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水

    河西走廊绵延两千里，它的荒漠、戈壁、雪山、草原里深埋着一段离我们只有七十多年但却令人惊骇的历史--西路军二万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尽管这些历史的当事人、见证者不久前都还健在，然而知道或谈论这段历史的人却不多。原因是人们不愿又不敢提起这段伤心史。

  　　两封电报

 　　张国焘严令西路军遵守中央指示

    人们不愿提起这段历史，因为它是由于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西路军战死者七千多人，被俘一万二千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六千多人，回到家乡者三千多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五百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一千多人。

    人们不敢提起西路军，因为它长期被当做张国焘路线遭受鞭挞。而事实上西路军从1936年10月下旬，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奉中央军委之命西渡黄河，从成军、命名到进退行止，都是按中央军委指示或经军委批准。150天的苦战中，张国焘只有两封电报，告诫西路军严遵中央指示，不得心存异议，不许重犯过去的错误。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毫无关系。

    1936年10月，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徐向前元帅的长篇回忆录《历史的回顾》指出，中共中央当时规定的新时期战略总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指张学良、杨虎城所部），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战略总任务的出发点，最关键的一环是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打通与苏联的联系。问题之所以如此至关重要，是因为：第一、红军集结陕甘边，前有蒋军，后有马家军，没有战略靠背，孤立难持；第二、张学良急盼红军与苏联打通联系。目的是加强抗日和对付蒋介石，特别是对付国民党内亲日派。1936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报说：“……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多了。打通国际路线，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

    打通国际路线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由来已久。早在1935年8月5日，在毛儿盖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张国焘违反中共中央决议，南下川康，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仍旧贯彻北上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这就说明，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并非张国焘分裂主义或退却主义的口号。

    1935年11月，共产国际派张浩（林育英）到陕北，传达斯大林的意见，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古）和西北（新疆）靠近苏联。其后，1935年初，红军的东征及拟议中的西征，都与执行打通国际路线这一战略方针密切相关。

    　　延安“批张”

    　　大批四方面军干部被整肃

    事实上，西路军的行动不仅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21800人大军的命运及其影响。自然关系重大。因此，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

    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共中央及军委先后在3月4日、17日两次电令中，已经毫无道理地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却毫无根据地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

    3月17日，距西路军残部分散游击仅仅三天，何以如此匆忙地对它的失败责任草率盖棺论定？更有令人不解者，20多年后出版的毛泽东写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谈到西路军时赫然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1936年12月，西路军尚且苦战河西走廊，并未失败；而中央在同一时间给西路军总部的电报中，一再强调西路军“面前无大敌”、“前途甚佳”，甚至希冀蒋介石发善心压迫马家军不打西路军。显然，这段文字是后来才加进去的。

    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的同时，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全党全军展开。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大批干部被整肃。酿成以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为“主谋”的“抗大反革命暴乱案”，数十名将领被捕判刑。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

    3月22日，季米特洛夫签署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指示电，对延安此举表示强烈不满和严厉批评：“我们不相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 “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做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要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

    可惜，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阻止延安清算斗争的扩大化和延续化。从1937年到1983年，西路军乃至红四方面军将士被捆在“张国焘路线”的耻辱柱上，饱受屈辱，含冤莫辩，长达半个世纪。最终解除这个历史困局，洗清这一历史冤案的，应当首推陈云，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

    主要参考文献

    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国共产党史》第一卷

    夏宇立 《血色黎明》

    郝成铭、朱永光编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

    陈云建议李先念

    “把西路军问题搞清”

    1937年5月，西路军李先念支队突围到达新疆星星峡时，陈云、滕代远已经迎候在那里。

    据近年出版的《陈云年谱》记载：1936年10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成一个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派回中国迎接执行夺取宁夏战役计划、担负打通国际路线任务的红军部队。代表团由陈云任团长、滕代远任副团长。

    代表团组成后，在莫斯科共产国际驻地留克斯饭店集中三天。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设家宴招待陈云、滕代远，问他们需要什么。陈云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要武器弹药，季米特洛夫遂通过苏共中央要了九十辆坦克、九十门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

    45年后，1981年11月29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三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朱玉：《西路军疑》）。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由新疆返回延安后，职务被降六级，从军政治委员变成营教导员。西路军被诬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1949年后，一贯喜欢看战争题材小说、电影的李先念，却拒绝看有关西路军的作品，也不愿见西路军老战士。他和陈云一样，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在根本是非问题未解决之前，他能公开表示什么呢？

　徐向前：愧悔交加，余痛在心

    敌人的进攻，多先以强大炮火轰击我阵地，而后开始集团猛冲，步骑交加，刀枪并举，乱喊乱叫。虽受猛烈杀伤亦能组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冲锋不肯轻易败阵。子弹每人携带三、五排，打完后回去补充，以免被我缴获。遇我出兵反击时，则迅速退却，诱我追击，利用空旷地带，发挥骑兵特长，实行快速反击包抄。

    马敌重兵来犯，我军创病皆起，战局摄人心魄。……我军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全靠近战对付敌人。每当敌人冲到我阵地前沿时，部队突然冲出围子，进行反击，肉搏格斗，杀退敌人。有些围垣被炮火击毁，指战员利用断墙残壁，拼死坚守，直至将冲进的敌人杀出。因为子弹缺乏，步枪几乎失去作用。……战士们的步枪都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

    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

    --摘自《历史的回顾》

    　　徐向前撰写回忆录 “毛选”修改西路军注释

    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打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并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

    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疑案，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徐向前，是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又是西路军的总指挥。从1983年开始，徐帅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内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1991年，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新版发行，内中关于西路军的注释，做了重大修改：“（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以后，经中央批准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徐向前逝世中央的讣告及徐帅生平等，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均奉中央和军委的命令。

    然而，由于历史包袱沉重，某些著作依然有意无意掩饰历史真相。

    1991年7月8日，李先念写信给杨尚昆等同志，针对即将推出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对西路军历史的所谓“奉命”的模糊表述，愤怒而严厉地提出了批评。在李先念的干预下，人民出版社把已经装订待发的7万本成书中相关书页全部撕去重装。在此前后，反映西路军悲壮历程的史学、文学和影视作品不断问世，从而为深入研究西路军创造了较好的环境。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发表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中共中央在新世纪之初，对红军西路军所做出的明确公正的评价。

    西路军的历史说明，世间没有任何人物或政党没有犯过错误。中国革命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即使在正确路线之下也难免失败与成功交织，正确与错误并存。失败和错误，既不会因人为的淡化而消逝，也不会因揭示真相总结教训而令人意气消沉。相反，它将使人们从历史事实中省思自我，提高自信，并对敢于正视历史引以为戒的政党及其领导者更加增强信任感，从而提高其威望。

    　　补白

    　　徐向前和李先念的骨灰

    　　都撒在了祁连山

    1990年11月6日，徐向前元帅的部分骨灰伴着白黄两色鲜花撒向西路军浴血奋战过的河西大地。此前，当李先念探望病重的徐向前时，徐帅告诉这位与自己并肩战斗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

    1992年7月2日，又有飞机乘云而起，扶摇直上。李先念的骨灰和鲜花一起撒向了祁连山。

    半个多月前，病重的李先念向夫人林佳楣倾吐了心里话：“将来我的后事要节俭，一切按中央规定办。我只有一个请求：把我的骨灰撒到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那里是我成千上万的战友流血牺牲的地方，我舍不得牺牲了的战友，我想和他们在一起。” 张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中华民国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专家）

黄河水

　　
　　1937年2月27日，西路军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在延安发表了长达3万多字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文章，拉开了批判张国焘运动的帷幕，文章公开指责张国焘是“军阀主义”、“土匪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退却逃跑路线”。

　　3月底，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央随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进行批判。批判会一连开了5天，最后由毛泽东作长篇总结，形成决议。决议指出张国焘的6宗大罪，除了南下和分裂中央以外，关于西路军，作出如下结论：“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紧随着，一场大规模的批张运动，就在延安轰轰烈烈展开了。

　　由于处置失当，批张很快便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从河西走廊传来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噩耗，弥漫在广大红军官兵中悲痛欲绝的情绪使张国焘立即成为众矢之的。而张国焘态度强硬，拒不承认他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责任，因此形成了这场运动不应有的复杂局面并且很快导致发生了严重后果。

　　批判上纲上线，上挂下连，越来越过火，原4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不幸也跟着他们前些时候的统帅成为了批判对象和靶子。始而是少数人，继而扩大到绝大多数人。最后由运动形成的严酷气氛，压得原4方面军的所有官兵像做了亏心事一样抬不起头来，造成一大批原4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受到严重伤害。而且在党内军内形成了一个武断的共识：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这样的结论，对于西路军是完全不公平的。西路军从过河伊始就一直尊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行动，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最后失败了。应该说，党中央在这件事上给予西路军的使命超出了西路军自身的实力，当时的张国焘巳经不能影响到西路军的行动。和“张国焘错误路线”没有啥子关系。为党中央的安全，为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最后孤军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的西路军，却从此背上了“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包袱，使他们和原4方面军中的许多人一生坎坷，郁郁而终。

　　运动的组织者极不适宜地以追究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掀开了批张的序幕。这虽然有利于刺激广大党员和红军官兵的情绪，以调动他们斗争的积极性，但因明显有违于事实，而引起知道真相的原4方面军高中级指挥员们的重大反感。而指挥员们的情绪，也很快在广大士兵中漫延开来。

　　对如此大举批判张国焘，毛泽东也曾担心会引起原4方面军官兵的鼓噪动荡。原4方面军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除了巳遭全军覆没的西路军，在延安还留有4军、5军、31军两万多人，力量远远超过1、2方面军。毛泽东派罗瑞卿到原4方面军部队中调查，结论是“张国焘在原4方面军中影响很深，大部分官兵都没能认清国焘路线的错误”。鉴于此，大部分原4方面军的高中级干部被抽调到刚由红军大学更名为抗日军政大不久的校园里学习，目的当然是紧急“洗脑”。

　　由于批张运动未能紧紧抓住张国焘悍然挥兵南下另立中央的核心问题，加上方法不当等因素，以致运动深入到教育争取原4方面军广大官兵同张国焘的反党路线划清界限时，一场酝酿巳久的风波猝然在抗大校园里爆发了。

　　当时，原4方面军有大约500多名军、师、团级干部正集中在抗大学习。他们对批张运动一时转不过弯来本在情理之中，但运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却习惯于以前那一套“整思想即整人”的作法。把他们看成是张国焘的“亲信党羽”，强迫转变立场，并且手段极其简单粗暴。

　　这样的观念和做法，使原4方面军的干部们形成一种共识：在毛泽东党中央的眼皮底下，为什么会发生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事情？这不明摆着批判张国焘是虚，对原4方面军的人进行全面整肃才是实么？

　　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鄂豫皖和川北的“大肃反”，对这样的运动余悸犹存。

批张运动才刚刚开始，针对四方面军官兵的更大风暴还在后面。

　　四方面军官兵群体性公开表现愤慨情绪是在抗大操场举行的那次大规模的批张会议上。批斗会由林彪校长主持，那情景和文革初期批斗“走资派”没有两样，不章动嘴，还动手。

　　毛泽东和中央在家的领导人全都坐到了主席台上，台下，密密麻麻坐着来自原3个方面军的上千名高中级干部。

　　张主席刚一露面，一帮积极分子就冲上前去，反扭他的胳膊，把他往主席台下拖。

　　我出于警卫员的职责和积极分子们争吵推搡起来，坝子上坐得密密麻麻的抗大学员们也都出现了混乱，表现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情绪。

　　在批斗会的过程中，火药味一直很浓，张主席的态度也很顽固。

　　当一位学员在发言中突然脱下鞋子，往张主席脸上猛力扇去时，张捂着脸大叫起来：“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打人的学员立即被罗瑞卿逐出了会场。

　　但即便如此，却依然惹恼了许世友。他在人丛中霍地站起来，圆睁豹眼，冲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怒吼道：“妈的，你们这是干啥？开的是批判会，还是打人会？这些混帐东西说了这么多，有几句是真话？说我们4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是逃跑主义，俺就不服！哪来这么多主义，打不赢就跑，换个地方再打嘛。你姓毛的要不逃跑主义，咋会从江西跑到这黄土坡坡上来喝小米粥？”

　　许世友这样的态度，只能激起公愤，顿时，会场上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打倒反动军阀许世友”、“许世友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土匪头子”。积极分子们一拥而上，把许世友也拖到主席台下，与张主席并排站在一起。

许世友挣扎着扭过头，向着台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们大吼：“姓毛的，你说一句话，俺许世友，是不是土匪？”忽地，一股鲜血从他口中喷出，他訇然倒下了。

　　许世友病了，原4方面军的官兵们视他为敢于仗义直言，惹得“龙颜”大怒的英雄，在抗大“洗脑”的学员们也纷纷到医院看望他，一起发泄对毛和中央的不满。

　　就在这时，许世友串联了一大帮在抗大学习的原4方面军的高中级干部，决定在1937年4月4日午夜后举事，杀死000，然后从北门城墙脚下的水沟爬出去，重回大巴山，与留在苏区打游击的许的老部下刘子才部会合，另竖红旗。

　　参与密谋然而最终却在举事的当天下午幡然悔悟的4军政委王建安悄悄离开寝室，向莫文骅主任作了密报。莫文骅大惊，飞报毛泽东。毛既惊又怒，急派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同志亲率中央警卫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抗大，将许世友、詹才芳、刘士模、陈再道、陈锡联、洪学智、朱崇德、吴士安（包括王建安）等30余人一网打尽，投入大牢。

　几十年后重提这桩历史公案，许世友如此言道：“到延安以后，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来，我非常痛心，半月没有休息好。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们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们是土匪，下面的干部也都看不起4方面军的同志，我非常生气，气得吐了血到医院疗养……。在病休中，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这时，4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一连这样三天，尤其是军、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志，现在却感到没有了出路。我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他们再来看我时，我就对他们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一千多人，又是我的老部下，在这里姓毛的说我们是反革命，我们到四川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到第三天，有20多个团级干部、两个营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笔者注：引自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

黄河水

　抗大风波引起的连锁反应让毛泽东始料不及，大为震惊，他赶紧把具体负责这场运动的中宣部长凯丰和负责本案审判工作的董必武召到他的窑洞里，详细了解了抗大风波的情况。

　　凯丰情绪激烈，要求毛泽东应施以严厉手段处置。

　　而董必武提供的情况对于毛泽东亲自出面纠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董老说，他巳经分别审讯过许世友、詹才芳、洪学智、陈锡联等人，也和曾参与策划，事到临头又幡然悔悟，向中央密报的王建安谈过话。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与情况，尚不能将抗大风波视作一次集体的反叛行动，而只是他们对在抗大进行的批张运动存在严重的扩大化倾向，把所有原4方面军的官兵和张国焘不加区别地当成了批判对像强烈不满，因此愤而作出了过激的行为。他们在反抗时说的那些出格的话，似不可以此作为定罪的依据，而应视为一时冲动之下的错误言论。他力陈许世友决不可杀，杀许，必然会引起原4方面军官兵更大的恐慌，有可能激化出更大的乱子。

　　董老还强调了最有说服力的一点，这批密谋拖枪出走的高中级干部，在风波爆发之前都没有和自己指挥的部队取得联系。而当时的情况是，布署在延安地区的部队中，原4方面军最精锐的4军、5军、31军仍占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毛听到这里坐不住了，运动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毛起身在窑洞时走来走去，大口抽烟，随后问董必武：“董老，他们想跑的一共有多少人？”

　　董老回答：“36个，巳经全部抓起来了。”

　　毛泽东恼怒地冲凯丰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得很么？凯丰啊凯丰，我看你是要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凯丰委屈地申辩道：“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火了，大声批评凯丰，“我让你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我还听说，你别出心裁跑到抗大去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以此来划线。还逼着4方面军的官兵人人交待，抢过老百姓的财物没有？奸污过妇女没有？当过反动军阀的爪牙没有？简直是乱弹琴！我看我毛某人，就没有张国焘水平高，张国焘在杂谷脑，在松岗，在甘孜批我毛泽东批得那样厉害，可就没有批一个1方面军的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普通战士也不放过！你呀，我看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那一夜，毛泽东睡不好觉了，一整夜坐在办公桌前抽烟，不看文件，也不写文章。连警卫员给他准备的夜宵也不吃。

　　“化干戈为玉帛”、“为我所用”，伟人的过人之外就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表现得淋漓尽致——毛把心思集中到了四方面军将领的领头羊许世友身上。

　　到东边天际隐隐露出一点青白色时，他吩咐警卫员通知罗瑞卿，他要亲自去抗大牢房里看看许世友。
　　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离抗大很近，下个坡，穿过一条小街便是。

　　可是，鲁莽的许世友一见毛泽东的面，竟然“哗啦啦”拖着脚镣上去和他拼命，吓得负责毛泽东保卫工作的罗瑞卿赶紧叫卫士拥上去，用麻绳把许世友捆得像个粽子。

　　动弹不了的许世友仍挣扎着昂起头，冲着毛泽东破口大骂：“姓毛的，你老奸巨猾不是好人！我要有枪，今天就一枪崩了你！”
　　

毛泽东是领袖，领袖也是人，也有人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他一片好心前去，没想反倒被许世友弄了个没趣，心中自然有气了。所以，当他身边的一些同志再次提出杀掉许世友，以示惩戒时，他点了头。

　　罗瑞卿带着执行队员前往抗大后，毛泽东却又显得心绪不宁了。

　　桌上的电话突地响了，毛泽东一把抓在手里。话筒里响起了罗瑞卿的声音，他向毛主席报告，许世友拒绝签名，要求在枪毙前最后再和毛泽东理论一番。

　　毛泽东就在这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说：“罗长子，你把许世友的脚镣手铐拿掉，马上带他来见我。”

　　可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罗瑞卿马上又向他报告，说许世友坚持要带他的手枪，否则他不来凤凰山。

　　毛泽东毫不犹豫，大声告诉罗瑞卿：“把手枪还给许世友，告诉他，我毛泽东不但准他带手枪，还允许他装满子弹。”

　　许世友接过跟随自己巳经多年的手枪，手竟抖了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居然有胆量答应他这带有试探意图的荒唐要求，还特意让罗瑞卿转告他，“允许你装上子弹”。他的心颤栗了，泪水溢满眼眶。过去，由于他多年来长期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张国焘对他这位骁勇的战将是十分器重的。4方面军有纪律，严禁官兵喝酒。可张国焘知道许世友嗜酒如命，对他却网开一面。8万官兵中，唯独允许许世友一人可以喝酒。对此，许世友对张国焘怀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情——对毛泽东不仅相当不了解，可以说受张国焘的影响，对毛还抱有很深的成见。在“南下北上”之争中，他不仅旗帜鲜明地站在张国焘一边，而且还在陈昌浩把持的右路军指挥部里充当急先锋，与何畏、詹才芳等高级将领上演了一场围攻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的闹剧，逼着张闻天拿出党的最高领袖的权威来，迫使毛泽东改变态度，同意张国焘的南下战略方针。在围攻中，他还对毛泽东出言不逊，大加攻击。

　　而眼前的事实，却分明让他清楚地看到了超出自己想像中的毛泽东的另一面。

　　很快，罗瑞卿把许世友带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

　　许世友呆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仅这一声亲切的称呼，就感动得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许世友鼻梁发酸，眼中泪花滚滚。

　　折金山，倒玉柱，他“咚”的一声双腿跪地，将压满子弹的驳壳枪双手高举过头顶，说道：“毛主席，他们要缴我的枪，我不给，这枪是我用命去战场上换来的，我把它交给你！能在死前听你叫我一声同志，够了！我许世友只有一句话：姓许的反对你们拿4方面军的兄弟当替罪羊，但我不是反革命，王建安、詹才芳、洪学智、陈再道他们也不是反革命！”

　　毛泽东双手将他搀起，说道：“4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去的全权代表，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

　　许世友哽咽道：“毛主席，要早一点听到你这句话，我们就不会干蠢事了。”

　　"你有错，我们也有错，把你许世友打成反革命，是我们的错；你许世友受了委屈就要带上人往川北跑，是你的错。都有错，我们都改，好不好？”

　　毛泽东倒了一杯水，放在许世友面前，继续说道：“许军长，按照我们湖南人的话，咱们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常言说文武打天下。我毛泽东是文人，没有你这武将，一个巴掌拍不响哦。你说是不是？对你这位名贯三军的虎将，我爱都爱不过来，岂有斩你的道理？不过，有些事情啊，也得请你多多理解我，多多理解我身边的同志。俗话说单枝易折，多枝难断，要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整天四分五裂的，我们还能做成什么大事情啊!”毛泽东还谈起了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根源以及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等等。

　　许世友的脑筋终于开窍了，他激动地说道：“毛主席，今天我终于认识到了，你讲的话句句在理。以前我总是对你不满，总认为过去我们公开反对过你，你在编方设法地报复我们4方面军，听了你讲的道理，我明白其实不是这回事。毛主席，我向你检讨，我在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逝世两周年之际，许世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怀念毛泽东的文章，真切地记叙了他当时的心情。

　　“毛主席这句话，一下子解开了我思想上的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毛主席多么了解我们这些工农干部的心啊！我郁积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被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光。”

　　就这样，巳经被毛泽东下令处死的许世友从此后成了毛泽东最忠诚的战士。党史军史上，也因此而增添了这样一段动人的佳话。

　　毛泽东以他独有的大家气派和颇具浪漫色彩的方式处理了抗大风波，巨手一拨，便将这艘巳经偏离航向的大船，又推回到了正确的航道上。

　　许世友被释放出来，受到开除党籍8个月的处分，降职使用分配到抗大担任校务部副部长。

黄河水

悲惨的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


  张国焘在长征中与毛会师时，拥有雄兵八万，毛只有残兵一万。但几个月工夫， 毛就成功地破坏了他的军队，抢先联系上苏联，被莫斯科首肯为中共领袖。重逢时，张国焘是灰溜溜地来的，军队也只剩下一半。毛仍不放过他，因为他仍然是书记处书记，他的四万军队仍然是毛的一倍。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打到外蒙古边境去接收苏联武器时，毛用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当先锋，要在蒋介石的重重阻兵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失败后，红四方面军的两万一千八百人被隔在黄河彼岸，成为孤军一支。这时莫斯科询问中共可不可能改道去新疆接收武器。这一路长达一千五百公里，大部分是杏无人烟的沙漠，控制在极端反共、凶悍无情的穆斯林马家军手里。毛明知前景毫无希望，但他抓住莫斯科的建议，把这支孤军派去。这就是“西路军”。

  毛把这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孤军在沙漠里调来调去，向他们发出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指示，迫使他们打一场又一场的恶战。指挥员徐向前说，给他们的任务是“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西路军最后实在无法支撑下去， 要求返回延安，毛却命令他们“就地坚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更电令他们“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

  到三月中旬，张国焘手下的这支劲旅几乎全军覆没。被俘的红军遭到残忍杀害。甘肃西部的最后一场血战下来，一千多人被活埋。活埋以前，俘虏们被集中起来照了相。从照片上看，他们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命运。两千名女战士被强奸，被凌辱后杀害，被卖身为奴。两万多人中二只有四百来人在四月底挣扎到了新疆。 苏联飞机运给他们武器、食物和香烟，另外每人一副碗筷。

  少数逃回陕北的西路军官兵死在自己人手上。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先生目击一个当地干部这样津津有味地“丑表功”：当四方面军从甘肃被国民党军队追得无路可走到达我们关中苏区的时候， 我们首先很客气的接应他们，又举行欢迎会招待他们，然后缴下他们的武器，就对他们说：“同志，你们辛苦了，调你们到后方休息去。”再把他们一批批一批批骗到山沟里，把这些王八龟孙子的四方面军都活埋了。

  活埋的时候，那才好玩呢。开始，我们笑嘻嘻地对他们说：“同志，把坑挖好了，我们要活埋国民党军队了。”他们果真起劲的挖，一锹一锹的挖下去， 抹抹脸上的汗珠，还笑着说：“再挖深一点，让这些国民党军队躺在里面舒服些。”我们也笑笑，挖好了，我们把他们一个个推进去，踢进去，起初他们还以为咱们开玩笑呢，等到我们提起铁锹填土的时候，才大声呼叫：“同志，我们不是国民党军队呀！”我们骂：“妈的，管你们是不是国民党军队，老子要你死，你就死……”

  听的人愤怒了，大声呵斥他：“同志，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做，你们就错了……你们太过火了，我相信这绝不是党的命令。”

  讲故事的人大声反驳：“什么，不是党的命令，是我们过火了？难道我个人和他们过不去。我那时是个支队长，咱们团长要我们这么干的，团长说是高岗同志的命令，高岗同志当然又是奉的毛主席的命令。咱们只认得毛主席，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就干啥。”

  西路军一朝覆没，毛泽东就对在延安的张国焘下手，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结果，在红四方面军干部面前批斗张国焘。毛企图把张国焘赶出政治局，只是因为莫斯科不同意而没有得逞。

  用张国焘后来的话说：他“受尽了折磨”，是“毛泽东在后面掌舵”。毛的秘书把他撵出他的住宅，让给毛住；他的警卫员被捕。一次，张国焘看见儿子在学校 演戏时被派演“托派”张慕陶，“扮成奇形怪状的汉奸样子……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捉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进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黄河水

 一九三八年春，忍无可忍的张国焘，抓住毛泽东处境不妙的机会，要跟王明等人联起手来倒毛。四月四日，作为陕甘宁边区主席，他离开延安去附近的黄帝陵，跟国民党官员一起祭陵。祭祀完毕，他钻进一辆国民党的汽车，到了西安，随后前往武汉，去找在那里的王明、周恩来、博古。

  项英作为新四军的负责人就在武汉附近。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书记处中不赞成毛的五个人都不在延安，不在毛的控制之下。张国焘到底跟王明等人说了些什么， 至今是中共的秘密。根据延安向莫斯科的报告，张国焘在武汉时“企图分裂党的团 结”。可以肯定，张国焘力主马上倒毛。但是他未能说动武汉三人，最可能的原因是，这三人认为莫斯科不会同意。张国焘是走投无路，只能铤而走险。但王明正踌躇满志，察觉不到毛其实只是外表服从。

  张国焘在武汉跟三人谈了一星期，绝望后，他投奔了国民党。他接着给留在延安的怀孕的妻子写信，要她来武汉，把他们十二岁的孩子也带出来。毛拖了两个月， 等到确定张国焘没有造成什么危害，才放他们离开了。张国焘的妻子经过武汉时， 周恩来要她转告张国焘：“不要对党做得太绝了。”张听从了周的“规劝”。张国焘曾一度担任中共军事部部长，负责在国民党军队里安插间谍，但他一个名字也没透露。他的回忆录千页之长，但没有泄漏多少内幕。可说他为国民党是什么也没干，国民党对他非常失望。中共掌权后，他逃离大陆，后来托人带信想送儿子进广东中山医学院学医，中共爽快地同意了。一九七九年张国焘八十二岁时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老人院里，死前一年，他皈依了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