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历下琴
原文：http://www.nytimes.com/2008/08/17/opinion/17kristof.html?_r=1&ref=opinion&oref=slogin
简介：北京划出了三个“游行示威区”，并称只要示威者事先得到许可，游行即被允许。
《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D·克里斯朵夫决定对试探一下这个制度。
为了在奥运期间展示一种友好形象，中国政府划出了三块“示威区”。官方解释说，示威者只要得到事先许可，即可游行。
所以我决定试探一下这个制度。
根据政府的说明，我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办公地点，找到了12号窗口，并告诉里面的警察说，“我是来申请举行示威的”。
我当时还不晓得的是，公安已经逮捕了至少6名前来申请示威许可的人士。公安相当聪明。过去他们得出门去抓现行示威者，现在终于省掉了这个麻烦。准示威者前来公安局申请许可，然后马上就被拘留了。这种执法很划算。
还好，12号窗口的警察没有把我定为反革命。他焦眉愁眼地看着我，问我要护照和其他身份证件。知道我是记者后，他满怀希望地问我：“你干吗不对游行进行一次采访呢？”
“不，我是想申请举行一次游行。”
他皱紧了眉头。“你想抗议啥？”
“我想为北京历史建筑的保护而游行。”这是我能够编出来的最没有争议，也最没意思的一个主题。
他厉声问：“你觉得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吗？”
“或许还有改进空间。”我谨慎措辞。
警察皱紧眉头，叫来了两位同事。被叫来的两位高级警官咆哮着打了一通电话，把我带到了警局的中心部位。跟我一起的有《纽约时报》的一位摄像师，他和一位摄像的警察忙着对拍。然后这位警察解释说，按规定，他们可以拍我们，但我们不能拍他们。
公安局看上去和北京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一幢舒适而宽敞的建筑，我们被带往的等候室装修得很漂亮，但一把折叠金属椅也没有。这算是中国司法系统的一个良好隐喻：硬件无懈可击，软件还在初级阶段。
等了一个小时，不时检查我们的记者证，然后被引入一间雅致的会议室。我一个人被安排坐在一张标有“申请人”的椅子上。
三位警察坐在我对面，那位摄像的警察继续从各个角度拍摄我们。这些警察全都很热情、很职业，只是有一位好像是恨不得把我的指甲都拔出来。
然后他们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讲解关于游行的大量规定。这些规定很详细、很复杂，而最让人望而生畏的是，我要递交一份记录每一位参与游行者的名单。名单要包括姓名和身份证件号码。
此外，名单上的每一个中国人首先都要亲自到公安局接受询问（逮捕？）。
我问：“如果这些都搞定，那我的申请至少能不能得到批准呢？”
“我们怎么能说呢？”一位警察回答。“那就破坏程序了。”
“那么，有没有申请得到许可的？”我问。
“我们回答不了，这事跟本案无关。”
警察们倒是说，如果他们批准，他们将给我们一张“游行许可证”。如果没有这个东东，我的游行就是非法的。
我投降了。规定这么繁琐，我仅仅是申请游行都不行（遑论得到批准）。我的奥运梦想破灭了。警察让我们在会见记录便签上签了字，然后我们礼貌地告别。
虽说程序像猜字迷，但它说明法律含蓄地承认了示威的合法性，所以仍然代表着中国的进步。另外，少部分中国人已经申请举行示威，虽然他们知道最后进的更有可能是局子而不是“示威区”。对政府的恐惧正在减退。
我的感觉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或许是在奥运会过后，会有部分示威申请得到许可。中国正在改变，它不民主，但也不再是一个独裁国家。
今天的中国让我想起1980年代中期的台湾，那时一个崛起的中产阶级对更多的自由提出了要求。中国周边几乎所有国家，从蒙古到印尼，从泰国到韩国，都已经变得更加开放而更少压制。这不是因为政府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人民的坚持。
我感受到同样的进程正在这里发生，虽然痛苦而缓慢。某一天，中国的软件将会跟上它的硬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