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EDWARD WONG Published: October 16, 2008
译/王笠舟
[email protected] 原文链接 http://www.nytimes.com/2008/10/17/world/asia/17milk.html?pagewanted=1&_r=1&ref=world
发自北京——最早出现的问题先兆，是在孩子的尿液中发现了粉末状物质，接着便是血，等到那对父母将孩子带到医院去的时候，已经无法排尿了。
孩子患了肾结石，医生这样告诉这对父母。这个孩子在5月1号的时候死在医生那里，这时距离第一例患儿的出现刚刚过了两个星期。孩子名叫易凯旋（音译），仅6个月大。
在孩子的家乡——地处干旱大西北的甘肃省，孩子的父母提起了诉讼，要求获得三鹿集团（易凯旋所使用奶粉的制造商）的赔偿。这应该是一个责任明确的案件，自上个月以来，三鹿就一直处于近些年来中国最大的食品危机风暴中心。但就跟其他两个法院的做法一样，法官拒绝审理该案件。
奶粉事件是由一系列的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构成的，暴露了中国监管机构的腐败和无能。其问题之大远远超出了掌权者统御这个巨大且纷繁复杂的经济体的能力。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企业很少会受到来自法律体系的经济处罚。
为了在中国建立起法院的权威，一些律师和法官正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尽管如此，党往往会关起门来处理一些重大案件，法院对此也无能为力。
“孩子死的时候我感觉快要崩溃了，我媳妇现在也不敢再去回想这件事，”孩子的父亲易勇胜（音译）在西安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在那里是一个卑微的建筑工人，并将积蓄寄回老家。“我对诉讼不抱太多希望，我只想讨一个公正！”
中国的官员们在保证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下，往往去讨好生产企业而枉顾消费者利益。事关商品责任的诉讼依然难以被法院受理，更难以获胜，尤其是针对国有企业或者与政府联系密切企业的诉讼。
官员们始终认为重大的法律诉讼案件是一个潜在的政治威胁，所以他们宁愿不遗余力地去让原告闭嘴，也不愿让正义之轮开始运转。在本次奶粉危机中，好几个省的官员已经对包括家长、律师、法官在内的相关人员施加压力，好让他们放弃对此事的争论，一些志愿为这个受害家庭提供帮助的法律学者和律师介绍说。
西方律师可能会排队起诉三鹿。三鹿集团，中国最大的乳制品生产企业之一，总部位于石家庄，是本次三聚氰胺事件事件中最有名的企业，三聚氰胺是一种有毒化学物质，添加到经过稀释的牛奶中以人为提高其蛋白质含量并通过傻逼的安全检测。
至少有四名婴儿死于肾结石并发症，并有53000名婴儿患病。在大量被掩盖的证据浮出水面后，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纷纷被炒了鱿鱼。
在中国，易先生和他的妻子要求获得三鹿集团152000美元的赔偿，他们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向造假企业提起诉讼的受害家庭之一。原告都是独立的个别家庭，律师介绍说，法官没有可能考虑接受集体诉讼案件，因为他们会受到强烈的阻挠。
这个国家的100多名律师将自己的名字写到了志愿者名单上，愿意向那些焦虑的父母提供法律支援。但是地方官员对律师施加压力，不准他们受理任何案件，一些律师说道。至少已有24个律师退出了志愿者行列。
“这将使我们进一步远离法制，”张新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对本次奶粉危机做如此表示。“我们的法制体系和司法机构无法对这个案件发挥作用，这正是法律专家所担心的。”
“在西方国家，这样的产品责任案件将成为一个集体诉讼案，”张教授说。他说：“在中国，他们（统治者）不愿看到这么多人卷入同一个诉讼案件，这可能威胁到社会稳定。”
钱伟清（音译），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老总，介绍说在上周一个法律会议上，政府不断压制这种官司，已经“错过了改进这个体制并解决问题的很多机会，包括完善执法系统、司法系统和救济制度。”
政府官员已经告诉家长和律师，奶粉事件的案子可以通过庭外协商解决。
四川当地政府，对在5.12大地震中死于学校教学楼倒塌的学生的家长们采取了同样的手段。今年夏天，当地官员对那些家长进行了赔偿，条件是要他们单独签署协议，同意放弃对豆腐渣教学楼的调查。大多数家长领取了赔偿款，但是家长们依然愤怒，没有人为孩子的死承担责任。
学校倒塌、奶粉丑闻均涉及到一张囊括了企业高管和政府高级官员在内的腐败大网。这样的联系使责任的追究变成了一项有选择性的、微妙的政治任务。官员们更倾向于强制原告接受补偿，而不愿交给法院来审判，腾彪介绍道，其人是北京的一位律师，正在收集材料，准备提起集体诉讼
。“依照中国传统，政治始终是高于法律的，”他说。
“保护三鹿是为了保护政府自己，”他补充说，“一个像这样的公共健康危机不会仅仅涉及三鹿，它涉及从石家庄到中央政府的诸多统治机构的官员，它涉及媒体审查制度、食品质量管理体系，以及商业机构与腐败官员之间的黑金交易。”
在本次奶粉丑闻中，法官正绞尽脑汁决定是否接受分别于甘肃、河南、广东提起三例诉讼。甘肃的诉讼是唯一涉及孩子死亡的案件，张博阳（音译）介绍说，他是河南的一名志愿律师，代理了一名死于9月初的1岁孩子的父母的诉讼案。
河南的律师，在这个贫穷落后的省份，相比其他地方而言面临着来自地方官员更多的阻挠。在那些从志愿者名单上退出的律师中，约有20名来自河南。9月27日，省司法局的官员（负责管理法院和法律授权）会见了当地律师，以阻止他们受理奶粉案件。
一份全国志愿者组织在10月7日发出的工作简报上声称，官员们已经直接告诉那些律师，不得为受害父母提供任何法律援助。
张先生表示，官员施加压力采用了微妙的形式。官员吩咐律师，如果他们接受了涉奶案件就要向政府汇报。官员还一再重申命令，一旦他们受理涉及多人的案件或者涉及微妙问题的案件必须向政府汇报。
李方平，一名人权律师，他表示上个月北京律师协会的官员会见了首都律师，以阻止他们提出牛奶案件的诉讼，尤其是多省联合诉讼人的案件。律师们被告知，不得在网上发布任何关于该会议的简报。与此同时，志愿律师们已经接到超过1200个相关家长的电话。
许多律师发现他们难以忽略来自省级司法部门或律师协会的邀请，他们都必须参加会议。这些机构都是由国家司法部控制的，该部门拥有律师资格规则的最终制定权。
全国律师协会，一个全国性的行业组织，大力阻挠集体诉讼。在2006年3月，该协会提出指导性意见，旨在遏制原告超过10人的案件。该意见并没有彻底禁止集体诉讼，但协会为此制定了苛刻的规则，包括要求律师向司法局提供与客户的谈话内容，Jerome A. Cohen接受说，其人为纽约大学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的司法体系。
在10月10日，一群律师——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学教授和法官在人民大学举行了会议，讨论奶粉丑闻事件的法律问题。法官陈贤杰（音译）说，中国的法院对集体诉讼案件几乎没有经验。“如果法院受理了三鹿案件的集体诉讼，消费者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他警告说。
陈法官表示，用传统方式解决问题对家长来说会是一个更好的办法。政府应该用行政手段进行处理，对他们发放补偿款，他说。政府已经同意为医疗费用买单，但尚未提供更多的补偿。
但是，一些中国公民还是提出了质疑：
政府是否应该用纳税人的钱来弥补私人公司犯下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