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gshilaji

引用:

原帖由 huresult 于 2009-10-28 12:15 发表 这个坛子真是很有问题啦。五毛太多。毛文太多。联俄容共，从来就没有联共。那个时候共还很小。

   傅先生的简介中提到的《社会科学论坛》，主要刊登学术评论卷发表学术、思想和文化评论之文章的半月刊。主办单位是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简称河北省社科联。亦是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下的全省多家社科学会、协会等等的联合组织。fficeffice" />

   写历史性的评论文章，如果只是将自己力所能及掌握的，像大事年表一样的列举出来，诸如，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做了或者讲了某某事等等，还远远不够。

   因为就近现代的历史还有诸多迷雾让人困惑，那么流传数千年的历史‘有多少是真实的情况呢？丁肇中先生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中国一经改朝换代，首要做的事情就是修改历史….”。我们力求有完整的真实的历史记录来还原当时。面多如牛毛、纷乱如麻的记忆，有秉笔直书的，更多的是有蓄意隐瞒、断章取义和蓄意的篡改的。。

   但是我们循着历史发展的脉络，继承前人的研究且基于现实仍能推断出清晰的因缘。是因为我们就是置身于奔涌着的历史长河中，是无法隔断前因和后果的。

  如果只凭借着历史的碎片，挑选出需要的，脱离了历史发展的合理进程来解释的话，免不了盲人摸象的结论。

   读完此文，我一直认为这是傅国涌先生的遗憾而非孙中山先的、因为有了太多的牵强附会、主观臆断的内容：

所以，先从傅国涌先生的第一个遗憾说起：

一开始便从一段对话来引出“非暴力学生”而遗憾“枪杆子里出政权”。

先谈"孙先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这貌似有道理的学生意气，其实有些武断和故意模糊概念。话中所指的是中山先生历次的武装斗争吧，这恰恰证明了中山先生革命的艰辛和先生直意革命的坚定品格，不能说是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失败了，直到现如今中山先生未竟的革命事业一直就在继承者的奋斗中，何言失败？况且就在这些学生质问时，中山先生从未有真正意义上的“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这也是先生面对着残酷、痛苦的现实，终于决心建立党军的重要原因之一。令人意外的是，许得珩、张国焘等学生领袖在以后也是操起了枪去革命了。放弃了“赤手空拳”的“非暴力”。

 中山先生只是认为这样群情激奋的宣泄，并不能从根本上上解决积重难返的现状。这个倒是成了傅先生认定 “暴力革命的传统已经渗入他的骨髓里。。。”的证据，很是令人费解，看不出里面有什么必然的因果联系。难道又是“文革”的二元论---非此即彼？“向来就不大赞成学生请愿”的鲁迅，莫非也是骨子里的崇尚暴利？要革除弊端丛生的现状，非要“托起500条枪”不可，这是历史的、现实的事实决定的，傅先生的文中也做了详细阐述，并非是孙先生“骨子里崇尚暴力”。但如此、孙先生也不会将权力和平过度给袁世凯。

因为“五四运动”是左倾激进的学生来在前台组织领导的，其中的就有后来在中共做了高官，所以官方给“五四”的评价拔得相当的高度---就如傅先生认定的那样，并且还作为节日来纪念。但是对“5.4”运动的意义到如今也是有着不同的看法。无论怎样也未见有论述成“革命壮举”的。另外，从“五四”的起因、口号以后来的影响来看并非“不是从政治入手”，它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不是非得一有“运动”，就意味着“夺权”，这样的思维应该是文革遗留下来的残余。如真要作为“有别于暴力革命传统的先例”来理解，那么“火烧赵家楼”之举实难定义成和平之举。到是开了和平请愿行动中，诉诸暴力的先河

根据颇有争议的“五四意义”断然说中山先生“这一些是一辈子从事暴力革命、政治革命的孙中山所不能理解的。”如若是这样，何至于也是“一辈子从事暴力革命、政治革命的”毛泽东就能理解，还给了如此高的历史评价呢？并且这评价还作了傅先生论证的材料呢？简直是匪夷所思。

“他虽然在"五四"运动后也领悟到思想的重要性，但在他这里思想永远是服务于政治的，是第二位的，不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先不说中山先生是否领悟到“三民主义”的重要性，或者是否领悟到处于第几位，就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也可以说成是“服务于政治的，是第二位的，不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这样的论断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要说“以孙中山锐利的现代眼光也没有发现西方近代文明的进步首先是建立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基础上的。”我很难接受这样的结论，不知道傅先生是怎么得来的，只是因为孙先生对“学生运动”的看法？毕竟中山先生在海外生活学习过10多年之久。

至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经历了300多年“对世界与人类的探索”，至今也是历史学家们就对它的解释有很多不同意见。让傅先生感慨万千的“西方近代文明”的重大社会变革，也是无不充斥的铁与血的碰撞。

从傅先生的遗憾来看，我先也臆断一下傅先生更像倾心于“温和改良”。是的，这个善良的意愿，历经“知识分子”追求和实践过，但是无不淹没于斑驳的血迹中。

最后澄清，近代最早的启蒙事业应该是发端于魏源，成形于严复。就是指新新思想的启蒙---新文化运动也是由陈独秀主編的《新青年》所发起的，并非由“五四运动”开创的。

关于第一遗憾中的中山先生与学生的对话，傅先生没有摘录中山先生是怎么回答的，我想，这也是读者关心的吧。我会随后转载。

这次就傅先生的第一遗憾，写了点自己的看法，孰是孰非，大家看吧。对于“第二遗憾”以后有时间再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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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10.06《人民日报》）刊载的许德珩先生的《我的回忆——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文中未见提及："孙先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的与北京政府抗争，只因为没有拿起枪来，就不算革命吗？"这句话。
文中是这样记录的：中山先生出来见面之后，廖仲恺先生见我们因被阻门外面有不愉之色，连忙说：“你们几位不是有问题要谈吗？我们现在就开始谈吧！”中山先生接着说：“我愿意听听你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分别讲了个人的见解。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问中山先生有何方针和计划，等等。

    中山先生的回答是：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现在，我想给你们５００支枪，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如何？

    我们就中山先生所谈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谈了很长时间之后，我们当中有人说：“现在时间不早了，我们应该告辞了吧！”一直坐在旁边的廖仲恺先生接上去说：“多坐一会，正谈到紧要的关头！”于是中山先生从容而缓慢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中山先生谈话的大意是：一、他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轻视学生开会、示威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并且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的作用。二、他个人很注意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传的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意见和主张。

    当我们告辞时，中山先生高兴地说：“我很喜欢这次痛快的谈话”。归途中，大家边走边谈，觉得这位具有倔强性格的革命家颇能倾听我们的意见。同时也感到，经过护法运动的失败，中山先生已经意识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所以他提出要给我们５００支枪，是绝非偶然的…….
      许德珩先生的文中亦称：中山先生对于五四运动则倍加赞扬的。引用中山先生的话：试观这次学生运动，在很短的期间，收此绝伦的效果，由此可知结合起来的力量就会强大。并称，中山先生的讲演，对学生运动是个很大的鼓舞。
   许德珩先生似乎在弱化当时作为学生的他们与中山先生的争执。说的更多的是景仰先生对学生的指导、支持。或者是不想当时学生气的幼稚和苍白吧。
   但是许德珩先生对中山先生的大意总结的出人意料的不完整：
实际是-----孙中山谈了下列各点：一、他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看轻学生开会、示威等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并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的作用。二、他承认同学们指责他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声称他很注重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传的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主义和主张。三、他叙述他的三民主义和根本推翻北京政府的立场，要求同学们信仰他的三民主义；一致合作，共策进行。
    许德珩先生的一个精准的大意，就省去了中山先生谈话的三分之一多。竟畅谈《我的回忆——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真是令人嘘唏不已。真是不知道是许先生的大意，还是人民日报的大意。其实连同许先生一同责问的还有张国焘先生。真是造化弄人？还是历史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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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兴中会成立之日起，孙中山先生及诸多同志是往来奔走于国内及欧美列强、日本、南洋等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筹集资金，

为革命做好思想和物质的准备费尽心机，期间先生更是历经拒绝和驱逐，其备尝艰辛是难以名状的。因此就不得不提起华侨、留学生的倾囊相助，

为革命事业逐步壮大，至燎原之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记载云，一留学生为捐款不惜去借高利贷，直到辛亥革命几年后他自己才还清债务。
由此华侨和留学生对先生的支持可见一斑。因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慷慨赴难的起义十次之多，及至武昌首义成功。
       1912年元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财政的窘困已累及这个新生政权生存的情况下，先生亦极力谋求与欧美列强及日本借款以渡难关，除以民间代政府借贷方式向日本大仓洋行进行的“苏路借款”获得三百万元外（面对庞大的财政开支，这只是杯水车薪），其他均无果而终。在众所周知的情势下，2月13日中山先生提出辞呈。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并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孙中山4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耐人寻味的是，也在同时借款的袁世凯则顺利和幸运得多，以至辛亥革命之成果终为精于权诈的袁世凯所攫取。
       此后的近十年中，为了真正实现共和，中山先生历经与列强的接洽筹款未果。不曾想，与趁火打劫的日本政府商谈的借款之事，竟为历来为学者们所考据和纷争的。

       想要说理清这些争议，还要从当时的局势说起：
       清末民初是怎样的形式呢？陈天华的“猛回头”描述的的真是一针见血：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
  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正是由于各列强的瓜分，才有了维持形式上的独立，但政治、经济、军事等均受制于他国的半殖民地的境地。
         即是如此，列强亦密切关注中国的局势，以期扶持的代理人扩张其在华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并不希望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来影响到自身的利益。
  这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一直能主政的重要原因。及至清廷覆灭，新的代理人人选自然就是从清廷专制体制里走出来的

  权欲熏心的袁世凯及其后的各路军阀。
         这种背景下，孙中山想要向列强借款用于“推翻专制，以建共和，振兴中华”，其艰难可想而知了，无异于与虎谋皮。
         在中山先生“主要瞩目于西方国家”屡屡碰壁后，更把“寻求援助的眼光转向主要集注于日本”。这也造成了日后的“满洲租借”问题的争论。
   这些争论多为洽谈中的口舌之争，没有形成说服力的文献资料来说明。
          然而，1915年的“中日盟约”，成了至今都是最大的争议，因为不仅是其“11条”的内容与“二十一条”类似，而且上面有了“孙文”的签名。
  对于文献的真伪，目前海内外学术界有“绝对肯定说”、“绝对否定说”和“暂时存疑说”三种观点。也就形成了，对“借款”评价的分歧：
   1.革命策略。2.损害主权。3.为达排满目的。其中第三个意见过于牵强，革命之初是为了号召民众提出的暂时性口号，清帝退位后，即有“五族共和”之提出。
  另外，“爱国”与否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关键还得看你做了什么，还有引起的后果。

          总之，孙中山是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在“满蒙”问题上对日本采取 妥协的立场，也为众多学者所认可的。
          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没有接受这些条件而给予贷款呢？
          这得从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说起，日本这个新崛起的帝国的贪婪，引起其他列强的不满，尤其是将辽东半岛割与日本， 遭到了沙俄的强烈反对，

沙俄为获得不冻港大连、旅顺，控制我国东北地区，就牵头有了“俄、德、法”的“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宣布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

俄国以“还辽”有功，同清廷签署了“中俄密约”，“密约”泄露后，其他列强争相迫使清廷画出势力范围。开各列強瓜分中國之先河，直至“八国联军侵华”后完全沦为半殖民地。
          沙俄的独占中国东北的殖民利益，日本一直怀恨在心，处心积虑的夺回“满洲利益”。经过10年的备战实力明显增强。因此进行的日俄瓜分东北和朝鲜的谈判以破裂告终。至于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这场于中国国土上的争夺殖民利益的战争，持续了1年7个月，在双方都付出惨重代价，而无力再战的情况下，美国出面调停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无视清廷存在，擅自在中国东北划分“势力范围”。根据条约，俄国将过去所霸占我国的库页岛南半部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割让给日本，将旅顺、大连及附近领土领海的租借权让给日本，俄国还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条约签订后，日、俄两国立刻逼迫清朝政府给与承认。结果使日本稳固了对朝鲜的统治，并将南满（中国东北南部）及东清铁路长春以南段（后来的南满铁路）纳入势力范围。从此“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开始驻扎。
         让人费解的是，这场不仅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粗暴践踏，而且让中国东北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人身伤亡的战争，却使中国一些报章纷纷称颂开黄种人战胜白种人先例（其实，还忘记了成吉思汗和阿提拉）。这是题外话了。
         纵观自“鸦片战争”起，签署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山先生提出的不过就是重复其中的几条罢了，也就是说已经是列强的既得利益了。即如孙中山最初与日本政府谈及“满洲租借”条件时，日本军部就云：“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而不同意借款。日本内阁和元老山县有朋也反对。山县说：满洲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没有必要用金钱收买。与军部意见大致相同。即便如此，在洽谈的过程中，孙中山坚持日方先提供贷款，然后再谈“满洲问题”。而日方坚持先签下租让满洲的条约，然后再提供贷款，谈判争执不下，最后日本没有给孙中山贷款。
        其后的“二次革命”至“护法运动”的借款谈判，也都是殊途同归，借款谈判均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列强及日本政府真正想扶持的是能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军阀。不是以强国为目的的孙中山。在列强及日本政府操控下的中国军阀不过是一些只为一己私利，漠视国家民族利益、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势力之徒。即使出了向张作霖那样“不大听话”的“代理人”也可轻易的除掉。孙中山先生则创立了以振兴中华为目标的、有着明确的政治纲领的现代意义的政党，而且凝聚了大多数的为国家利益甘愿抛投洒热血的仁人志士，这样的的团体一旦发展壮大起来， 终究不会听命于列强及日本当局驱使的。这些都是列强及日本政府不得不考虑的，支持谁能使其得到更大的利益，支持谁能为其所控制。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绝非是孙中山！
          综上所述，孙中山先生想尽办法借款的空手而归，也是意料之中。所以，只有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探究，才能理解留下不少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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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总是在谈判，没有签约的重要原因。日本人也不傻，给你借钱，就得有回报。
    至于那个“中日盟约”也是草案，原件在日本，争议最大，不管怎样，大多数是倾向于理解中山先生的。中山先生首要的是荡除军阀，统一中国，实现共和。而且从中期目标来说，中山先生也是想利用“日本势力”，将侵华最贪婪最残酷的俄国从中国领土上驱逐出去，这从历次的谈判条件可以看得出。即便签了约，如要实现，就需将俄国的势力范围“北满”收入囊中。难免又要刀兵相见，日本也是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一场“日俄战争”几乎将日本拖垮，如若不是俄国政局动荡，结果很难预料。当时，凭日本的国力根本拖不起。
    日本政府也清楚这些，更不会甘为中国做嫁衣，必然讨价还价。签约只是第一步，为日后的占据东北有了“合法”的依据。俄国也不会坐等你来拿，毕竟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占了“北满”。日本要实现初步的战略意图，还要看国际的局势。“三国干涉还辽”应该还历历在目。
    即是如此，中山先生绝不会像“清廷”那样将东北割让出去，只能是“租借”。这也是问题所在，
对日本政府来说，以往是“清廷”割地还要赔款，现在倒是“租借”还要花钱，谈判之艰难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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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华革命党”，就不得不提起同盟会的纷争了，而且也不仅仅存在于“辛亥革命的前三年”。这些纷争也正是促使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的关键所在，只可惜傅先生是一笔带过。
   在这里我能简单地将“中华革命党”成立以前的“纷争”，大致分为三时期：同盟会有关“辛亥革命”时期的内部纷争、“革命初造成功(临时政府成立）”时期的纷争，还有“二次革命”时期的纷争。其间牵涉众多的人物和事件，不仅是风云变幻而且交织错节。没有将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清晰的解读出来，是很难理解事情缘由的。所以并不是一句偏颇的“辛亥革命前三年，同盟会内部发生多次严重纠纷，矛头都指向领袖孙中山。”所能涵盖的。（会议中的各抒己见或者争执不下的情况很是常见的事情，何以出了“矛头指向”的判断呢？难道“万马齐喑”的“人代会”倒是人心所向了？不让畅意的表达就是“家长制”，允许“据理力争”又是“矛头指向了”？这是什么道理嘛。就算是“矛头所指”也得问问“指”的对不对嘛。）
      那好，我们就将怎样的“矛头指向”用事实概述一下。
      同盟会成立初，章太炎因区区1万余元致与先生翻脸并进行口诛笔伐，而且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完全不顾革命大局，竟将中山先生秘密筹集武器之事公诸于报。这种“矛头指向”与“通敌”能有多少区别呢？使得本来就组织松散的同盟会产生了分裂、弱化了反清力量。
      在临时政府成立初，中山先生也是一面筹措经费进行“北伐”，一面进行“和谈”，虽然先生倾向于“北伐”，但是一方面是因“筹款无果”，另一方面还有大多数人的反对。又综合其他诸多原因，先生放弃了“临时大总统”。期间力主和谈的就有宋教仁，在争执中让人打肿了眼。“矛头指向的”遇到了“拳头指向的”了，这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其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充分证明了中山先生判断的正确，而且先生对于轻易的放弃“南京临时政府”也是痛悔不已。
   “二次革命”的起因即是“宋教仁被刺案”（虽然多数认定是袁氏集团所为，但是亦有不同的声音在）。当孙中山得知时，悲愤不已当即决定起兵讨袁，因黄兴、李烈钧等人认为应该寻求司法，走和平路线，而暂时作罢。待到袁世凯部署完毕，宣布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职务时，挥兵北上的最佳时期已错过。但是仍然招集旧部进行“二次革命”。可叹为时已晚，之后战事失利，孙中山、黄兴等相继避往日本，“二次革命”以失败而告终。想当初黄兴、李烈钧等人在“矛头指向”时，却不想袁氏在背后的“枪口所指”。
    1913年的“二次革命的”失败，在国民党人中造成严重创伤。当时是党人星散，军队溃灭，地盘沦丧，在国内已无立足之地，悲观失望情绪严重滋长。亡命日本的革命党人也是意见纷歧，心灰意冷，“几于一蹶不振”。面对这样的情形，先生痛定思痛，深刻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它的失败，“非战之罪”，“亦非袁氏（指袁世凯）兵力之强”，而是同党人心之涣散，党员有如一盘散沙，不肯服从领袖的命令，号令不能统一所致。深切感受到织严重不纯，已不能领导革命继续前进。于是，他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重组新的有战斗精神的革命党，以便恢复同盟会时期的革命精神，再度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拯救共和。随成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其宗旨是，建立民主政府，反对专制。
好像并非如傅先生所认为的“....忽略了他所追求的是自由、平等、人权....”。另外，以中山先生的声望，并在北洋政府的敌视中，如此众目睽睽之下，如何能建立“秘密政党”呢？
     对一些的疑虑和分歧，中山先生也解释道，“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从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其理由既是鉴于前次失败，也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新思想尚未发达，非由我一人督率起来，不易为力。”所以说是用来保证党纪、政令之彻底实施，最终建立民主政府，而不是建立专制政权为目的。
    至于“国民性的整体缺陷不可能通过对革命者授予优先的特权就能加以解决。没有人权概念的广泛普及，没有形成公民社会，当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孙中山先生试图赋予革命党人以参政、执政的特权来确保革命理想的实行也是空洞、不可靠的。”
    然而，孙先生在“中华革命党总章”里明确说：“本党进行秩序，分为三时期：一、军政时期：此期以武力扫除一切建立民国的障碍，奠定民国基础；二、训政时期：此期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立地方自治；三、宪政时期：此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起，即为革命成功之时。”已给出了解决方案。傅先生在挑章摘句的时候不会没有看到吧。傅先生所认为的“缺陷”和“空洞”，就是“军政”和“训政”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详见中山先生著述的“三时期论”）。如果“军政、训政”空洞了、不可考了，何来“宪政”呢？又如何解释现如今的台湾呢？
     当时的中国是名义上的共和，实际上的北洋军阀专制。中山先生组建“中华革命党”就是要打到专制，实现共和。毛先生也有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亦如我们享用“生日蛋糕”，也并不是一定要求蛋糕的制作，也必须是“点蜡烛”、“拍巴掌唱歌”吧？在非常时期，当然就应该有非常的办法，否则二战中的罗斯福岂不是违宪了？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局势动荡，内忧外辱的情况下，“中华革命党”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没有组织严密、有凝聚力的、战斗力强大的革命党来领导革命，我们无法想象如何使得革命成功。
    1916年袁世凯死后，该党党部由日本东京迁到上海。1919年10月，仍改组为中国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