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国际刑警组织由纳粹创立却延至今天，国际奥委会IOC的历史也充满了纳粹色彩：
Avery Brundage，1929年之后的全美奥委会主席，1952年到1972年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臭名昭著的纳粹同情分子，曾经拒绝抵制1936年柏林奥运会，迟至1971年仍为柏林奥运会大赞颂歌，任内的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上为墨西哥政府在奥运会期间的屠杀粉饰——当法拉奇当面质问Brundage墨西哥秘密警察在一个学生集会上枪杀记者和学生时，Brundage反问“你为什么待在那儿？”；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发生黑九月绑架事件时，拒绝中止或者延迟奥运会；
Juan Antonio Samaranch (萨马兰奇)，1980年到2001年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在弗朗哥去世前的最后几年谋到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和驻苏大使的闲差，不仅逃脱了西班牙的非弗朗哥清算，也最终洗白了他的弗朗哥分子——纳粹同情者的历史：他曾是弗朗哥任命和信任的最年轻的部长，而且是最为意识形态化的青年部部长。在他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从一开始就支持了一个被大规模抵制的莫斯科奥运会。在莫斯科奥运会上，依靠兴奋剂，极权主义的民主德国成功地把奥运会转为他的宣传舞台，塑造了一个强盛的民主德国形象。只不过这一强盛在九年后如焰火般消逝，当年的运动员在过去的十年间回忆道，“我们就像一个个机器人”。当然，在随后仍然是一个分裂的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成功地借奥运会改造了自己的红色中国形象，帮助掀起了国民的民族主义热潮。在离任前夕，萨马兰奇帮助中国取得了举办奥运会的资格，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连他的腐败丑闻——国际奥委会几乎成了他的私人裙带组织——都很投国人的胃口。
罗格，过几天再写不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