在深圳市出任市长多年与港商关系非常密切，一大批往湖南投资的朋友都是“奔他而去”。
于幼军的另一大本领是对不同的人都能用对方熟悉的语言交流。在“港洽周”期间，于幼军能够分别用普通话、粤语乃至用英语和不同的客商交谈，而且言语风趣幽默，使他成为会场最耀眼的明星。
与于幼军接触较多的人都认为，于最大的特点在于办事认真，说到做到，而且为人开明不保守，这是他能广交商界朋友的重要原因。
而在身边的工作人员看来，于幼军简直就是个工作狂。严格地说，他是一个欠缺生活情趣的人，不爱看电视、电影，偶尔听些西洋音乐和中国古典音乐。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和女儿成为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和文学问题，志趣相投，情同师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