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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地媾通日倭，由两个人的死就可以一窥端倪。

潘汉年和关露。

潘汉年作为日伪地区情治的总负责人，私下会晤汪精卫而未呈报“中央”也就是毛知悉且批准。建国后，由“高饶一案”引发的向“党”交心的火活动中，潘氏难承压力和盘托出往事。毛得知后大怒，潘某人就悲剧了。

关露作为潘某人的下属一直在日伪情报机关作联络人。抗日胜利后，周恩来起初要把她作为“汉奸”交给国民政府，后改变主意，护送到了延安雪藏，并责令王炳南与其断交“本来两个人是恋人”。

关露就是背负着“汉奸”和恋人的“背叛”孤独的走到了80年代初，在拿到“平反”通知书后，服用安眠药自戕。

[ 本帖最后由 chengshilaji 于 2012-7-16 15:3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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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上旬，陈毅、粟裕部在黄克诚部配合下，于黄桥全歼国军李守维部。日军驻泰兴部队开赴主战场附近15里处待命观战，却丝毫没影响陈粟歼李的决心。及至国军大势已去败局笃定，日军撤回泰兴。鉴此，毛高兴时夸赞潘汉年是有理由的。

1939年夏末，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任中社部负责情报的副部长，并命令其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领导和管理从上海到香港的**情报系统，授与极大权力。几乎同时，这年8月22日日本也在上海建立驻华最高情报兼反间谍机关，称“梅机关”，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中将并兼任汪伪政权军事总顾问，“梅机关”又因此名曰最高军事顾问团，监视并控制汪伪政权的一切重要举动。此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也建立外交口的专门情报机构，称“岩井公馆”，由副总领事（后升任总领事）岩井英一统领。这两个日本间谍机关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设立汪伪特务机构“76号”，协助日本“梅机关”、“岩井公馆”从事搜捕、打击各敌国在上海租界地区以及汪统区的各国间谍任务，主要打击对象为国民政府军统、中统特务以及协助他们的人士，毫不手软。

这年9月，潘汉年奉中社部关于把情报工作重点放在上海的指示，带领延安派遣的刘人寿、董慧赴上海，接管了以刘少文、刘晓等建立的情报小组，建立起**统一的情报机关，设立了能与延安、重庆、香港直接联系的电台，并恢复了与袁殊的联系。袁殊原由潘汉年介绍入党，吸纳为“特科”成员并安排其打入国民党CC系。1933年袁与中共特科失去联系，便加入**国际远东情报局，直接成为莫斯科的特务。袁殊还与岩井英一建立关系，又成为领取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人物。1939年初，袁殊参与军统暗杀李士群的策划，随即阴谋败露被李逮捕，李士群对军统恨之入骨，凡捕获军统特务均以酷刑折磨，若仍不招供即予杀害决不手软。此时岩井以袁系“岩井公馆”的特务为由，将其救走。

接着在岩井的支使下，袁在各家中外文报纸上发表《兴亚建国论》，为“大东亚共荣”张目，成为公开的汉奸。随即又经影佐批准，岩井吸纳他成为“岩井公馆”的正式在编特工。

潘汉年抵沪后从冯雪峰、夏衍处得知袁的近况，未理会冯、夏的反对意见，径与袁殊接头。袁告知潘，岩井要求他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拥护日本的文章，成为公开的文化汉奸。潘批准袁完全按照岩井的要求办理，借机协助潘的情报网扩大地盘。袁殊得令后马上在岩井提供的地点，以岩井给的经费开办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创办了《新中国报》、《兴建》杂志，公开宣传汉奸理论。潘汉年则暗中协助，动员改组派人物陈孚木就任“兴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排地下党员翁从六，记者叶文津进入汉奸报社工作，还让袁殊把刘人寿介绍进入“岩井公馆”特务机关。后来，经潘汉年同意，袁殊介绍潘与岩井直接见面，潘随即返回香港。

对于潘汉年这样的著名人物，岩井不可能不知晓。情报老手岩井心知肚明却不露声色，鉴于潘表示可以帮助他搜集大后方情报，岩井经研究请示后派遣袁殊赴香港，同意潘为“岩井公馆”搜集情报的请求，并请潘提供一个合作工作计划给岩井本人。

潘提出每半个月向“岩井公馆”提供一次情报，要求岩井每月供给2000港币作为情报费用，而且希望岩井能给一笔在香港办刊物的开办费。岩井接报后立即答应了潘汉年的要求，并派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情报官员小泉清一与袁殊一道会见潘，交付潘首期刊物开办费一万港币，以后潘须每半月向小泉提交一次情报，小泉每月付款一次。潘与廖承志、张唯一商量后，布置**打入军统的内线提供情报，交由廖承志经陈曼云给付与小泉清一完成交易。利用日本特务经费在香港创刊的《二十世纪》杂志也开张了，其编辑部顺理成章也成潘汉年的情报机关之一。陈曼云从小泉口中也证实，岩井早已认出化名“胡越明”的潘汉年，并为得以同中共情报首脑人物合作而高兴，尤其关心“胡先生”的安全。既如此，日、伪、蒋、共四家情报人员搅合在一起，唯有蒋家被蒙在鼓里，其余三家均已“知己知彼”，算是打入日伪情报机关，还是心照不宣的亲密合作？只能见仁见智了。

我们来看这个事例。珍珠港开战时，潘汉年正在上海，日军同时攻占香港。如此，在香港的大批中共或亲中共人士面临日军捕杀的危险。在港的廖承志按照延安的指示撤退在港人员，但经历极其艰难危险，廖不得不指示所有撤退人员遇险时需各人顾各人。潘把分别撤退至内地和上海的方案报经延安批准后，便立即寻求岩井协助。岩井认定这批共方人士将对削弱国民政府起巨大作用，遂完全同意协助潘将他们撤离香港。不但同意给潘所派遣的叶文津出具日本公函与日驻香港总领事馆接洽，还派遣他的助手德田陪同叶文津前往香港协助办理。在日本特务机关的通力协助之下，在香港的共方干部与“爱国人士”顺利撤退到内地与上海。

而潘汉年则更进一步要求岩井提供在上海的安全保证，条件是潘系情报人员“继续为‘岩井公馆’搜集中国内地和大后方的情报。”如果我们知道当年“内地和大后方”泛指国统区的话，理应明白点什么。岩井当即答复“我们欢迎胡先生继续与我们合作。就请胡先生给我们拟一份在上海开展工作的计划，我们仍将在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并且，他第二天就以自己的名字在汇中饭店租房供潘专用，还出具了驻上海日本总领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不许日本军、警、宪、特对持证人“有所查询”。如此，中共人员享有特权在敌占区搞情报工作，也算人类情报史上的奇迹。在岩井的引介下，日本驻华特务总头目影佐祯昭中将也在“六三花园”宴请了潘汉年。当日伪竭尽全力搜捕国方任何派遣及嫌疑人员，一旦落网便严刑逼供然后杀害的情况下，如此礼遇共方情报人员，意味着什么？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关露。关露原名胡寿媚，三十年上海著名文化人，电影《十字街头》里那首家喻户晓的插曲《春天里》就是她的作品。“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来为了穿，朝夕都要忙……”直至文革前仍在社会上热传。一个才气横溢的女诗人、作家、编辑、翻译家，其成就当年中国女杰中无人可与比肩的，因其熟识的李士群就任汪伪特务头子，为了与李取得联系，以判明他是否真如情报所介绍的欲与**合作，经周恩来、叶剑英批准派她去与李士群接头。一见面李就明知关露是中共派来的人物，表白道：“我抓了哪个共产党？杀了哪个共产党？”“共产党不也反蒋吗？我们是殊途同归嘛！”]还带领关露看他残酷折磨被抓获的军统、中统情报人员的现场。如此，在伪特务头子的安排下，不仅关露，其他中共人员都顺利“打入”伪政权机关。随后，李要求关露引荐他亲自面见潘汉年，潘在胡均鹤陪同下与李士群夫妇首次见面；未几，李又邀请潘在上海愚国路公馆再次见面。此次见面李将日伪即将“清乡、扫荡”的情报告知潘汉年，并希望新四军及所有中共地方政权及早有所准备。根据此预报，新四军提前撤离有关地区，顺利地躲过了日伪联合“清乡、扫荡”，又多一次抗日战绩。李士群表示愿与新四军合作共同反蒋，经潘请示陈毅、饶漱石并获批准，由陈毅派遣军部参谋处联络科长冯少白负责与李士群建立起经常联络的关系。而关露本人的遭遇就极其悲惨，尽管她为潘汉年探明了通往日伪的路子，但因为国人尽知关露与日伪打得火热的关系，于是日本投降后清算汉奸关露的呼声极高。中共立即把关藏匿进根据地隐姓埋名，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甚至亲手强拆了王炳南、关露的热恋，为的只是维护党的名声。

在延安发出努力搜集日蒋勾结内幕的指示下，潘汉年还亲手设计了一出“蒋汪勾结”的活剧。潘物色了赋闲有年的国民党元老任庵先生，在与自己的助手、任庵密友张建良密商后，由张陪同潘汉年亲自出面游说任庵，请他去拜访故交周佛海，要适时自称可以牵线与蒋暗中联系，尽力动员周与蒋方秘密联络。任庵受命后即登门拜访周佛海，在多次上门探明周确有企图暗中与蒋拉上关系以留后路的念头后，主动请缨愿为周赴江西游说时任驻江西前线的战区司令长官，周于是喜出望外。任庵随后辗转寻访到江西铅山，拜访故旧司令长官阁下。说明周佛海有意为党国暗中效劳的意图后，该司令长官立即答应禀报重庆方面，并委托任庵充当其本人驻上海的代表。于是延安不断得到“蒋汪勾结”的密报，只是分量始终不足以牵连到蒋本人而已。直至抗战胜利，经该司令长官游说，蒋同意在国军尚未接管华东之前暂任周为“京沪保安副司令”，管束伪军以待接受国军整编，在整编之前负责维护华东地区社会治安及稳定。这项委任命令也是由任庵传达给周佛海的，但在周尚未得到它之前，延安先已得到，于是立即曝光，大张旗鼓地声讨“蒋伪勾结”之罪状。

1943年春夏之交，潘汉年为见李士群而到南京，李引荐其会见汪精卫。因事前并未有约，系汪主动要求的，故潘无法先请示便赴汪公馆见了汪。汪表示欢迎中共参加他主张的政治议会，建立联合政府。潘答复似乎没有可能，但愿意将此意禀报延安方面。并表示新四军主要图谋自身发展，倘若将来汪需要转寰，新四军不会跟他过不去的。

离开南京之后，李士群又引荐潘在日军公寓里会见日军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都甲告知潘汉年：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军则希望同新四军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潘汉年表示：新四军目前主要发展农村根据地，无意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重要交通据点。日军方面要给新四军有一定的生存条件，游击队就不会袭击和破坏铁路交通。会见后潘随即返回淮南根据地，向饶漱石报告了只要不骚扰铁路日军就不会“扫荡”根据地的军事情报，但未报告其会见汪精卫的事情，由此酿成他日后的悲剧，这是后话。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抗日主力党派的高级干部如此自由地往来日伪高层机关、公馆、军营，应属神奇之举。而且，你给我一定的生存条件，我也不碰你的要害，如此抗日，未免有点滑稽。

然而后来被指控一直不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饶漱石却对潘汉年在日伪地盘的举动不以为然，他给延安打报告状告潘“违犯纪律”，与敌伪关系过于密切，来往已属不正常。并拟用运动之火烧一下潘汉年。延安方面却指定潘参加1945年春在延安召开的“七大”，潘到达延安后，毛亲自斟酒为潘汉年洗尘。2月23日，毛签发刘少奇、康生署名给饶漱石的电报：“饶：（一）汉年三九年自延安出去时，中社部曾要他设法争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敌伪特务机关内为我方做情报工作。香港沦陷汉年到沪后，潘曾经过袁殊关系与李士群在上海会面一次，进行争取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后潘均电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当时上海党负责同志刘晓也知道的。以后潘由沪撤至华中时，华中局决定派遣他到南京与李第二次会面，此事你们都晓得。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诬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做，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已向他解释清楚。
（二）刘晓、汉年由沪撤退至华中时，确系利用李士群、徐汉光（即刘毅）的关系作过掩护，当刘晓到延安后即向中央讲了敌后交通工作常常利用敌伪关系，许多华中干部由彰德至集总，也是如此。
（三）国民党中统局经常制造谣言说延安派李富春、华中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敌伪勾结，又常造谣说汉年已被华中局扣押，极尽造谣挑拨之伎，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们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以致中敌人奸计。”

由此电我们知道，潘汉年的一切举动都是经过延安批准的。我们还看到，“完全是造谣诬蔑”的事情原来都是事实，我们也知道潘汉年当年执行的是毛的“革命路线”。而且，毛亲切地称呼潘为“红色小开”亦有另一层原因：毛许多至今还被那些拥趸们夸耀为“料事如神”或“英明预见”的文字，其实不过是依据潘汉年从日本情报机关获取的情报写的。例如日本会不会进攻苏联，毛无法判断并为此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得了潘发来日本不会攻苏联的情报后，立即“英明预见”了一次；又例如德国将进攻苏联，也是潘发回的从日本方面得到的情报；那篇《揭露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则完全依据潘的情报写成。很显然，潘汉年及其领导的情报系统在日伪占领区如鱼得水般安全自由的活动，以及他们所报来的日本方面态度的情报，对于毛向敌后发展大有可为的决策帮助极大。

而潘汉年则更进一步要求岩井提供在上海的安全保证，条件是潘系情报人员“继续为‘岩井公馆’搜集中国内地和大后方的情报。”如果我们知道当年“内地和大后方”泛指国统区的话，理应明白点什么。岩井当即答复“我们欢迎胡先生继续与我们合作。就请胡先生给我们拟一份在上海开展工作的计划，我们仍将在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并且，他第二天就以自己的名字在汇中饭店租房供潘专用，还出具了驻上海日本总领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不许日本军、警、宪、特对持证人“有所查询”。如此，**人员享有特权在敌占区搞情报工作，也算人类情报史上的奇迹。在岩井的引介下，日本驻华特务总头目影佐祯昭中将也在“六三花园”宴请了潘汉年。当日伪竭尽全力搜捕国方任何派遣及嫌疑人员，一旦落网便严刑逼供然后杀害的情况下，如此礼遇共方情报人员，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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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zlhaijun 于 2012-7-16 22:26 发表 消灭游击队和消灭政府军哪个重要？战线太长，日军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寻求国军主力决战，消灭中国有生力量，促使中国尽快投降才是日本最想达到的目标。分兵去消灭游击队？更何况共军主力到哪去寻？总共就两个军的 ...

1.日军空军轰炸穷山沟是有事实的：
一日，某北部偏狭农村的上空飞临了一架飞机，翅膀上的“膏药”看得真切。祖辈地里刨食的农民们连自行车都少见，更别提飞机了。所以，一群一伙的跑到街里仰着脖子往空中瞧。
哪知鬼子的一个俯冲就朝人群丢下了炸弹，留下了一个大坑还有死尸和哀嚎的伤者。醒过味的人们一哄而散了。再有飞机过来，都是慌慌张张的四散而逃。

2.依据您的“哪里去找”理论，不知您如何解释“大扫荡”，令我党损失惨重，令彭大将军被毛“操了40多天的娘”。

3.您可翻翻古籍攻略巴蜀的，有不先占据陕甘的？包括tg的席卷大西南。唯一例外就是抗日战争，小鬼子就是一根筋的溯江猛攻，终至石牌一战惨败，而形成相对峙的局面。

那就请您搜刮肚肠的解释解释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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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第三师是皖南事变后，1941年2月由八路军第5纵队编成。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参谋长彭雄，政治部主任吴文玉(吴法宪)，副主任邓逸凡。1944年11月7日，新四军第三师成立特务团？

鬼子为什么实行“三光”？您查查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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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zlhaijun 于 2012-7-17 22:29 发表 我外公1940年参军，最早是淮河大队的~~ 至于啥我外公欺骗我啥的，你少扯蛋吧，92岁的老人了，一身的伤，进过黑房，死里逃生，有啥好骗的？

-----本来不想说下去了，一是说来话太长；二来是没时间；三来是不想费那个神儿；四是不想扰了您们自我感觉良好的梦。所以，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俺也准备不想把话说完。

就不说彪炳史册之类的，就说耳熟能详的N4A“抗战史”：黄桥之战、皖南事变，然后就是不大为人所知的“车桥之战”也无法和大吹大擂的“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相提并论。影视作品为人熟知也就是“沙家浜”了，胡传奎作为“忠义救国军”的形象代表，被“海贬”了一通。这些暂且放到这里，随后的讲述会涉及到。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拉开了8年全面抗战的序幕。抗日的风潮如怒涛翻涌激荡全国。“8.13淞沪抗战”更是将这激愤到了顶点的怒潮如井喷般的爆发开来。就在这举国全力以赴抵抗侵略的关头，动辄就“抗日”不离口的tg该怎么办呢？因为众多tg将领为这“抗日”怒潮所感染，意欲同日寇血战以卫国家。为了确立“抗战战略”，毛召开了著名的“洛川会议”。随后，就有了“洛川会议讲话”的争议，争议内容没有见诸于公开的“党史”，但为与会者的回忆录中有披露，即“有人认为，我们应当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联，我们的方针是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对我们才有利。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我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为了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方针。”

据说，赞同这个“指导方针”只有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主持会议的也是他，所以说服各路军政头头颇费了周折。明确提反对意见是彭大将军，故其人发动“百团大战”也是情理之中，后为此被叫到延安“批”了40多天。10多年后的“庐山会议”仍被老毛旧事重提；“文革”中成了被斗的罪状。朱德对此“方针”也持保留意见，认为最起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打几个“运动战”，毛不可置否所以有了林彪的115师的“平型关”。自此之后，再无一类似的“运动战”，皆转为“敌后游击战”，因为从“红军”精锐王牌的伏击战战果来看，115师真的伤不起了，如此打下去的话“家底”就拼光了。也就是说，从这个谋略或者“路线”来说，毛无疑是正确的。

张闻天有个记日记的习惯，日记很多，后来抄家时被封存了，据说“遗失"了不少。但愿有关于“洛川会议”的日记且没有被“遗失”或“销毁”。但愿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

争议归争议，我们不仅仅看或听了你说了什么，更重要的看着你做了什么，而且导致最终的结局是什么。纵观“8路、新4”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这个“指导方针”呢？如果不按照这个“方针”行事，tg是否能发展到抗战后的100多万正规军？如果认为“百团大战”还不过说服力的话，还需要怎样的实证呢？

[ 本帖最后由 chengshilaji 于 2012-7-20 21:34 编辑 ]

chengshilaji

1.我不想在这里骂人，因为你有个92的还活着。希望你能看紧的你嘴巴。俺就到此为止了。

 2.俺的一个帖子节录tg的出版的，专门给潘汉年平反的。其他的是有当事人的回忆录还有党史。

 3.唯物主义都出来了 知道“唯物”是怎么来的？您现抄课本都来得及。

 4.本来不想说的：您说是“抗战”了7年，却又说40年入伙的 。另，知道“江淮大队”是怎么来的？

[ 本帖最后由 chengshilaji 于 2012-7-22 13:22 编辑 ]

chengshilaji

中午喝了点酒，应该没有冒犯到您。

淞沪大战后，因激愤日军的侵略，各地方纷纷自发组织了“抗日力量”，其背景各不相同。在苏皖地区的“苏北抗日同盟总会”应运而生，声称是“自发群众组织”以浑水摸鱼“合法化”，其实是tg的暗中操控。比如，“苏北抗盟”的理事长宋振鼎即为“地下党”，也许这个宋理事长不知名，但是也由其人发动成立“涟水抗日同盟会”的组织者之一李干成一定会让您记忆深刻-----他就是据说即将入主常委的李源潮的亲爹。

由于tg势力发展过快引起了韩德勤的警觉，遂下令取缔“苏北抗盟”，“涟水抗盟”也因此解散，历时仅10余个月。但是tg“地下活动”并没有停止。又先后建立了“淮阴抗日义勇队”、“涟水抗日义勇队”、“淮安民众抗日自卫队”等组织，并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南进支队八团”，直属中共三地委领导。为了扩充武装力量又合并了两三支“地方抗日武装”，组建了“八路军一一五师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梯队”，梯队下辖八、九两团。成立于1939年11月份。

1939年4月，tg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声称“华中是我党发展力量的主要地域....”“...关系抗战前途甚大.....”决定抽调华北部分主力和干部支援华中，欲将华北华中联系起来。这种以“抗日”为名，“赤化”为实的扩张武装的行为，也引得kmt高层的注意。在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期间，国民党中央军令部的命令中几次都要求“各该战区如发现非战斗序列中所规定隶属该战区者，应视同敌伪，准予剿办。”、“第八十九军以一部驱逐沭阳、宿迁、涟水边境非法活动之异党”.......

韩德勤部于1940年3月对“3梯队”进行了“围剿”。经过一天的激战，“3梯队”得以逃脱。为了躲避围追堵截，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隐蔽活动，不知所终。当筹划经营华中的刘少奇得知苏北有个“第三梯队”时喜出望外，立即要求其原地坚持作战3个月，直到“8路”主力的到来。

1940年4月份开始，tg集结部队分批南下。5月“3梯队”为策应tg华中军事战略上布署的实施且迎接主力，受命收拢、扩编部队，对外称“淮河大队”。

1940年8月，黄克诚率新组建的八路军5纵南下支援新四军作战。1941年2月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淮河大队先后以十团和九团为主，一部编入三师八旅和教导五旅，一部改为苏皖区党委警卫部队，一部改为涟水县和涟东县大队。

1941年4月，淮河大队余部归入新四军独立旅。
（以上如有错漏，望您补正。关于17楼的续接内容，俺不写了，就此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