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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露之死

作者：尹骐

她在冤案彻底平反后悄然弃世。她死得寂寞凄凉。她的死引起了社会和文坛的震动

1982年12月5日，一个寒风凛冽、大地冰封的日子。

北京城内一条普通的小街上，一幢陈旧的机关宿舍的一间只有10平米的小屋里，居住着一位疾病缠身、孤独寂寞的老妇人。她满头灰白头发，一脸憔悴疲惫不堪神态，仿佛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已经耗尽了体力，再也支撑不下去了。这天是星期日，请来照应她的保姆按例未来上班，一个经常来帮她整理文稿的朋友也回去忙自己的家务了。当夕阳西下临近黄昏时分，她目光呆滞无望地凝视了一下周围的一切，然后慢慢地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小小的药瓶，拧开瓶盖，朝手心里倒出了其中所有的白色小药片，然后果决地放人口中，顺手端起半杯温水喝了一大口，猛地将药片全部吞咽下去。接着，她便平静地在自己那张破日的单人木板床上躺下，盖上薄被，很快就昏昏沉沉地睡去。她从此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这位在寂寞和凄楚中自杀身亡的老妇人名叫关露，时年75岁。

令人困惑而又唱叹的是，就在她去世之前不久，即1982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专门为她发了一个文件：《关于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明确指出：“关露同志原在上海作文化工作。1939年秋开始为党做情报工作。1942年春由组织派到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联合主办的《女声》杂志社工作，搜集日伪情报。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文革’中对其拘留审查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公安部1957年2月《对关露的审查结果与处理意见的报告》；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什么她在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之后又会采取如此轻生自弃的行动呢？

关露生前可能没有想到，她的死引起了社会和文坛的一次不小的震动，和她在生前备受冷落、倍感寂寞和凄凉的境况形成了强烈反差。文化部和作协不仅为她举行了庄重的悼念仪式，而且特别为她召开了一个规模不小、规格不低、有数十位名流参加的座谈会。一些文化界的领导和资深的老战士都作了积极热情的发言。

丁玲说：“她是一个善良的人，甚至有点傻，总是牺牲自己。她的心灵负了伤，孑然一身，没有亲人，她是很寂寞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

姜椿芳说：“她一生不幸，受尽苦难，最后在她的枕边陪伴她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可见她晚景的孤独和凄凉。”

周扬说：“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但直到她生命结束，方被人提起，才受到表扬。这也是一个教训。”

关露生前的好友之一许幸之的书面发言具有总结性：“关露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佩的女诗人，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优秀党员，坚强勇敢的好战士。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她不怕艰难险阻，敢于深入虎穴，降伏敌人，不惜牺牲个人的名誉地位，虽身败名裂而在所不计，为抗日救亡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像她这样一生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坎坷曲折离奇的身世的人，在中国妇女界是少有的，在中国文艺界更是少有的。”

她从一个孤儿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她放弃自己的文学志趣，转入隐蔽战线去扮演一个“难堪”的角色。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1907年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8岁那年，她父亲不幸逝世。15岁那年，她的母亲又因积劳成疾不幸早逝。从此关露和小她两岁的妹妹便成了孤儿。

关露努力上进，用功读书，几经曲折，终于在1928年考取了中央大学。入学的头二年，关露读的是文学系，后来受宗白华先生影响，又转到哲学系去学哲学和美学。在此期间，她经同学钟潜九的引介，结识了当时已在南京文坛初露头角的张天翼、欧阳山以及途经南京滞留的胡风等人。她同他们谈文学、谈创作，自己也在这时开始了创作实践，写了一些短诗和短篇小说。她还被邀参加由欧阳山主编的文学刊物《幼稚周刊》的编辑工作，由此步人了文学圈内。

1931年夏，关露离开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到上海去闯世界。不久，钟潜九、张天翼、欧阳山等也相继到了上海，参加左翼文学运动。钟潜九已是中共地下党员，正秘密参与工人运动。在钟的鼓动指导下，关露投入了工人运动，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工作。1932年春，她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了党的事业。

此后，关露一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工人群众的斗争，一面加入左翼文艺运动行列。她先后参加过丁玲领导的“左联”创作委员会的工作，参加过任钧、蒲风等组织的“中国诗歌会”的活动，参与编辑《新诗歌》的刊物。她的诗歌创作成绩引人注目，为影片《十字街头》写作的主题歌词《春天里》经音乐家贺绿汀谱曲后广泛流传，脍灸人口。她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毫无疑问，关露对文学有强烈的兴趣和执著的追求，并已被证明有着多方面的才华。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进，她是可以在这方面获得更多更大成就的。

但是，做为一个已经决心献身于党的事业的战士，后来却不得不放弃自己对文学的志趣，走上了党为她安排的另一条充满艰难、曲折的道路。

1937年“8．13”事变后，上海的进步文化人纷纷撤离上海，或向大后方转移，或奔赴抗战前线工作。关露则根据党的安排留了下来。

1939年秋后的一天，上海地下党负责情报工作的刘少文秘密约见关露。他给关露看了一份从大后方打来的由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署名的密电，要她速去香港找小廖。小廖即廖承志，当时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南方局要关露去找小廖干什么，电报没有任何提示，按地下党工作规则，关露不能多问。她只有服从。

数天后，关露乘轮船赴香港。到港后的第二天下午，有两位风度翩翩的男子到旅馆来找她。刚一坐下，其中一位稍胖的首先对关露说：“我就是廖承志。请你到香港来，是要你接受一项特殊的工作任务。具体工作和应当注意的问题（他指了一下同行的另一位戴眼镜的男子），由这位潘汉年同志给你布置和交代。他是从延安来专门负责这方面工作的。”

把她调来担负特殊的情报工作，具体原因是：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被国民党逮捕自首叛变，再后来又投靠了日本人成为汪伪政权特工总部头目的李士群，因不想在汉奸这条危险的路上走入绝境，希望能和中共暗中有所联系，做一点于抗日有利的事情，为自己留一点退路；而中共情报机关在获悉李士群的这一动向后，也决定从抗战大局出发，因势利导，对李士群进行争取策反工作。李士群希望中共方面能派曾经营救过、有恩于他的中共党员胡绣凤担任和他联络的任务。只因胡绣凤当时远在大后方且另有任务，中共情报机关便决定调胡绣凤的姐姐、和李士群也有过来往的关露代替胡绣凤去担任和李的联络工作。中共南方局正是根据情报部的建议才电令关露赴港接受任务的。潘汉年知道关露已是入党多年经过锻炼的干部，便开门见山地对她说：“组织上要派你到汉奸特务头子李士群的身边去做联络工作。可以从他那里听到和见到许多情况，他也可能主动向你透露某些情况。这些情况对我们都是有用的情报资料。”

接着，潘汉年便简要地向关露介绍了李士群的一些情况和所以要派她去担负此项任务的原因。这才使关露心里有了点底。她深感责任重大，自己又没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便恳请组织上对她今后的工作再作些指示。

潘汉年说：“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

稍顷，潘又补充说：“以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用辩护，一辩护就糟了。”

关露沉重地点点头：“我不辩护就是了。”

潘汉年最后交代说：“你在香港稍事休息就尽快回上海去。以后，我会派人专门和你联系的。”

一个星期后，关露回到了上海。

回上海后的第三天，地下党的吴成方同志就根据上级指示和关露接上关系，要她尽快到李士群那里去开展工作。

关露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她克服各种困难，坚定沉着，勇敢机智，很好地完成了既定任务。她利用和李士群夫妇的频繁接触，他们那里了解到不少敌伪方面的情况。李士群既知道关露和他往来的使命，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有时就故意透露一些敌伪的军政动态信息，通过关露向中共表示某种求得谅解的姿态。从关露这条线传递出来的情报资料，对于潘汉年领导的敌后情报机构来说当然都是很有用的。关露的工作受到了组织上的充分肯定。

她牺牲自己“左翼作家”的名誉，忍辱负重去扮演“文化汉奸”的角 色

1942年春的一天，吴成方代表组织通知关露：她以后可以不再去和李士群进行联络搜集情报了。李士群那边组织上已另外安排了人。

关露听说自己以后可以不必再去和李士群周旋了，顿感一阵轻松，心头仿佛卸去了一块重压的石头。她当即向吴成方表示，希望组织上能让她到延安或是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去直接参加抗战工作。吴成方说，这个愿望是好的。但组织上还将派她去担负新的可能是更艰巨的任务，一定要安下心来。

果然在几天之后，吴成方就又通知关露：组织上已决定派她到一家日本人办的刊物去工作。他解释说，这个刊物是由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刊名叫《女声》。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她曾受过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一些日本左派朋友。他们现在要找一名中国编辑，组织上决定派你去，是希望你能接近佐藤，通过她再接近一些日本左派人士，暗中设法找到日共党员，再从他们那里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女声》为综合月刊，每期打头的文章照例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谬论。三名中国编辑分别负责编各自的栏目。关露担任小说、剧评和杂谈的编务，她小心翼翼地履行自己的职务：既不让公开为虎作伥的汉奸言论出现，又不能触犯日本官方的禁忌而暴露自己。她只有多编一些自己并无兴趣的风花雪月之类的文章。做这样违反自己心愿的文字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件苦事。

1943年8月，日本要在本土召开所谓第二届“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这是日本当局拉拢和利用日本本土和它所占领的殖民地文学界的一项重要活动。日本本土以外的参加者大都是由日方人士推荐才被邀请的。在会议筹备期间，关露曾同吴成方谈过这件事，吴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如能直接去日本一趟，是会看到和听到许多有用情况的。因此，当佐藤俊子要派关露代表《女声》去参加大会时，关露便答应了。虽然这是又一次在世人面前公开亮出了汉奸文人的身份，但为了革命的需要，她只能忍辱负重让世人责骂。

遗憾的是，关露在《女声》工作的约三年时间里，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日本时，都没有能够和真正的日共党员直接联系上。因此，她的工作也就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当然，这是无可奈何的。正如吴成方事先分析的那样，得到怎样的收获，不光取决于我们主观上的努力，还要看客观上有没有好的机会。

关露始终没有放弃离开上海敌伪旋涡转移到延安和革命根据地去的打算。1943 年秋，她给在重庆的妹妹胡绣凤写信，用暗语表示她想去根据地的愿望。信上说： “非常想念母亲，舅舅让我们去看望母亲，不知母亲意见如何？”胡绣凤当即将姐姐的心愿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邓颖超汇报。不久，邓就让人转告胡绣凤，说延安已和上海地下党联系过，上海仍要关露留在那里工作。胡绣凤只好给姐姐关露回信说：“母亲不要你来，希望你留在上海照顾弟妹。”关露想直接通过上层关系调离上海，结果上面仍是尊重了上海地下党的意见。关露去根据地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她被人误解，又深感委屈，更在感情生活上受到了沉重的一击

1945年8月，抗战终于胜利了，紧接着，惩办汉奸问题很快提上了历史的日程。从1939年秋后起，关露有近7年时间和敌伪汉奸的圈子有过密切联系。她和李士群的频繁往来已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她在日本官办的刊物任职以及去日本参加 “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又都是曾经见诸报刊的。“汉奸文人”或“文化汉奸” 的帽子客观上已经无情地扣到了她的头上。一个曾经是有点名气的左翼作家，一个至今仍是单身一人生活的弱女子，面对这顶耻辱的政治帽子，关露在心理上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更叫人担心的是，逮捕和惩办汉奸的权柄是掌握在国民党接收大员手中。倘若他们得知关露的真实政治身份，就更会借题做文章而对她毫不手软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关露找到长期领导她的吴成方同志，向他提出让她迅速转移到解放区去的要求。但吴竟没有同意，认为她并不怎么引人注目，国民党政府是不会抓她的。

幸亏当时还远在重庆的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对关露表示了很大关切，交由夏衍具体安排，关露被迅速转移到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从而避免了国民党对她的迫害。

关露原以为，只要到了解放区，到了自己的“家里”，一切就都会成为过去，她在精神上的压力就会消失。然而她想得太简单了。她没有料到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之后，会使她遇到一连串意想不到的麻烦：误解、怀疑、委屈、并且还要继续付出代价，包括某些令她困惑、痛苦和造成终生遗憾的代价。

她刚到新四军根据地时，新四军里有一些原是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在上海时听过关露的讲演，所以认识她。后来又都知道她当了“汉奸”。当他们在根据地淮阳街上和她不期相遇时，因不了解真相便当众指责和辱骂她的“汉奸”行为。在这样的场合她无法辩解。脆弱的神经因此而受到很大刺激，接着便大病一场，医生说她已患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

在根据地，关露见到了分别已久当时正在《新华日报》（华中版）编副刊的蒋锡金同志。他们是在一个招待所的客厅里偶然碰见的。乍一相见，诗人气质太浓的关露竟激动得痛哭起来。这哭声实际上宣泄着她多年来违心地和左联老战友们的隔绝以及自己蒙受了“汉奸”恶名的委屈情绪。蒋锡金着实安慰了她一番。时隔不久，关露便又去拜访蒋锡金，并将自己新作的一首诗交给他，希望能在《新华日报》副刊发表。蒋锡金不敢做主，便去请示社长范长江。

范长江慎重地对蒋锡金说：“关露的诗可以发表，但要换一个署名。国民党正在攻击我们收容了一批汉奸。我们这张报纸是面对上海南京一带的。那里的读者只知道关露是‘汉奸’文人，并不知道她是做策反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如果我们的报上出现署关露名字的作品，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就会以此为口实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慎重行事。”

蒋锡金问道：“关露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呢？”

范长江说：“关露是一个好同志，她牺牲自己，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她的任务。现在精神上可能受些刺激，有点不大正常，正在休养。你要好好安慰她，不要使她再受刺激。”

蒋锡金似乎不好对关露直说，怕她再受什么刺激，偏偏关露仍是诗人浪漫气十足，不断来找蒋锡金，又不断带来一些新作要蒋锡金发表。蒋锡金无奈，只好照实说道：“我已经请示过组织，你要发表作品就得换一个名字。”关露一听这个条件立刻就生气了。蒋锡金忘记了范长江的告诫，也激动地教训关露说：“你为什么不能让人们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关露又一次大哭起来。

在这段时间里，最使关露感到痛苦的是她在个人感情生活中所遇到的一次挫折。她是一个浪漫气息颇浓的女性，对爱情与婚姻一向抱有理想主义色彩。还在中央大学念书时，她初恋的男友就曾经给过她以热烈的爱，她也以同样的热情回报了他。他曾一再动员她和他一起到法国去留学，去构筑爱的小巢。但当她发现在他的爱里已经掺杂着某些自私和虚构的成份时，便断然拒绝了他的追求。三十年代她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热潮中，为激情所鼓舞曾经和一位志同道合的左翼社会科学家结合。但不久他们便发现彼此在性格与兴趣方面有太多的差异而友好地分手。但是，两次婚恋的失败，并没有使关露放弃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就在她这次转移到解放区之后不久，一次难得的机遇使她那久已沉寂了的爱情之火再次迅猛地燃烧起来。

还在抗战爆发前，关露在上海就和王炳南相识相知。那时王和他的德籍夫人王安娜住在一所独立的小楼房内。关露是他们夫妇相处很好的房客。抗战开始后，王炳南夫妇先后离开上海，房子就一直交给关露代管。整个抗战时期，他们也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抗战胜利后，王炳南夫妇因复杂的政治原因不得不分手。1946年春天，王炳南随着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了南京，不久就和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关露联系上了。王炳南和关露经过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深谈，这两位现在都在过单身生活的老朋友便互相萌发爱意，情感升腾，进入了两情相许境界。王炳南决定到苏北解放区去一趟，进一步发展他和关露业已成熟的感情。关露更是翘首以待。不料在动身之前，王炳南按组织原则向周恩来、邓颖超汇报了自己和关露的感情以及决定要去看她的计划。周、邓先是同意了，但在第二天王炳南即将登上飞机前一刻，邓颖超又赶到机场将他留了下来。邓颖超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一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影响，对你的工作不利。你考虑一下是不是这样？”

邓颖超当时是中共代表团党组负责人，又是语重心长从大局出发。王炳南当时是代表团外事工作负责人，要经常出头露面代表党组织接触方方面面。为了党的工作利益，他只得忍痛割爱。可惜王炳南对关露性格上的弱点和一片痴情以及当时她在精神上深受压抑的情况缺乏更深的理解与关注，他只把她看作是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因此在给她写信时过于冷静地将他们不能结合的原因直接告诉了她。

原本诗人气质很浓，在感情生活中已经屡受创伤，精神上正处于苦闷状态的关露，在接到王炳南的切断情丝的信件后，她所承受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此后，她在个人感情生活中就再也没有掀起过爱的波澜。真所谓心如枯井，苦度年华，直到走完全部人生之路。

她不断被审查被隔离，两度入狱备受摧残。她的身体终于垮了。冤案 平反，她再无牵挂，遂向死神主动走去

关露受党派遣深入敌伪巢穴与敌人周旋的7年特殊经历，自从地转移到解放区后，就像是一层阴影，时时包围和笼罩着她，挤压和窒息着她的精神空间，危及着她的政治生命。

关露到达解放区不久，就赶上了新四军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实际是一场广泛的政治运动，每个人的历史，特别是从白区来的每个人的经历，几乎都要受到审查。关露因那7年间的特殊经历，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审查对象。于是在整风进行到某一攻坚阶段时，她不仅受到严厉审查，而且被拘留起来了。虽然审查者的革命动机无可非议，但对于神经本已脆弱且已屡受刺激的关露来说，其委屈与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幸而当时关露的妹妹胡绣凤积极为姐姐奔波，找到地下党的吴成方和吴的上级张唯一、潘汉年，写了书面证明材料，最后经陈毅的批准，才恢复了关露的自由。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关露一直随苏北建设大学转移，从苏北到山东，又到大连。在此期间，她既当文学教员，又写一些作品，只是发表时还是用的化名。

1949年，关露到了北京，先后被安排在华北大学三部、铁道部总工会创作组工作。1951年，她写的小说《苹果园》被文化部电影局负责人陈波儿看中，要她改编电影，她就被调到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

不幸的是，正当关露在精神上的创伤渐渐得到愈合，文学创作也有了新的起点与收获时，历史又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而每一次的风暴又都将她卷入了旋涡，并使她受到一次比一次更沉重的打击。

1955年春寒料峭之际，反对胡风集团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关露因为在南京念书和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时和胡风有过一些接触，也被列入了另册，而且对她实行了隔离审查。后来审查终于有了结果：她实在不够“胡风分子”的格，于是宣布撤销审查。

风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胡风分子”的嫌疑刚刚排除，一项更大更严重的政治嫌疑又降临到关露的头上。1955年6月的一天，两名公安干部直接到关露所在单位的办公室，向她出示了“逮捕证”之后，立即将她带走。

关露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的一个单人牢房里。第一次审讯她的时候，她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

审讯员问：“你说说从1939年起你到敌伪那里去工作后究竟有些什么问题？”

关露答：“那是党组织派我去做工作的。我没有问题。潘汉年同志可以证明。”

审讯员：“潘汉年就有严重问题，你知道吗？”

关露当然不知道潘汉年有问题。

她根本没有想到潘汉年作为当年敌占区情报工作的领导干部，如今又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常务副市长，会有什么问题。她不知道潘汉年已在两个月前被秘密逮捕。她正是潘汉年一案受株连的许许多多的干部之一。

关露在听说潘汉年有严重问题时着实吃惊不小。她简直不敢相信。但她还是平静回答说：“我不知道潘汉年有问题。如果他真是像你们说的有严重问题，我也是没有问题的。”

审讯员：“这不能由你说。我们要对你审查。你必须将你那一段历史详细写出来，老老实实地向党作出交代，党才能相信你。”

从此，关露就被迫在那间单人牢房里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一次又一次地按审查人员不断提出的新要求写，越写心里越不是滋味。当年在敌伪的巢穴中她出生入死、孤军奋战的艰难处境，历历在目。她相信自己没有做过损害党和革命的事。她苦闷、烦恼，她的精神终于陷入了崩溃的境地。于是她又一次患了精神分裂症，常常一个人呆呆地枯坐在地下，有袜子也不知道穿，看守送来饭菜时，她用手抓起来就往嘴里填。后来她被送进了医院，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治疗，才慢慢恢复正常的思维能力。出院后，当然还得回到那间单人牢房之内苦度岁月。

直到1957年3月末的一天，关露被叫到监狱办公室。管理人员对她宣布：“对你的审查已经结束，现在你可以走了。”监管人员说得这样轻描淡写，就仿佛蹲了两年的监狱如同住了两天招待所似的。

关露回到文化部电影局后，并没有分配她的具体工作，就让她参加当时文艺界正在开展的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运动。关露对陈企霞不大了解，对丁玲可是印象极深的。三十年代在上海，她对丁玲的作品以及丁玲在左翼文艺运动中勇敢战斗精神，不但有所了解而且十分赞赏。后来听说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又听说丁玲经过曲折斗争又终于逃脱敌人的魔掌奔赴陕北，她对丁玲更是钦佩。可如今丁玲却成了反党集团的头目，这就如同两年前要她相信潘汉年是反革命一样，使她难以置信。更使她感到意外的，是在当时揭发声讨丁玲的大字报热潮中，有人点了她关露的名字，说她曾经和丁玲似乎有过什么可疑的联系。群众运动的烈火一下子也烧到了她的身上。虽然她不过在丁玲领导的左联创作委员会工作过一个短暂时期，后来一个在陕北，一个在上海，从未有过联系。解放后在北京，她们不在一个单位，不过偶尔在公众场合见过几面而已。然而政治运动的规则是：有人向你提出质问，你就必须说说清楚。丁玲是名声很大的文坛风云人物，你和丁玲即使没有组织联系，也未必没有受过她的“反党”思想影响。于是关露又得写材料，交代她和丁玲曾经有过的联系。一次不行再写一次……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她和丁玲反党集团沾不上边。

关露的健康确实不是很好。但她没有料到，就在她深受政治风暴袭击，身心都受到严重损害时，组织上却做出了一个使她感到心灰意冷的决定。1958年初，电影局的领导找她谈话说：

“你调来电影局以后一直没有写出电影剧本。群众有些意见。现在你的身体也不大好。组织上决定让你退职休养。”

关露感到极大的委屈。但这既是组织决定，她也就无力抗争。只有服从。她永远都只能服从。她办了退职手续，从此成了革命队伍的“多余人”。

60年代初，政治环境一度稍稍宽松了一些。关露希望自己能够再继续为党工作，就向中宣部写报告要求“归队”。中宣部转文化部处理，文化部将她安排到商务印书馆去工作。可惜她在这新工作岗位上还没有来得及做多少事时，文化大革命风暴便又掀起。

1967年盛夏的一天，关露的厄运与灾难再度降临。被称作“中央三办”的人又拿着逮捕证将她带走，立即被投入秦城监狱。和12年前的“功德林”监狱生活相比，这一次关露吃足了苦头。

关露在监狱整整蹲了八年。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出狱。自然，那条汉奸特嫌的政治尾巴仍然被保留着。8年的牢狱之苦，使她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受到了更严重的摧残，出狱后，她没有返回原工作单位，而是一度被送进了养老院。后来又回到了香山农村的那座小屋去居住。

雨过天晴。“四人帮”被粉碎后，社会政治的大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变。关露的一颗原已冰冷甚至死寂了多时的心又复活了。她一面继续养病，一面积极向党中央写申诉材料，要求对她的特殊经历进行复查，还她以历史的公正面目。接着，她又产生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创作激情，她要利用历史为她提供的新的机遇，重新拿起笔来从事文学创作，以实绩来回答那些把她整得精神分裂、百病缠身，竟然责备她没有能够写出作品的人们。她要重写长篇小说《刘丽姗》，要修改中篇小说《新旧时代》，还准备撰写文学回忆录等等。

很可惜，历史为她提供的新机遇，她却没有能利用。1980年5月的一天傍晚，当她劳累了一天后，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经送医院抢救，确诊为脑血栓症。虽然抢救及时，脱离了危险，但却再也未能恢复正常。不仅记忆力受到严重损害，往日的许多事情都变得模糊不清或根本记不起来了，而且手也不听使唤，连拿笔写字都成了问题。

此后，为了方便治病，关露不得不离开宁静的香山，回到城内机关宿舍来住，组织上勉为其难才给她安排了一间仅10平米的小屋。

1982年3月23日。关露望眼欲穿的为她平反冤案的文件终于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无论这一文件来的是多么迟，也无论这一纸文件对于改善她的生活处境并未起到多少作用，但就关露个人的心情感受来说，她已经心满意足了。历史到底归还了她的清白和公正。真所谓死也能瞑目了。如果从1946年算起，她不断地被审查、受冲击、遭迫害，整整36年！

关露的脑血栓病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并未取得明显的疗效。生理的病苦一直折磨着她，精神上的孤苦更使她难以承受。一个长年累月躺在病床上，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可以依托和抚慰。她渐渐地不只是感到痛苦而且感到绝望了：想到自己的病大概再难治愈了；她的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的心愿和计划也将化为泡影。如果说在以前多次受打击遭迫害时，她虽有痛苦，但更有委屈和不平。还有二种坚定自信，她相信并期待着总有一天会使他的冤案能够澄清，她的冤情能大白于世。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她，使她宁愿受种种折磨而不愿轻生弃世。但现在，党中央已亲自为她平反恢复名誉。她就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牵挂而放心不下的心事了。她知道，冤案可以平反，但近40年来她所受的折磨和损害是再也无法补偿的。身体被整垮了，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一个健康无望的病人，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义？！秉性难移的诗人气质使她终于萌发了轻生弃世的念头。与其躺在这简陋小屋的病床上等待死神的降临，不如自己主动迎接死神的恩赐。从此既不用再累及别人的牵挂与照应，又可以解脱自己生理的病痛和精神的伤痛与悲苦。一了百了。于是便有了本文开篇叙述的那凄凉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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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露的诗可以发表，但要换一个署名。国民党正在攻击我们收容了一批汉奸。我们这张报纸是面对上海南京一带的。那里的读者只知道关露是‘汉奸’文人，并不知道她是做策反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如果我们的报上出现署关露名字的作品，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就会以此为口实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慎重行事。”

    说关露是“做策反工作和情报工作的。”那么关露到底策反了谁？（不管成功与否），她又获取了什么“情报”用来打击日伪军？文中均是含糊提过，没有翔实的实例资料来证明，若有，所谓的“汉奸文人”的“误解”很容易澄清。诸如“....如果我们的报上出现署关露名字的作品，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就会以此为口实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慎重行事。”等等的不过是借口，因为拿不出证明的资料所以怕“误解”！。    

    “关露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她克服各种困难，坚定沉着，勇敢机智，很好地完成了既定任务。她利用和李士群夫妇的频繁接触，他们那里了解到不少敌伪方面的情况。李士群既知道关露和他往来的使命，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有时就故意透露一些敌伪的军政动态信息，通过关露向中共表示某种求得谅解的姿态。从关露这条线传递出来的情报资料，对于潘汉年领导的敌后情报机构来说当然都是很有用的。关露的工作受到了组织上的充分肯定。”不仅没有说传递了什么实际情报，而且从中可以看出李士群是知道关露的身份的。就在“吴成方代表组织通知关露：她以后可以不再去和李士群进行联络搜集情报了。李士群那边组织上已另外安排了人。”那么为什么还要关露留在“这个刊物是由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刊名叫《女声》”？理由又是“搞情报”，到底收集到什么情报又是没有说。令人奇怪的是，汪伪既然清楚关露的身份，怎么在她有了继任者与李士群联络后，还可以按党的指示“随意”在日伪内部调动工作？看来党与日伪的关系不错呀！无论关露在哪里“收集情报”，而且也历时6年之久，怎么就拿不出一件“收集情报”和“策反”的事例来证明呢？

      那么人们不禁就要问-------她在那里干了什么？传递了什么情报？为什么不敢公示以正视听？哪怕是一件由于她的情报歼灭了多少多少日伪军，如果有，那就拿出来，群众也好，社会舆论也好，难道就理解不了吗？她到底做了什么？传递的是什么情报呢？看似也是历史谜团了。但是关露的上级---潘汉年，在抗日期间主要的工作是---同日伪情报机关合作，打击国府抗日势力、保存和发展中共势力。那么关露所做的所谓的“情报工作”就不言而喻了。

     为了掩盖中共与日伪的暗通款曲，牺牲一个关露，并不难理解。

 

chengshilaji

"1945年8月，抗战终于胜利了，紧接着，惩办汉奸问题很快提上了历史的日程。从1939年秋后起，关露有近7年时间和敌伪汉奸的圈子有过密切联系。她和李士群的频繁往来已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她在日本官办的刊物任职以及去日本参加 “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又都是曾经见诸报刊的。“汉奸文人”或“文化汉奸” 的帽子客观上已经无情地扣到了她的头上。一个曾经是有点名气的左翼作家，一个至今仍是单身一人生活的弱女子，面对这顶耻辱的政治帽子，关露在心理上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更叫人担心的是，逮捕和惩办汉奸的权柄是掌握在国民党接收大员手中。倘若他们得知关露的真实政治身份，就更会借题做文章而对她毫不手软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关露找到长期领导她的吴成方同志，向他提出让她迅速转移到解放区去的要求。但吴竟没有同意，认为她并不怎么引人注目，国民党政府是不会抓她的。"

      令人费解的是，作为比较著名的“汉奸文人”和“文化汉奸”，长期领导她的吴华成，如何做出了“认为她并不怎么引人注目，国民党政府是不会抓她的。"的判断呢？一个就如上述所言“国民党政府不会抓她”，似乎牵强；另一个就是，借国民政府的“锄奸”，送进大牢或者除掉她，从而彻底撇清中共与关露的关系。因为关露见证了“中共与日伪情报机关合作的开始到最终的全过程，而且也成了著名人士”。抗日胜利后，关露必定成了“烫手的山芋”不好处理。如若交给国民政府，这就要有关露“招供”的风险。无论有关露怎样的“坚贞不屈，保守党的秘密”来保证，但是一旦事实公之于众，中共的“合法"地位将受强烈质疑，必为“叛国”之罪名所抨击。在政治上必定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所谓的“统一战线”也就应声瓦解。对其日后的图谋中华，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和困难。

     这样做风险太大，所以就退而求其次，又一个处理办法，将关露控制到中共手中，并减少和避免“负面影响”从而“低调消化”，因此就有了，“幸亏当时还远在重庆的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对关露表示了很大关切，交由夏衍具体安排，关露被迅速转移到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从而避免了国民党对她的迫害。”（国民政府抓“汉奸”，这里到解释成了“迫害”了）。由于是著名的“汉奸人物”----又拿不出实际的事例来证明关露是“抗日救亡”的情报人员，即使是“编造”一些来，一旦路出马脚，后果也是不堪设想。所以对关露的“控制使用”和“逐步淘汰”就在所难免了。

        从关露的后期表现来说，关露本人不清楚自己所做的，真正的意图是为了什么，甚至对往来的“情报”也不清楚是为了什么目的，所以一直就有心结解不开-------我是听党的安排，打入“日伪集团”“抗日救亡”的，怎么就不给澄清和恢复名誉呢？并且一直将自己孤立起来呢？其时，关露所做的一切不仅拿不上“台面的”，而且如要公布，必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中共总是彪炳自己是“积极抗日”的，有此“抗日的活榜样”，为何不大树特树呢？如果关露所利用的“汉奸”身份有损于党的“形象”，并受人于把柄，那么关露所做的最具说服力的情报工作，也澄清不了是“抗日”还是“通日”吗？那她做的是哪门子的情报工作呢？）。这是关键所在。她终生也没有明白，只是盼望着组织“平反”给个说法。

       自关露接受任务，一脚踏入“日伪”圈子的这一刻起，就已经决定了她其后悲剧性的一生。  随着战局的明朗，像关露这样的“情报人员   ”如何处置，必定要提上议事日程来。这样敏感而重要的问题，不仅是关露的直接领导吴成方决定不了，就是潘汉年也得向中央请示！从“倘若他们得知关露的真实政治身份，就更会借题做文章而对她毫不手软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关露找到长期领导她的吴成方同志，向他提出让她迅速转移到解放区去的要求。但吴竟没有同意，认为她并不怎么引人注目，国民党政府是不会抓她的。"可以推断出，中央的最初决定是“将关露交与国府处置”以脱开干系。因为既然担心“倘若他们得知关露的真实政治身份，就更会借题做文章而对她毫不手软的。”为什么还要做出“不怎么引人注目，国民党政府是不会抓她的。"这样的悖论呢？显然是让关露不能去解放区而留下来的托词而已，否则无法解释。在关露听到吴华成的命令后，心岂不是要凉到大半截？明摆的要她送死嘛！这样的话，赌注就压在了关露的“坚贞不屈”上。应该是有把握，这个左倾、理想的女作家能做到这一点，否则不会做出这样令人绝情绝义的决定来。但是在最终的处置方案上报的决策机构予以确认时，高层显然出现了不同的处理意见。经反复权衡利弊就有了中共情报头子周及其妻子邓的“关怀”来，改变了策略，采取了较为稳妥的办法---同意关露返回“解放区”。

      由于关露的特殊身份，国民政府惩办汉奸，她首当其冲。必定要追查关露的去向，那么只好让她尽快的消失踪迹（回到解放区）藏了起来。并且切断关露与外界的联系，连结婚生子都不许，以防“走漏风声”----关露的心中的苦闷难道不会和心爱的人讲吗？这位左倾的幼稚的革命理想主义文艺青年，居然要实名发表文章！在被拒绝后，还为此郁闷不已。其政治上的幼稚可见一斑，只能是为人所利用，然后落得“兔死狗烹”的凄惨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