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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8月27日15时05分，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戴晴在悼念文章中说：“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界。”　　从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感受到戴晴的心在抖：　　  他爱它，是因为在他九十年的生命里，他获得了常人难于企及的知识与智慧，享受过真正的爱与被爱；他痛，是因为他满腔的热忱遭冷遇，一身本事被闲置──而他苦难的祖国，他的正遭受专权、腐败与无知荼毒的祖国，多么需要他的奉献。
　　他不要名誉、不要地位、甚至不计较二十多年的右派冤案，只要当政者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自己的业务领域把意见发表出来──从五、六十年代，他在流放改 造的工地上等着；八十年代以后，在自己家中逼仄的书房里等着。他一次次投书报刊，没人登载；那就给管事的写信，从学校到政协到人大到国务院到监察部，直到 总书记本人──没人理他……或者说，只有一个当权的人物几天内就回信，致谢并向他咨询──可惜不是他的同胞，而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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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底要说什么？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当政者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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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门峡问题上，正当壮年的黄万里的话没有人听；在三峡问题上，已经老年的黄万里的话仍然没有人听。黄万里是三峡工程的坚定反对派，他直言不讳地说三峡大坝是“祸国殃民的工程”，预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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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石堆在水库中比沙更麻烦       
　　黄万里与长江结缘，比他与黄河结缘还要早。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他在四川工作期间，长江上游和在四川境内所有主要支流，他都亲自沿河实地踏勘 过。那一次，四川省水利局派他带几个人参加全国水利勘测，到金沙江考察。去的时候是乘飞机到昆明，回来时从昆明出发，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走到普渡河与金 沙江交汇处，再沿金沙江河道，顺流而下，一直步行回到重庆，历时三个月。沿途除了对河道水情的勘测外，对云南的贫困和少数民族问题都有所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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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万里后来写道：“一路山峦起伏，步履艰难，其山势每直逼江边，道路崎岖，莫此为甚。昔丁文江君，考察地质行过巧家县老君洞村，称为世界最难走之路。 此处江宽测得159公尺，两岸皆峭壁耸立，测得深谷竟达1300公尺，较世界闻名之美国巍谷（Grand Canyon，现通译为“大峡谷”）为尤深，实世间最深之谷也。……自普渡河口到叙府长约550公里，高度以降落为550公尺，平均坡度为千分之一，…… 奈何河中险滩过多，纵使毁去，翌年大水时，支流将砂石冲入正河，复成一滩，必将淘不胜淘。”       
  在当时的条件下，对长江水系江河进行开拓性勘测，其危险性可以说仅次于战场。黄万里对《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一书作者赵诚讲过，在那些水流 湍急、人迹罕至的峭壁河道上测量，固然有危险；而那些看似平静的河面，也暗藏杀机──曾有三人在风浪不大的川江上工作丧命，其中还有一个康乃尔毕业的李凤 灏硕士。这样的悲剧使他“对于河床演变获得了意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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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万里记述道：       
　　“……查勘组黄万里、张先仕等方走过江油旧城址几十公里，忽见上游来人急报：詹国华分队在平武旧城下五公里处测量涪江横断面时因船破两人淹死。等到 黄、张赶到出事地点，天已近暮。眼见水如此之浅，流虽急，但怎可能淹死人？黄等亲自伸一脚轻轻入水，乃知河底卵石是移动的，而且不是仅仅一层，是多层移动 着的。乃知两人因无法站住而被拖倒在大河里，大石头撞破头而淹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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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的这些勘察，为他形成关于水文地貌学的体系奠定了基础，也对他晚年关于长江干流是否可修高坝的学术观点形成有重要的影响。这就是：四川盆地一带河 床质乃是砾卵石，在坡陡流急的河段，在没有悬沙底沙的情况下，河床卵石仍能运移。不像黄河下游堆积性河段里，悬沙、底沙、床沙可以按同一机理一起运动。       
　　基于这一实地考察的结论，黄万里在得知三峡大坝要修建时，认为这将造成比黄河三门峡更大的灾难──黄河河床是沙，沙淤积在库中还可以设法冲走；长江三峡以上的河床则是卵石，卵石堆积在水库中，就不可能冲走。       
　　黄肖路告诉多维记者：我爸关于长江的最早的文章，应该是1986年登在《华东水利学院学报》上。那时关于三峡工程，还没有拍板定案，还可以冒出些不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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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出无数封信没有回音       
　　1985年3月黄万里致书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       
　　这一年，他上书邓小平，再次谈及三峡一事。       
　　1992年三峡议案在全国人大通过，中共十四大刚结束，黄万里以一系列统计数据和计算为基础，完成《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原由简释》等论稿。他认为： 三峡工程必将贻害子孙。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沪州、合川以 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 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益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 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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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先后三次致书江泽民，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经济 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所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 国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
　　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       
　　在信中，黄万里还附上三篇文章，阐述了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缘由，和长江中、下游汛期防洪的治理策略建议，以及对黄河治理、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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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三峡是李鹏坚持要上的，长官意志在三门峡水库上造成恶果的教训，并没有被决策者深刻反思总结。而“长官意志”为什么主上呢？作家郑义在《遥祭中华 之子黄万里》文中分析说：这是因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权势逼人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团。了以上大工程而攫取权势、中饱私囊，这个利益集团反大禹疏导之道而行， 大建其坝”。半世纪以来，他们建了8万5千多座各类水库，竟占了全世界水库总数的二分之一。仅在长江流域，他们竟然建了4万多座水库。他们还不打算住手， 还准备在汉水上再建16座，在长江正源雅砻江上再建20座。不把中国的大小江河碎尸万段，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郑义的说法并不是无端揣测：原中国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涉嫌贪污钜款而失踪，不就透露出了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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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万里的意见与决策者意见相左，挡了他们的权路、财路，有关的研究课题也就与他无关，他得不到任何有关数据，只能是当局公布什么，他才了解什么。在与对方的论战中，他的论据都是靠当年在川江工作时的观测数据进行推算。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写过三峡，他在请教一些专家时，“他们都说黄万里在这方面是首屈一指的”，“但在80年代并没有进入三峡的论证小组”。这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长江的水利专家，如今只能在边缘、在局外焦灼地关切长江的命运。       
　　李锐在写给领导人的信中披露，黄万里同他谈到这样一个细节：“钱正英春节曾来我家拜年（她的夫君是黄的亲戚），可是就是不让我参加三峡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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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万里回忆：在三峡大坝开工前，写了三封信。大坝开工后，又写了三封信──给上面一共写了六封信，附了六篇文章，却没有收到一次回信。但是给美国总统写信，“我十天内便收到克林顿的回信”。       
　　一般人提了意见，上面不理睬也就作罢，但黄万里却锲而不舍。他不仅接着写，还向监察部去申诉，对决策者拒不答复人民来信，他要讨个说法──虽然他得到 的，还是不答复！他还一度诉诸法律。为了他挚爱的人民，他将自己完全置之度外，至死还惦记长江之事，正如他在困境中写下的诗句：有策犯鳞何足忌，垂危献璞 平生志。他多次跟学生谈过：“我提这个问题，是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千秋万代负责。”       
　　李锐在信中回忆黄万里甚至激愤地对他说：“如果三峡修成后出了问题，在白帝城山头上建个庙，如岳王庙前跪三个人，中间一女（钱正英），两边各一男（张光斗、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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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出版他的著作       
　　黄万里毕生的学术著作一直束之高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自费印了论文集《水经论丛》和诗文集《治水吟草》，那是一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定 价、没有发行单位的“四无出版物”，在亲友中散发。清华大学有一个庞大的出版社，但黄万里没有资格在那里出书。二ＯＯ一年黄万里九十岁寿辰前，经领导开恩 默许，清华水利系的老师们从各自课题费中凑了钱，为黄万里印了一本非正式出版物《黄万里文集》，这是一本十六开本、三百六十多页的大书，只印了不足五百 本，一下就被人要光。       
　　在他时昏时醒的弥留期间，他的两名毕业于一九五八年的得意门生沈英、赖敏儿夫妇前去探望。他自知沉屙不起，与他们再次谈起治江之事，说着说着，竟流出 眼泪，哭了起来。即使在逆境中，学生们也没见老师这样伤心地哭过！沈英夫妇怕他激动，起身告辞，黄万里坚持把他们送到了门口，觉得话没说完，遂索纸笔写 道：       
　　万里老朽手所书        (此万里为黄万里。编者按）
　　敏儿、沈英，夫爱妻姝：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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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的话。       
　　一贯主张疏导的黄万里，为何提出“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对如何拦得严密还想得那么细？记者读到此，百思不解。后来读到郑义的文章，才恍然大 悟：“三峡钜祸已经铸成，莫可奈何。所念念在心者，已是补救之策。临终之际，他仍然不忍以灾难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欲以‘钢板钢桩’来拦堵三峡大坝必将经常 泄出的滔天洪水，永固江防。”       
　　与黄万里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党所倚重的专家，中科院与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他生病时三峡工程副总管郭树言去探视，过后将他的谈话以“张光斗同 志关于三峡工程谈话纪录”文件形式报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张光斗也谈到防洪，他说的是：“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 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份调查研究……但是，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 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       
　　黄万里对黄河三门峡的预言，不幸应验了。       
　　黄万里对长江三峡的预言，会再次不幸而应验吗？尚待时间来证明。这时间将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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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cuixianen 于 2009-8-7 02:21 PM 发表 很想知道当时的美国总统的这封信的内容....

        一九八九年，黄万里以七十八岁高龄，又去到美国，在美国十二所大学作巡回演讲，就像五十多年前一样，跟美国人讲中国水利，讲中国古典诗词。他说：“在美国 咨询局，还有我的一位朋友，几十年前一起实习的一位专家，年龄比我还大。克林顿通过美国咨询局，征求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我给他写信，他把我的信发到水利 局、海军部和垦务局。美国海军部也管水利，管洪水。克林顿同意我对三峡工程的见解，而且决定不再帮我们搞三峡工程。这样，世界银行就不给三峡贷款。”万里 先生停了好一会，想了想，又说：“因为世界银行不给贷款，我们每用一度电，就要多交七厘钱（贫困地区四厘），专门用在三峡。” 可能很多人很多人都不曾知道要多交四厘钱七厘钱的事。克林顿嫁祸于人！他干嘛不给那些赞同三峡工程的院士写信，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让世界银行给贷款？他 这不是明摆着要将不给贷款和我们多交七厘钱电费的责任推给黄万里吗？

      在万里先生，他也只是实话实说，没想到那么多。他也真的十分感激克林顿不耻下问：“我十天内便收到克林顿的回信，他对我的信表示感谢。”万里先生又停了一 会，“在三峡大坝开工前，我写了三封信。三峡大坝开工后，我又写了三封信。我给上面写了六封信，附了六篇文章，却没有收到一次回信。”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他怎么不感激克林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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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 先生停了好一会，想了想，又说：“因为世界银行不给贷款，我们每用一度电，就要多交七厘钱（贫困地区四厘），专门用在三峡。” 可能很多人很多人都不曾知道要多交四厘钱七厘钱的事。克林顿嫁祸于人！他干嘛不给那些赞同三峡工程的院士写信，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让世界银行给贷款？他 这不是明摆着要将不给贷款和我们多交七厘钱电费的责任推给黄万里吗？
--------我个人认为上面的言论是无端的妄猜。就美国总统来言，无需用一个在中国不得意的专家来做搪词！堂堂一美国总统还不至于这般不智和颓萎。至于为什么笔者有这个结论，大概是习惯了国人的“小人思维”吧。因为美国向来质证的传统吧。比如，我们经常能看到他们双方意见不同的在辩论，这也是他们的习惯。也有些民主的含义在中吧，不只听一方的意见！
  既然他能左右世行的贷款，那么提供给他资料的贷款方(zhonggong),想必都是一家之言---如张光斗之流！那么另一方的咨询从哪里来呢？我想华府也收集了不少，但是中国内部不同的意见能有多少呢？即使有，最佳的人选必是黄万里无疑。在充分收集各方的咨询后，多方讨论后，那么做决断的克林顿自然就有了他的答案！所以并不是先有了答案然后扯过黄老来搪塞！如真是这样（用黄做挡箭牌），一强国总统做成这样实是让天下人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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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清华园紫荆花盛开时节，清华大学送走了她的九十周年大庆。水利系黄万里教授，生于一九一一年，正好与清华同年。校庆过后，万里先生怀着迫切、喜悦的 心情掐着指头数日子，等待着自己九十寿辰的到来。同事们出钱出力赶时间编印的《黄万里文集》，将在这一天与大家见面。八月二十日，在生日聚会上，《文集》 终于如期散发到前来祝寿的同事亲朋和学生手中。清华大学有一个庞大的出版社。这《文集》却是一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定价没有发行单位的“四无”出版 物，只印了五百册。……生日聚会刚刚过去一个“七日”，八月二十七日，九十高龄的黄万里博士，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在最后告别仪式上，那些未能参加生日聚会 未能见到《文集》的同事亲朋和学生，把所剩不多的《文集》一本不留地带走了。
    黄万里先生是清华园里一位著名人物。花前树下，常听老教授、老教授太太议论他：身患癌症，四次开刀，大难不死，都快九十了还给研究生讲新课，“黄万里真是 命大！”我的住处，距万里先生的住所第九公寓，有一百多米。我认得他，他不认识我。在读了《读书》上万里先生三篇“旧文新刊”和《老照片》上说黄万里的三 篇文章之后，禁不住这些文章的引诱和驱使，我于清华九十周年大庆之后，万里先生九十寿辰之前，两次登门拜望了他。
    万里先生扶着门框、墙壁和书柜，从卧室移步来到客厅。客厅正面墙上挂着何香凝老人一九五五年写赠黄炎培先生的一幅墨梅中堂，另一面墙上一个镜框里装着赵朴老读万里先生诗词集《治水吟草》之后题赠作者的一首五绝。这是我第一次得知万里先生出了诗集，我们就先从这诗集谈起。
    十年前，万里先生八十大寿，在同事们帮助下整理编印了《治水吟草》，集先生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九一年所作诗词共一百题。那也是一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定 价没有发行单位的“四无”出版物，只印了二三百本。金克木老先生读了《治水吟草》之后，也赠诗作者。万里先生说：“我和两位老先生都没见过面。我这个人不 好，他们给我写信，给我诗，一跟我通气，就都死了。”
    赵朴老诗中有云：“禹功钦饱学，不祗是诗才。”这一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不一致。毛泽东知道黄万里，他就只欣赏黄万里的诗才。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决定“引蛇出洞”。属“出洞”第一批的黄万里，于五月底六月初分两段在校内报纸《新清华》上发表了《花丛小语》随笔小小说。校方将《小 语》上报毛泽东，毛随即加上“什么话”按语在六月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供全党全国批判。《小语》以《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开头。毛泽东 主席在见到黄炎培副委员长时说：“你家也分左、中、右啊！”又说：“黄万里他把百花齐放的形势写成‘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但毛泽东仍对黄炎培 说：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万里先生说，他的右派帽子是毛主席“钦定”的，逃也逃不了。
    《花丛小语》中有两段话。一段说，新修的道路反浆，致使31路（如今的331路）公共汽车停驶。“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种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 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另一段直接指黄河三门峡：“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 刻敏捷地放弃已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流河治。”从局长市长说到清华大学教授“章某”，从公共汽车路说到三门峡大 坝………
     早于两个月前，一九五七年四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在有七十多名专家参加的三门峡工程设计方案讨论会上，黄万里孤身一人力排众议，反对大坝上 马。万里先生回忆道：“当时有一位青年技术员，叫温善章，他反对修高坝，主张修低坝。人微言轻，又跟苏联专家的设计唱反调。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万里先生说：“世界上，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水利工作搞得好。英国占领印度，也治印度的水灾。黄河跟苏联的河流不一样。黄河有泥沙。苏联有建设水电站的经验， 但他们设计的三门峡工程，就是不能反对。后来大坝上马已成定局，我说，大坝底下的几个施工洞不要堵死，留着好排泥沙。这一点大家同意了，但还是照苏联专家 的意见堵死了。大坝建成之后，水库内泥沙大淤，才把这几个洞重新开通。八个洞花掉八千万！”“我知道不对，我就要说。我研究黄河，我对国家负责。就像见到 一个小孩快淹死了，我就嚷嚷，叫人来救。”
     公开反对三门峡工程，又发表《花丛小语》，都成了黄万里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铁证。黄万里成了右派分子。九月号的《中国水利》杂志配合清华大学、配合全国 反右大批判，出了批黄专号，刊出六篇文章，认为黄万里的治黄主张和反对三门峡工程是“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企图“取消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质问黄万 里有什么骨，“骨子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花丛小语》中有“文人多无骨”一语），与后来毛主席说黄万里有反骨的话正好相合。
     三年之后，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所引发的灾害一如万里先生所预料。蓄水水位高程离设计水位尚远，水库即发生严惩淤积，漳关水位大大抬高，渭河下洲积成拦门 沙，威胁关中平原。再三年，到了一九六三年，漳关河床已淤高四米多。又三年，库内淤塞泥沙达三十四亿立方米，几为设计库容的一半。库区移民上下来回迁徙， 啼饥号寒，催人泪下。三门峡大坝不得不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九年两次改建，弄得坝身百孔千疮，并一再改变运行方式，效益与原设计相差悬殊。一九二五年从美 国学成归来即开始接触治黄工作的土木工程专家、三门峡工程建设期的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一九八二年说过：“我对三门峡工程，是应负一定责任的。”除了张老之 外，几十年来，人们还听不到任何官员和专家就三门峡工程说过一句检讨的话。而黄万里教授，却因反对三门峡而获罪。一九六五年清明节，万里先生于颐和园后山 观桃花，曾哀叹“小语花丛十年累”，真想不到右派帽子竟一戴二十三年。
     一九三二年，黄万里从唐山交大毕业。他的毕业论文《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应力设计法》引起同行们的关注。当时已经崭露头角的桥梁专家茅以升为之作序，并由交通部印行。这给了他极大的荣誉。但是，他和另外两位同学一起，却毅然放弃桥梁工程师的职位，立志改学水利。
     万里先生边回忆说。他说，一九三一年长江大水，只湖北云梦县就一下子死了七万人。一九三三年，黄河决口十几处，惨绝人寰。他说：“黄河水患最难治，我改学 水利就为了治黄河。我的决心得到父亲的支持。父亲的朋友、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告诉我：中国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工程师，都是土木结构专业 出身，没有人懂水文学。许先生建议我从水文学学起。
     黄万里于一九三四年赴美，先后读了三所大学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是伊利诺大学的第七个博士和第一个中国人工程博士。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 提出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半经验半理论方法，被认为是水利学术界具有创新意义的方法，比欧洲水利专家纳须（Nash）提出相似方法的时间早了十九年。黄万里 曾驱车万里，踏遍当年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工地。一九三六年密西西比河大水，治河机关让他坐船做沿河实地考察。在美国，黄万里有许多水利界的良师益友，他还在 好几所大学讲中国治水和中国古典诗词。
     一九三七年，黄万里博士回到国内，东北大学、北洋大学、浙江大学同时送来了聘书。竺可桢校长更亲自登门邀请他去浙大任水利系主任。“那时我还年轻，才二十 六岁，没有实践经验。我以此为由婉言辞谢。我不当教授。我到了四川，到了长江，当水利工程师。我在工作中训练了几十名专业人员。当时，在考察长江水文时， 他们就有人牺牲了，淹死了。他们都比我年轻。他们现在都不在了。”然而，首先为万里先生带来厄运的，不是长江，而是黄河。……
    一九七一年秋，鄱阳湖清华大学农场因血吸虫病肆虐致人死命，整个农场停办，撤回北京。仍戴着右冠的黄万里教授，被安排到三门峡基地继续改造，在这里度过了 六年时间。“我上午参加‘学习班’，俯首听批。下午扫地。晚上可以自己想黄河的事。”其间，万里先生在有人监视的条件下，被允许对潼关以上黄河、渭河沿岸 做实地考察并于一九七五年向政府提出治黄方略，但遭到批判。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才被容许在有关专业会议上就自己提出的治黄方略略做讲解。此时，不再受责问 受批判了，但并未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我把现行的治黄工作批驳得体无完肤，怎会得到官方的响应呢？”
    万里先生边说边停。魁梧的身躯，沉缓的话语。癌细胞已经扩散，他强忍着骨骼的疼痛。家人按他所指的身体上的部位，依次为他慢慢按摩。按摩过后，又在相应的 部位贴一张东北产的狗皮膏。万里先生翘起大拇指，称赞狗皮膏“灵验，可以止痛”。万里先生的夫人丁玉隽大夫在旁对我说：“他的脑筋不好使。有些事，前面的 事跟后面的事有时就说颠倒了。”她叫我不要太认真。
   一九三七年，黄万里从美国学成归来，途中船泊横滨，偶遇在日本学医的丁玉隽小姐，一见钟情，同船回国，旋即在庐山上举行婚礼，从此共同度过了六十多年的风 雨岁月，是清华园中一对模范夫妻。丁女士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第一次国共全作期间，丁任组织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长。黄炎培是中国教育界名流，国共 合作共同抗日时也身负要职。名门子女的庐山之爱，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记忆。二十二年后，毛泽东在庐山上就记起黄万里，也记起黄万里的《花丛小 语》。他在批彭时就说，彭德怀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另外，他又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三位清华学人在三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发出了很不和谐很不一致的声音。马寅初（一九一一年清华津贴留美生）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一九二 三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一九四六年任清华建筑系主任）呼吁保护古城，黄万里（一九五三年来清华任教）反对三门峡上马。结果，马校长被罢官，梁主任挨批判，黄 教授戴了帽。马寅初（一八八二——一九八二）从容不迫，“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 投降”。梁思成（一九０一——一九七二）口服心不服，“拆掉北京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拆掉北京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黄万里（一九一 一——二００一）只能无声饮泣，《念黄河》又《哀黄河》，“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终应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凕”。
    三位老人都走了。屈辱与负罪，批判与呵斥，罢官与戴帽，都由他们默默承受，默默带走。
     他们的受难，为清华园增添了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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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先生正在校对，《黄万里文集》。《文集》集文稿二十七篇，其中论治黄及三门峡工程七篇，论治长江及三峡工程七篇。他说：“因为不卖钱，所以不用审查，政治的话也可以谈，不用删掉。”不知是由于兴奋，还是因为健忘，老人将这话说了三次。
       随着老人的谈话，我们从黄河来到长江，从三门峡来到三峡。——陈毅在“广州会议”上（一九六二年）所说“弄得科学家们……见你的大水库不合科学原理，将来要造成灾难，也不敢提批评意见”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九五五年，全国人大通过治黄综合报告（包括三门峡工程）时，没听说有人反对有人弃权，可能是热烈鼓掌一致通过。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峡工程即将上马，全国人大二千六百三十三名代表，以一千七百六十七票赞成，一百七十七票反对，六百六十四票弃权，二十五人未按表决机器，“通过”了政府的提案，距“热烈”、“一致”已经相去甚远。
当年，起而反对三门峡工程的，只有黄万里一人，如今反对三峡工程的，已经是好大一大群。当年，反对三门峡工程是一种反动，一种罪行，如今反对三峡工程已经成了科学和民主的象征。
        一九九二年三月，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决议，欢呼三峡工程决策的科学与民主。
        三峡，比三门峡更加雄伟，壮丽。一个跨世纪大工程！
        一九一九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到在宜昌“当以水闸揠其水”的设想。但是，当时的孙大炮还只是说说而已。
        一九五六年，主事者在毛主席面前再次力促三峡工程上马。主席真的动了心，在武汉畅游长江、食了武昌鱼之后，欣然命笔，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 雨，高峡出平湖”的磅礴诗篇，高峡平湖似乎立马可就。但是，有很多人，却持观望、拖延、甚至反对的态度。李锐——当年的水电部副部长，打自五十年代起，就 一直跟水利部唱反调，坚决反对三峡工程。
        一九一七年出生的李锐，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一九五三年，他的专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连载， 出单行本时，初版就超过一百万册。一九五八年，在毛泽东安排下，李锐作为一个反对派，就三峡工程是否上马，与主事者开展了一次“御前论战”。可以想见，有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垫底，他在毛泽东面前一定无所畏缩，气壮如牛。“论战”中，毛泽东完全同意李锐的观点。三峡工程如李锐所言，成为遥远将来 的事。论战胜利结束，毛泽东盛赞李锐是个秀才，并请他当了自己的私人秘书。一九五九年，风云突变。毛泽东在庐山上打倒彭德怀，李锐也被诬为彭德怀反党集团 的成员。文化大革命中，李锐在北京秦城监狱中度过。一九七九年，当他获得平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又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而陈情请命，奔走呼吼，锐气不减 当年。
         黄万里呢，反了三门峡反三峡，却不再有被打成右派的风险。只是，他不可能再次成为反对派的主角。他还没有直接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他说：“讨论三峡问 题，水利部叫各单位不要请我参加。因为我反对三峡。”这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长江的水利专家如今只能在边缘以外关注长江。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十年间，他和他的伙伴沿长江上游及各支流，徒步，涉水，踏勘三千公里，为几十年后分析、判断三峡工程，积累了第一手资料。万里先生 深深怀念着当年考察长江水文时被冲走了、牺牲了的伙伴。他说：“长江与黄河不同。那么浅的水就能把我们的人员冲走，淹死。河床尽是滚动的砾石。水浅，水力 却很兇。当时我们不熟悉情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长江的淤积，不是黄河的泥沙、悬沙，而是河床上移动的床沙，砾石。”
        一九八五年，黄万里直接上书国务院，提出“勿建三峡水库，代以云贵川湘鄂赣各省水电站”的建议。这个建议与李锐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一九九二年，他以一系列 的统计数字和计算为基础，完成《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原由简释》论稿。他认为：“长江三峡大坝之修建，从自然地理观点，从经济观点，从国防观点，皆不可 行。”他说：“修长江三峡大坝无异自动制造一个弱点资敌。若使电站被炸掉，则华中工业瘫痪；若使大坝被炸毁，则两湖三江人民沦为鱼鳖。”“只有当我国拥有 星球大战或尤里卡之装置后，才能修建此坝。”几十年以前，毛泽东在听取“御前论战”时，就曾经说过：“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决不能遭受破 坏。”而张爱萍老将军也正是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反对三峡工程上马。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峡坝址上举行了开工庆典。黄万里再次讲道理，列数据，吁请大坝停工，并赋《哭长江三峡大坝开工》长诗：“……孰料此江床满石，火成鹅 卵逐流中。巫山着意催云雨，江水忘情沙石冲。库尾落沉渝港塞，延伸溢岸泛涛洪。……但闻猛虎千家哭，怅望轮台悔诏空。”他估计，大坝建成之后十年，严重堵 塞会使重庆变成死港，大坝将被迫炸掉。但愿这只是一种学说，一种戏言，一种气话，永远不要变成现实。
          在反对三峡工程的时候，李锐有着比黄万里强大得多的力量和优势。李锐是党政高级干部，他的条陈可以立即直达上峰，他的论述和文章可以迅速拥有广大的读者。 在我们这个一直提倡批评但从不批评不自我批评的国度里，他甚至敢于公开点名批评水利部长，说她：“主持水利部和水电部工作几十年，其错误的思想作风从未得 到清算。”他说：“修三峡工程，有许多地方是不科学的。”他的看法跟政协常委们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多年来三峡工程论证本身，并没有真正做到决策的民主 化科学化，如参加论证的人选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顺我者迎，逆我者拒。”可见被拒者不只黄万里一人。一九九九年，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李锐写道，在中国， “把民主、科学当作吃饭一样，为生活之必需，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恐怕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得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黄万里路过武汉时，曾两次访问李锐。李锐相信，黄万里的意见是“实践考察得出的结论”。李锐说，“当时修三门峡时，他预言过后患。他 认为三峡大坝决不可修。”“三门峡他的意见是对的，他不赞成三门峡那样修，因为打成了右派，他后来没有发言权了。三峡他是一直反对的，坚决到什么程度？他 向法院起诉，要告国务院的状。”通过李锐的转述，更多的人们听到了黄万里的声音。李锐写的诗文一篇又一篇，出的书一本又一本。但是，他并没有过高估计自己 的力量。和黄万里一样，他同样是一位失败者。当黄万里为三峡大坝开工长歌当哭时，李锐也无可奈何：“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了，说够了。区区寸心，天人共 鉴。……我已经说了，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人们不太可能听到黄万里的哭声，却可以及时听到李锐的哀鸣。那区区寸心，正寄寓着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不安的 灵魂。
           如今，哭声和哀鸣已经归于沉寂，三峡大坝正在一米一米长高，似乎从来就没有过反对和异议。就在我删改这篇稿子时，五月十一日，偶然看到香港凤凰台播放的三 峡工程专题节目。出场的李锐，虽然轻松而自信，但是，在三峡工程的壮丽动人的场景和强势的主流话语面前，这位八十五岁的老人，显然十分孤立而且多余。
            一九八九年，黄万里以七十八岁高龄，又去到美国，在美国十二所大学作巡回演讲，就像五十多年前一样，跟美国人讲中国水利，讲中国古典诗词。他说：“在美国 咨询局，还有我的一位朋友，几十年前一起实习的一位专家，年龄比我还大。克林顿通过美国咨询局，征求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我给他写信，他把我的信发到水利 局、海军部和垦务局。美国海军部也管水利，管洪水。克林顿同意我对三峡工程的见解，而且决定不再帮我们搞三峡工程。这样，世界银行就不给三峡贷款。”万里 先生停了好一会，想了想，又说：“因为世界银行不给贷款，我们每用一度电，就要多交七厘钱（贫困地区四厘），专门用在三峡。” 可能很多人很多人都不曾知道要多交四厘钱七厘钱的事。克林顿嫁祸于人！他干嘛不给那些赞同三峡工程的院士写信，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让世界银行给贷款？他 这不是明摆着要将不给贷款和我们多交七厘钱电费的责任推给黄万里吗？
              在万里先生，他也只是实话实说，没想到那么多。他也真的十分感激克林顿不耻下问：“我十天内便收到克林顿的回信，他对我的信表示感谢。”万里先生又停了一 会，“在三峡大坝开工前，我写了三封信。三峡大坝开工后，我又写了三封信。我给上面写了六封信，附了六篇文章，却没有收到一次回信。”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他怎么不感激克林顿呢。
              就在三峡工程顺利推进的时候，一本《长江与三峡工程》小册子问世了。它由清华大学教授撰写，清华大学教授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按照这 本小册子的言说，三峡工程的一大堆难题，几乎已经圆满解决。还有一小堆难题，它则不予涉及，也不提印度坝区民众的不满和若干国家取消其大坝计划的事。最后 是引发地震和国防安全问题，绕不过去了。印度和赞比亚都有在无震区建设水坝而诱发六级以上地震的先例，但在我们这里，“三峡大坝的抗震烈度按七级设防，保 留有足够的安全系数。”关于国防安全，它说，在存在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时，“只要战争发生时有一定的预警时期，就可以通过放空水库或降低水位来免除突然袭击 的危险。”说这些话的时候，美国导弹准确袭击我驻南使馆的事件还没有发生，“911”事件也没有任何预警。然而，小册子的宣传已经奏效，有了三峡大坝，长 江将不再愁水患了，武汉人不就在长江大堤临江一侧建起花园小区了么。
          万里先生欢度九十岁生日之后，在昏迷中与世长辞。其间，他有一次清醒过来，就跟夫人要了纸笔。他写下了遗嘱：务须加强武汉一带的堤坊。——也许，武汉大堤上花园小区住宅楼二００二年二月一日定向爆炸的声音，对这位老者的在天之灵，是一种安慰。
           记得在记谈快结束时，万里先生递给我一页他最近收到的剪报。这是法新社的一则电讯：北京清华大学╳╳╳教授，在国外某机场登机时被阻。他未理清旅馆的帐目。结果，在机场把欠帐结清之后，改乘下一班飞机。
           这位教授正是《花丛小语》中的“章某”。他是三门峡工程和三峡工程的拥护者，几十年来，在水利工程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小万里先生一岁，仍坚持天天上班。 他是清华名教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在他的名字后面，还有一长串闪光的职位和荣誉。我说：“他年纪太大了，可能是一时糊涂忘了结帐……。”万 里先生说：“不，他这样是第二回了。”万里先生停了很久，“他当时支持三门峡工程，‘圣人出而黄河清’，几十年后，他居然在政协会议上说他当时反对三门 峡……。”四十四年前的《花丛小语》，竟还有这样的“续篇”！……
               江河万里，大坝悲歌。两位水利专家，一出科学悲剧。
                当清华园的紫荆花又一度开放，清华大学迎来九二一周年校庆的时候，《花丛小语》的作者已经封笔远去。但是，悲剧并未结束。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２日删定 清华园

chengshilaji

引用:

原帖由 chengshilaji 于 2009-8-7 04:33 PM 发表         一九八九年，黄万里以七十八岁高龄，又去到美国，在美国十二所大学作巡回演讲，就像五十多年前一样，跟美国人讲中国水利，讲中国古典诗词。他说：“在美国 咨询局，还 ...

        近阶段川渝的气候反常、地质灾害、洪涝灾害的频发等等如不能作为证据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灾难更能打动你的心！

chengshilaji

引用:

原帖由 参观者 于 2009-8-7 04:43 PM 发表 到目前为止，黄一样也没有说对！只是瞎嚷嚷而已！他做出了什么贡献？做了什么大型水利设计？他是如何能与钱学森比得的？干旱与大坝有关系吗？要科学的看问题一篇文章就能迷惑许多人！

 近阶段川渝的气候反常、地质灾害、洪涝灾害的频发等等如不能作为证据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灾难更能打动你的心！

chengshila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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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参观者 于 2009-8-7 04:43 PM 发表 到目前为止，黄一样也没有说对！只是瞎嚷嚷而已！他做出了什么贡献？做了什么大型水利设计？他是如何能与钱学森比得的？干旱与大坝有关系吗？要科学的看问题一篇文章就能迷惑许多人！

四川汉源发生山体垮塌阻断大渡河

新华网成都8月7日电 四川省政府应急办7日凌晨通报说,8月6日深夜至7日凌晨,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境内省道306线发生山体垮塌阻断大渡河,目前河水已开始翻越阻塞体，至少造成8人重伤、20人轻伤。

据介绍,8月6日23时30分左右,四川省道306线汉源县顺河乡境内猴子岩处(瀑布沟电站上游距汉源县城约10公里)发生山体垮塌阻断大渡河。据现场目测,垮塌形成堵塞体约250米长、40米厚,垮塌方量约30至40万立方米。

至8月7日凌晨3时30分,瀑布沟电站大坝前流量为240立方米/秒,8月6日8时流量为2760立方米/秒。

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长蒋巨峰8月7日2时55分批示:“灾情重大,情况紧急,请着眼最坏打算,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统筹做好各项应急处置工作。”蒋巨峰还要求迅速派出联合专家组和相应救援力量,指导帮助抢险救灾,科学避险、除险,尽快消除堰塞湖,确保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等市委、市政府领导和汉源县委、县政府领导,正赶赴现场组织开展相关工作。目前,汉源县已组织下游群众疏散转移,并将相关情况通报了大渡河瀑电公司等相关单位。

四川省政府应急办已将有关情况通报乐山市、宜宾市、凉山州,要求及时疏散转移沿河群众。省政府应急办、省国土资源厅、省水利厅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和专家组正连夜赶赴现场。

有关这次灾情的详细信息仍在核查之中。

chengshilaji

引用:

原帖由 参观者 于 2009-8-6 08:10 PM 发表 警惕有人制造黄万里神话，恶意攻击国家建设：黄万里并非神仙，他的预言经常也会出错。例如，在黄万里写给中央的信中还有这样一段内容“三峡电站20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而实际情况 ...

三峡工程不可行报告

2000年10月11日 王小宁

----违背大自然规律必然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三峡工程是中?最大的工程，静态投资九百多亿人民币，动态投资要超过两千五百亿人民币。这一工程一旦失败，不仅仅是损失两千五百亿元，而是政府威信将完全丧失，其后果不堪设想。

一、三峡工程将造成每年汛期重庆等地区被淹的极为严重的恶果

三峡工程的最大问题不是极为巨大的投资，也不是库区泥沙的沉积，而是每年汛期，川江两岸的城镇，包括西南最大的城市──重庆及沿江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镇将频繁地被淹没。每年川江汛期长达七、八个月，要发多次大水，一次大水几天，十几天才会退去，损失每年何止百亿。它会造成上下游之间人民的严重对立，将引发全国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大自然的规律是不能违背的。长江是世界上第四大江，三峡以上流域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为中?国土面积的九分之一。这一地区又是降水量丰富的地区，每年夏秋季节都会发多次洪水。川江多年平均30天洪水量达898 亿立方米，五到十年一遇的洪水10至15天来洪量达七、八百亿立方米，百年一遇的洪水10至15天来洪量达八、九百亿立方米。1954年洪水来洪量七月份为1171亿立方米，八月份为1386亿立方米，1870年洪水来洪量1767至1852亿立方米。在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集水面积上只有一条川江是唯一的出水口。

一千多公里川江河道狭窄，对洪水下泄极为不利。对洪水下泄更为不利是从三峡到重庆的六百多公里川江上还有多处峡口。这些峡口宽度只有200 至400 米，仅为正常江面宽度的几分之一，两岸高度在水面300 至400 米以上，坡度为70度以上，有些地方干脆就是直上直下的。峡口就象瓶颈一样，更加严重地阻碍洪水下泄。这些是四川地区洪涝灾害频繁的根本原因。大水遇峡口水流下泄受阻，就会出现壅水现象，水位急剧上涨。水位一直要涨到峡口上下有一个很大的水位差，从而使水流流速明显加快，过水截面积明显加大，来水量与下泄水量相等后才会停止上涨。每一个峡口都会使其上游水位明显壅高。从三峡到重庆一共有六百多公里长，共有包括三峡的三个峡口在内的著名峡口13个。汛期大水，13处峡口造成的壅水现象，使川江就象出现了13级台阶一样。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壅水是以下游的水位为基点抬高的。未修三峡工程，一遇大水，三峡水位高程六、七十米，通过六百公里的狭长河道和13个峡口的层层壅高，到重庆水位高程达到了一百八十多米，（历史上重庆水位高程最高达到196 米。1981年洪水量并不很大，只有985 亿立方米，但因流量大，重庆水位升到191 米。）两地水位差高达120 米左右。修了三峡大坝，使三峡处水位抬高一百多米，水位高程达到145 至175 米，大水一来，再在水位高程145 米以上的基点上层层壅高，早就把重庆等地淹没了。巨大的洪水不能迅速下泄，将会造成川江上游地区包括四川盆地的巨大的洪涝灾害。

搞三峡工程的人说：三峡大坝抬高水位后，川江仍为天然水流，其流速、流量、流态不受任何影响。并断言：当坝前水位为汛期限制水位145 米，汛期上游洪水流量达二十年一遇时，重庆附近水位高程186 米。此说是根本不可能的。有水位差，水才会流动，有很大的水位差，洪水才会通过六百多公里的狭窄河道，13处峡口迅速下泄。如果三峡大坝到重庆只有31米的水位差，（而未建大坝，在自然状态下水位差是120 米左右）洪水是不能迅速下泄的。重庆附近水位高程186米，只能是非汛期的“静水”状态下的水位。再说一遍，汛期三峡水位145 米，重庆水位高程仍只有186 米，是痴人说梦。三峡建成后186 米只可能是非汛期的重庆水位。由于川江是一条流量很大的大江，即使非汛期，川江的水平面也是倾斜的，六百多公里外的重庆与三峡之间仍会有一定的水位差，比如30米左右。只有不流动的水（比如湖水）才会水平如镜，上下游之间没有明显水位差。

搞三峡的人会辩解说，三峡水位提高后，川江的过水能力大大提高，上下游不需要很大的水位差（壅水效应），洪水也会迅速下泄。此说没有任何科学道理。川江是一条很长而且狭窄的大江，有100 多米的自然落差，川江上三峡到重庆之间有13个峡口，每个峡口的高度都在300 至400 米，坡度非常陡，三峡水位提高120 米，对上述川江河道的自然形态几乎没有改变，当然也就不能消除狭窄河道和峡口的壅水效应。三峡水位以下的水可以近似地看作是不流动的水。加大洪水下泄量主要靠三峡水位（145 到175 米高程）以上水流速度的加快和三峡水位以上过水截面积的增大，而这些只有靠很大的水位差（壅水效应）才能形成。很大的水位差（壅水效应）既是洪水受阻不能迅速下泄的结果，又是使洪水得以迅速下泄的先决条件。形成很大的水位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只取决于两个因素：洪水的巨大的来洪量、流量和川江几百公里狭长的河道和众多的峡口。而这些是人所不能改变的。搞三峡的人还会说，在大洪水到来时只要把三峡大坝的闸门全部打开，使泄洪量达到最大流量，就可以不使上游水位大幅度提高。这又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上游洪水的迅速下泄与下游三峡大坝的泄洪量大小无关。关键在于三峡大坝水位。如果三峡大坝泄洪10万立方米/ 秒，而上游来水水量也是10万立方米/ 秒，三峡水位没有明显降低，洪水也不会迅速下泄，上游地区因壅水效应照样会被淹没。只有在每年汛期到来之前，三峡大坝把所有蓄水都放掉，使三峡大坝后面的水位至少降低到八十米高程以下，这样才可能在汛期，上下游因壅水效应而形成很大的水位差后，洪水迅速下泄，不淹没重庆等地。当然这样运行，花两千多亿元，十几年时间建造三峡工程不就太荒唐了吗？

建三峡前重庆水位高程是在三峡水位高程六、七十米基点上层层壅高，建三峡工程后，则只能在三峡水位高程145 至175 米的基点上层层壅高的。照此计算，一遇大水，重庆水位高程将达到265 至295 米。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每年汛期洪水一来，三峡保持145 米的低水位，重庆水位高程都会超过230 米，遇五年一遇大水，水位高程就会超过240 米，遇百年一遇大水，水位高程就会超过250 米。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数字，200 米已进入重庆市区，市内最高处也只有250 米，因此三峡工程对重庆和川江沿岸众多的城镇和农村意味着灭顶之灾，每年汛期都会长时间多次被淹没。重庆和沿川江城镇有人口两、三千万，年产值上千亿元，淹没这些地方造成的损失就太大了。不仅川江两岸，而且由于川江高水位的顶托作用，整个四川盆地的洪水排泄都会受到影响。洪涝灾害对这一地区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四川、重庆地区亿万人民不会答应的，全国人民也是不会答应的。自然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否则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三峡虽有极其巨大的水能资源，却是不可利用的。就象河豚鱼虽异常鲜美，但有剧毒而绝对不可食用一样。三峡工程是个极其荒唐的，危害性极大的工程，绝对不能搞，一定要下马。谁坚持搞谁就是千古罪人。

二、三峡工程根本不存在防洪效益

主张上三峡的人说：三峡工程使长江中游的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遇到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可减少损失769 亿元。我认为防涝效益被大大夸大了。如果孤立地看，投入巨资建设的三峡工程对武汉和江汉平原的防洪是有好处的，但其效益是有限的。因为三峡水库是一个细肠子水库，相对而言容量是很小的。三峡的防洪库容只有200 亿立方米，而川江一次洪水下泄量都在几百亿至一千几百亿立方米，汛期会有很多次洪水发生。要想使用这200 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保住下游，重庆等上游地区就将被淹，因此在实际运行中，这200 亿立方米是根本不敢使用的。所以说三峡工程根本不存在防洪效益。

武汉和江汉平原的洪涝灾害到底有多大，对此应实事求是。只有川江遇大洪水，又恰好与湘江、汉江的大洪水交会，才能造成极为严重的洪涝灾害。三江的大洪水交会，这可能是几百年才遇到一次。建国五十年，也只有1954年的大洪水对武汉和江汉平原造成较严重的危害。而当时这一地区的防洪设施极为简陋。有人计算过，武汉和江汉平原平均每年的洪涝灾害损失大约10亿元左右。而三峡工程的造价为3000亿元。为每年减少10亿元，而投资3000亿元经济上显然是不合算的。最近的消息说，中央决定投数千亿元巨资在长江上修建6100公里长的防洪大堤，如果三峡工程真有上述那么大的防洪效益，还用修这些大堤吗？

没有三峡工程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照样可以解决。在中上游大规模退耕还林；在中上游和主要支流上建十几座大、中型水库，防洪库容大于三峡工程防洪库容几倍，造价仅为三峡工程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建防洪大堤；对沿江湖泊进行大规模清淤，对部分耕地退耕还湖，对分洪区、蓄洪区仍应加以保留和改善，提高调蓄洪水的能力；这样百年一遇的洪水大约是可以抵御的。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使美、日那样的发达国家，防洪水利设施相当完备了，但仍有洪涝灾害的巨大损失。武汉和江汉平原如遇到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是不可能不造成严重损失的。

三、三峡工程的投资过于巨大，并且根本就没有经济效益

三峡工程向全国人大报的投资额是570 亿。三峡工程被人大批准后，三峡总公司马上把投资额提高到910 亿元。这是对全国人民卑鄙的欺骗。历史上就是这个公司的前身，在建设葛洲坝工程时也使用过同样的手段。葛洲坝工程上马时报的投资是13亿元，结果最后用了49亿元，报的工期是3 年，结果用了19年，整个工程动态投资超过100 个亿。这个被吹上天的工程，每年的收益明显小于应付银行的利息，因此是个永远也收不回投资的工程。

三峡工程既没有防洪效益，也没有航运效益，只剩下发电效益了。如果要发电，建造大火电厂，同样的投资和工期，可以建成10000 万千瓦，是三峡工程的五倍多。如建造大水电站（在黄河上游、长江上游和支流）可以建造5000万千瓦，是三峡工程的两倍多。我们何苦非要搞三峡呢？

主张上三峡的人说：三峡工程装机1820万千瓦，平均每年发电847 亿度，年售电收入157 至181 亿元。第一机组发电工期11年，总工期17年。2003年首批机组发电，以后每年4 台机组投入发电，2005年是资金平衡年，此时已不再需要国家投资，其售电收入已能解决工程投资。在此以前国家已投入动态资金1468亿元，至2006年，售电收入除用于三峡建设外开始还贷，至2012年（工程开工后20年）还清全部贷款本息。主张上三峡的人为全国人民描绘了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呀！其实他们心里明白，这些根本不能实现。三峡工程负责人公开说过：三峡工程投资即使增加到1600亿元也根本打不住，到底要多少投资谁也说不清。确实如此。别的不说，光移民费用400 亿根本不够用。三峡要移民一百三十万人，要淹没耕地25万亩，林地、园地16万亩，河滩地6 万亩，房屋3460万平方米，工矿企业1599个，公路824 公里，输电线路2012公里。这些资产何止400 亿元，光房屋一项，3460万平方米重建，以1000元/ 平方米计（当地是山区，房屋土地开发建设费1000元/ 平方米，只低不高）就要346 亿元。光有房屋还不行，还要有公共工程投资，还要安排几十万人就业，等等。在长达十几年的移民过程中，物价要上涨，居民生活水平要提高，外部经济竞争压力不断加大，移民所需费用会不断增加。因此光移民费用1000亿元也未必够用。这样计算，三峡工程投资至少应为1500亿元，在建成时动态投资应在3000亿至3500亿元。三峡工程每年需向银行支付的贷款利息应超过200 亿元，而最高售电收入只有181 亿元，利息都不够，何谈还本付息。在这里还应注意，三峡总公司在偷换概念。售电收入绝不是利润，发电是要有成本的。售电收入= 发电成本+ 利润+ 税收，其中只有利润可以用于还本付息。利润明显小于售电收入。综上所述，三峡工程还有效益吗？

武汉和江汉平原的洪涝灾害到底有多大，对此应实事求是。只有川江遇大洪水，又恰好与湘江、汉江的大洪水交会，才能造成极为严重的洪涝灾害。三江的大洪水交会，这可能是几百年才遇到一次。建国五十年，也只有1954年的大洪水对武汉和江汉平原造成较严重的危害。而当时这一地区的防洪设施极为简陋。有人计算过，武汉和江汉平原平均每年的洪涝灾害损失大约10亿元左右。而三峡工程的造价为3000亿元。为每年减少10亿元，而投资3000亿元经济上显然是不合算的。最近的消息说，中央决定投数千亿元巨资在长江上修建6100公里长的防洪大堤，如果三峡工程真有上述那么大的防洪效益，还用修这些大堤吗？

没有三峡工程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照样可以解决。在中上游大规模退耕还林；在中上游和主要支流上建十几座大、中型水库，防洪库容大于三峡工程防洪库容几倍，造价仅为三峡工程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建防洪大堤；对沿江湖泊进行大规模清淤，对部分耕地退耕还湖，对分洪区、蓄洪区仍应加以保留和改善，提高调蓄洪水的能力；这样百年一遇的洪水大约是可以抵御的。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使美、日那样的发达国家，防洪水利设施相当完备了，但仍有洪涝灾害的巨大损失。武汉和江汉平原如遇到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是不可能不造成严重损失的。

                

结束语：

三峡工程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工程，中?政府曾希望中外有人投资，但一个也没有，至今仍是一个投资者----中?政府。所有风险都只能由中?政府承担，每年近百亿元的投资对国家财政是沉重的负担。

主张上三峡的人大大肆宣传毛主席、周总理如何支持三峡工程。而了解情况的原电力工业领导人李锐却否认这些传说。事实是毛主席曾是三峡工程的热心支持者，但六十年代已对此没有了兴趣。周总理对三峡工程一直是怀疑的，但碍着毛主席的面子不好公然反对，但拖着就是不上马。1958年三峡上马的呼声非常高，毛主席和中央多数领导人都支持上三峡。周总理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坚持先建丹江口水电站。纹革中，武汉军区、湖北省和水电部又非要上三峡工程，周总理对此持明显的反对态度。作为折中，同意上了葛洲坝工程。后来周总理对自己的决定后悔不已，几次讲受了欺骗。

三峡工程的上马完全是中?没有决策民主的结果。

主张上三峡工程的人会指责我的文章是一派胡言，没有任何科学道理。难道反对三峡工程的人中还缺乏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吗？事实胜于雄辩。俗话说，水火不留情。2003年三峡大坝将建成蓄水，到时全国人民就会看到大洪水一来，重庆等地被淹没的事实。在事实面前是没有人可以说不的。李锐早在三峡的决议在人大通过时就讲过，要早为三峡工程准备后事。现在对三峡工程进行停建、改建还可挽回部分损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想以三峡工程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人，最终结果只能是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