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
一 延安的重要性
中国共產党的统治形式正式形成於延安时期（1935-1948）。蒋介石贴心侍从、特工头目唐纵在日记中谈及延安对中共的重要性，以及中共对知识份子与私有财產政策的转变1：
毛泽东经过土地革命之教训，与封建势力斗争的经验，知道国民革命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的主力不是工人，而是小资產阶级和农民，故自民国三十一年整风运动以来，竭力争取中间层知识份子。在第七次大会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主张保持私有财產制度并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中共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一转变在中国收得很大的效果，后方许多工商界和国民党内部失意份子，过去对於共產党恐怖的心理，已完全改观。
来自敌方的总结一般比较深刻。唐纵指出中共对知识份子及私有财產政策转变的巨效，可谓拨草见物一语中的，点到中共获胜要因之一。
延安时期，革命手段无限制、道义原则工具化的极左倾向得到遏制。南方苏区劫富济贫的平均主义，短期内虽能有效动员一部分农民「入伙」造反，但这种只破坏不建设的暴烈政策毕竟缺乏持续性。1929年2月，湘赣边苏区干部就指出：「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產，日益激烈的崩溃。」2苏区经济必须依靠高歌凯进的军事扩张才能维持，与黄巢、李自成的流寇主义大致相同。一旦扩张停止，仅靠赤区经济体系，便无法维持。一位中央苏区财政人员说：「城市商业日渐衰落，最后陷於停顿。营业税的收入也很少了。此外，其他收入则为数更少。」3
相对於南方苏区搞得鸡飞狗跳、缺乏持续性的「打土豪经济」，中共延安时期各项政策要宽缓得多。「减租减息」而非彻底剥夺地富，使得延安经济较之江西有了更多的推进力；「三三制」更是扩大了政治基础，因此得到知识份子的政治支持。毕竟，地方乡绅既是生產的组织管理者，也是维持社会再生產的基本社会力量。恶霸劣绅终究是极少数。「劫富济贫」打掉了所有乡绅，也就一併摧毁了该地的生產力。
政策的转缓，使中共获得人和。延安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是中共胜利最关键的「客观保证」。「延安一代」包括抗战前后进入各根据地的青年知识份子。显然，中共仅凭南方长征而来的二万餘红军，在抗战结束后不可能具备与国民党争锋逐鹿的能力。从队伍构成上，仅有山上队伍的「枪杆子」，缺乏来自亭子间的「笔杆子」，也是无法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抗战第一年，八路军就从3万餘扩至25万4。1944年年底，国民党拥军200餘万，中共63万5；半年后中共七大，中共党员120万，军队近91万，初具对抗实力了6。
1938年3月3日，毛泽东向陕北公学（陕公）毕业生致临别赠言，作出歷史性预示：「从前有个黄埔，那里表现著一种朝气，这种朝气也就代表著一种倾向。黄埔和陕公一样，同学是从各地方来的，又分布到各地方去。」7对於大批青年知识份子的加盟，毛泽东的政治敏感十分强烈。1942年5月28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刚结束，毛泽东在中央学习会上作报告8：
需要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天天讲，使得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知识份子採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斯大林在联共第18次大会上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讲的。任何一个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地主阶级、资產阶级、无產阶级都是一样，要有为他们使用的知识份子。
随著中共军政影响日益扩展，延安一代知识份子对1940年代以后的中国歷史走向发生了无法漠视的作用。十六岁到延安的何方晚年说：「后来看到所发生的各种事情会经常联想到延安整风，越来越感到那场运动对党和国家影响之长久和巨大。」9延安文化模式规范了几代人的思想，塑造了几代人的价值。
1949年以后，在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延安出身」成为进入新政权上流社会的入门券。文化界、思想界没有这一出身的昔日主角均退居边缘，延安一代一统天下。直至1980年代，中共党内都将延安时期视为「黄金时代」，把延安一代称为「黄金一代」10。
从思想倾向、价值理念这一大框架上来考察，就连自由知识份子胡风、贾植芳也属於延安一代。他们虽然没有到过延安与根据地，没有加入中共组织，但在价值认同与思维方式上，完全接受「延安模式」。胡风与周扬的文艺理论虽有不同，但文艺为政治服务则是他们的共同归宿，分歧仅在於如何具体为政治服务。两人的对立仅仅源於当时极不宽容的社会氛围，并没有实质性的价值对抗。《小兵张嘎》作者徐光耀晚年说：「那时候，人们的思想能有几个不『左』呢？……甚至包括胡风，跟党也是跟得很紧的。」11胡风等人在1955年下狱后，也只能发出模糊的迷惘之嘆，无法进行深入反思。
1955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共六十一人，成员主体即为延安知识份子，尤以中央研究院为核心：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艾思奇、胡绳、范文澜、尹达、张如心等。其他进入学部的延安知识份子还有：何其芳、于光远、王学文、杨献珍、邓拓、薛暮桥、吴玉章、向达、潘梓年、骆耕漠等。
延安发生的一切均意味深长，裹带著重要的歷史内涵。近年，将「延安知识份子」单独列类，已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界基本术语，愈来愈受到中外学者垂注。
二 广招天下士
1937至1938年，中共打开大门「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中组部长陈云语）12，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登报招生。1937年9月5日，陕公校长成仿吾在《新中华报》上发表〈陕北公学招生简章〉，西安、三原、延安等地设立考场。1937至1942年，中共在延安先后创办抗大、陕公、鲁迅艺术学院（鲁艺）、中国女子大学等十七所院校，面向全国招生。1937年，中共特调上海的艾思奇、何干之到陕公任教。陈云强调：「谁抢到了知识份子，谁就抢到了天下。」13「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份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14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桂林、兰州、迪化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广州的八路军通讯处，千方百计将知识青年一批批送往延安。延安所有教育都是免费的，抗大须为每位学生平均支付10.5元15。
另一方面，「九．一八」以来，大批知识青年原本就不满国民党的对日妥协和专制统治，再受斯诺（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范长江的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加上其他介绍延安的文章的强烈吸引，怀著信仰憧憬从天南海北投奔延安。1938年夏秋达到高潮，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夫妇同行，姐妹相携，还包括一位七十五岁的老头。抗大招生额满，从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都贴上「抗大停止招生」，但「还是有许多青年徒步走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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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释
1 公安部档案馆编註：《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页522。
2 〈杨克敏关於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页19。
3 曹菊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工作的部分情况〉，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页373。
4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页227-29。
5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354、373；279；251；279。
6 朱德：〈论解放区战场〉（1945年4月25日），载《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149。
7、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104；432；374。
9 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上册（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页209；279；129；259-60、266。
10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页495。
11 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页162。
12 刘家栋：〈陈云与延安知识份子政策〉，参见朱鸿召编选：《眾说纷紜话延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页82；84；90。
13 转引自刘家栋：《陈云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30。
14 陈云：《陈云文选（1926-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115。
15 江文汉著，黄天霞译：〈1939年江文汉延安访问记〉（1939年11月17日），《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4期，页6。
16 陈云：〈论干部政策〉（1938年9月在抗大的讲演），载《陈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页113；何其芳：〈我歌唱延安〉，《文艺战线》，创刊号，1939年2月。参见《眾说纷紜话延安》，页222。
── 原载 二十一世纪
Wednesday, September 0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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