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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wuzhongsgm 于 2009-11-14 23:02 发表 
是啊。袁大总统实在功大于过。只是，政治上的需要，海峡两边的政府都抹黑他，实在天大的冤枉！
何功之有？而且还是功大于过？还称袁大总统？怎么不高呼洪宪吾皇万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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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ice" /> “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能出此言的学者，糊涂到了何种地步，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中国的近代起始，是1840年的日不不落帝国的舰炮的轰鸣所宣告的，这一刻起就有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 就有了近代制造工业、能源开采、铁路交通、城市经济发展以及民主、科学文化教育等等，部分地区已经具备了较现代的社会结构。之后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预备立宪”盖出于此，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那么是否就可以说是“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列强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等做得多。”？
这就不得不涉及到了，“所有这些方面的成果应该归谁所有，能够归谁所有?”
列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历史事实说明，“因为只有使殖民地的近代化得以发展，列强才能向殖民地输出更多的产品，也才能从殖民地得到更多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如马克思所指，“在东方殖民地，社会文明的成果不归他们所有，甚至连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不归他们自己所有。”中国不过是其垄断的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应基地和投资场所，以便列强获得最大化利益。
那么清廷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过是、一是可保“皇位永固”，二是能使“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 。所谓近代化的成果，是为了维护清廷腐朽没落的统治，根本不可能彻底的改变产生“自然经济”的政治体制，只是寄希望于“嫁接”过来的“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以使“我满洲朝基永久确固”。
这种只提倡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极力避免或弱化政治改革，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袁世凯的目的是什么呢？
袁世凯的起家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从胡燏棻那里接手 “小站编练新军”，并非1903年起。编练新军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的推行而已，既是清廷的既定政策，非袁氏首创的一人之功。至于什么“巡警制度、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等等之类的，不过是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山寨”列强的“租界”和“租借地”而已。唯一超过同僚的就是把握“西学为用”的程度。因为“戊戌变法”将“西学”用的过度了，惹得慈禧老太后震怒，而被扑灭。但是，吊诡的是，“戊戌变法”竟是因倡导“西学”的袁氏“密告”而被镇压，其由此得首功受了慈禧的接见备受重用！到了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命令袁世凯率军拱卫京师，袁氏只一边派少数兵力到山东、河北交界处虚于应付。一边派人与各国驻烟台领事洽谈，按照东南互保例达成协议，表示“中立”。不仅如此，而且还向逃亡中的慈禧进贡饷银、绸缎，两面讨好。而荣禄的4支“武卫军”全部崩溃，只剩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完整保存下来。这为袁氏日后挟重兵，窥伺国家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攫取“辛亥革命”果实的手段，亦是此翻版。
历史事实说明，袁氏不惜一切手段，只为掌握实权为最终目的，别无他求。他所推行的“西学”成果，不过是为了假共和之名，以实专制统治之实。
清廷也好、袁世凯也好，他们的“西学”目的是维护一己权利之私欲，罔顾国家民族命运。中山先生则是与此势不两立，致力于打破这腐朽没落的政体，从而建立起产生近代文明的“共和国”制度。
现在再回头看看“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显得多么得幼稚和可笑！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看法，是根本没有分清，主观动机和客观结果之间的关系！就如马克思所云，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如果说，袁氏在近代进程中，超过了孙中山，那么是否可以说，李鸿章、张之洞的作用超过了袁世凯呢？
是否可以接着说，慈禧也超过了李张而人呢？
是否也可以再接着说，列强在推动中国进到化的路上所做的实事超过了慈禧呢？
如果以上成立，从列强到袁氏，推动中国近代化所做的实事，岂不是一个功劳大过一个？那么是否就可以说中山先生错了呢？如果中山先生错了，那么他毕生追求的“共和”政体就错了呢？
如果中山生的“共和”错了，那么就意味着“自由”就错了；
如果中山生的“共和”错了，那么就意味着“平等”就错了；
如果中山生的“共和”错了，那么就意味着“博爱”就错了。
那么就意味着产生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政治制度错了。
总之，中山先生所致力的“共和”的历史功绩，是所谓的“实事”远远无法比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